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是乌克兰，北京『变天』不容乐观/彭涛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3月01日 来稿)
作者：彭涛（德国）
自今年2月22日始，乌克兰政局出了现急转直下的变化：在民众和反对党抗议坚挺近三个月之后，警察和军队倒戈，前总统亚努科维奇被迫逃离基辅，反对派领袖季莫申科获释，议会决定恢复2004年宪法的议会总统制，决定暂由议长图尔奇诺夫代行总统职权，等等。乌克兰民众在独立广场上抗议的胜利，让许多中国民运和自由派人士深感鼓舞，认为乌克兰的广场模式将成为未来中国变局的楷模，如称『乌克兰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如果中国再次出现『六四』天安门广场运动，中国政局将最终转变，因为中共高层现在没人再敢下令枪杀示威群众，军队也会不像89时期那样盲目听从命令，开枪杀人，等等。
这些观点和看法，看上去很令人激动和振奋，但却失之冷静和清醒，用激情代替理性，缺乏对现实的认真审视。中国不是乌克兰，人们不能简单地将中国与乌克兰作类比，即：不问相互间的差异就武断地下结论，认为在乌克兰能成的事，在中国也会凑效。就像在『阿拉伯之春』兴起时，很多人也把埃及和利比亚等国的变局模式，生硬地套在中国的现实上，认为阿拉伯之春也会在中国生根开花。然而，其结果则是，茉莉花革命运动在中国被政府全面围剿和压制。而且，如今的『新公民运动』也持续遭到政府的严打和管控，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运动。
乌克兰民众独立广场反政府抗议的『成功』与几个因素有关联：一、乌克兰是一个有24年历史的（半）民主和宪政国家，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权力机构相对独立，实行公开选举和多党制等；二、有公民社会的存在，自由、民主和人权等价值已植入人心，社会相对自治和多元组成；三、军队和警察等安全机器与前苏联时代已大不一样，它们已不再是当权者个人手中的私家工具，也不属于某个执政的党派，而是服从于宪法和国家（至少是从法理上来讲），民选政府和总统很难像邓小平一样下令军队大规模武力镇压抗议民众；四、像乌克兰这样一个（半）民主国家，其对社会和公民的控制力度和强度，都较纯粹专制的国家（如中国、朝鲜、古巴和伊朗等）要弱和小得多，公民的自由度也相对的高，享有相当的言论自由权；五、乌克兰不仅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受到俄国的严重制约，而且也与西方国家联盟（如欧盟和美国）有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紧密联系，这次抗议的发起和成功也与西方国家的支持、参与和施压是密不可分的。
而中国则是一个纯粹的极权国家，实行一党专制，公民社会很少有生存的空间，政府对媒体和社会实现全能的控制，民众几乎没有可能组织起来，或公开而持久等地举行抗议；而且，中国的军队、武警和公安等武装力量受制于执政党，不属于国家（军队效忠的是中共而不是宪法和人大等机构），其官兵思想素质则大多滞留在中共意识形态和教化价值的范畴内，等等。上述乌克兰所拥有和经历过的一切，中国都没有或从未经历过。而中国人还在经历和拥有的，在乌克兰却没有和已不再经历。因此，人们（至少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不可以将乌克兰式的权力更迭，与北京的『变天』相提并论。其理由有三：一是中国民众很难再像『89六四』时那样，可以随时轻易地走上街头，得以举行长时间的反政府活动，以至引发整个社会的响应和参与，因为中共早已汲取了『六四』的教训，积累了丰富的维稳经验，发展出了一套适应社会多元化的现代管控方案；二是不能排除中共在『动乱』时下令军队武力镇压『暴徒』的可能，而中国军队和警察是否到时会倒戈或哗变，也还是一个大问号；三是中共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防止『广场抗议』和街头示威的发生，尽量将『乱源』扼杀在摇篮之中，甚至主动引导群众运动，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乌克兰广场抗议的胜利，不仅不会提高中国街头运动的机率，相反会迫使政府更加严密、周全和系统化地来防范民众的一切自发和自主活动，如通过设立国安委与网路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等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与主导。
另外，如上所述，乌克兰广场反对派抗议的成功，不单单是它们坚持抗争和不畏强暴的结果，也是因为美国和西方国家阵营（如欧盟等）的直接或间接干预和参与所致。乌克兰是西方与俄国的必争之地，它不仅在地缘政治上具有战略意义，而且在经济和自然资源上也拥有巨大的潜能。所以，乌克兰政局的长期不稳和动荡，也可以说是西方与俄国不断较劲的产物。乌克兰生存在俄国和西方的夹缝之中，要么与俄国结盟，要么加入欧盟，除此别无选择。与阿拉伯之春之后的一些国家（如突利斯、利比亚、埃及和叙利亚等）的『变天』一样，乌克兰政权的再次更迭，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将这些国家纳入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一种实践。可以说，没有欧美国家的支持和主导，单靠广场反对派的起事和坚持，乌克兰的这次权力更迭是难以实现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把乌克兰与中国进行简单的类比的话，那么中国今后的变局，在很大程度上（甚或完全）得看美国和西方的态度和运作如何了。不过，西方即使有意愿促成中国的『变天』，但其可操作性或可行性（相对于乌克兰这样的小国家来说）就不是那么高和大了。中国目前不是夹在某几个强权之间求生存的弱小国家，而是与美国和欧盟等强权『势均力敌』的新兴大国。所以，欧美直接支持中国的街头运动，或诱使其军队和警察倒戈的可能性则很小（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只要西方在这方面有真心）。
