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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遗民与蝗虫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月09日 转载)
     石碑有四米长、两米高,厚度也有一米多,”宋王台”三个字规矩却缺乏力度。那是清代嘉庆年间的手迹,专为纪念两位宋朝的末代君主在此的短暂停留。十岁的赵昰与三岁的赵昺,因元朝军队追捕流落到这蛮荒的海滩。
    
     在九龙怀古,多少显得不合时宜。暂时的行宫早已踪影全无,连石碑也非本来面目,手迹本刻在海边一座小山上的大石上,日本人统治时,巨石被炸开,用来铺设启德机场的跑道。英国人再度回来后,小山都被彻底清平了,刻上字的部分削成方碑,树立在公园中,算是凭吊。

    
    我坐在公园长椅上,想象两个小皇帝的感受。他们年纪幼小,承担着不可理解的使命,只要他们的血脉在,边陲也能变成权力与文化的中心。但此地终不可久 留,他们在半年后再度逃亡。最终,哥哥在途中病逝,弟弟由陆秀夫背负,在新会崖山跳海。这是中国历史最悲壮与动人的时刻之一,倘若按日本人的说法,那个让 他们景仰的中国就此消失了。宋代的精致与风雅被蒙古人的铁蹄践踏了,中国文化迅速地野蛮化。
    
    他们必定难以想象,这亡命天涯式的短暂停留,会在一千年后激起意外的回响。
    
    因为一位名叫陈云的本地作家,我才来到这个少人光故之地。多年来,香港位居亚洲最佳观光城市之列,人们着迷于它的维港夜景、购物天堂,所谓历史遗迹,最多上溯到维多利亚时代的帝国风格的建筑……
    
    但在陈云的笔下,香港的前世要复杂得多。九龙的宋王台、新界的邓家祠堂,都令这城市续接上了漫长的中国传统,它们与英国殖民地的制度与风俗混杂,构造出一个独特的香港传统。由于这传统,香港人面对疆域辽阔、历史悠久的中国时,不仅无需自卑,而且应有一种自信。
    
    这些论点来自于2011年末出版的《香港城邦论》。它一出版即进入畅销书榜,还激起了一阵舆论风暴。一些人欢呼他为香港指明了方向,为本土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另一些人则相信这是狭隘的地方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用”族群政治”这一简单方案来回应香港社会复杂的挑战。
    
    这截然相反的看法,随着一连串事件而更为鲜明。在2012年初,先是内地游客与香港人在地铁里的争吵,然后是北大教授孔庆东”香港人是狗”的谩骂, 接着是在广东道上的D&G店的拍照争议,”蝗虫论”四起,郁积了几年的”中港矛盾”以一种极为粗鄙的方式爆发出来。这本《城邦论》变成了纲领式的 著述,陈云扮演起”教主”的角色,在网络上,他的语言放肆,把中国大陆人视作一种要抵御的”异族”,公然散布一种仇恨文化。
    
    我还记得2012年初读《香港城邦论》的感受,它未激起我的反感,反而有一种意外之喜。陈云广博又杂乱的知识让我吃了一惊,从希腊的城邦理论、英帝 国的殖民方式、中国的传统民俗,都能洋洋洒洒上地谈上一段,还能把它们串联到一起。他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诅咒,也深得我心,他把共产党中国比作元蒙古与满 清,它是一种异族入侵,标志着正统中国的灭亡;在他刻薄地批评中国人的野蛮与粗鄙时,我也没有太多不安,很多时刻,我们的确如此。在一些段落,他还充满了 政治不正确的洞见,他讥讽民主派把香港的未来寄往于中国的民主化上,却不知道民主化的中国更可能陷于一种狭隘的民族狂热,威胁到香港的生存……
    
