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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焦虑与下一步改革开放攻坚战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1月03日 来稿)
    晨曦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即,普遍预期将有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出台,国内官媒正在为下一步改革攻坚战营造热烈气氛。不过,当我们回过头来看意识形态领域的现状时,却又担心起来,中国知识界都在焦虑,这神经错乱的大脑能指挥协调改革开放的躯体大踏步地前行吗?

    
    陈永洲案为意识形态领域里乱像提供了最新的注脚。10月18日,湖南警方奔袭到广州,跨省抓捕了广州羊城报系旗下的《新快报》记者陈永洲,罪名是收受钱财,替人发表大量未经采访调查的抹黑中联重科公司的文章,致使该公司股票大跌,给公司和股民造成巨大损失。23日起《新快报》连续两天在头版以斗大的标题“请放人”和“再请放人”来强烈抗议警方滥用警权限制记者的合法采访权。一时间在网络上引起大量媒体人士的声援,连官方的记协都发表声明表示关注。然而,事情很快峰回路转。26日,中央电视台在其早间新闻和午间新闻里,突出报道了陈永洲案,镜头对着已经剃了光头的陈永洲,让他自己亲口承认是受人指使,收黑钱替人做中联重科的抹黑报道。中央电视台的“重磅炸弹”一下把网络上的声援浪潮炸得沉默了。很多先前声援的人们又调转枪口,批评这种职业无良行为,记协再次表态谴责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了新闻真实性原则,严重损害了新闻媒体公信力”。后来《新快报》编辑部也正式在报纸刊发道歉声明并开始内部整顿。但随即而来的却是一场更大的争论,左中右各个不同派别的人物连同媒体人,律师,学者纷纷围绕着这个戏剧性的事件发表自己看法,口水仗打成一锅粥。人们借题发挥,除了谴责媒体圈子里这种盛行的“收黑钱办黑事”的腐烂的行业潜规则外,大量的批评仍指向这个事件中法律的破碎和央视的“审判权”;还有的媒体人士分析了在这类事情“食物链”中的多输格局。更有学者指出,新快报事件表明,不仅权力,整个社会都在“烂掉”,而且是“权力的烂掉推动了社会烂掉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官方喉舌人民日报网络版人民网和新华网27日再次发表文章,试图把争论限制在陈永洲和《新快报》本身的问题上。可以说,围绕着陈永洲案件,网络舆论场上演了一幕令人目不暇接的思想交锋和混战,似乎要把舆论斗争以来压抑在心中的郁闷一吐为快,生动地折射出作为中国社会大脑的意识形态领域混乱和撕裂的现状。
    
    在权力腐败盛行的社会大背景下,媒体行业特别是财经媒体圈中黑公关、收黑钱发黑文、用负面报道敲诈勒索等等不道德的行为和“潜规则”已经大行其道多年,甚至到了见怪不怪的程度,有的媒体可以说是整体的烂掉了。《新快报》事件如果属实,只不过是又增添了一个新的案例。但如果我们跳出就事论事的圈子,从宏观的角度看,就不难发现主要官方喉舌如央视对事件的着力点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还是舆论斗争,整肃“网络乱像”,平抑“杂音”。看一看这次央视的聚焦点和以前的一系列曝光又是那么似曾相识:警察抓捕后采访狱中的嫌疑人;光头在押犯供认不讳,表示痛改前非等等。只是主角依旧:不是大V就是记者,舆论斗争的老靶子,当然故事情节各不相同。本来是一桩普通的诽谤或诋毁商业信誉的案件,完全可以由另外的处理方式,但经过现在这样的过程怎么看都觉得变了味。混乱出在何处?为了寻求答案,让我们回过头来稍微仔细地审视一下目前持续两个多月的网络舆论斗争,看在铁拳高压下的网络舆论场新特点,有些事情自然就明了了:
    