乌克兰的这次政府更迭，是自1991年宣布独立和2004年的『橙色革命』以来政局不断动荡的续集。乌克兰政局长期难以稳定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是，历届政府和议会的领导人普遍腐败弄权。不管是尤先科，亚努科维奇，还是季莫申科等人，都涉嫌重大贪腐或经济丑闻。这也是乌克兰两次革命的动因之一。另一个是，总统和议会（总理）之间的权力之争。各党派缺乏对宪法的敬畏，不遵守民主程序，或不严格按照民主规则行事。为了打击政治对手，政客们纷纷利用宪法或借口修宪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乌克兰的三次修改宪制（即从1996年的总统议会制到2006年议会总统制，再从2010年的总统议会制到2014年的议会总统制）均是总统与议会之间相互打击和争斗的产物。再一个是，由此而造成的政府治理能力的低下和国家管理的混乱，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以致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所以，乌克兰的这次『革命』，不能被看作是一场真正的制度性变革。因为，无论谁上台（祖国党、打击党还是自由党等），无论实行总统议会制还是议会总统制，乌克兰的政治体制和格局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社会的碎片化和各阶层缺乏基本共识的乱象也未消除。
乌克兰广场反对派与亚努科维奇签署协议修改宪法，尔后将总统亚努科维奇赶下台，重组议会和设立临时政府，等等。这是否属违反宪法的行为，在法理上是否具有足够的正当性？按照宪法学者童之伟的说法，『乌克兰反对派的行为属违反宪法，暴力夺取政权，是政变』，『根据2010年乌宪法法院裁决，2004年宪法修正案违宪，议会和总统都无权推翻这个裁决，因而恢复2004年宪法的决议和协议均属无效』。亚努科维奇是民选的总统，按照宪法，乌克兰的议会无权用简单撤职的方式来剥夺其职务。在宪政国家，对总统的弹劾和制裁，只能按照其宪法和相关法律程序来进行。因此，乌克兰独立广场的这次『革命』，从真正意义上来讲，算不算得上是民主和宪政的胜利，抑或是一次违宪和『反民主』的范例，仍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乌克兰的政权更迭路径，不符合中国目前的发展状况。因为，中国与乌克兰在政治制度、政府治理及管控能力和方式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区别。至少可以说，近期内，在中国很难出现类似乌克兰独立广场那样的大规模抗议事件。即使出现一定规模的街头抗议，中共也不会像乌克兰政府那样『手软』或优柔寡断，会迅速而果断地将其清除，绝不会再像89『六四』时那样，让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时才想起来动手。对于中共来说，如果其江山的稳固遇到威胁，那它将毫不留情地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武力镇压）来加以防止。在这一点上，如今的中共高层，仍然与邓小平时代的领导人没有什么两样。而且其军队和警察也仍然会『坚决』地听从和执行中央的命令。目前中共在西藏和新疆等地镇压所谓『藏独』和『疆独』分子的行为，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因此，把中共领导人与乌克兰的政客们划等号，幻想他们会在其『人亡政息』之际对抗议民众手软或发慈悲，那就是太天真和不识时务了。
一般来讲，中国未来的变革会有另一种发展途径和逻辑。中国如果出现变局，其路径很可能是：中国经济搞不上去，民生改善不力，反腐倡廉没有成效，政府公信力持续下降，民心和党心不稳，社会基本共识难以建立，官民对立加剧，以民营企业家为代表的中产阶级、自由知识分子和体制内的反对派出来要求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等，对政府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和制约，最终迫使执政党高层做出明智的抉择和让步，逐渐容忍政治反对派的存在和放松言论等自由，像当年的蒋经国那样，一步一步地为后来的政治转型作铺垫和积累，从而慢慢促成最后的制度性变革。当然，这也是带有理想色彩的预测。中国未来政治的发展，也有可能走所谓新加坡式的道路。但对于中共来说，这条道路却不是那么好走的，甚至是无法走下去的。单单拿新加坡的廉政和法治高绩效来讲，在中共治下的中国就很难或永远无法达到。所以，如果习近平等最终不能实现其『两个一百年计划』和『中国梦』的话，那么改制、改道和推行宪政民主制度，则是中共未来无法规避和杜绝的道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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