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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总外访为何讳言“一元化”政治体制(中)“党制”属于历史的选择/欧阳君山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4月14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中共思想政治走向深思系列之二

    中篇:“党制”属于历史的选择
     04.为什么文明的优劣需要历史的检验

    05.为什么绝对应该尊重中华文明
    06.为什么说“百代多行秦政制”
    07.为什么说王国维自沉至少标志着中华文明的落水
    08.为什么“半盘西化”没能够拯救帝制
    09.为什么“全盘西化”也没能拯救帝制
    10.为什么说民国仿佛是“五代十国”
    11.为什么孙中山“背叛”民制
    12.为什么孙中山从学英美转向“以俄为师”
    13.为什么说“以俄为师”使国民党发生了质变
    14.为什么中共在“党制”上会自相矛盾
    15.为什么国共两党会“一山难容二虎”
    16.为什么也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下篇:“党制”符合逻辑的选择
    17.为什么逻辑的选择更加根本
    18.为什么“党制”的形成要追溯到马克思主义
    19.为什么须有个体“以天下为己任”
    20.为什么说“党制”的逻辑在产权清晰
    21.为什么有“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之说
    22.为什么说产权清晰之道颠扑不破
    23.为什么产权清晰的政治私有制日趋消亡
    24.为什么不能说是生产力发展动摇了政治私有制
    25.为什么“我”有效私有的“财产”极其有限
    26.为什么雍正皇帝会成为“劳模”
    27.为什么经济私有制也转向经济公有制
    28.为什么政治私有制的转型代价高昂
    结语:超越“特色论”
    
    紧接《习总外访为何讳言“一元化”政治体制(上)》
    中篇:“党制”属于历史的选择
    

为什么文明的优劣需要历史的检验
    按官方的说法,中共“一元化”领导,或者说坚持党的领导,并非一党专政,有所谓“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而且被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但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并非对等,这里有明确的主体,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更有所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的高调。显而易见,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坚持中共“一元化”领导,要害在于“一元化”,实质在于“以党治国”——可称为“党制”。
    
    但中华原本是无“党”的。夫子云:君子群而不党。即是说,有道之士,团结他人,但不结党营私。中华语文中,一“党”字似乎就没好意,组词亦多贬,典型如“党羽”。繁体“黨”就是“尚黑”,打娘胎里落地,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说文》云:“党,不鲜也,从黑,尚声。”的确,四海之内皆兄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同”实属自然而然,为什么要结党呢?
    
    虽无“党”,但有“制”,而且不是一般的制,应该说是相当沉着的定型。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就职演讲”中,习近平都提到中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文明,《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理阿诺斯在写到中华文明时,一开篇就以十分谨慎的笔调提到,中华文明是古代文明中唯一幸存的超巨型文明。这一点的确让人自豪,因而也发人深省,文明的优劣要如何判定呢?显然只能是实践的检验——本质在时间的市场淘汰!但问题并没有完,实践的标准放多长合适呢?从眼前看,甚至从100年看,落后就要挨打,人类都应该学习甚至崇拜西方文化;但放到300年甚至500年呢?西方文化明显经不起检验,数据显示,气候变暖主要是西方国家历史的碳排量造成的——如果地球人早都像西方人一样生活,今天不只是气候变暖,可能早已经“后天”了。中华文明或许“古道西风瘦马,小桥流水人家”,物质上不如现代西方文明让人刺激,但她经受历史的检验。仅凭这一点,就值得今天几陷天诛地灭之境的人类深刻反思和借鉴。
    

为什么绝对应该尊重中华文明
    长期以来,对中华文明和西方文化有许多具体而微的研究,意见和观点更是形形色色,但多忽其大体,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实际上,不管一种文明或文化的内部具体如何,封建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专制也好,民主也好,科学也好,愚昧也好,有宗教也好,无信仰也好,黑人种也好,白人种也好,大陆型也好,海洋型也好,内省文化也好,外向文化也好,讲逻辑也好,不讲逻辑也好,窝里斗也好,不窝里斗也好,其他种种也好,完全可置之不理,但都可以肯定,该一文明的总格局是人与人的博弈——只要是人的文明,任一文明的总格局都是人与人的博弈;这一总格局与任何其他因素无关,唯一只与人性人心人情紧密相关。如果从外部看到某一文明长时间大体稳定,甚至一直处于大体稳定的状态,可以肯定,该一文明内部格局已至博弈均衡,借用弗朗西斯•福山的话讲,已是“历史的终结”,要不然,不可能老是大体稳定。对这样的文明,应该表示尊重!如果这样的文明不属于小文明——小文明可能会存在特殊性——而是巨型文明,甚至是超巨型文明,更应表示尊重!
    
