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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改革运动研究丶前言/李力跃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6月01日 来稿)
    从国共两党内战时期延续到中共建政五十年代初的土地改革运动席卷中国大地。这场由毛泽东发动和主导意在获取战争人力、物资资源的战时动员(1947_48年),以及建立、巩固的农村政权(1950—1952年)的两场土改运动。曾被赋予崇高的政治含义,官方话语如此描述:土地改革前,中国农村阶级分化严重,地主、富农阶级占有80%以上的土地,贫雇农阶级几无立锥之地;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和阶级斗争,打倒了地主阶级,摧毁了封建土地剥削制度,满足了农民的土地需求,解放了生产力,确立了贫雇农在农村的优势地位,巩固了工农联盟,为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但近年来,随着史料不断披露,学者开始从新的角度反思土改运动;研究者发现:

    
    1、 关于地主土地的封建性之说
    
     学者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坚定地说:为何不能说整个土地制度是封建性的?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一个可以自由买卖及出租的私有制度,这些条件并不足以构成封建性。因为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一切物品都是可以自由买卖及出租的,譬如房屋车辆船只机器牛马等,无一不是如此。对于这些物品既不认为是封建性,何以认为土地是封建性呢? 综上所述,把可以自由买卖、流动性较强的私人所有的土地,租给他人索租视为封建性的没有理论支撑。注1
    
    【董时进】在给毛泽东的信里又说:“以前帝俄和欧洲很多国家,土地多为贵族所有,而且不能分割买卖,乃是由那些贵族大地主像一个一个的小国家一样,将它一代一代地传袭下去。地上的农民也没有迁徙或退佃的自由,而必须世世代代在同一地主采邑之下奴役,除非随同土地被卖给另一个贵族。那样的土地制度和地主,才可以说是封建性的。”注2
    
    毛泽东在发表于1926年《中国农民》第2期上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主张以收入或生活状况为标准划分农村阶级, ,指出:“农村大地主是大资产
    
    
    
    注1【见《炎黄春秋》2011年第4期85页】
    
    注2【见《炎黄春秋》2011年第4期86页】
    
    阶级,小地主是中产阶级,自耕农是小资产阶级,半自耕农是半无产阶级,雇农是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概念中包括了工业无产阶级、农业无产阶级和游民无产阶级,“苦力”也等同于无产阶级。毛又说地主土地是封建性的,不能自圆其说。(详见李力跃编著《土地改革运动研究》以下称《土改研究》之十一章)。
    
    2、关于“地主、富农占有80%以上的土地,贫雇农无立锥之地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黄道炫说:在实行减租之前,农民的租佃负担大约在产量的40%-50%之间,不可谓不沉重。但也要看到,国家的赋税是由有地者来承担的。当时农村的真正负担是政局动荡。由于连年战乱,各地的赋税和杂费摊派严重,其负担往往超过了田租的很多倍,地主负债严重甚至破产。在地主地位下降的过程中,还出现了“皮骨田”,即农民享有永佃权。这样的租地形式,租金要低20%-30%。
    
     据太行区的统计,在1942年以前,地主占人口比例的3.25%,1944年查减(即对减租减息的复查)以前,为2.22%,到1945年则仅占1.98%.地主占有的土地面积,在1942年以前为全部土地面积的24.63%,1942年以后降为9.7%,到1944年查减以前为6.37%,查减之后则落到4.22%,用当时晋察冀边区的一位负责人的话来说,地主的土地,只剩下“一点残余”了。
    
    “地主、富农占有80%以上的土地,贫雇农无立锥之地与事实不符。(详见《土改研究》第十一章)
    