    最令我最意外的仍是他为香港的赋予的历史意义,这乏人问津的宋王台、新界乡村的宗祠,似乎都复活起来,对此刻的香港发声。
    
    二
    
    在岭南大学的一间办公室,我见到陈云,他在这所颇有遗世独立的学院里教授文化研究。比起在舆论空间里的争议性,现实中的陈云谦逊、低调,身上的夹克衫土里土气。在我们谈话时,他习惯性的低头、眼光向地面看,仿佛是一个中学生在课堂上不情愿的回答提问。
    
    他带我去食堂吃了味道不佳的炸鱼,隔着铺上红白格子桌布的饭桌,他海阔天空地漫谈,内容不是”蝗虫”与狭隘的本土意识,而是漫长而辽阔的中国传统、中国在现代世界的挫败。
    
    “我像是香港的辜鸿铭吧”,他轻描淡写却有一股自傲。与辜鸿铭一样,他把自己视作逆潮流者,一个站在中国之外、却为中国忧虑的局外人,辜鸿铭面对一个扩张的西方世界,一心要为衰落的中国文明辩护,陈云则相信要把传统中国从共产党手中抢夺回来。
    
    也与辜鸿铭一样,他与马来西亚相关。他的爷爷从广东宝安前往马来半岛生活,他的父亲是一位爱国知识青年,被毛泽东的新中国理想所吸引,他从南洋回到 中国,先是在长沙工业学院读书,然后作为一名地质考察员前往青海探矿。真实的中国与幻像的大为不同,高原反应让他难以支撑,被遣返回广东原籍后,反右斗争 接踵而来,他这样的南洋华侨被视作不可信任的外来者-——一股强烈的仇外情绪弥漫在红色中国。最终,他偷渡到香港,定居新界乡村,在村中以黄老之术为业。
    
    “香港气候不冷不热,政局不民主不集权,社会不开放不封闭,好坏兼得,良莠不齐,淹留此地,亦乐事也”,陈云日后写道。与港岛、九龙不同,新界仍是 个乡村社会,昔日的清帝国、此刻的英帝国都未有效地把它纳入统治范围,乡下的组织与风俗仍保持着很大的自主性。红色政权的兴起又把新的政治与文化元素,推 到此地。
    
    乡下的清苦不必说,却有清清溪水、青蛙、小鸟为伴,客家村落里有习武的风俗,偶尔还有逃避官府的拳师,看着父亲行黄老之术,学打洪拳。
    
    在政治上,国共之争从未完全停止。陈云家的村子是左派农牧工会的地盘,过了锦田就是国民党天下,每年的十一后是双十纪念,五星红旗还未除下,青天白 日满地红旗就升起了,茶楼上喝茶、看报纸的也有”左右之分”,他们仍争论不休,北京与台北谁代表着中国?直到文革爆发时,陈云的父亲才最终放弃了他的红色 中国理想,他曾一直安慰自己说,反右与大饥荒只是政治斗争的产物,共产主义的道路仍是正确的。对于华侨家庭来说,这争论一定充满了苦涩、无奈与嘲讽。陈云 记得,两位分执国共路线的伯父一心想设计出一面能真正代表中国的国旗。第二天酒醒,他们发现用星、日、月三种元素设计出的作品不过是马来西亚联邦的国旗。 命运绕着中国转了一圈,又回到原点。
    
    对于小孩子来说,这一切不关乎意识形态。左派工会在三八、五一、十一三个节日举办聚餐,全村大吃大喝。宣传队放映《红色娘子军》、《沙家浜》,学唱《东方红》与《大海航行靠舵手》,还免费派送《毛主席语录》与毛像章,倒是映了”社会主义好”的歌曲。
    
    政治中国的破碎也让文化中国变得更为重要起来。陈云就读的乡村小学,是村庄里的祠堂和善人捐助的,而教书的先生都是南下文人。这个粗陋乡村小学的校 歌却仿佛来自另一个更文明的国度:”巍峨栽我校,矗立横台山,我文化之基;况此间山水绕山回,春风婀娜,桃李芬芳;论圣贤事业,校训是循格物求新知;斯可 为国家社会效力,斯毋负父老所期。”
    
