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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被革命卷入者”的心灵 /孙立平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0月27日 转载)
    这本书研究的是陕北的一个村庄,它的革命史,村民们在革命中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对革命中日常生活的感受。就它最独特的价值来说,这是在研究中国革命中还很难见到的一部关于最普通的“被革命卷入者”的心态史。
    
     骥村,这是一个位于陕北的非常偏僻的村庄。我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一起去骥村的时候,把村庄和县城连接起来的还是一条遇到大雨就会无法通行的土路。在革命延伸到那里的时候,那是在我们造访这个村子的半个世纪之前,其与外界交通不便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然而,也恰恰是它的偏僻,给了人们一个极好的机会,去观察和理解宏观革命背景与微观的村民生活之间关系,以及那些往往是被动卷入革命的普通人的心灵。

    
    “对于中国来说,二十世纪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世纪,一系列的动荡伴随着一系列的革命,在动荡与革命的交织中,中国社会发生着意义深远的变化,中国农村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对于这样的一段历史进行细致的记录和研究,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
    
    上面的这段文字,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口述资料收集计划》开始实施的时候写成的。它表明的是这样一种有意识的努力:如何通过走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倾听他们对那段岁月的感受,来更深入地理解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革,同时更好地理解我们今天的社会转型。
    
    革命既可以发生在心灵的外部,也可以发生在心灵的深处。这种差别体现了革命的深度和广度。
    
    就社会动员的彻底性来说,中国革命远远超过人们经常与之相提并论的法国大革命和苏联的十月革命。或者换个说法,普通民众在前者中的卷入,远远超过后者。这是一个相当令人惊奇的事情。我们在口述史的研究中,常常被这样的一个问题所吸引,并由此导致深深的困惑: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是如何进入这个革命的过程的?一个识文断字的人成为革命的一个分子,我们可以理解,那是他们受到理想的呼唤;一个见多识广的农民成为革命的一个分子,我们也可以理解,那是他们在寻找一种新的生活。但在面对这样的情景的时候,我们困惑了: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加入了共产党的秘密组织,他为了党而保守秘密,叫做“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儿女”,但当一个陌生的“同志”,带着组织交给他的暗号和他联络的时候,他就会将这个“秘密”无保留地交给这个“同志”。对于一个视家庭几乎就是他的世界的农民来说,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这里,我们实际看到的是一场极为特殊的革命,它不但改造着制度,而且在改变着生活;不仅在改变着生活,而且在改变着人们的心灵。所以,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造就社会主义新人,就成为这个革命的重要主题。
    
    但问题是,这样灵魂深处的革命成功了吗?毛泽东毕其一生要改造农民,这个目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成功?现实的情况远比一个简单的答案要复杂。当人们强调共产主义革命对于人的改造,强调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这个过程远不是“完美的”,其最后的结果,与当初的目标远不是完全吻合的。我们在骥村的时候,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在延安成为革命首都的时候,善于造窑的骥村村民有许多就在那里打工,但他们并不参加革命。换言之,他们只是给共产党打工,挣共产党的钱,但并不参加共产党的革命。这与我们经常在革命回忆录中看到的由于革命的巨大感召力,人们竞相当红军的情景,并不相符。
    
    然而,如果仅此而已,事情也还是比较简单的。这里我要说一个我在内心里酝酿了很长时间的一个词:似非而是。也就是说,造就社会主义新人的结果并没有达到其所预期的目标,经过改造的农民也并没有完全成为党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新农民。现实的情况是,盲目接受的革命话语,虚伪的顺从,根深蒂固的日常生活概念,在不同的人那里,以不同的权重混杂在一起。记得当时一个村民讲述其儿子在恋爱上的挫折的时候,用了“恋爱工作失败”这个说法。当我们在偏僻而落后的村子里听到这种书面语言的时候,内心里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触动。现代的文明,革命的话语,相当原始的生活,以一种怪异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这是革命与日常生活的杂糅,也是革命时期普通人生活的基本底色。
    
    那么,互相之间存在如此巨大张力的这些因素,是如何勾连和交织在一起的呢?郭于华以一位人类学家的敏感,捕捉到了“苦”这个因素。因为“苦”既是个人的,同时也是社会的,正是这样一种双重的属性,它成了连接宏观和微观、心灵与社会的纽带。特别应当看到的是,在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实践中,“苦”这个因素在重塑人们的内心世界乃至整个社会的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诉苦”、“挖苦根”、“忆苦思甜”,曾经是普通农民都耳熟能详的重要概念,同时也成为一种相当熟练的言说模式。
    
