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政府、媒体、公众如何看待性从业者/郑东阳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2月10日 转载)
来源：《壹读》专栏台湾边角料
我常感叹自己“交友不慎”——每次从台湾归来，内地的朋友都会向我百般打听，话题无非有二：一是政治，一是美女。
不管是南部高速公路沿线玻璃房子里穿着暴露的“槟榔西施”，还是活跃在日本AV界“镀金”的台湾女优，又或者是前段时间富二代李宗瑞身下的女模，情色台湾”，或多或少都是内地客对宝岛的另一印象。
三年前，前“总统”陈水扁之子陈致中身陷“嫖妓门”，台湾媒体打出“致中寻欢，全民同乐”的口号，说“人民不在乎真相，只想看笑话”；至于美女政客璩美凤的“性爱光碟”风波，那更是11年前的陈年旧事了；不过，这一话题恐怕还可以聊得稍微严肃一些。
很长一段时间，台湾曾允许公娼合法化。台湾光复后，管理者想尽办法，经过几十年努力，终于取消了公娼。1997年9月6日，时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仓促废娼，引起百余名公娼上街头抗议，经公娼自救会和当时介入协助的女工团结生产线的长期抗争，在马英九当选台北市长后，于1999年3月争得缓冲两年执行废娼政策。
2001年，废娼政策执行。在“首都”台北的示范效应下，其他各县市纷纷效尤。2003年底，高雄市最后一家公娼馆预关闭，台湾合法的公娼业也走入历史。
但是在废娼政策施行后，问题却更严重。性工作者全面转入地下后，除了官方耗费大量公共资源取缔、查处非法营业者外，地下性工作者也面临更严峻的生存压迫与经济困顿。
而每当台湾警方查获一处应召站时，多数台湾舆论会对这些应召女郎抱以同情，因为根据台湾现有的法律，“罚娼不罚嫖”。
其实，即使台湾当局不废娼，公娼这个群体也会慢慢消失——有合法执照的公娼越来越少，年纪也越来越大，哪里能跟非法的、地下的靓女们拼市场？而废娼的结果，一是打破了她们的饭碗，使得她们常受警察的盘查、临检和钓鱼恫吓；二则因为政策规定“罚娼不罚嫖”，所以一旦被抓，吃亏的总是女人们。
最后，她们选择上街。近年来，这些姐妹组织的行业协会发动了近500场街头抗议，每逢大选、台北市市长选举前夕，她们就会向各党候选人施压，要求废除“罚娼不罚嫖”的不公平规定。
媒体对她们也算是给足同情，她们恶劣的工作环境、低矮压抑的住所，游行抗议的群情激愤和悲情，都藉由媒体曝光于普通民众面前，促进民意更加重视她们的诉求。
于是，2009年，两名宜兰地院法官为不断受罚的弱势老妓向大法官申请“释宪”。接着台湾大法官宣告社会秩序维护法中的“罚娼不罚嫖”为“违宪”，并将于两年内失效。为此，内政部门广邀专家学者、宗教团体、性工作代表等举办多次座谈会，广征意见，最后相关民调结果显示，有68%的人赞成把成人的性交易当成一项行业来管理。
前年11月，台湾当局就性交易的相关法规作出了两项重大修正：第一是允许各市县设立性交易专区，即人们俗称的“红灯区”；第二是废除“罚娼不罚嫖”的规定，未来在专区内的性交易行为，买卖双方均不罚；反之，若在非专区的性交易行为，双方皆罚。
虽然此举引发巨大争议，但在这个事件的背后，公知们如何与弱势群体、权益诉求者一起推动法律的修改，如何与官方进行谈判和博弈，如此种种，都可视为社会改良的典范。
不过，新的问题又来了。虽然社会的主流声音都认同保护性工作者的权益（这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但是没有一位市长、县长敢真正设立红灯区，因为选址稍有不当，必定引发民怨，丢了选票。而且，设置红灯区后，还要制定相关的管理措施和配备人员，那也多半会吃力不讨好。在这个问题上，台湾民众与当局有了共识。但是在台湾妇女界，却有不同声音。当年救雏妓起家的妇女团体另成立推动缩减性产业联盟，强烈要求“罚嫖不罚娼”，坚持“不罚嫖客，就不修法”，而与日日春协会等妓权派的“娼嫖都不罚”的主张对峙。而且大多数民意支持性工作除罪化，但是除罪化后，管理难度十分大，负面影响的可控度也受到质疑
近一年了，红灯区设立与否，变成了大是大非问题。如何处理性交易议题，向来就是检测各国、各地区执政当局的诚实与魄力的政治标尺之一，但很不幸的是，当局和民众诚实面对了，但谁也不敢迈出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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