    中华文明正是这样的文明,一者五千年绵延不绝,大体一直稳定;一者超巨型,人口和面积都是超巨型的,绝对应该尊重!不幸的是,由于对进化论的痴迷,对科学技术的迷恋,对物质财富的追求缺乏节制,长时间大体稳定的中华文明被认为是“长期停滞”,甚至被认为属于落后甚至异端,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写道:“如果要问,中国既然不间断地致力于各种技艺和科学已有如此遥远的历史,为什么进步却微乎其微?”
    

为什么说“百代多行秦政制”
    具体到作为“定海神针”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华文明所内含的定型就是“帝制”,这是后来提出的相对于“民制”的说法。在中华历史上,由于主流意见对帝制所声称的“朕即天下”实则政治私有制不存在分歧,争议是在于统治方式即“儒法之争”,尤其在于行政结构,即“封建制”与“郡县制”之争。主流意见在郡县制,早在北宋,苏东坡就有一个总结:“昔之论封建者,曹元首、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其后有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所谓“宗元之论”,即中唐柳宗元(字子厚)所写《封建论》,该文讲事实、摆道理,旗帜鲜明对郡县制作出雄辩。
    
    现实胜于雄辩,中华历史自秦以降,一直到清王朝覆灭,奉行的都是郡县制,诚如毛泽东所言,“百代多行秦政制”。原本,秦之郡县制即从周之封建制演变而来。春秋战国乱悠悠,秦王嬴政“奋六世之余烈”,始得以重新一统天下,为吸取周王朝的惨烈教训,“废封建”而“行郡县”。秦王朝虽十三年而夭,但郡县制并没有偕亡,汉、唐、明、清诸王朝初期甚至也都有过分封制的尝试,但最后一律以血的教训而流变并定型到郡县制。
    

为什么说王国维自沉至少标志着中华文明的落水
    但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帝国主义。殖民者破门而入,不仅有器物文明,更有精神文明;不仅有笔杆子,更有枪杆子,多杆齐下,导致“天朝”权丧国辱,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一步步丧失,直到荡然无几,诚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1949年8月5日——也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前不久,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国务卿艾奇逊总结了“西方的影响”:
    
    “中国自己的高度文化和文明,有了三千多年的发展,大体上不曾沾染外来的影响。中国人即是被武力征服,最后总是能够驯服和融化侵入者。他们自然会因此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看成是文明人类的最高表现。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西方突破了中国孤立的墙壁,那在以前是不可逾越的。这些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带来了发展得盖世无双的西方技术,带来了为以往的侵入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一部分由于这些品质,一部分由于清朝统治的衰落,西方人不但没有被中国融化,而且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这些新思想发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骚动和不安。”
    
    岂只是“激起了骚动和不安”,1927年6月2日,一代国师王国维在昆明湖投水为道殉,其遗嘱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历史学家陈寅恪解释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这应该可视为一个鲜明的符号,优胜劣汰也好,“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也罢,不说王国维的自沉代表了中华文明的衰落,但至少也标志着中华文明的落水!
    

为什么“半盘西化”没能够拯救帝制
    作为古老文明的重要内核,帝制进行了挣扎。早期有“洋务运动”,实质可称为“半盘西化”,所谓“中体西用”,也算颇有成效,弄了个短暂的中兴,尤其表现在海军的从无到有上。史料显示,1888年,清王朝北洋舰队正式组成,拥有军舰25艘,官兵4000多人。北洋大臣李鸿章不无得意地表示:北洋海军“声势已壮”!并非吹牛,据当时世界军事年鉴的统计,清王朝的海军实力,排名仅次于英美俄德法西意七大列强,居世界海军第八位。甲午战前,日本海军的吨位、炮位及海战潜力,实远落后于清,在世界排名第十六位。
    