    一,精细作业。随着舆论斗争的不断深入,官方的战略和策略一改前期的粗放式推进,逐步变成了精细化作业,当然这其中也包含着某种反思和调整。由于前期舆论战经验不足,搞出很多笑话和漏洞,执行中也有不少过头和偏差。如两高匆忙出台的转发500次的司法解释;薛蛮子事件的闹剧;报错事故死亡人数的网友被抓,甘肃一中学生发贴被刑拘等等,使严肃的舆论斗争成为人们调侃的笑料,有的是没打着狐狸倒惹一身臊。在这种情况下,当局显然也在总结经验,调整策略,让打击重拳更加稳准狠。同时,在案例宣传中也变得更加审慎了,注意明确打谣不是限制言论空间,合情合理的举报依然受到保护,转发一般不予追究等政策界限。官方的审慎宣传也伴随着一些纠偏的动作,如放了某些疑似“大谣”,薛蛮子应该也在其列。如地方爆出偏差动作,上面一般会迅速行动进行纠偏。重要的抓捕都必须经过“最高指挥部”的批准等等。央视后来公开的几个案例一般都是以敲诈钱财为目的“假记者”和“网络名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党的喉舌《求是》杂志首次就意识形态斗争发表秋实的文章《巩固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思想基础》,其中虽然也点名批判了“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思潮。不过,敏感的分析人士还是注意到了这篇文章的某些提法显然和以前有所不同,语气也不再那么杀气腾腾,并点明了某些理论提法的界限,似乎在为营造某种社会政治共识打下伏笔。柔性的宣传和 “精细化作业”的确再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纠偏的作用,也缓和了网络舆论场的紧张气氛。
    
    二,长期斗争。经过两个多月的舆论战,网络舆论生态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如大V基本上集体消声,舆论主战场正在转向中小V和广大草根网友,但重拳之下的网络舆论场依然是中国意识形态舆论阵地的主战场,各派别代表人物依然在这里十分活跃和锋芒不减,它仍然主导着整个中国舆论的导向,传统的官媒体系还是配角。例如,重要新闻事件和热点话题仍首先在网络上爆出,如贵州学生军参与强拆;李小琳参与保险并购交易传闻;被指为“五毛”的网络名人周小平被灭等等,不胜枚举。其实就是大V也在变换着方式继续发声:如任志强在微博就透露,央视采访他什么是爱国,他说批评政府就是爱国,此微博引发大量转发。在央视报道有些地方政府部门刁难老百姓办事难的问题时,潘石屹也在微博晒出当年他的类似遭遇,同样引起网友的围观。当然现在网友的聚焦点更多是那些专业的中V和小V,他们正在成为新兴的意见领袖。现实深刻地表明,高压和重拳无法在根本上改变网络舆论场的生态。打一个比喻,传统官媒场子好像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而网络舆论场实行的却是“市场经济”。你用计划经济的规则来管理市场经济的生态,当然是不会奏效的,有时只能添乱。在这种情况下,当局似乎也有所领悟,不断观察和总结,似乎做好了长期斗争的准备。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最近在军报上撰文说,“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总体态势是西强我弱、敌攻我守,对手总是在预设话题,制造事端,让我们疲于应对,疏于防范。这样下去,难免因百密一疏出问题。因此,必须以大智慧、大视野、大方略,争取战略主动”。不过,当局的大智慧大视野大方略至今我们还没有看见,看到的只是传统的“看家本事”,即“阶级斗争”的战法,尽管其中好多显然不管用了。所以,当局只能寄希望于精细化的持久战,“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目前应该是刚进入“战略僵持阶段”。
    