    3、关于要实现耕者有其田
    
    毛泽东多次讲:“我党应坚决拥护群众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
    
    事实是,在中国农民欢天喜地地分得地主、富农的土地之后,毛很快就将土地收为集体所有。在土改尚未结束的1951年9月9日,中共中央就召开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让农民把土地通过互助组、合作社交给了所谓的“集体”。中国贫穷农民的土地梦做了还不到两年。既然本来就要从农民手中收回土地,为什么毛泽东一定要走一个把土地分给农民的过场呢?从实际的政治权谋上考虑,如果你说分土地,这个对农民,特别对贫苦农民有很大的号召力。你如果一下子变成了收归国有,那恐怕对于农民来说就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土地改革运动前毛泽东为“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大声疾呼,其实就是一种宣传,一种谋略;掩盖了毛在掌权之后表现出来的对这种理想的轻蔑和玩世不恭,强行剥夺农民的土地为集体所有,其实是国家所有,至今农民两手空空,以建立新型国营工业体系的计划。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落实耕者有其田,把地主的土地有偿地赎买,然后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和平有偿土改,合情合理、人性化,符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更符合法律规定。
    
    4、真实的地主,及其与农民的关系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罗平汉教授说:说起地主,人们自然容易联想到四个人,即小说《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歌剧《白毛女》中的黄世仁、泥塑《收租院》中的刘文彩、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这是当年文艺作品塑造出来的四个典型的地主形象,也是相当多中国人对于地主的最深刻的记忆。准确地说,这四个艺术形象应当称之为恶霸地主,并且是集恶霸地主罪恶之大成者。地主并非是小说《半夜鸡叫》中周扒皮那样的人物,实际上他们有的省吃俭用、为人厚道,有的热心教育、济困扶危。
    
    南开大学教授李金铮在《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一文中说:“我和我的学生对旧中国河北农村的调查显示:村里像样的地主凤毛麟角,穷奢极侈者极少,地主家的伙食,除了家长稍好外,其他成员与普通农民区别不大。所以,村民对他们钦佩有加,认为他们都是靠起早摸黑、辛勤劳作、省吃俭用才慢慢起家的。”
    
    作家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毛泽东说;其父富农毛顺生给长工吃的饭菜要好于他们兄弟三人,其母有时背着其父给穷苦人家财物或食品。
    
    1946年初潞城县第五区召开清算地主讨论会,不少村干部也认为:“要是地主不把土地租给我们,我们就得挨饿。”“我给地主干活,人家管我饭吃,年底还给工钱,这都是说好了的……人家确实给钱了,也给饭吃了,那还有什么错处?”(注4)事实证明地主有坏人,但好人居多,地主与农民有矛盾,关系基本和谐、友善。(见李力跃编著《土改运动研究》九、十章)
    
    
    
    注3【赖若愚讲话,见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五《土地问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第303页。】
    
    注4【美国人韩丁(William Hinton)1948年摘自美韩丁《翻身》】
    
    5、暴力土改的真实画面
    
    1947年2月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度提出:土地问题不仅要尽早解决,而且一定“用群众运动来与地主决裂,来得到土地。” 1947年7月21日毛泽东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扩大会议,在小河会议确立战略反攻目标时。他还认为,如果不坚持土地改革,势必丧失了农民、丧失了战争。战事进入白热化阶段的1947年,土地改革运动在老解放区一次次地掀起高潮。虽然许多地区经过土改运动的不断“深入”已经不存在严重的土地问题了,但土地改革仍然在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和《土地法大纲》的推动下,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越来越高的烈度的形式被人为地推向极端。在基本上无地可分的情况下,依然强调地主所有制的存在,“群众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实行普遍的打乱平分政策,鼓励积极分子挖浮财,放任严刑逼供。一切阻碍群众行动的可能因素都被搬掉,出身不好的干部被整肃、停职和调离,基层党和政府组织彻底瘫痪,为以贫农团为核心的农会所取代。许多地方采取了联村斗争的方式,甚至跨村分配土地和财产,一时间,乱打乱杀现象俯拾即是 ,有些地方甚至对地主和地主家庭采取了肉体消灭的政策中农普遍恐慌 。注5
    
