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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自立:红卫兵搭上改革派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4月30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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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民主中国 作者:刘自立

    
    红卫兵问题、因为业已走出毛主义体制而转行邓主义体制,所以,由邓主义模糊不清的改革开放论引导的、党内文革研究倾向,也变得朦胧不清。正是在此阴暗中,所谓邓系(含胡、赵系)改革派们对于红卫兵问题的暧昧和模糊,也成为红卫兵进行无原则原则和无意识形态之意识许形态的、负隅顽抗的场所。改革派中人(其领袖们),很少言及文革和红卫兵,成为中国文革研究的一个特点。有人说,改革派系中人之所以会倾斜于红卫兵,乃因他们和红卫兵有着千丝万缕之关系,包含血缘关系。从这个层面上升到如何看待党内改革派,成为人们研究改革和研究文革关系说的一种角度。这个关系说,很难让人满意。我们看到,在否定文革,走向改革和否定红卫兵,走向权贵资本清算课题上,所谓改革派系的人们并未探究红卫兵转变成为改革支持者,这个同样为外界关注的课题。
    
    北京文革期间的红卫兵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之,是指一般芸芸众兵那些并无特殊权位和身份者类;狭义之,就是指权贵红卫兵(联动等——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我们所说红卫兵,所指为后一种;因为前一种红卫兵并无特殊的文革影响和后文革影响。而所说红卫兵阴魂不散,有几个原因。(其实,说其阴魂不散,并不准确。因为他们人还在,权还在。)一个原因是,前此,我们所说红卫兵意识的溃败和死亡,是指那种准确意义上施行毛主义路线观点的红卫兵及其意识形态,业已不再存在;但是,随着文革时期毛主义本身的蜕变——从反对美帝国主义,到沆瀣之——说明,毛主义本身的、并不绝对反对所谓资本、资本主义的、那种邓式路线的开始。这样,绝对反对资本主义之红卫兵意识,业已不复存在。(与之一起出现的所谓“上海人民公社”论——巴黎公社论,早已灰飞烟灭——那些根本不加研究西方正面城邦,自治和公社者,只看见了反面的自治和公社,对于希腊人甚至波斯人给予城帮自由这个伟大历史,毫无所知……。)
    
    但是,红卫兵运动纠结于是否要发动文革,是否要打倒走资派,是否要施行绝对“社会主义”……这些问题,可以演变成为如何定位和如何估计“十七年”(文革以前的中共统治历史)这个问题。这样,就出现文革以后肯定十七年派和肯定文革派的分野。这个分野并不止于对于所谓“四人帮”的审讯。随着这个审讯展开的,是对于十七年甚至对于中共建国伊始制定之《共同纲领》之肯定——这个纲领中申明,要施行新民主主义(——也就是不施行社会主义)五十年。这样,中共对于如何施行资本主义,并非源自改革以后,而是源自改革以前,源自十七年甚至更早。需要说明的是,毛主义虽然表面上否定十七年,但是毛本人真正否定十七年以来之土改,镇反,肃反,反右,四清……是绝对不可能的——他的所谓打倒北京市委和城市老爷部(卫生部),才子佳人部(文化部),都是虚以委蛇,不实之词。
    
    “十七年主义”(恕吾自造一词)一旦强调,就变成对于所谓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等等)的和谐;这个和谐,又马上带来对于改革以后权贵资本迅即积累而同构于世界资本之演变。于是,文革中红卫兵保护自己爹妈的侠义观点,逐渐蜕变成为由其爹妈甚至由其本人,施行由十七年“鸟笼资本主义”(或者说资本主义尾巴)发展为中国权贵资本之政治经济行径。这个过程,其实也该算作毛主义文革晚年的一个“奇迹”,并为毛所主张之——这个奇迹,让中共走出社会主义桎梏,而让文革红卫兵中人,成为后文革中国资本代理人。这是一个亟待深入探索的课题。这个课题的基本提示是,毛主义究竟是要对中国施行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他的资本主义,没有美国不行——而他的社会主义,没有文革不行。这是一种辩证法,一种鬼画符。这也是外间一般观察家很难发现的红卫兵“阴魂”转变论。这个转变论,让所谓意识形态问题和政权辨识问题,因为红白相间、黑白混淆而无法轻易辨认。
    