    三,知识分子的整体焦虑。两个多月的网络舆论战和整治铁拳给整个中国知识界,特别是媒体、律师、思想文化学术圈子的众多知识分子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使知识界出现了少见的“整体焦虑”的症候,其表现就是人人自危,噤若寒蝉,抑郁过敏等等。可以说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少见的情况。例如,很多律师在不同的场合对舆论斗争中公检法介入的种种瑕疵提出了广泛的批评,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法制的“明显倒退”。更有律师以给两高公开写信的方式对官方司法机构的某些做法提出质疑和挑战。媒体圈子对言论自由和合法的新闻采访与批评监督权受到事实上的压制更是在私下和公开的场合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和批评。还有些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学者也在自己的博客和微博中对舆论斗争的很多疑似阶级斗争为纲和文革时的做法提出各种批评,有的甚至还以给总书记公开信的方式表达内心的严重焦虑。在商界,一些著名企业家则以倡导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心参与创造一个明朗的法制环境等方式发出自己的不同声音,希望整个社会朝着开明和法制的方向发展。凡此种种,都从不同的侧面表达了这些社会精英群体在舆论斗争压力下产生的不同程度的焦虑和担忧。由于这种的社会心理忧郁症状的作用,我们就会经常在网络舆论场看到这样的现象,就是条件反射式的逆反心理:一件争议性的人物或事件出现,人们往往本能地不相信官方的解释和版本,而是宁可同情和相信事实上是错的一方,相信“阴谋论”。例如在一场官民冲突中,人们宁可相信是官员欺压百姓所致,而实际情况可能不是这样。再比如在类似夏俊峰的案件中,大量的网络舆论反而都在质疑死刑判决的合理性等等。在这次《新快报》事件中,类似一幕再次上演。这些场景反复出现,简直成了热点事件的“标配”,这的确令人深思。我们不能不怀疑这个社会的大脑出了某种病症,或者说是某种程度上的神经错乱。根子就在“阶级斗争”式的网络舆论斗争方式不但没有为下一步社会改革和发展营造一个所需要的“生气勃勃的创新性大脑”,反而在加剧大脑神经的紊乱。
    
    四,社会付出的代价。持续两个多月的舆论斗争不能说一无所获,至少驯服了部分大V。但正如我们以前多次说过的,大V虽然是“意见领袖”,但他们并不等于网络舆论场,不能用打蛇打三寸的逻辑来思考。更何况大V是不断变动的,一批倒下了,新的一批又生长出来,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个基本事实是在这个舆论场中,亿万网友才是民意的不竭的源泉。舆论斗争的成果有限,但官方付出的代价却很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全社会付出的代价。首要的代价是法律在这场斗争中的很多粗暴的运用被广泛地诟病。这种情况让社会降低了对法制的期待和敬畏,依法治国的口号再次被感觉更加遥远。法律如果成为政治斗争的方便的工具,人们自然就会担心它可能会有随时被抛弃的命运。来自律师业的广泛批评充分说明的这一点。其次的代价是,政府和知识界精英互信降低,双方的戒备心态加强,稍有风吹草动,这种戒备就容易变成对抗。这一点我们从体制内的很多精英保持沉默,体制外的以各种方式提出批评,就可以看到端倪。历史告诉我们这不是社会加速进步时知识阶层所应有的精神状态。第三个代价就是加深了社会多元化意识形态之间的撕裂和对立。这我们从近期网络舆论场中几乎每一个大的重大事件和热门话题的争论甚至是混战都可以看得出来。权力固然有话语权,但对思想这个东西,恐怕权力能做的非常有限,它最多能做到让人们鸦雀无声,但它做不到统一思想和统一意志。毛泽东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用“精神原子弹”短暂地做到了这一点,但后来却是彻底地破产且永远不会再回来了。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同毛泽东的时代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我们难道还试图去效法毛泽东来统一已见雏形并正在成长的思想市场吗?
    
