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与中国的变革/邓聿文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1月16日 转载)
(北京青年报) 世人关注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闭幕。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中国新一轮全面改革指明了方向、规划了蓝图、作出了部署。
在全会召开前，中国社会乃至国际对这次会议期望甚高，人们期望的是新一届中央领导能够展示改革魄力，大刀阔斧地革除陈弊，带领人民重新出发，重启改革议程。而本次会议也没辜负人民的期望，就改革作出决议，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正如公报所说，改革开放是党在新时代条件下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的确，综观新时期以来的历史，就是一部改革开放史，这一阶段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和时代特征，就是改革开放。尤其是历届党的三中全会，都承担着促进经济发展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使命，一些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决策，多是在三中全会上作出的。
例如，作出改革开放决策，改变中国发展航向，开启中国新历史的，正是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该次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将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从而重新使中国迈入现代化的发展轨道。这次会议的意义，不论如何估量，都不为过。
从1978年到现在，中国改革进行了35年。在这35年中，改革大体沿着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路径推进。中国改革不单纯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它还是一个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从乡村中国向城市中国、从威权体制向大众民主的转轨过程，是这多种转轨的交织，因而，它显示了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这样一个转型过程中，要保证转型的平稳和发展，不出现大的社会动荡，需要执政党高超的领导能力和驾驭改革的能力。在这方面，执政党表现出了其善于学习和与时俱进的本领。
我们可以把中国改革的35年历史，按年代和事件划分为四个阶段，以农村改革为主的改革启动和局部试验阶段，时间大概从1978年到1984年；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改革的探索阶段，时间大概从1984年到1992年；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阶段，时间大概从1992年到2002年；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时间大概从2002年到2013年。
这四个阶段也是中国改革的四个重要时期。从制度意义以及对中国经济社会所起的作用来看，在中国30多年的改革中，除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外，执政党在思想理论和改革方面的创新还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以“包产到户”为主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前提下，改变了农村的生产方式，创新了农村土地制度，解决了中国的温饱问题，开启了中国的改革进程，其意义是巨大的。
二是1984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十三大报告。前者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指导性文件，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论断，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后者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概括和全面阐发了中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内容和实施方案，从而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了议事日程。
三是1992年的邓小平南方谈话和根据南方谈话精神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南方谈话是中国新一轮改革潮的理论准备和思想动员，使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要思想理论问题得到了解决。而根据南方谈话精神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四是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从1994年开始，为治理当时的经济过热，中国启动了财税、金融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尤其是分税制改革，改变了中央与地方关系及其治理模式。
五是2001年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2001年7月1日中共成立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代表中央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允许资本家入党，拓宽了党的执政基础。
六是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的执政理念和2012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更加现代，更加符合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执政理念。“五个统筹”发展目标的提出，尤其是十八大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阐述，使我们对发展目标的认识又推进了一步。
可以说，执政党的这些思想理论创新和制度改革与历届三中全会相关，有些直接是在三中全会上作出的。如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论断是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分税制改革是由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的，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的新发展理念是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在很大程度上，35年来7个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与关键词的变化，折射出执政党对于中国经济现代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发展模式的认识在不断发展，不断深入和不断成熟。
改革成为三中全会的旗帜，全会对全面改革作出了部署，其涉及的范围之广、力度之大为近年罕见。其中，有很多亮点值得一提。例如，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设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协调领导小组，表明中央改革的决心非常大；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大国治理的必然，预示着中国的外交和安全体制会有一个大的变革；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说明我们对市场的认识又深化了一步；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表明非公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将会得到进一步加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改进预算管理制度，表明财税体制将会作出重大调整；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给农民更多财产权，表明土地制度会有重大变化，土地流转加快推进，农民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将享受同地同权待遇，等等。上述领域改革的推进，将彻底改变中国的面貌。
需要提及的是，全会对党自身的改革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部署。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者，党同样是改革的领导者，但党必须适应改革和发展的新形势，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这就需要各级党委切实履行对改革的领导责任，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不断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动改革能力，引导广大党员投身改革事业，为全面深化改革作出贡献。同时也要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增强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理想信念的坚定性，完善党内制度体系特别是民主集中制，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鉴于最近几年在推进改革上的徘徊局面，民心思改革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本次三中全会可谓呼应了民众对改革的期望和要求。朝野合力、上下同心，改革势必能打开一个新局面。在中国的改革史上，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是改革的黄金时期，那时社会包括地方、基层和民间主动改革的精神很强烈，勇于探索和实践，形成了很多改革的地方经验。但一个时期以来，这种主动改革的精神和积极性失落了，大家都怕在改革上犯错，不敢也不愿推进改革，而是被动等着上面尤其是最高领导发出改革号召，作出改革决议，才按照规划好的“改革”去部署。所以全会特别强调，全党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增强进取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识，牢牢把握方向，大胆实践探索，注重统筹协调，凝聚改革共识，落实领导责任，坚定不移实现中央改革决策部署。
中国改革的方法论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是基于前期改革的特点而不得不如此。因为改革是一个探索过程，而中国改革的复杂性又前所未有，此外，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只能如邓小平所说，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我们前一阶段改革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但在改革已经走过35年后，改革的目标模式已经确立，而且法律制度也已逐渐健全的情况下，再摸着石头过河就可能会延误改革，甚至成为不改革的借口。所以，全会提出，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这是中国改革方法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一个改变，它势必有助于改革的深入推进。
总之，改革作出决议不易，但如果不去认真执行决议，落实决议的部署，不去主动探索改革，这样的改革还不是社会需要的真改革。所以，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在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大胆地不拘一格地去创造改革的各种经验，形成一个改革的百花齐放局面。
文/邓聿文（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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