    1947年7月17日,刘少奇又在河北解放区主持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会后2个月不到,也就是9月13日,《中国土地法大纲》,在全国土改会议上出炉了。不可思议的是,土地会议还未结束,晋绥边区已闻风而动,一场充满血腥,无法无天,滥施酷刑,死人无数的暴力土改,便隆重登场了。根据毛泽东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指示,“一切权力归农会” 的精神,率先成立乡农会。农会贴出《告农民书》,前五款是:1,地主阶级必须彻底打垮,不问大小地主,男女地主,本村外村地主,以及装穷的地主,化装的地主,大家都可以清算。------大家要拿去斗,就可以拿去斗。------不管他是怎样的人,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2,富农的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也必须消灭。富农多余的一切财物,必须拿出来。罪大恶极的富农,大家要怎么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3,农民当中少数恶霸、敌伪爪牙和地主的狗腿子,大家要怎么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4,中农必须拿出多余的土地抽出来分。5、雇农丶贫农,是实行平分土地最坚决分子。这些人当中,有小毛病,不能给他们戴上二流子丶傻瓜丶
    
     注5摘自李炜光《土改运动与财政动员》
    
    懒汉帽子。强调:“共产党和毛主席都批准了咱们,有监督丶审查丶批评丶处罚丶表扬丶教育的权利。” 人民法庭既然有政府的支持,那么,我们可以斗争,可以处分,可以撤职。注6
    
    好一个“大家要怎么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它的价值岂止是告诉我们,何谓暴力土改,还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叫群众运动?为什么文革时,各单位各学校都可以任意斗人打人抄家,可以遍地设关人的所谓“牛棚”,甚至像湖南道县那样,什么贫下中农法庭,就可以随意杀人!而且想怎么杀就怎么杀,想杀多少人就杀多少人!根源原来都是1947年土地改革的《告农民书》中所说的:“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我们还是先看看晋绥土改时,“大家”是怎样惩办斗争对象的吧。《杨明轩为什么向毛泽东告XX晋绥土改的状?》一文告诉我们:“土改中,对付地主富农的办法五花八门丶惨绝人寰。除了用棍子打丶锥子捅丶绳索綑丶石头砸丶火钳烫丶石灰扑眼,耳朵插腊烛点灯之外,还有好多种。比如‘磨地’,就是把人衣服脱光,推倒在布满菠菜籽和料炭的地上,抓住被斗者双脚来回拖。还有‘坐圪针柜’,就是把光身人放进剁碎的栆树圪针,再盖上盖,然后来回揺,全身被圪针刺得皮肿肉烂。还有‘扔四方墩’,四方墩就是长城烽火台,有三丈高。墩下铺滿石头弹子,被斗的人从上面被推下,不死拉上来再推。再不死干脆用大石头砸脑袋,直到脑浆迸裂。”有个叫周二的药铺掌柜,被剝光上衣,头朝后着地,被人拖着一路狂奔。他身上还坐着一个女人,压着一个石磨,拖得一路都是脑浆和鲜血,惨不忍睹。开明士绅刘象坤,被无辜打死了。刘的儿子为了划清界限,竟然在父亲尸体上补上两刀。在兴县,一位上了《毛选》的名人叫牛友兰的,为抗日毁家纾难,把房屋土地工厂店铺金钱都捐了,就这也在劫难逃。斗他时,因为他姓牛,有人竟然用铁丝穿过他的鼻子,拉断鼻软骨,老牛鲜血直流,会场上人人震惊。而时任晋绥边区行署副主任,牛友兰的儿子牛荫冠,竟然大揺大摆地牵着其父游街示众。牛友兰不堪其辱,当即绝食,三天后含恨去世。就是这个牛荫冠,晚年还编写了《牛荫冠记念集》一书,书中写到:“曾经看到一位乡长被綑在树上,被人们用树皮刮出骨头,惨死在路边。”闹得最厉害的还有分老婆分
    