    再一个问题是,红卫兵问题、因为业已走出毛主义体制而转行邓主义体制,所以,由邓主义模糊不清的改革开放论引导的、党内文革研究倾向,也变得朦胧不清(随着前罪犯唱红打黑——文革研究正在倒退于邓时期的把握和底线——宋彬彬登上天安门,给毛戴红卫兵袖章的复旧照片,绝对不可能出现在邓掌控政权时期!)。正是在此阴暗中,所谓邓系(含胡、赵系)改革派们对于红卫兵问题的暧昧和模糊,也成为红卫兵进行无原则原则和无意识形态之意识许形态的、负隅顽抗的场所。今年大陆报纸《南方周末》和大陆杂志《炎黄春秋》就发起了具有这类性质的黑白各执,阴阳对峙的舆情表演。炎黄春秋杂志邀请红卫兵代表(刘进等)共赴春宴,与所谓改革派中人弹冠相庆,共话文革——而“南周”则辟出一半篇幅,刊登为宋彬彬等红卫兵张目之大幅文字;他们的遮羞布,就是以另外一半篇幅,刊登采访王晶垚老伯的文字——这是一种典型的小骂大帮忙行径。
    
    在此意义上说,改革派中人(其领袖们),很少言及文革和红卫兵,成为中国文革研究的一个特点。有人说,改革派系中人之所以会倾斜于红卫兵,乃因他们和红卫兵有着千丝万缕之关系,包含血缘关系。从这个层面上升到如何看待党内改革派,成为人们研究改革和研究文革关系说的一种角度。这个关系说,很难让人满意。我们看到,在否定文革,走向改革—和否定红卫兵,走向权贵资本清算课题上,所谓改革派系的人们并未探究红卫兵转变成为改革支持者,这个同样为外界关注的课题。换言之,如果改革派认同的所谓宪政和监督,也可以像一早中共提出新民主主义和共同纲领那样,是以他们主导,那么,这个主导的实质所在,就是中共七十年代末叶,给予血统论合法接班、直接接班的那种资本开放和政权把持的主词之所谓——红卫兵掌权。这个改革问题,说到底,自然转变成为红卫兵研究问题。这是红卫兵所谓“阴魂不散”之另外一层含义。对于这个现实、这个理念,改革派如何对待与之,自然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言及于此,我们看到,实际上有两种改革派。一种是废弃红卫兵专政的真改革派。他们主张的反对红卫兵观点,不是邀请红卫兵一边否定文革,一边吹捧毛(道歉代表之一,完全肯定毛为伟大领袖);并将毛沆瀣尼克松之地缘政治和资本政治,变为红卫兵政治。他们与红卫兵于后文革时期的争论,业已出现几轮;其中伊始,就是对红卫兵文革影片《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之观察。其间,另外一种辩护和支持红卫兵的所谓改革派,甚至占据了中国舆论阵地之大半。他们以跳出来支持卡玛电影为先机,成为为红卫兵辩护论的第一播诡辩士。她们绝对支持卡玛其父韩丁帮凶中共,吹捧和实践所谓人民公社之举止,之罪行……而对于文革大案之卞仲耘案,一直保持缄默。此番十分奇怪之现象,让人好生不得于解。(另外,他们应对王晶垚先生要对卞仲耘大案出来说话的态度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诸如此类,也可以证实红卫兵人还在,心不死,并有着某些改革派的某种支持。当然,我们对卡玛等人的红卫兵立场做过若干分析,于此不赘。正是在研究红卫兵现象这个照妖镜面前,改革派一些人,不是遮掩过去,而是原型毕露。
    