    但出乎意料的是,甲午一战,海军方面,北洋一败涂地,全军尽墨,连主力舰也被日军所掳;陆军方面,牙山一声炮响,清军瓦解土崩,日军追亡逐北,一路势逼京师。令人痛心的是,此时日本陆军刚刚新建,可用之兵不过十余万,而清陆军总数不在百万之下,而且都是久战之师,不可一世。何也?非器不如人,乃制不如人。当清王朝海军总司令丁汝昌在威海卫被日舰重重包围时,正预备自杀殉国,收到一封来自日本海军总司令的劝降书,有言:“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
    

为什么“全盘西化”也未能拯救帝制
    帝制试图以政治改革来自我挽救。当中日《马关条约》割地赔款的消息传到京师,从朝廷内的官员,到在京的举人,以至外省的疆吏们,乃至普通百姓,一夜之间纷纷关心起国事来,掀起一股向皇帝上书潮,接受并代奏上书的都察院一下子热闹未凡,“车马阗溢,冠衽杂沓,言论滂积”。原本信奉“群而不党”的国人也开始了结社,据梁启超的统计,自甲午到辛亥年间,有章可考的各种公开社团,盖有160余家之多。政治改革的确是当时一股热潮,通常被认为保守者的慈禧太后,也认为非变法维新不可。但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光绪皇帝的急遽与康有为的操切,好不容易在1898年张罗起来的变法维新运动一百天玩完,史称“戊戍变法”,亦称“百日维新”。
    
    帝制甚至也试图立宪革新,也堪称“全盘西化”之努力。这是有例可循的,不是远在天边,而是近在眼前,日本原本中华文明圈内一衣带水的小邻居,自明治维新建立“君主立宪”后,国力日涨,先是在1894年开始的甲午战争中打败清王朝,后又在1904年开始的日俄战争中打败沙俄。特别是当日本战胜沙俄的消息传出,“非小国能战胜于大国,实立宪能战胜于专制”之论上下蜚起,“立宪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或许也是感到大势所趋,清王朝1905年10月即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并于次年9月1日正式颁布《宣示预备立宪谕》。不管真诚假意如何,现实是天公不作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1908年相继归西,清朝廷近乎群龙无首,帝制再次与和平转型失之交臂。
    
    历史是从容的,但历史时刻常常是仓促的。由于内外交困,时间已不耐烦,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全国风起云从,多地提出自立,脱离清朝廷的统治。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后在袁世凯的主导下,1912年2月12日,溥仪皇帝退位,清王朝灭亡——从始皇帝元年开始,走过2132年的帝制寿终正寝。毛泽东曾评价说:“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
    

为什么说民国仿佛是“五代十国”
    怎么办?帝制作为中华文明的政制内核,堪称“定海神针”,文明或文化的问题或许可以慢慢来,也需要慢慢来,但政制问题属于当务之急,国不可一日无政制,就像国不可一日无主。这让人想起武昌起义中的有趣一幕,战斗打响后,革命党人群龙无首,作为湖北军第21混成协统领的黎元洪被逼封为“大都督”,原因是他比较德高望重。那取帝制而代之的能是什么制呢?中山先生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政制上,“宪政”被认为世界潮流,所谓宪政(Constitutional Politics),源于古希腊文的“民主”(Democracy),意思就是“人民的权力”。相对帝制而言,宪政就是民制。武昌起义后不到两个多月,当全国17省代表在南京召开“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时,几天前刚从美国科罗拉多州敦复城(Denver)一家中国餐馆打杂回来的孙中山以16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重要原因就在他长久以来就振臂呐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
    
    “民制”的确开了张,宪法也立了,三权也分了,国会也有了,议员也选了,总统也有了,脑后的辫子更是齐刷刷不见了,但民治真正就来了吗?正可谓“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从1913年中华民国主要缔造者宋教仁遇刺,到1915年袁世凯称帝,到1916年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到1917年的张勋复辟,闹剧一幕幕,领导人如走马灯,国会更是乌烟瘴气。从历史上的王朝更替看,新王朝诞生,一统是最重要的标志。但无论是北洋政府时期,还是国民政府时期,中华民国都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地理上没有,政治上也没有,法律上更没有,精神家园上更没有,历史仿佛重新回到了“五代十国”。
    