    
    
    注6(见《晋绥日报》民国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闺女的。把地主人身消灭后,再瓜分地主的老婆和地主家的女儿们。
    
    据《山西历代纪事本末》一书记载:“1948年6月22日统计,兴县8个区域290个村,打死1050人,其中有地主380人,富农382人,中农345人,贫雇农40人;自杀共863人,其中地主255人,富农285人,中农310人,贫雇农11人;被斗争扫地出门后冻饿而死63人。”(注7)
    
    晋绥老区土改土改斗争惨烈绝人寰,当时提的口号是“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在极“左”路线的指引下,各种整人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开斗争会时,用来烫人的炭火、火柱、熨斗、铁锹等是必备之物,此外还有老虎凳、棍棒、竹签、擀面杖、醋柳圪针、麻绳、刀具、细铁丝串着的艾绳、甚至是蝎子。连贫农团的孩子们也准备了小镢把,大人们去斗地主时,孩子们就斗地主儿子。很多人被当场斗死,也有人自杀身亡。7月中旬,史家村召开行政村斗争大会,当场有7人被斗死。有的村庄,对年轻漂亮的地主女人,作为胜利果实分配,有的女人不堪凌辱自尽。土改一年,全县(指静乐县,主要是娄烦地区)当场被斗死亡和以后自杀的有680多人,因打伤致残和惊吓后来死亡的无法统计。土改运动暴力血腥无法制、理性可言。(详见李力跃《土地运动研究》之四、五章)
    
    6、土地改革运动的政策、法律依据
    
    中共在建党之初,学习苏联革命成功经验,领导和组织工人运动、发动市民起义、搞城市暴动为中心夺权斗争,只是在京汉铁路罢工惨遭镇压失败后,这才想到了农民这支革命力量——才有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并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作为动员农民参加和支持革命的策略列入议程。1927年毛将队伍拉上井冈山后,才将农民、地主、土地这张牌玩得如火如荼:在井冈山、江西,毛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即富者取其财、贫者取其力,解决队伍的粮饷、兵源。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放弃剿共政策,容纳共产党、红军一起抗日,毛泽东的土地政策放弃打“土豪分田地”,改为“减租减息”;
    
    在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党的七大上政治报告表示:“共产党
    
    
    
    注 7、《山西历代纪事本末》;注8、【摘自《炎黄春秋》2011年第四期娄烦土改及纠偏张贵桃文,77页。
    
    在抗战结束后仍将实行减租减息政策”。 1946年5月在内战爆发的前夕,
    
    中共中央下达《五四指示》,虽然明确提出了要改变减租减息的政策,进行土地改革,达到耕者有其田,但提出:“我党应坚决拥护群众从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并没有
    
    提出要以没收地主土地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相反,它明确规定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除了对大汉奸的土地外,一般不是无偿没收,而是要实现有偿转移。
    
    1946年11月2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首先在距延安不远的绥德县贺家川村进行试点,由政府向地主用征购的方式买地,然后再卖予贫苦农户。仅9天时间,村里61户无地少地农民就在边区银行的资助下,用8000磅的粮食买到了200多英亩的土地。随后进行试点的,还有庆阳、关中两个分区的一些村子。紧接着,12月初,边区政府公布了《征购地主土地条例草案》,12月24日,新华社专门向全国发出电讯,介绍了贺家川村通过政府征购和平赎买地主土地,再由政府银行资助无地少地农民获得土地的成功经验。
    
    1947年,国共两内战爆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度提出:土地问题不仅要尽早解决,而且一定“用群众运动来与地主决裂,来得到土地。”(注9)
    
    1947年9月,在西柏坡刘少奇、朱德、董必武主持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上,起草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既然只是“大纲”,它所规范的只能是方向。而且这个目标甚至简化到4个字――“平分土地”
    