    于是,所谓红卫兵阴魂不散,不但不散,还可以依附于体、依附于改革派之体,这个奇观,赫然现于国人,难道不该警省吗?于是,接下来的提问就是,改革派(某些人)何以汇合红卫兵在所谓“道歉问题”上划分界限与阵营,把他们的支持言词统统搬到红卫兵人身上?这是一般性辩论的双方不同吗?分析此异,要从改革派局限和红卫兵转化这两个层次谈起。所谓改革派中人,是以邓-胡-赵为一体后分化于兹的一种政治势力。改革本身的本质暴露和改革之死,本是一事两体。但是改革派某些人却死抱邓式改革不放,且苦心经营一种非邓化改革而肯定胡、赵“新政”。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改观,且随着胡的倒台和赵的退出,并无任何有效方式针对文革总结和改革反思。难道胡、赵之CP好人说,可以挽救中国于CP新生主义之滥觞?这对于即便是苏联和东欧的体制外人而言,也十分可笑的幻想——而不久前,哈维尔建立反对党主张,已被译为中文上网。人们看到,虽然哈维尔本人琵笆遮面,不愿意成为此中理论正确主义之实践者——他本人,不想建党,组党,做党魁。但是,他毕竟还是提出了这样的一总所谓并非“东欧价值-模式”,而是普世价值,普世政治之路径。所以,改革中人提到的冀望胡、赵问题,起码在六四时期,未见任何成效。
    
    这样,在排除了胡赵改革可能性以后,改革中人探索的改革路径问题就被实质上搁置起来而惘然于兹。那么,改革进程的权-钱现实,如何对应于异议政见?这个问题就被推到台面后面去了——就像文革造反派一些人,文革红卫兵一些人,在继续叫喊人民文革和红卫兵非暴力论一样——这些肯定毛之造反的人们,在肯定毛文革这一点上,其实早已原型毕露——而改革中,那些看似否定毛而实际上转移邓式改革模式到胡、赵“正统”上的CP正统论人士,他们的肯定改革,自然和文革中人肯定毛一样,最后,也就成为毛-刘-邓一体之主张者:因为毛,邓,都是各记红卫兵的祖师爷。这个逻辑的转换看似晦涩,其实明白。就像我们前此提到的,这些人要支持党,反对毛——他们幻化出来CP好人论,从那个陈氏开始,一直到他们袒护胡赵。
    
    于是中国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文革否认派,可以支持红卫兵——而改革坚持派,也可以支持红卫兵——而红卫兵们,不管是维持毛记,还是邓记,都可以堂而皇之地互连互补于上述之“主流”人群。这是为什么?因为,上述案底暴露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因为红卫兵的存在——因为他们的掌权——因为他们的复辟(宋上天安门于21世纪以后之刊物)——因为他们的毛主义和邓主义的沆瀣,红卫兵意识,反对资本意识,虽然悉数破产,但是,他们的反意识,资本意识和资本权力意识,业已双丰收。这是另外一种对于文革的肯定的否定,和,否定的肯定:因为否定,他们必须否定文革;又因为肯定,他们必须肯定资本(——权力资本);这样一来,文革否定论转化成为资本-红卫兵正面论;这个正面论,继续改革利益驱动论,而把利益资本全部“驱动”到太子党身上。这就是红卫兵改革论的基调,而改革派对此视若罔闻,他们无视这个社会和政治“变型记”。对于这个中国卡夫卡产下的巨大害虫,改革派人士居然对之恭敬有加而几乎高唱赞美诗。
    
    当然,从个体人格上讲,陈也好,其他也罢,直到胡、赵,这些人的人格、品质、道德存在或许不能否认(尤其是赵之坚持和改变:他最后也主张建立反对党?)可是这些政治正确的主义和主张,仍旧是有限反对派的党内事务——就像斯大林阵营里面的铁托主义——铁托主义里面的德热拉斯主义。最后,铁托主义还是要在塞尔维亚或者贝尔格莱德彻底完蛋。这是世界政治正确对于反对或者支持斯大林阵营的、那种总体意识形态的毁灭。铁托,甚至赫鲁晓夫,都是会覆灭于这场民主风暴的“改革”小丑,因为他们的改革——解冻也好,工人委员会也罢,到底是在修补那座极权主义陋厦。故此,中国人里面一百多年执着CP意识形态和党内改革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这种现象,比较日本当年删除社会主义和摒弃马克思,居然,要晚掉一、二百年。这难道不是1949年的悲哀,1978年的悲哀和1989年的悲哀吗?其中,据说,胡赵改革在先,邓、胡、赵模式脱化于后,到现在,红卫兵出现在改革阵营的午宴上……这是一总改革本身的蜕化与堕落。这个堕落汇通六.四二十五周年时期的反思,难道不是国人又一种转折关头的拆烂污吗?何以国人和知识人总是这样选择错误,一误再误政治常识和普世价值的移入?至少笔者百思而不得其解。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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