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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共产主义变了 红卫兵是不死的理想主义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月16日 转载)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杜强
    
    原标题:米鹤都记录红卫兵一代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很多人的思想自己就没理清过,甚至连历史事实都忘了。很多人不光记错事实,连当时那个色调都记错了——本来是灰暗色调,给记成阳光明媚的色调,浪漫化了,忘了生活的艰辛、劳动的艰苦,特别是‘接受再教育’中的精神磨难”
    
    作者:本刊记者杜强 发自北京
    
    “在当代中国,没有哪一代人比他们更具传奇色彩、更加难以把握和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了。”——在外观深红的专著《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背面,写着这样一句话。
    
    作者米鹤都称这代人为“第三代人”,在一些语境里,他们是“红卫兵一代”、“老三届”、“知青一代”。米鹤都指的是上世纪60年代处在读书年龄的所有人,他们“形成具有共同社会经历、共同思想体验、共同行为特征和共同历史性格的一代人群体”。
    
    这群人独特的人生体验在于,他们的命运是新政权前30年政治秩序与趋势的集中显现,身为青少年的他们爆发式地参与政治,强烈的理想主义夹杂着权威人格,陷入狂热的个人崇拜,历经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改革开放,次次落在历史的凹陷处,被裹挟、被决定、被颠覆,形成了米鹤都所说的“历史性格”,怀疑、求实、圆滑、理想主义,复杂而鲜明。
    
    这一群体在当下的重要性,学者徐友渔曾转述过一项数据:中央委员里31.8%是知青,政治局里是20.8%,此外还有许多“知青高干”不是中央委员。“现在是知青掌权的时代。”
    
    米鹤都对第三代人的关注始于1985年,当时他正在中央机关从事政策研究,中共中央决心整党,清除“三种人”(即追随林彪、江青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如何甄别红卫兵中的“三种人”成为了一项课题,由中组部委托社科院青少所进行调查,米鹤都参与其中,调查结果发表在《青年研究》上。
    
    文革开始时,米鹤都14岁,“跟高中学生基本不来往,人家不带我们玩。文革开始我们一帮同学跑到清华看大字报,到那儿一看人多挤不进去,就跑河边玩钓鱼去了”。文革中逍遥派的身份,家世及教育背景,加上亲历红卫兵运动的清晰记忆,使他有了很好的从事红卫兵研究的条件。
    
    由于是历史科班出身,米鹤都试图从宏观层面更加准确地把握历史,而非单纯的纪录。比如在访谈蒯大富时,蒯谈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周恩来到清华大学找他谈话,“按照他说的话整理出来,容易给人误解是周恩来在套蒯大富的话,给毛泽东提供炮弹打倒刘少奇。实际上对话中他没这意思。”米鹤都整理后补充了一句,“这两次谈话当中,他(周恩来)都没有任何倾向性的诱导,可以说是很公正地听我们的陈述”,然后问蒯大富是否准确。“我说这算你的话,他认可,这样就避免了误读。”
    
    1993年,米鹤都根据对李三友、秦晓、卜大华、董良翮等二十多位早期红卫兵领袖的访谈,写出《红卫兵这一代》一书,在香港出版。2009年,在一些老知青支持下,他重拾红卫兵研究,开始口述史写作。目前《回忆与反思》口述历史丛书已经出版了5册。
    
    米鹤都坦承,文革中有污点、有争议的人往往不愿意抛头露面,劝说他们很吃力。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蒯大富曾拒绝了众多约访者,米鹤都劝说他:“你蒯大富曾经是在中国历史上、特别在文革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的人,你应当对历史有一个交代,这是你的历史责任。”
    
    米鹤都的口述史工作现在已没了外部支持,全凭一己之力,最令他遗憾的是,很多人至今仍选择沉默,加上文革档案没有开放,研究与反思的深度不够。“一个不能正视自己过去的民族,是永远无法真正崛起的。”
    
    受迫害者反而沉默
    
    人物周刊:1985年那次研究你们对第三代人、对红卫兵群体,有什么样的结论和思考?
    
