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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一元天下而非多党争局(上)/欧阳君山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4月22日 来稿)
中共思想政治走向深思系列之三兼答于建嵘先生疑

    作者:欧阳君山
    

    1.中共的双重标准:一元化Vs多元化
    2.不可竞争的价值点位
    3.胡说八道的“市场失灵”
    4.“公地”为什么“悲剧”
    5.真实不虚的整体及整体价值
    6.产权清晰之道融合竞争之道
    7.奥尔森的旁证:权力竞争贻害民众
    8.多党制为什么会是一元多派
    9.人间正道一元化——兼复“历史的先声”
    
    【说明】整个学界对党制论不约而同地哑了,现实上的原因是他们不愿意为一党制背书——这可能是中共不得不面对的最真实的深层舆情,喊起来“三个自信”,但不少人要么色厉内荏,要么阳奉阴违;理论上的原因是他们认为一党制违背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竞争!本文从竞争之道切入,通过一步步的分析揭示:(一)竞争不是为竞争而竞争,在特定的竞争系统,必定存在不可竞争的价值点位;(二)不可竞争的价值点位并不神秘,而就是特定的竞争系统的均衡点;(三)均衡是整体的均衡,不可竞争的价值点位实质上意味着整体及整体价值;(四)整体及整体价值也必须由具体的个体“我”来承载,要不然,就是产权不清,导致“公地悲剧”。最后得到的结论就是:党制论所依据的产权清晰之道与竞争之道不相冲突而相融合,产权清晰正是百战归来化一元。这从根本上打破了世人最常犯也最容易犯的顽见——一党制违背竞争。文章也对多党制和“历史的先声”作出了回应。本文基本论述来自作者在中共十八大后的长篇论述——《中国共产党:敢问路在何方——注目礼破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普世价值》,这里略去文献索引。
    
    【关键词】党制 产权清晰 市场失灵 公地悲剧 历史的先声

中共的双重标准:一元化Vs多元化
    政治体制是一个国家的“定海神针”。自辛亥革命推翻近三千年悠久的中华“帝制”后,中国在艰难曲折并反复试错中踏上“党制”道路,并历经中国国民党时代的摸索,最终转型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但问题远没有结束,由于国家机器在操,中共一元化政体在实践上未有、可能也难有公开的挑战者,但在理论上,质疑一直没有中断过,借毛泽东的说法,过去有“右派分子”的“进攻”;借邓小平的说法,而今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
    
    按中共的既有说法,中共核心领导地位的形成属于“历史的选择”。但由于一元化政体与“世界潮流”大相径庭,尤其从西方“普世价值”话语看,一元化几乎就是“一党专制”的马甲,中共骨子里或许也是自惭形秽——大前提也在于鸦片战争后民族自信心的急剧跌落——遂以“中国特色”退而自守。对于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而言,对于原本也具有浓厚的天下主义情怀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而言,这无疑令人遗憾。
    
    但事实上,中国在近现代的浴火重生中最终走上中共一元化领导的道路,不只是历史的选择,更重要的是逻辑的选择,两者并且不可分割,紧密联系在一起,乃逻辑的选择造就了历史的选择。什么逻辑呢?不是中共自己宣称或打造的理论逻辑,也不是过去中国国民党宣称或打造的理论逻辑,更非任何的“中国特色”,而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强调的产权清晰之道。通俗讲,中国之所以走上了一元化体制的政治道路,原因在于一个国家需要且只需要一个老板,没有老板是产权不清,老板多了也是产权不清。
    
    这原本应该得到主流学界的响应,但蹊跷的是,党制论公开以来,包括上一篇公开《习总外访为何讳言“一元化”政治体制》后,无论体制内外,还是所谓“左”“中”“右”,抑或主流与非主流,全都不约而同地哑了——某再一次被“光荣孤立”,连“笔墨官司”也没法打,鲜明彰显某发明并营销注目礼理论以来的基本态势:千里走单骑,匹马戍梁州!
    
    著名学者曹思源先生长期以来鼓吹“人间正道私有化”,让某引为同道,遂把党制论已公开的文章悉数呈上,并在《“孝顺”论为何引来嘘声》中指名道姓请商榷,没料到他失语了。这是不是充分说明:在学问面前,一般人更容易派性,而难以理性;更容易自以为是,而绝难实事求是?
    