    “苦”有着非常深厚的“日常生活”基础。苦难,可以说是与生俱来,是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在物质匮乏的时代,就更是如此。在骥村,这个黄土高原上的偏僻村庄,这个“苦”的概念就更是与现实水乳交融,成为生活本身的一部分,甚至成为理解世界的一种角度和眼光。正如郭于华所描述的,当地人普遍将在田里干活儿,称之为“受苦”。如果你询问某某人在做什么工作,经常得到的回答就是“在家受苦呢”,意即在农村以种地谋生。我们没有办法考察,这个“苦”的概念究竟是何时又是如何产生的。但我想,无论如何这是与生活中的苦难,与他们对苦难的理解联系在一起的。当他们平静而漠然地、若无其事地、面无表情地使用“苦”这个概念的时候,你一方面会感受到他们的淡漠与无奈,另一方面也能感受到蕴含的巨大的爆发潜力。而革命就是唤醒这种潜力的过程与结果。
    
    问题是如何通过对“苦”的运用造成革命的实践,并依此来改变社会。
    
    这里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自然状态的“苦”,是散射性的,甚至有时是很难讲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将现实生活中处于弥散状态的痛苦激活,使之成为可以倾诉和系统讲述的东西,并在讲述的过程中激发出其所蕴含的潜能,就成为最关键的一环。这时,技术,一种独特的权力技术,就是非常重要的。于是,在诉苦和忆苦思甜的过程中,党的媒体发表了许多有关的文章,出版了很多的小册子,传播组织诉苦活动的技术,交流这方面的经验。比如,在一些地方,一个自然村落中可能没有一个像样的地主,找不到一个可以控诉的对象,这时候可以将几个村子合并起来举行联村诉苦大会。再比如,一个并不善于在大会上讲话的诉苦者,讲述的效果可能是很差的,如何对他们进行培训和演练?还比如,由于某种原因,讲述者的讲述出现了中断,或效果太不理想,如何用高呼口号,或将控诉对象押到台上来进行批斗的方式维持或升级会场的气氛等。许多研究表明,这样的做法是很有效果的。
    
    当然,诉苦的目的是实现对人的改造。正如郭于华的研究所表明的,尽管村民们的苦难是散射性的,是深埋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的,但党的能力就体现在,有效地将这种个人性的经历和感受,与一个更大的范畴建立起联系,这就是“阶级”。你的苦难,并不是你个人的苦难,而是一个群体的苦难;而且这个苦难,是与另一个群体,即剥削阶级和压迫阶级相联系的。更进一步说,“阶级”其实也不是这个逻辑的终点,真正的终点是社会与国家。这样,苦难就通过阶级这个中介性的分类范畴与更宏大的“国家”、“社会”的话语建立起了联系。在这个过程中,革命的领导者一方面通过把苦的来源归结于旧国家制度而建立起消极的国家形象,另一方面也通过“翻身”意识等建立起积极的国家形象。而这就意味着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确立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普通民众的国家观念的形成。在西欧,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同时也是现代“公民”形成的过程。而在中国的情况下,普通民众是通过诉苦、确认自己的阶级身份来形成国家观念的。这种国家观念是一种“感恩型的国家观念”。而从个体的角度来说,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不是如现代西方意义上的“公民”,而是作为“阶级的一份子”和相对于国家的“人民”或“群众”。
    
    最后不能不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倾听“受苦人”的讲述并进行研究,与革命动员中的一般的“诉苦”研究是有着明显差别的。这种差别的主要之点在于,前者是一种主体进行主动的表达,而后者却是动员对象的“被讲述”。这一区别显示了口述历史研究的意义之所在。藉此,苦难就具有了另外一种力量:农民对苦难经历的讲述不仅能够成为历史而且能够提供历史的解释,更重要的是,倾听者则可藉此进入心态史的研究领域,获得对历史过程和逻辑的理解。也就是说,透过倾听、记录和理解20世纪中国农村“受苦人”的生活史,我们可以获知一种独特的文明--共产主义文明及其运作的机制和逻辑。骥村“受苦人”所讲述的历史呈现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逻辑,它们不仅在革命过程中发生作用,而且贯穿了超过半个世纪的时光,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中国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构建底层历史与重构历史的过程是一个讲述与倾听、理解与反思、解释与再解释的互动过程。
    
    了解过去是为了理解现在。正如郭于华一再强调的,需要将中国过去这一段革命的历史,作为一个文明--共产主义文明--来理解。其实,文明并不是玄虚的,它具体的体现就是组织和运作社会生活的逻辑,它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洞悉这个文明存在于日常生活,甚至存在于人们内心世界中的种种隐秘,是我们了解这个社会后来的转型以及今天的状态的基本前提。
    
    2013年2月4日
    
    注:本文系《“受苦人”的讲述》(郭于华著)一书的序言。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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