    他入读香港中文大学也是这文化传统的一部分。钱穆、唐君毅等人为了保留花果飘零的中国文化建立了新亚书院,它是这所大学的前身。他说自己”反共”的思想也与钱穆因此而起——这个政党毁灭传统文化。
    
    在大学他主修英语,也辅修法语、德语,有着惊人的语言天赋。他也是个智力早熟、不合时宜的学生,打打洪拳,沉浸在《道德经》中,在《香港时报》等报 章上写文章,与卜少夫一群的老夫子应和文人掌故、谈佛论道。他对大学生活的回忆是彻夜写文章,几天什么都不做,只看小说,疯狂地谈情,疯狂地做爱……在一 张黑白照片上,他坐在台阶上,头发浓密,身姿有几分习武者的端庄。
    
    毕业意味着另一段闲散时光,他在两所不那么重要的书院教书,班里只有六七个学生,他说自己假装教书,学生假装听课。
    
    时代情绪似乎对他没什么影响,他也没对政治产生特别的兴趣。
    
    八十年代的香港,因回归产生出一种莫名的亢奋,这亢奋在1989年夏天达致高潮,转化成一股巨大的愤怒、失落与恐惧。
    
    提起这段时间,他轻描淡写,台湾民主转型给他鼓舞,他曾对中国充满希望,期望赵紫阳会像蒋经国那样,把中国带向一个民主体制,直到六四事件的爆发。
    
    1990年,他前往著名的哥廷根大学就读。不过,这与这时代转变没什么关系,它更像是自我寻求。不过,似乎从一开始,这寻求中就带有显著的文化与身 份焦虑。“从窗口向外看,是一片黄土,然后是白雪皑皑,然后又是一片绿色,我流泪了,突然意识到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是这样,我们的地理环境太差了。” 他对我说起乘坐飞机从香港出发,穿越中国、进入西伯利亚的经历。
    
    五年的留学生涯记录在这本《留德随想录》里。随想录中的文章主要是为香港杂志《年轻人周报》所写,这份小众的文化杂志是他与故乡的主要纽带。文章无外乎德国见闻,对香港生活的回忆,偶然的时事评论,如他所说“文章有去国怀乡之思,也有初入新邦之喜”。
    
    书中令人着迷的是他的博闻强识与敏锐的感受力,从西谚到中国诗词间的跳跃,行文风格半白半文,处处流露着散淡、疏离与嘲讽,像是个饱经世事的老夫 子,像是这样的句子处处可见——“香港真是太小了,像个廉租的小室,容不了后院与前庭,于是香港人就看不到过去与未来”,“有人到了中年,如林语堂说,会 学上‘低飞’的本领,理想主义被世俗智慧和金钱磨蚀。在我来说,低飞、高飞都无妨,高飞是要飞高,低飞是要飞远,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随兴之所至,事事无 碍,快乐便大笑、大吃大喝,悲伤便啼哭由于,喊着要自杀上吊,不必像古人,将快乐推迟而只拥抱忧患,也不比今人,将痛苦推迟而只拥抱快乐。”考虑他当时不 过30岁左右,这实在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对于熟悉陈云的人来,他此刻的思维方式在20年前就已埋下伏笔。“(香港人)八九民运用钱支援学生,惹来‘反共基地’之名,今年终于天赐良机,可以 用钱赎身,买回‘爱国同胞’之名。其实本是无罪之人,何须买赎罪券。”他在1991年8月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他还预言道“中国山河破碎,劫难会旋踵而来, 香港要准备各式‘爱国税项’了。当港人‘良心疲惫’,不堪苛索时,便有嘴脸可看”。在备注中,他也把这篇文章视作20年后的“城邦自治思想”的发端。
    