    现在我们再来回头看陈永洲事件,其中的很多蹊跷就不难理解了,网络混战是舆论斗争逻辑的自然伸展,本来它可以不是这样的。眼下,随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我们最关心的是面对中国下一步改革开放的攻坚战,这样神经分裂的大脑能支持健全的改革开放的躯体吗?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回顾改革开放三十五年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一次改革开放的高潮都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和舆论环境的宽松,1978年如此,1992年也是如此。今天的条件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比1978年时好了很多倍。当年,刚刚从左的教条桎梏下走出来的中共对改革每一步几乎都伴随着“你死我活”的争论。邓小平为了避免当时还相当僵化的大脑影响改革开放的步伐,一面发动思想解放运动,一面倡导“不争论”式的大脑暂时休息的方法,为大规模的改革开放铺路。历史证明,邓小平是对的。正因为有了思想解放和不争论这两个新时期意识形态战线的新武器,中国的改革开放才能取得现在这样的举世瞩目的成绩。今天改革进入深水区,不改没有出路。这正像李克强总理最近在一次谈话中解释经济发展方向时所说,“稳不意味着不动,不动就会像骑自行车,会摔下来,所以我们要稳中求进,稳中有为。”既然深化改革开放是唯一的战略选择,也是全社会的基本共识,那意识形态战线和舆论环境就必须与之相匹配。而目前的情况与我们所需要的健康而活跃的舆论环境是格格不入的。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政治历史观来审视和评估意识形态战线特别是网络舆论场的现状。用阶级斗争的政治历史观来看,就会是今天这样的局面,如果我们换一种全球的,发展的和变化的视角,则认识和对策就可能不一样。这里有几个关键的问题需要我们去厘清:
    
    一、多元化的社会意识形态环境是正常的,还是危险的?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给中国社会造成的最深刻的变化之一就是经济结构的多元化,也就是官方也认可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使社会阶层发生了巨大的变动,不仅有占人口比例很少的富人阶层,也在造就了日益庞大的中产阶级,同时由于经济的独立性越来愈强,过去很弱小的知识精英阶层变得越来越独立,对社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也日益明显,他们甚至有作为独立的阶级存在的倾向。这些社会结构上的变化很多社会学者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按照共产党信奉的历史唯物论的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的基本面貌。各个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必然有自己的诉求和观念,这就逐步形成了一种多元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现实。我们常常看到面对重大改革和社会议题,都会出现争议和博弈,就是这种多元化意识形态存在的最好证明。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微博和微信位代表的网络舆论场更是全方位的反映了这种多元化的意识形态格局。客观地看,这是适应经济结构和社会阶层大变动的正常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演变,是自然的历史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媒体一统天下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多元化的思想舆论场则是市场经济土壤上开出的花果。作为领导改革开放的中共也完全应该以开放的胸怀去面对和接纳这个多元化的思想意识形态的舆论场。当然这个过程必然伴随着很多阵痛,就像当初接纳并拥抱市场经济一样。如果当局拒不承认这个现实,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就会出现很多扭曲和病症,最终还是要执政党和全社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二、多元化意识形态舆论场中的主流和非主流的关系
    面对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意识形态舆论场的存在,一直统领传统媒体舆论场的执政当局最担心的恐怕就是它会不会对执政党的地位和社会稳定产生“颠覆性”影响,因为党的传统思想舆论斗争的战略和政策都是建立在“牢牢掌握枪杆子和笔杆子”这个基本理念上的。其实,这个担忧是过虑了,也是对自己过于不自信的表现。中共建政六十多年,有一整套国家机器、组织系统、文宣体系、意识形态积累,还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形成巨大的经济实力和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相当庞大的群众基础,网络上的“杂音”再响亮,也很难达到“覆舟”的效果,更何况在这些“杂音”中还包含着相当多的属于批评监督性质的言论,它们本质上是为了完善现有的体制,而不是颠覆它。另外,在网络舆论场中执政党不占优势,还有客观的原因,那就是官方的各类机构进入得太晚,有的只是这一两年的事情,它们声音较弱,影响力较小,并不奇怪。还有法律对这个自发状态的舆论场规范的很少,只是到最近才紧急出台了两高的司法解释,这种相对的法律真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改变的。当然,民间的网络舆论场客观上冲击着各级党政机构传统的与民众交流的方式,这反而对其彻底改变适应新的技术条件的宣传和沟通的方式具有正面推动作用,对当局来说是好事,而不是坏事。综上所述,在中国国这样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下,执政当局不应该对网络舆论场的出现和发展有太大的过敏反应,不应该再用传统的“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来认识这个舆论场。相反,应该科学地、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认识这个新兴的还不为执政党所熟悉的舆论场的特性,掌握规律性的东西,然后再有针对性地建立制定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法律规范和管理政策,同时升级和改造自身的宣传和沟通的战略和方法,若干年后你还担心是这个场子中的非主流吗?问题出在自身,如果你拒绝改进,顽固地坚持戴有色眼镜,还用老的政策和方法去搞互联网上的“阶级斗争”,其结果只能是大家都是输家,最终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将再次蹉跎。
    