    米鹤都:这代人被灌输了一种所谓的革命理想,他的人格、个性从形式上看是理想主义的,内核是实现共产主义、反对封资修,做帝国主义的掘墓人。他们有着理想主义的外在,内在的是阶级斗争和解放全人类。
    
    这代人原来的理想主义,经巨大蜕变、异化后,掺杂了很多新东西进去,但理想主义依然保留在身上,你看我现在搞这个事情,什么驱使呢?利益吗?我想不是。内心还是觉得应对历史、对这个社会做点什么,有那么一点责任感而已。你看在网上大声疾呼的知识分子、业界精英、意见领袖,很多是这一代人。另外像陈小鲁,像任志强,你让他不关心政治都不可能。关心政治是为了什么?还想着再当个什么官?出个名?显然不是。
    
    金观涛有句名言:我们是一些残存的,然而是不死的理想主义者。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这些其实已经变了,但相当多的这代人中还保留着那种追求精神。很多六十来岁的人早被边缘化了,但对政治仍然很有热情,五十岁以下的反而不大关心了。包括红二代这些人,有几个不关心政治?甭管左中右,这点上是共通的。当然,执著、不宽容往往是其另一方面的伴随物。
    
    人物周刊:从你的作品来看,似乎每个访谈对象都觉得,文革中自己是迫于形势、是被裹挟进去的?
    
    米鹤都:也不尽然。你想想,在那样一个年龄段,正好处在叛逆期,而且一直接受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的灌输,仇恨意识很强。他们的教育背景、阶级斗争观念,以及那种理想主义、社会责任感,决定他们一定会过早进入本属于成年人的政治领域。但这些东西被引到什么方向,那一定是成年人的事了。一旦伟大领袖指出,学校领导执行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他们仇恨的“阶级敌人”抽象概念马上变成了具体对象。他们被引导到学校老师身上,他们就打老师。他们被引导到走资派身上,他们就会冲击走资派。只要是成年人放任,孩子们一定翻天,这是必然的一幕。所以我的观点是,反思文革不应当首先追究未成年人的责任。
    
    但要说青年学生完全都是被动的,也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总有第一个贴大字报的人,这些人都完全是被裹挟?也不是。他接受的教育就决定了他要走到历史的交叉点上,被引导和主动的结合。
    
    人物周刊:在你的访谈对象里面,对当时的污点,或者不光彩的行为,进行掩盖、掩饰的多吗?
    
    米鹤都:在我的访谈对象里不是很多,真正有污点的人他不愿跟你谈,跟你谈的往往是能够正视历史的。比如说王冀豫,武斗打死了人,他有很深的反思。他谈得很真诚,不遮掩,分析原因。从小时候讲起,他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怎么成长起来的,部队大院文化的那种尚武精神,文革初期打流氓、打阶级敌人,最后发展到狂妄,在派别武斗中把人打死了。他的忏悔,我个人认为很深刻。这是编辑中的第六册中的一篇。
    
    人物周刊:有污点的人一般不会谈,是否会造成你在视角上的缺陷?
    
    米鹤都:你说这个也对,不过我在采访受迫害者的时候,他可能就谈到了迫害者的一些行为和心态。
    
    人物周刊:那会不会变成纯粹是被迫害者控诉的局面?
    
    米鹤都:目前我反而缺少被迫害者的访谈,被迫害的很少有人愿意跟我谈他们的经历。
    
    人物周刊:为什么?
    
    米鹤都:可能是我身边不认识这类人,也不可能发广告去找。我希望章立凡介绍一些类似的人谈谈,因为他说我的几册口述史中大多都是红卫兵、高干子弟,代表性不全面。海外也有人批评我给老红卫兵说好话。问题是我的接触面有限,一些“四四派”和“四三派”的头面人物往往不愿意谈。而老红卫兵也好、红二代也好,反而愿意谈得更多一些。
    
    人物周刊: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里面的心态是怎样的?
    