    让我深感兴趣的则是他和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短暂、却不失深刻的接触。1993年到1994年,他曾出任德国的“中国民主联合阵线”主席。因天安门悲 剧而迅速集结起的海外民主运动,在短暂的风光后,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分裂,而这个香港学生意外地卷入其中。在他的描述中,他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大规模地把 非法中国移民引入协会。他帮助来自福建长乐、浙江青田的偷渡者们获取德国政治庇护。他的看法是,与其让民主运动陷入封闭的奄奄一息,不如让它开放给更多的 人,即使他们压根对民主运动没兴趣,至少人数众多。
    
    他还说起自己如何应对德国政府的刁难,如何孤身为移民提供法律援助,可能面临的不测,这本《主席日志》正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倘若遇害,警察可以循此找到线索。他也乐于强调,自己的成就赢得了多少人的仰慕,成为了当时侨领,遭遇到各种奇遇。
    
    在读到这一段时,这过分明显的自我浪漫化与英雄化让我感到一丝不悦。不过,这并没有影响我对他的好感。
    
    从德国回来后很长一段时间,陈云有怀才不遇之感,“学了一身屠龙之技,在蛇虫鼠蚁盘踞高位的香港不为所用”。是呀,哥廷根大学的一位民俗学博士与香港现实能有多少关系?能有多少香港人会对他的德语博士论文《中国民俗学学科史1918-1949》感兴趣?
    
    他进入了政府,十年公务员的生涯基本是一无所成。在业余时间,他继续撰写文章,他的笔名“陈云”正是从那时而来,他把本名“陈云根”去了“根”。
    
    他谈论香港中文的堕落,新界淳朴乡俗的不再,地产霸权的不公,管治的败坏,他还支持年轻一代人的本土保育运动,并为他们创造出“快乐抗争”的概念。 他还是散文双年奖、最佳艺术家奖的获得者,他的旁征博引引来一众追随者。他把回归后的香港,看作一个不断堕落的过程,在政治堕落背后,是更可怕的文化堕 落。他的观点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他的措辞则更让人惊叹。他似乎在顽强的抵制这殖民地的传统,他不用西方的政治、文化理论,而固执的以道家自居、用半白半文 之语诉说。
    
    他似乎总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本地作家梁文道称他是朋友中“最寂寞的一位”——“他的为人,他的职业,他的文章,一切一切看起来都那么不合时宜,不 符环境……他的存在是真真正地被抛掷进来,像一片树叶飘到还欠缺那最后一片纸块的拼图上。细看这张拼图,无论是他,还是这个他身处其中的社会,都变得十 分、怪异。”
    
    这个寂寞的人在2010年引发了一股小小风潮。他因赤裸裸地攻击香港的地产商,而被停掉了《信报》上的专栏。这一年的香港也充满了激烈情绪,一场变 相民主选举的公投失败,民主党让人倍感失望,地产霸权所代表的垄断经济结构日益坚固,香港社会被一种强烈的无力感包围着……陈云似乎变成了一个反抗的符 号。
    
    三
    
    “别把他看得太认真”,不止一位香港朋友对我说。我对陈云表现出的浓厚兴趣,让他们既意外、又不屑,他们又提醒我,“如果你看到Facebook上的他,感觉一定不同。”。
    
    他们无一例外地把陈云视作一个煽动分子,毫无道德原则。即使其中最有善意的人也相信,陈云曾经或许不错,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可怕、难以理喻的人物。
    
    这个转变是在2010年发生的。丢掉了主流报刊的阵地,他开始在Facebook上写作,“中港矛盾”成了他的新主题。当他开始谩骂前来香港生产的内地孕妇时,他发现自己赢得了热烈的响应,《香港城邦论》正是在Facebook上连载的。
    