    从礼崩乐坏看,由于武重文轻,也由于物质主义的兴起,再加上外国势力的窥测和介入,民国的混乱程度甚至有可能超过五代十国,乃至史上其他王朝崩溃时期,受影响的普通民众所占比例更高。史料显示,从1912年到1922年,全国兵变即达179次之高,原因多在于缺饷。这充分反映民国的混乱程度,最讲究纪律也最有保障的军队尚且如此,何况一般层面?辛亥革命元老于右任曾吟过一首读史诗,写照的或许就是他躬逢其“盛”的晚清至民国时代:
    
    风虎云龙亦偶然,
    欺人青史话连篇。
    中原代有英雄出,
    各苦生民数十年。
    

为什么孙中山“背叛”民制
    人多指责袁世凯称帝甚荒唐,背叛民国。实际上,荒唐者岂只袁世凯,早有人“背叛”民国。这就是被中国共产党尊奉为革命先行者、被中国国民党尊奉为“国父”的孙中山先生。一定意义上讲,在背叛民国上,孙中山比袁世凯还抢先一步。早在袁世凯公开称帝前,1913年9月,国民党以武力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认为原因“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涣散”,遂强力把原本三权分制的国民党,改组成由他个人独裁的“中华革命党”,并清除一批革命元勋,包括黄兴在内。尽管1916年7月“护国运动”结束后,中华革命党被宣告停止活动,但孙中山对独裁的要求应该并没有退却。一直追求“建立民国”的孙中山为什么忽然嚷着要独裁呢?
    
    按历史学家唐德刚的分析,与袁世凯一样,孙中山要求独裁也是因为对议会政治绝望,这应该是可信的。由于民制一时难以操办,孙中山实际上悄悄转向了“党制”,他的独裁要求不只局限于党内,而是放大到国家。1915年,孙中山就明确表示:“吾人立党,即为未来国家之雏形。”1920年,他更是郑重声明:“本总理向来主张以党治国。”孙中山甚至明确提出过“党在国上”:“当俄国革命时,用独裁政治,诸事一切不顾,只求革命成功……其能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我以为今日是一大纪念日,应重新组织,把党放在国上。”国民政府时期流行“党国”的说法,源头应该就是这。不得不承认,同为对民制的绝望及超越,相对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陈旧、落后甚至迂腐、愚蠢,孙中山的走向“党制”棋高一着,至少政党政治具有现代感,符合世界潮流。
    

为什么孙中山从学英美转向“以俄为师”
    有意思的是,似乎与放下“民制”而转向“党制”相应,在外交和国际关系上,孙中山的兴奋点也从英美转向苏俄。孙中山原本言必称美国,“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时,入盟书即所谓“创立合众政府”,但临终遗嘱却指向苏俄,曰:“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1924年10月9日,孙中山在致蒋介石的信函中也明确提出:“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一般认为,中俄两国不仅山水相连,而且同属于农业大国和帝制古国,相通相同之处应该多于中国与美国或英国,俄国的确有可能更值得中国借鉴和学习,这应该也是后来毛泽东感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原因。但孙中山大力号召向与北洋政府关系紧张的苏俄学习,除了饱含对苏俄支持中国革命的感恩之外,重要原因应该也在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开创了“党制”的范式,曾明确表示:“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
    
    “以俄为师”不是虚情假意。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廷不仅受到孙中山的礼遇,而且被认命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孙中山甚至把他比作对美国建国有重要贡献的法国将军拉斐德。国民党还派出了专门的取经团队,1923年8月,蒋介石作为孙中山的全权代表,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俄,主要目的是学习苏俄建党治军领政的经验并“联俄联共”。但三个月的行程结束后,至少蒋介石本人是大失所望:“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确信苏联政治体制是独裁和恐怖主义的统治工具,它与以三民主义为基础的国民党的政治体制完全不同,这是我出访苏联所得出的结论。如果我们一直呆在国内,我们恐怕永远不会发现这些。”极其可能,这构成蒋介石后来终老都要“反共”的心理起点。就像“联共”一样,国民党的“反共”也是源自孙中山,很早就明确表示:“共产党能守吾党范围,吾默化之!不能,吾自有处理之法。”但蒋介石因苏俄见闻而反中共,大错特错,中共的确与俄共有一脉相承之处,但其实一开始就有天壤之别。
    