    三、为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攻坚战培育“思想市场”
    
    如果从历史的眼光看,网络舆论场的兴起和发展使各类的思想观点交锋变得十分普遍,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恐怕除了1957年以前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局面外,再难寻觅。当时毛泽东曾形容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他当时曾豪放地说,“党内有党,党外有派,历来如此”,他还说,要让人家讲话,天塌不下来,不让人家讲话,反倒是有危险。不过,后来他并没有践行自己的诺言,反而使百花齐放成了引蛇出洞的诱饵,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不但让社会上不同的声音和争论都遁形,连党内都“鸦雀无声”。最后的结果就是出现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浩劫”。改革开放开始后,邓小平多次谈到这个历史的教训,主张建立民主法制机制,防止个人独断专行。当然邓小平在这方面的实践也受到了历史条件和经济环境的限制,他走的并不远。今天,改革开放三十五年为中国产生了巨大的红利,新的经济基础和技术进步为思想意识形态新的繁荣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改革进入深水区,同时也在呼唤更繁荣和开放的“思想市场”的出现,使政府能在面对空前复杂的问题和决策时从社会汲取丰富的营养,做出科学决策,让改革开放安全渡过“深水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在谈到中国的改革时曾呼吁建立“思想市场”,促进深化改革。这应该是一个很有见地的观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什么市场差不多都有了,可能唯独缺少“思想市场”。先解放思想,才能建立思想市场。在这个问题上,当局大概最担心的是各种政治流派的传播和争论,恐怕破坏社会政治稳定。其实这个担心是不必要的。各种政治流派理论的存在是客观现实,它们实际上也在天天通过各种途径传播着,大众能否接纳一种政治理论和观念,从根本上说是取决于社会的经济和生活现实的发展,而不是这种理论听起来有多么天花乱坠和蛊惑人心。有些东西例如公民意识、民主和法制的观念,主要不是政治宣传的结果,而是公众从他们的生活实际中自己感受和体验到的。更何况当局还掌握着大量的主流宣传阵地呢。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和升华,政府和公众的共识会越来越多,这也是一个进步中的社会发展的正常规律。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执政当局都应该鼓励建立“思想市场”,网络场就是一个很好的试验田。在法律的逐步规范下,让思想之树常青,为改革开放攻坚战提供肥沃的思想土壤。至于前期在网络舆论场出现的乌七八糟的谣言,水军和欺诈勒索等等违法行为,逐步建立系统的法律规范,最终是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理的。历史反复证明,思想的繁荣是社会大发展的必要条件。
    
    四,执政当局要不要“更新换代”“斗争的武器”?
    网络上常说要界面友好才能大受欢迎。各种产品不断推出升级版,以吸引眼球,畅行无阻。执政当局是不是也应该在这个场子里调整调整思路,换一套打法?首先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肯定是要先摘下来的。然后,棒子是不是尽量收起来,多研究研究法律的武器,多想想建立自己机构的权威而友好的界面,宣传部门多摸索摸索网络沟通的规律性的东西,学学有些大跨国公司的传播和沟通技术,给自己的宣传斗争战略和政策升升级换换代,适应现在的80后和90后们的网络生活特点。这些技术型问题的解决实际上并不难,关键是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事实正在证明,老套而传统的“阶级斗争”方法在新兴的网络舆论场中是不灵的,老用央视作舆论斗争的武器,最后损失的是我们这个国家最大的传播公器的信誉,还有法律的尊严。为什么不能换一下思路,把网络上的朋友搞得多多的,让知识精英阶层成为改革开放攻坚战中“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甚至是先锋呢?执政当局有一万个理由不能拒绝这样做。希望我们能有一个“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博大境界,天肯定是塌不下来的。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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