    当我在网络上看他的那些肆无忌惮的措辞时,实在吃了一惊,不禁怀疑这是否还是那个讲究风格的作家。他变成了一个仇恨者与煽动者。
    
    我重读了他的一些作品,尤其是倍受争议的《香港城邦论》。出人意料的是,我的感受与从前大不相同。曾让我惊叹的开阔视野,变得有些可疑,在他跳跃东 西的类比与引用中,我找不到内在逻辑。曾让我着迷的宋王台的掌故、希腊城邦与此刻的香港传统到底有何种关联?他从不试图说明,而只是简单地堆彻在一起。
    
    更致命的是他论述的封闭性与偏执风格。在他的笔下,一切都是线性的、对抗性的,为了创造这种对抗效果,他不惜扭曲历史、夸大事实。中国传统真是那么 回事吗,它真与香港有那样密切的联系吗?矛盾重重的英国殖民统治被美化,中共政权与中国人被混为一谈……香港的复杂挑战,全部简化为族群冲突。这是再典型 不过的Paranoidpolitics(偏执狂政治),它要寻找替罪羊,许诺一种简单的解决方案。他天马行空、来源不明的知识,则更为此添加了一股神秘 诱惑。这就像一位评论者所说:“我在想,如果这两年间我没有接触过主流传媒以外呈现的香港社会,如果没有对中国及香港的关系思考太多,如果我没有读过任何 左翼著作,那么这本书一定让我读得欲仙欲死。”
    
    而细下心来,即使他早年的文字,也丧失了迷人的色彩。我意识到,最初打动我的是他代表的陌生感,那种信口开河有着特别的魅力。
    
    “在Facebook上写作有什么不同吗?”再次见面时,我问他。
    
    他回道:“读者的反馈很直接,我就是为了他们的反应而写,为了一个很实际的目的,我舍掉从前的文雅,用一种很通俗的语言,甚至用毛泽东的痞子气,好像是他当年骂国民党的语言。”
    
    “这些谩骂不会让你不安吗?”我又问。
    
    “这是一种策略,是非常时期,当我骂那些买奶粉的内地人时,我是把自己同情心关上了。”但怎样解释香港昔日对难民的包容呢?他说,昔日的难民是勤奋 的农民,道德基础不坏,而香港也需要劳动力。而现在来港买奶粉的内地人则不同,他们都是共产政权的共谋,再说,他们不来香港买奶粉也不会死。
    
    他依旧坦诚,坦诚得让我不知如何理解。他承认了自己的转变,与社运人分道扬镳,让市民激进化来应对挑战。他承认了自己的残酷,自己的投机主义,他说 搞政治下面必须有暴力来依靠,也必须不择手段,非常时期,为了生存,必须用非常手段,他自称“贫道”,他对于道家的理解,没有正邪之分,不论手段,只论结 果。他以坚定的反共者自居,却又自称斗争技术是从毛泽东那里学来的,是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这十六字口诀。他享受着一群青年人追随的 “教主”身份,却又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谈论他们,他说这些城邦自治运动的青年,是社会边缘的小资产阶级,不会为了独立而牺牲,因为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 的,给他们一个生存的理由,一个良好道德基础,他们就不会变坏。他也说,为了反对此刻,必须美化香港殖民地时代,就如汉朝打倒秦朝,就要把周朝美化,而最 终的政治理想是中国恢复周朝式的封建理想,中国按照联邦化统治。
    
    对于他一手建构出的“香港城邦论”,他也说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一个城邦必须驱赶穷人,而城邦也一种过渡状态,难以长期持续。他当然更无法应对城邦中的“正义”与“自由”问题。
    
    他还对我臧否人物,他说黄毓民是个投机分子,只要他能出足够的钱,他就能与他合作,凡在政治上的生存者,必是投机分子。他对黄之锋则有不屑,“没有 一点痞子气,怎么搞运动呢”?对他来说,香港本土意识与民主意识都未觉醒,他们愿意表面抗争,却还没准备坐牢。闽南人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作用大,他们是为 土地付出了一代代人,一个没有政治犯的地区,是不能获得民主的。
    