为什么说“以俄为师”使国民党发生了质变
    蒋介石当时刚获得孙中山信任,还不是国民党的主要领导,而且他现实上并没有反对苏俄党制,终其一生也不曾真正超越“党制”,即便是后来经营台湾地区。孙中山一直为党组织的松散而苦恼,曾多次“折腾”自己一手创建的党,但一直不得其法,幸而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得以俄共为师,此时距他1894年11月在美国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已近30年。正是比较系统地学习俄共后,1924年元月,国民党得以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正式宣布改组。按历史学家金观涛的分析,国民党仿照俄共实行改组,使国民党发生了质变,从“一般政见认同团体”跃到了“意识形态认同团体”。
    
    国民党从此焕然一新,中国的革命局面也从此为之一变。1924年12月,3000人的黄埔学生军即把陈烱明赶出广东,并迅速统一广东全省,遂后即开始北伐。北伐其实也是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因为国民革命军当时不到10万人,要打倒的军阀一个个都是庞然大物,但战争在两年多后即告胜利,国民党完成形式上的统一。力量来自于哪里?制度就是生产力,力量正来自于“党制”。当时的国民革命军相当程度上就是国民党“党军”。
    
    从1925年7月组织广州国民政府开始,国民党便是“党制”的实践者。1928年9月,国民党发布《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明确宣称“本党始终以政权之保姆自任”。随着后来形势的发展,国民党的以党治国更是登峰造极,以至于蒋介石不仅提出国民党是“唯一救国的党”,更鲜明亮出三个一——“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蒋介石虽不执行中山先生“联俄联共”的政策,但在贯彻“党制”上,似乎比俄共也有过之而无不及。1937年2月,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中央五届三中全会通过所谓“根除赤祸案”,明确要求解散中共的苏维埃政权和红军。
    

为什么中共在“党制”上会自相矛盾
    中共作为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的党,继承苏俄党制,原本自然不过。但南京国民政府退踞台湾之前,中共主要是作为“在野党”,尤其是力量弱小充当“反对派”时,中共更是旗帜鲜明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这不仅反复见诸于当时中共报刊重要社论,如《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曾发表题为《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的社论,称“美国是人类社会的成功模式的榜样”;而且也直接见诸中共高层的谈话与文章,如毛泽东1944年对到访延安的美国代表团谈到:“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我党的奋斗目标,就是推翻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国人民能享受民主带来的幸福。”甚至当时还没有进入核心领导层的邓小平也在1941年的文章中写道:“‘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
    
    但中共实际上也是按“党制”运营,尽管抗日战争期间也在边区推行过“三三制”,但总体上并没有超越“党制”,任弼时1943年元月甚至针对性地指出,“建立‘三三制’政权并不是要放弃政权中党的领导作用”。议会式政党是不控制军队的,“党制”最鲜明的特征应该就是“党军”——这是国民党的叫法,共产党后来形象地称之为“党指挥枪”。中共在这一点上可谓不折不扣,不但组建党军,而且比国民党甚至俄共做得更彻底,这鲜明反映在所谓“支部建在连上”。党军是苏俄成功的重要经验,但“支部建在连上”有可能与苏俄无关,是毛泽东实践出真知的创造,后作为中共建军治军的基本原则,有力奠定“党指挥枪”的组织基础。1927年9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余部奔向井冈山,有感于南昌、秋收起义相继失败,他反思得出“这是缺乏革命中心力量招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并确定就在江西永新三湾村对部队进行改编,主要内容就是把支部建到连上:在连队设党支部,在优秀士兵中发展党员,在班排设党小组,在连以上设党代表并担任党组织书记。显而易见,这属于典型的“党制”,乃军队建设高度统一的自然需要。也符合中华的民间传统,有句话叫“上阵父子兵”,过去的军队曾以一家一姓命名,如南宋初年岳飞领导的抗金军队即被称为“岳家军”,帅字旗上就写一大大的“岳”字。
    