    从中共七大决议规定的“减租减息”、到1946年的以清算方式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的《五四指示》、到陕甘宁边区和平赎买、再到1947年《土地法大纲》的“平分土地”中共的土地政策一变再变,从“减租减息”、和平赎买,最后到暴力平分,跨度何其之大,看得出土地问题中共无有成规之原则,为获得夺权战争胜利,可以不择手段;如何平分,毛一锤定音:一定“用群众运动来与地主决裂,来得到土地。”毛强调与地主决裂,要用群众运动来决裂,群众运动可以过火、不要条条框框、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各地运动进行中所效法的就是毛泽东的《湖农民运动考南察报告》。
    
    (注9)【罗平汉:《土地改革运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0页】
    
    1947年土改时中共尚未建政,土改最高权威政策,仍是中共的七大决议的“减租减息”,次之中共政治局“反奸、清算”的《五四指示》,再次之的西柏坡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的“平分土地”的土地工作会议,下达的《土地法大纲》,次次之的应该是毛泽东个人指示。然而1947年的暴力土改就是遵循毛泽东的个人指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具体操作效法的是毛的“痞子运动好得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宣扬的暴烈主张,就成为暴力土改运动的起点和母本。
    
    1950——1952年中共建政的后土改,1950年6月28日毛泽东亲自签发的《土改法》,该法第32条也规定:土改期间“严禁乱捕、乱打、乱杀及各种肉刑和变相肉刑”;
    
    【刘少奇】在表决通过《土改法》的报告说:“对于一般地主只是废除他们这一个社会阶级,而不是要消灭他们的肉体(见《刘少奇选集》下卷34页)。政协《共同纲领 》第七条中规定:“对于一般的反动分子、封建地主要给以生活出路---”
    
    实际 在土改运动进行中,又下发了毛泽东反对和平土改的指示:“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
    
    (注10) 摘自[中国共产党七十年284页] 毛泽东强调发动群众,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反对和平土改,就这样把有法可依、本可使用和平方式进行的土地改革,又一次变成群众暴力血腥土改。毛个人意见高于中共七大决议,也高于土地改革的专门法律!无怪学者说:暴力土改法制、理性无存,操作层面失去人性和道义,它对“敌人”的认定未经过任何的法律程序,不把“敌人”当人,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浩劫。法学专家高圣平:从法律上讲强制地剥夺财产权,应当有宪法上的依据。当然革命时期都是这种强制的剥夺,现在法律上、政治学上会有一个重新的思考,这种强制的剥夺财产权的法理基础在哪里?这可能是我们关注的一个比较大的方面。综观各个历史阶段,毛为了组织动员广大农民参加和支持革命,在土地问题上所做的种种文章,毛泽东并
    
    (注10) 摘自[中国共产党七十年284页]
    
    非是按照一个既定的方针行事,对理论的使用带有一种功利主义的去向;经常把土地问题作为一种动员口号和宣传工具;在毛的思想体系中,理论也总是滞后的。不是从理论中找到应该怎么办,而是事后总结中的一种自圆其说的解释。所谓土改理论,实际上不过是后来的政策说明,并非是学理阐发出来的。包括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走资派理论,实际上也是在文革发动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并不是事先预设的。所谓这些理论,都是为现行政策制造的理论根据。其发生都是滞后于实践的。暴力土地改革缺乏坚实的理论支撑,政策变动的随意性很大;这种在不断的政策调整中总结出一套说法和做法;因此说毛泽东的暴力土改理论有悖真理。(详见李力跃之文《土改运动研究》一、二、六、八章)
    