    问起他所做的一切的内在动机时,他竟说,他没个人理想,只要活下去,好好享受生活,多挣钱,多玩几个女人。
    
    面对这样的自我剖析,我反而无法追问了,他是我从未遇到的类型,更像是江湖术士,而不是学者。
    
    这次见面后,我对他充满了困惑。我曾赞叹他的才华,为香港论述提供了一个意外的视角,如今又感到他是个难以理喻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他有某种毛泽东 式的风格,所有的知识,只要是需要,他就按照自己的意志来使用它,从不管它们内在的关系或前后矛盾,只要它能支持此刻的主张。他也从不会因昔日的论断而后 悔与汗颜。
    
    接下来的日子,他看着陈云迅速变成一个极端的仇恨者,谩骂“蝗虫”已算是温柔的了,他连雷霹六四集会的诅咒也能说出口,除去疯癫,似乎找不到更准确 的词语来形容他。他彻底从一个敏锐、博学的文化批评者变为一个政治上的仇恨者。他又出版了《香港遗民论》,算是《城邦论》的后续,不过已是老调重弹,行文 似乎更为粗糙。
    
    四
    
    在广东道上,我看到很多时髦的男女,挎着FENDI,拉着黑色拉杆箱,不知里面装的是化妆品、还是名牌衣服。尖沙咀的广东道曾以“玉器铺”闻名,过 去的几年里以名牌店著称,它是大陆游客购物的聚集地。在街上,你到处听到普通话,他们似乎要买下整个香港。就是在广东道上的D&G店,促成了“蝗 虫论”的诞生。
    
    在D&G的斜对面,是一家小小的书刊厅,上面摆满了印有薄熙来与习近平照片的书籍与杂志,都有着耸人听闻的独家内幕。那些浑身名牌的内地游 客们,也会在箱子塞进几本这类的书籍或杂志。不管他们变得多么富裕,在他们生活的体制下,他们被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与无力感左右,无节制的消费不过是为了 获得欺骗性的确定与满足,某种暂时性的支配感。这种诱惑也反应了中国的新现实。香港不再代表物质神话,却仍有值得信赖的公共系统。它也提醒着崛起中国的另 一面——它在经济上崛起,但其政治与公共生活却愈发封闭,整个社会的道德与信任系统已然崩溃。中国的内部困境,在香港得到了另一种释放。
    
    与寂寞的宋王台一样,喧闹的广东道是陈云的理论灵感之一。倘若前者提供了绵长的文化基础,令香港与已“去中国化”的中国区隔开,广东道更是提供了现实的证明。对于陈云来说,这些阔绰与粗鄙的“蝗虫”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他们是一个邪恶制度的产物与共谋者。
    
    看着眼前富足又焦灼的中国人,我突然想起一张老照片。很多面孔拥挤在一起,额头剃光,脑后的辫子清晰可见,他们都面无表情,对于未来一无所知。这张照片摄于19世纪后半叶的香港,他们大多来自福建与广东,要前往美国、澳大利亚或是南美。
    
    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生产能力与热情,除去机器、原料,它还需要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奴隶贸易的终结更加剧了这种渴求。这股浪潮也正与中国内部的困境相重合。战乱匪患、官僚压迫、资源紧张、人口爆增,都迫使人们向外寻求生存机会,寻找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为此,他们不惜让自己像“猪仔”一样被买卖。香港是这个劳动力输出的转运站。这些中国人修建了美国的铁路,开采了澳大利亚的矿山,种植了马来西亚的橡胶园,却引发了另一种恐慌。他们只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令人难以理解,他们在数量上太多了,这会让白人们天然紧张。
    
    “黄祸”这个词应运而生。它既符合这个种族时代的特性,也勾起了白人世界遥远的焦虑——几个世纪前的蒙古人。这些“黄祸”把自己的屈辱与国家的命运 结合到一起。他们支持前来募捐的保皇党或是革命党,只要他们能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让他们享有必要的保护,帮他们赢回尊严。香港是这股情绪的汇聚地。而如 今,中国获得了它期待已久的富强了,也收回了香港。谁曾料到,“蝗虫论”却在这个中国富强之时涌现,新的侮辱不是来自异族,而是当初“黄祸”的后代们。
    