    有趣的倒是一学者朋友在电邮中大呼上当:君山兄,原来你苦心孤诣打造注目礼理论,就是要为中共一党专制圆场,真后悔与你探讨注目礼。某迅即回复:请注意了,某不过是把利益逻辑从经济学拓展到政治学,把产权清晰之道从做企业拓展到治国平天下,这是你们所信仰的西方主流思想的主流逻辑!党制背后的逻辑即政治私有制,属于真正的人间正道私有“化”。如果说为一党制圆场,你们岂不要自捆耳光?
    
    或许也是无话可说,颇有黔驴技穷之感,个别人从学术层面蹿到道德高地,认为某这是为个人私利而迎合现实,要不得啊,前车之鉴啊,小心啊!似乎语重心长,但某毫不客气提醒:“千万别以己度人!你低,别人未必就低;你贱,别人未必就践;你脏,别人未必就脏。”某略读历史,不只是正史,也包括野史,从历史总结出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邪不压正,正能胜邪,做人要光明正大,少玩技巧,甚至不玩技巧,岂奉迎哉?一些人成天惯喊自由民主,可对不同政见,动辄蹿到道德高地打棍子,甚至直接以动机扣帽子,某深以为惑:他们是啥大神下凡呀?
    
    整个学界对党制论之所以不约而同地哑了,现实上的原因是他们不愿意为一党制背书——这可能是中共不得不面对的最真实的深层舆情,喊起来“三个自信”,但不少人要么色厉内荏,要么阳奉阴违;理论上的原因是他们认为一党制违背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竞争!他们会理直气壮地反驳:姑且承认一党制符合颠扑不破的产权清晰之道,可它公然违背同样甚至更加颠扑不破的竞争之道,如何?这一点在著名学者于建嵘先生身上得到印证,某前不久专门拜访他在宋庄的东书房汇报党制,感觉他就在竞争之道上卡了。也是在于大侠建嵘先生那里,某听到了迄今为止对党制最狂妄的评论:“君山,你的意思,我都懂!”某抚其肩一叹:“于大侠且高且明,然懂其一,未懂其二也!”
    
    在竞争之道上卡,或者说,在一元化与多元化的关系上掐,明显也属于中共没有想清楚弄明白的难题。这集中表现在中共对一元化与多元化的说法上,尽管在国内把一元化喊得震天响,但一到国际或外交相关场合,中共多是大讲特讲多元化。据不完全的观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最高领导人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到习近平,都在外交或国际相关场合宣讲过多元化之理。今年3月下旬,习近平作为国家元首造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时,所作演讲的主题即扣在多元化,不仅大力倡导多元化,如讲到“‘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花朵,就算这种花朵再美,那也是单调的”;而且认真论证多元化,如引用《左传》上的古话说:“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显而易见,这就是内外有别、双重标准,难道这也能够堂而皇之冠以“中国特色”?如果多元化在逻辑上确是至理,为什么国内不也大讲特讲呢?为什么政治上不也高谈阔论呢?为什么思想上还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指导地位呢?下面咱们就从探讨竞争之道开始,深入剖析一元化与多元化,进一步阐述为什么党制落实于一元天下而非多党争局。

不可竞争的价值点位
    毫无疑问,竞争属于常识。举目四顾,不仅人间处处有竞争,而且地球时时有竞争,所谓“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竞争堪称生命的底色。作为中共党政军的重要缔造者,毛泽东对竞争之道的认识极其坚定,实践高度自觉,人到晚年还孜孜于“设置对立面”,这应该也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初衷。在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后,毛泽东曾风趣地表示:“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个一吨重的大勋章!”这不是玩笑话,没有对手,没有压力,没有竞争,连生命本身都会枯萎!据称,在日本北海道,有种味道珍奇的鳗鱼。由于生命脆弱,鳗鱼一离开深海区,要不了半天全死光。但一老渔民却总能让鳗鱼活蹦乱跳地回港,由于活鱼价格高,老渔民成了远近闻名的富翁。秘诀何在?原来,在整仓的鳗鱼中,老渔民总要放进几条狗鱼。狗鱼原本是鳗鱼的对头,但在成仓的对头面前,也只有四处乱窜的份,但恐吓鳗鱼够矣。就这样,一仓死气沉沉的鳗鱼全被激活——感谢竞争吧!
    