为什么国共两党会“一山难容二虎”
    国共两党同为“党制”的奉行者,而且某种意义上还是双胞胎,都得到苏俄的哺育,都以北洋军阀为革命对象,但由于一开始就各有各的主义,而且后来各有各的军队,再加上历史上的恩怨情仇,国共两党的碰撞几不可免。如何是好?孟子曾提出不对称关系的相处之道,所谓“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与“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纯粹从策略讲,国民党为尊的时候不懂得以大事小,倒是共产党弱小的时候颇谙以小事大。这似乎已注定,一旦共产党壮大起来,势必“一山难容二虎”。从“党制”逻辑看,这一点最自然不过;从现实感应看,蒋介石深知这一点,毛泽东深信这一点。抛开“党制”逻辑,纯粹从党际伦理讲,即使共产党打倒甚至消灭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也不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这正是“第二次国共内战”之前及之中两次和谈皆未果而终的重要原因,之前1945年8月开始的重庆谈判经一个多月的反复协商,虽签署了“双十协定”,但并没有解决两党的核心矛盾,在“双十协定”正式公布的第三天即1945年10月13日,蒋介石就发布了“剿共”密令;之中1949年4月进行的北平和谈正式时间不过三天,主要是讨论共产党方面提交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蒋介石斥之为“丧权辱国”,国民党方面拒绝签字。客观讲,两次和谈都是鸿门宴,重庆谈判更像是蒋介石“作秀”,但弄巧成拙;北平谈判更像是毛泽东“游戏”,但正中下怀。
    

为什么也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虽分为国共两党的核心,但同为中山先生的信徒,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党制”的实践者和发展人,如要对二公作一个比较,应该说毛泽东比蒋介石更彻底也更坚定。蒋介石虽高唱“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看起来赤裸裸的,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还存在某种妥协性。历史学家余英时曾评价蒋介石“无效独裁”,这应该是中肯的。蒋介石虽也讲文化,而且圣贤情结非常之重,但外王魅力仍然不够,连国民党内部的明争暗斗也一直没有解决好,以至抗战之中还闹腾出“汪伪政权”。
    
    毛泽东的评论或许一针见血,蒋介石是“民主无量、独裁无胆”。北平谈判尤其重庆谈判是毛泽东与蒋介石当面过招,可明显看出毛泽东政治上的高度清醒。节奏就是佐证,重庆谈判时,国民党是强势的一方,协商了一个多月;北平谈判时,共产党成强势的一方,正式会商就三天时间,相比之下,毛泽东是不是颇显乾纲独断?蒋介石是不是有些优柔寡断?更重要的是,是不是渡过长江是核心条件之一,共产党坚决要求过,国民党坚持拒绝过,毛泽东在这一点上毫不含糊,反对“划江而治”,不过也得过,并拒绝了来自苏俄斯大林的婉转调停。
    
    顺便说一下,史家后来有不同看法,不少人认为斯大林并未阻拦中共南下过江。这可能也是政治上的糊涂,具体细节可再考,但斯大林出面调停本身就已经构成阻拦,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斯大林真正不阻拦,不说支持过江,至少也应该沉默。作为当事人,毛泽东对“老大哥”斯大林的阻拦有深切的感受,并且一直耿耿于怀,后来曾说到:“我们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这一点也彰显中共走自己的路!
    
    一部现代中国史,一定意义上就是国共两党的天下逐鹿。从中华历史的演进观之,应该说与史上改朝换代时的英雄逐鹿如刘项楚汉相争毫无二致。重要区别是在于西方政党政治的引入,同时掺杂外来的思想武装和本土的军事武装,过去的英雄演义遂成了现代的政党竞争。但英雄演义的本质还是不变的,逻辑其实很清晰,“党制”把党作为一国之主,可党也是一个组织,何尝不需要一个主或者说核心呢?孙中山在组建中华革命党时不就明确党员一个个签约按印绝对服从于自己吗?常言道:“兵熊熊一个,将雄雄一窝。”这也是历史选择中共的重要原因,不只是历史选择了“党制”,也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待续)
    
    注:本文作者欧阳君山系注目礼思想体系创建人,地址:http://blog.sina.com.cn/zhumuli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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