    陈云的兴起源于香港的政治、社会危机,这所城市在回归后并未获得真正的自治,也没有获得所需的新哲学,而它内在的矛盾也从未清理。“香港的悖论 是”,本地一位知名的社会学家曾对我说,“我们当初因为恐惧中共与社会主义,想尽办法要保持现状不变,结果我们坚持的这套体制完全不适应新变化。”
    
    在这个以中国崛起为特征的新秩序中,香港的旧有矛盾被加剧了。陈云代表的民粹主义、排外主义正是响应了这种困境。在历史上的很多时刻,当自由主义政 治秩序破产后,左与右的民粹都会兴起。陈云的影响也说明香港的自由主义传统是多么脆弱、多么的未经深思,倘若它是“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它表现出的 自由精神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借来的。
    
    它更来自于一种强烈的身份危机。作为的一个城市的香港,作为一个群体的香港人该怎样看待自己?香港人意识诞生于1970年代。长达二十年的隔离,令香港与中国内地发展出两套不同的社会形态与价值观,新一代人出生、成长于本地,一种更为明确的本地意识开始出现。
    
    中国作为一种对立形象出现,它先是需要逃离的政治疯狂的国家,然后又是一个贫穷、被藐视的对象。在通俗文化中,不管是犯罪者“大圈仔”还是“阿灿”、“表哥”,他们都意味一种不同的、被警惕或轻视的人群。
    
    “蝗虫”是“阿灿”的延续。但香港人的大部分优越感已经消失。它越来越变成中国的另一座沿海城市,只不过更繁荣、更自由些,而很多香港人则感到,就 连这些特质也在丧失它的独特性。对中国,它充满了尼采所说的一种矛盾重重的“妒羡之情”。于是,他们要相信自己有一套更文明的生活习惯,它成了最后的依 赖。
    
    而他注定是个昙花一现的人物吗?他所做的,不过是一个边缘者的抱负,不管是德国岁月的民运领袖,还是对于政府职位的渴望,还是此刻在网络上的民粹领 袖,他始终渴望的是中心感。他的受害感、被边缘化感,正迎合了此刻香港的焦虑,他们在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面前、在一个两极化的社会形态面前,无所适从,必 须寻找一个可供发泄的对象。
    
    不管是南北战争后的美国,还是魏玛时期的德国,或是21世纪初的法国,都曾有诅咒者、仇恨者赢得普遍的关注,或者如传统中国中不断出现的不得志的反 叛者,他们以惑众的妖言来获取暂时的荣耀。在绝大部分时刻,这些人物无需被严肃对待,但在偶尔时刻,他们中的一些人却意外地改变了历史。但陈云会进入这个 行列吗?倘若你接触过他本人,你会发现:他又断然缺乏这样的勇气,他只是一个躲在电脑屏幕后的鼓动者。
    
    不过,他的极端性也为理解香港传统提供了一个良机。昔日的香港有一种意外的多元性,一种未经反省的、借来的普世主义。没有比开放性、包容性更能代表它的特征了,不同肤色的人、各种货物、观点,都能在此相遇。
    
    但是在表面多元之下,香港与香港人内在身份的多样性从未被认真思考过。那个长期存在于帝国夹缝中、临时性的社会,如今有机会重新理解自己的前世今 生,并且能通过这种寻求,来为中国与世界提供另一种新的启发。香港社会的混杂性,也意味着这种寻找与抗争的多元性,香港人需要同时在几个战线上共同面对。 它要重估过去,也要想象未来,它要尊重一种传统,也要蔑视另一种传统。任何解放注定是全方位的,它最大的敌人不是外界,而是内在的恐惧。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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