    米鹤都:有一位当年的部队干部子弟说过一句话,“你们对我们来说,你们始终是弱势”。他的意思是:“你们”(他指的是当年文革当中那些对立面,“四三派”、“四四派”),对他们这些老红卫兵或者干部子弟来说,当时是弱势,而且到今天都是弱势。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人物周刊:这种弱势是指什么?
    
    米鹤都:心理上的弱势。什么叫红二代?我们父辈打下的江山,而我们就是国家之子,正统、嫡出。他们这些青年人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心理障碍和社会压力,从社会学角度,这是一个人健康性格奠定的基础。反过来看当年的“黑五类”子女,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和平民子弟,文革中就不谈了,到今天即使有钱了,腰杆都不硬。不信,你去做做社会调查。当年受迫害的今天没几个敢指名道姓说当年谁打我了;而打了人的反而有些却敢说我当年打谁谁了。这很怪诞,但现实可能还就是这样。这是一种心理状态,心理的强势和弱势。
    
    知青经历如何塑造政治人物
    
    人物周刊:知青对当年的看法也五花八门,有怀旧和审美的,也有沉痛反思的,是什么造成这种差异?
    
    米鹤都: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很多已淡忘了那时候到底怎么过来的,很多当事人的思想自己就没理清过,甚至连一些历史事实都忘了。我们聚会或聊天时,很多人不光记错事实,连当时那个色调都记错了,本来是灰暗色调,给记成阳光明媚的色调,浪漫化了,记起来的都是些小溪边抓个小鱼什么的田园风光,把偷老乡自留地的玉米等当作乐趣,忘了生活的艰辛、劳动的艰苦,特别是“接受再教育”中的精神磨难。
    
    人物周刊:因为每个人经历不同?
    
    米鹤都:不是,有相同经历的人、在一个队生活的人,都会有不同的记忆。为什么版本不一样?我分析有几点,首先行业不同,比如搞社会科学的跟搞自然科学的,对上山下乡的看法就不一样。那段时间对搞社会科学的人来说,简直是社会素材的积累过程,反过来,不讲博导、院士这些虚名,这代人有几个做出突出贡献的自然科学家?有吗?至少我孤陋寡闻。今天当官的跟搞学问的又不一样,文化界更特殊。这代人的星光灿烂几乎都集中在文化艺术界。这代人出了些什么名人?写知青文学的作家,画家,艺术家,第五代导演,诗人等等。没上山下乡,他们可能还真出不了名,为什么?没特异环境的挤压,没那种特殊的精神感受和生活体验,可能就难以激发出他们创作的才能和激情。
    
    另外,和人们今天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关系更密切。下岗的跟在职的又不一样。有些人吃饱喝足,想起原先拍婆子(北京土话,指街头搭讪异性或性骚扰)、上山下乡吃点苦,都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是乐趣。要是当年在农村中受苦,后来回城当临时工,好不容易转正了,90年代初就下岗,现在一个月八百块钱退休费,你让他回忆上山下乡,对他的人生有什么价值?
    
    人物周刊:对现在条件好的人来说,那是一种美好回忆。
    
    米鹤都:现实中往往是这样的。上山下乡这代人中,今天讲青春无悔的,往往是因为他能够把那个苦难转化成财富,但是绝大多数知青恐怕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我不赞成青春无悔的说法。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有能力把苦难和磨练转化成财富的人,或许你有资格这样讲,但切忌不要代表沉默的大多数,也就是那些没有能力转化而且今天还在苦难之中的人说这种话,那就太残酷了。
    
    再说当官,知识青年在特定情况下大起大落、大上大下,从城市下农村,特别是身居高位的干部子弟,一下摔到地上,成了黑五类,或者还在监狱里蹲过,父亲又平反了,然后又慢慢爬起来,走入仕途。对他们而言,这也是难得的经历。
    
    还有一个,就是那种在社会生活当中的算计、圆滑,这代城市青年原来不具备,在跟老乡捏把子中(指在袖子里进行秘密交易),身体力行中,练就了为人处事的圆滑。这也是书本中学不到的财富。
    
    人物周刊:能详细解释下吗?
    