    但竞争之道是不是颠扑不破呢?No!道理很简单,人类的一切竞争,是为竞争而竞争吗?当然不是,竞争是为择优而竞争,目的是择优乃至最优化。即是说,竞争有明确的终点,它的名字叫最优。可最优存在尽头吗?常言道:没有最优,只有更优。但这只是句漂亮话,在特定的系统内,确实有更优,但终归最优,最优化不是没有止境的。也就是说,竞争之道不是颠扑不破的,在特定的系统内,存在着不可竞争——准确说是不再竞争——的价值点位。这正像丈量长短的尺子,它丈量他物,但从不丈量自己,正如有关于尺子的谜面所打趣的:“看来很有分寸,满身都是标准,可惜从不自量,专门算计别人。”这是无可奈何的,不只是度量衡,也不只是竞争,任何一组具有内在联系或构成相互作用的变量,如要达到一个稳定态,都不得不依赖于一个不变的存在。亦如美国第34任总统哈里•杜鲁门在自己办公桌上所标示的座右铭:“The Buck Stops Here!”别人可把问题推给他,可他已是至高无上的总统,他还能把问题往哪推呢?
    
    这似乎过于常识,一部分人可能不满意,尤其是那些“言必称希腊”的人,会认为这缺乏学术含量,他们已惯于故作高深。咱们看一看堪称“西方人思维方式训练圣经”的欧氏几何,作为史上第一个高度形式化的知识体系,它包含5个公设、5个公理和23个概念,及由之演绎而来的洋洋洒洒467个定理,解释平面世界的全部几何问题,极大展示科学理性的简洁优美。但欧氏几何并非一以贯之,467个定理是从5个公设、5个公理和23个概念证明出来的,但5个公设、5个公理和23个概念是没有被证明的,它们证明467个定理,但无法证明它们自身,其可信性是人为赋予的,这也正是所谓公设、公理和概念的本义。欧氏几何从逻辑上深刻提醒:如形式系统无矛盾,则必不完全,存在它自身不可证明的命题。这实际上就是由奥地利数理逻辑学家库尔特•哥德尔在1931年正式论述的“形式主义不完全性定理”,也称“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当然也适用于竞争之道,任何一组具有内在联系的变量,或者说,特定系统内各变量的相互作用,都适用于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更明白讲,一个特定的竞争系统,必定存在着不可竞争的价值点位,它不是彻头彻尾都是竞争出来的,就像欧氏几何不是彻头彻尾都是证明出来的。

胡说八道的“市场失灵”
    一个特定的竞争系统,必定存在着不可竞争的价值点位。这不只是逻辑上的常识,事实上也属于经济学上的常理。作为逻辑常识,这是哥德尔定理顺推的;作为经济学常理,咱们不妨来一次反证,即看无底线的自由竞争会导致什么结果。结果已经出来了——“公地悲剧”,这是在分析包括生态环境在内的公共品问题时常被提到的著名命题:一群牧民在一块草场放牧,无偿的,当然是好事。但正因为无偿,每个牧民都希望放养尽可能多的羊,结果就是羊的数量无节制增长,草场严重超负荷,质量大幅下降,以至最后成不毛之地,羊只一只只饿死,牧民一个个破产。显而易见,无底线的自由竞争导致整体的悲剧,损害每个竞争者的利益,无一例外。
    
    按主流经济学的说法,这是所谓“市场失灵”。当然也就是自由竞争失灵,即竞争之道并非颠扑不破。逻辑上讲,鼓吹自由竞争的主流经济学早已经自捆耳光,证据还包括“搭便车效应”及别的种种市场失灵表现。但实际上,这种种并非什么市场失灵,牧民为自我利益计而多养几只羊,错了么?无论公地悲剧,还是搭便车效应,抑或别的市场失灵表现,市场个体都只考虑了一桩事,那就是现场中自我利益的计算,何错之有?“市场失灵”纯属胡说八道!不就是人性自利吗?如果人性自利有错,问题就远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整个市场无效,甚至人性该死——人就是个罪孽,当天诛地灭之!
    