    米鹤都:苦难和成才一直是个悖论,对知青中的精英而言,上山下乡就是一笔精神财富。知青中的一些先觉分子,看到农村真实情况后,这些人对原本理想主义的内核,阶级斗争、解放全人类等,产生了否定之否定。他们不再迷信,而更注重实践的结果,怀疑精神出现了。另一方面,因为理想主义,很多人逐渐把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作为自己的责任。
    
    对中国农民本性的东西,知青全学会了,又有城市知识分子或者干部阶层的品性,他们的文化心理是这两种东西的结合体。艰苦生活和劳动磨练出他们坚毅的品格,承受能力和担当精神也高于一般人,他们是接了地气的一代城市青年。
    
    还有一点,是对中国国情的把握,崇尚求实而鄙夷虚套子。比如对政策打擦边球,那时的农村,经常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边喊着农业学大寨、限制发展自留经济的口号,一边想方设法少交公购粮,瞒产私分,多弄点自留地、自留畜。老百姓、乡村干部的那种狡黠,知青全学会了,很多当过社队干部的知青也是这么做的。那么改革开放是什么?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又要遵守条条框框,又要有所创新,而且还不能左了、不能右了。实际上,我们改革中的每一步前进往往都是打擦边球的结果,慢慢积累才改变了条条框框。有过这段在农村经历的人和没有这段经历的人,这中间的差别就大了。所以改革开放的环境,对于有上山下乡经历的干部来说应当是如鱼得水,这套“曲线救国”在改革开放中全用上了。
    
    人物周刊:是说这段经历极大地影响了他们日后的行事方式?
    
    米鹤都:因为上山下乡经历,知青们变得更自立,有农民的那种求实,有修理地球时得来的吃苦耐劳,当他们回城的时候深知,世界上没有什么救世主,等待别人来救不如自己救自己。全国一千多万知青的返城,对社会来说当时是个沉重的包袱,但是知青们没有成为社会的负担和不安定因素,很快自己消化了自己,做小生意、卖大碗茶、打零工,他们不由自主地成了改革开放的先锋。
    
    甚至说有些知青还沾染了些“流氓”习气,下乡时候的那个社会环境,你没点流氓那两下子,你只有吃亏。比如我们那个县,总共几百个知识青年,流氓能有十几帮,不是你抢我,就是我抢你。
    
    人物周刊:抢什么东西?
    
    米鹤都:抢钱、抢衣服,我还让人抢过衣服。首先是知青之间抢,然后才抢老百姓,一般流氓还不抢老百姓,因为老百姓没钱,抢他们还容易产生严重后果。农民到公社告状,被会被抓起来,而抢知青公社一般不管。我们后来把抢我们衣服的流氓抓住了,送到县公安局,结果也没咋,第二天就放回去了。所以在那个环境你要生存,你自己不是流氓,都得知道怎么对付流氓,而对付流氓的有效方法往往就是用流氓的方法。
    
    当时延安是北京知青下乡中最乱的,打架成风。1968年前后,北京办了一个流氓小偷学习班,有流氓打架行为的都被抓起来,关了好像几千人还是上万人。后来“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只要你报名上山下乡,马上就放,所以这一大批人中很多就报名去了陕北。这倒也不是有意安排,正赶上这一批去延安的趟了。所以它本身就乱,再加上延安又苦,那一年又大旱,没粮食,知青也吃不饱,安置工作也不好。我在《心路》里描写过这一段。
    
    人物周刊:总体怎么评价这代人?
    
金观涛:共产主义变了 红卫兵是不死的理想主义

    米鹤都:我1989年写的《红卫兵这一代》里,认为这代人的历史作用,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桥梁。他们一头连着传统,一头通向现代。可他既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传统,也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现代。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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