    那原因究竟出在哪呢?价值点位!要启动市场竞争,首先要确认价值的点位,即为着什么价值而竞争,要不然,市场就没有方向,竞争就陷于无序,自由即沦为投机。最简单的,拿月饼生产来讲,如果不对包装作出管制,比方用材不得超过2种、重量不得超过月饼本身重量多少倍、费用控制不得超过成本的5%,产商就有可能在包装上走火入魔,乃至使价值流失殆尽,月饼的生产变质为月饼包装的比拼。
    
    竞争是为着价值而竞争,自由是向着价值的自由。也就是说,在一个特定的竞争系统,必须先确认不可竞争的价值点位。这一点更从新兴的环境权益交易市场上充分彰显。为化解公地悲剧,尤其是为缓解地球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形势,自由市场机制也被引入生态环境保护,这就是新兴的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典型的如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环境权益交易市场之所以能够建立,最根本的基础就是所谓“总量管制与交易机制”,把“总量管制”明摆着扣在“交易”之先。实际上,这不是环境权益市场的独特性,而就是自由市场模式的一般规律。之所以要有总量管制,之所以总量管制要在交易之先,目的就是确认价值点位,为自由市场指出价值方向,可以在价值点位内竞争,不可以在价值点位外自由。事实上,如没有总量管制,交易品又怎么会稀缺呢?如根本不稀缺,交易又从何谈起呢?环境权益如空气之前之所以未入市交易,不就因为被认为不稀缺吗?
    
    包括公地悲剧在内,既有经济学所谈论的种种市场失灵,实质上都不是市场失灵——市场根本不可能失灵,而是因为它们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市场,没有先确认不可竞争的价值点位,“交易机制”缺乏“总量管制”,不符合自由市场的标准模式。拿公地悲剧来说,牧民为自我利益计多养羊,这正是市场机制的根本动力,何错之有?错在没有先通过总量管制确认价值点位,为自由竞争指出价值方向。

“公地”为什么“悲剧”
    那不可竞争的价值点位究竟是什么呢?如果说总量管制,总量管制又如何确定呢?咱们先看一个最简单的案例——“冰淇淋商贩难题”:
    
    一条街,长100米,有两家冰淇淋商贩。显而易见,他们都希望赚更多的钱,构成竞争。假设冰淇淋消费者愿意为吃冰淇淋走25米,更远就可能放弃消费愿望。如果为消费者考虑,同时也为冰淇淋供应商考虑,冰淇淋车柜的最佳分布方案是:把100米分成两个50米,两个商贩各自站在两个50米的中点,各自覆盖左右25米。但由于竞争的需要,两个商贩都会把冰淇淋车柜悄悄地向对方挪动,从而吃掉对方一部分消费者。天长日久,两位商贩最后可能发现他们肩并肩地站在100米的中点,街两头25米的消费者可能放弃冰淇淋消费,商贩和消费者的利益同时最小化。
    
    显而易见,这属于特定系统的自由竞争,但最后结果与公地悲剧一样,全盘皆输。原因就在于商贩的自由竞争缺乏价值管制,各自投机心理发作,致使冰淇淋车柜偏离最佳分布方案偏。这里的冰淇淋车柜最佳分布方案就是该竞争系统不可竞争的价值点位,他们也可以自由竞争,但应该向该价值点位接近,由于投机侵蚀,他们事实上离该价值点位越来越远。作为该竞争系统不可竞争的价值点位,这也是该竞争系统的均衡点,只有他们站在各自50米的中点,才能够吸引更大多数的消费者,他们的利益才能够达到最大化。
    
    像冰淇淋商贩难题一样,公地悲剧几乎都是因为个体盲目的自由竞争偏离特定竞争系统的均衡点。拿牧场来说,一个特定的牧场放养多少只羊,既不影响草料的再生产,也不浪费草料的供养能力,这是可科学求解的。但由于盲目的个体自由竞争,只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没有谁念及长远,更没有谁顾及全局,无人求解特定系统的均衡点,所谓自由竞争必定偏离不可竞争的价值点位,乃至最后全盘皆输。
    
    由于气候变暖的巨大压力,二氧化碳的排放权交易成为新兴的环境权益交易市场的热点乃至焦点,原因就在于国际社会就温室气体排放已达成明确的总量管制目标。多年前,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就发表报告称,至2100年,地球气温升幅必须控制较工业革命前高2摄氏度的目标之内,届时,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温室气体排放应接近于零。该总量管制是如何确定的呢?这就是科学求解的特定系统的均衡点,既不应影响人类的发展,更不能影响地球气候系统的稳定及整个生态圈的安全,在二者的张力中求得2摄氏度内的均衡点。(待续)(本文作者系注目礼理论体系创建人,微信号zhumulizhifu,对“党制”的完整论述请参见《中国共产党:敢问路在何方——注目礼破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普世价值》)
    
    注:本文作者欧阳君山先生的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zhumuli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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