    7、暴力土改运动谋略使毛夺权获得成功
    
    时至国共内战爆发,为了能动员广大农民参军支持前线,为了得到充足的粮饷和兵源,毛使出高超的动员技术:土改工作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开进乡村每一个角落,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用阶级、剥削的观念给农民洗脑;导演排练诉苦算账,燃烧了农民对地主富农的仇恨,与地主面对面进行斗争,打垮了农村的地主富农和一部分富裕中农,没收了他们的土地、耕牛农具和种种所谓浮财,直至把他们肉体消灭,妻子闺女分掉;用联村批斗鼓励农民大打出手;通过鼓励挖浮财实现乱打乱杀,使农民手上沾血,给农民心理造成恐慌:恐惧杀人偿命、欠账还钱,恐惧国民党蒋介石卷土重来,恐惧地主反攻倒算;从而铁了心追随毛泽东,拥护共产党,为推翻国民政府、打倒蒋介石,农民迸发出难以估量的热情,踊跃参军参战,支前纳粮,使毛获得夺权内战胜利。
    
    1945年林彪的军队进入东北时,总共十万人,在1947年西伯坡参加土改工作会议上,东北代表赵德尊向大会介绍经验时激动地说:“土地改革一年多,东北的军队已经从十万扩大到90多万人,可以和国民党夺取天下了。” 不到二年就暴增十倍,在物资、人力等各方面保障上,解放区农民对前方的供应也鼎力而为,粮食、棉布、军鞋等各种物资源源输入军队。东北解放区3年来共交纳450万吨公粮,质量之好、速度之快都是空前的。1948年底起征的公粮到旧历年时,前后不过1个多月即已完成95%以上。而在东北解放区之外,各地几乎没有机械化运输工具,各种物资和伤病员的运输全靠民工以体力或手工工具完成。(注11)
    
    李炜光教授认为:土改运动把根据地内部所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动员起来,把底层劳苦大众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煽动起来,在乡村中形成占乡村绝
    
    大多数的以贫农、雇农为代表的底层劳苦大众与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直接对立和强烈的相互敌视状态,使得国民党政权成为农民近在咫尺的仇敌:“使农民认识到大老蒋小老蒋的联系,自觉地参军参战,打垮大老蒋的进攻.高王凌教授:毛的土改谋略能够成其功?就是“富者用其财,贫者用其力”。(详见李力跃文(《土改运动研究》一、四、六、八章)
    
    8、农村的生产力遭到破坏
    
    农村中有一批勤劳俭朴、善于经营“田秀才”,他们上升为富农、地主后,代表着当时农村的先进生产力。他们农具比较齐全,资金比较充足,生产具有一定规模;他们经验丰富,接受新生事物较快,有能力选择和改良作物的品种;他们的农、副业产量总是达到当地最高水平;他们先进的耕作方法给贫苦农民起了
    
    示范、带头作用……如果让他们继续富下去,其子女留学美国归来后办农场,中国的农业或许会改变面貌,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但不幸,土改中把他们打压下去,杀的杀,关的关,管的管,生产资料瓜分得罄空……中国农业一条极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断了。
    
    许多贫下中农只能在别人的指挥下从事简单劳动,缺乏独立门户掌握全盘生产的能力。把土地分给这样的人,他们一缺资金、二缺农具、三缺种子、四缺经验……明明分给他们是最肥腴的良田,就是种不出粮食。所以,土改后,生产总的是倒退了。
    
    更有一批懒汉,把分的东西吃光用光,分的田卖给别人(后来被制止,不准买卖土地),依然是个穷光蛋。
    
     (注11)摘唐铮文《农民为保田参军》。
    
     “土改”通过斗争和杀戮,把善于经营的地主、富农打压下去,农村中就更加缺乏经营型人才了;把已经集中了的生产资料,零星分散给不善于经营的单人独户,使农业生产力遭受到严重破坏。
    
    农民惧怕冒尖和富裕遏制生产力发展
    
    无论减租减息还是土地革命,普遍造成了富户受到剥夺的革命氛围,地主富农甚至降到了比贫农还差的经济地位。这种贫富社会地位的巨变,对传统财富观形成了巨大冲击。人们渴望富裕,追求富裕,但又怯于露富。在土地改革过程中,这一矛盾心态空前扩大。首先是怯于露富的心态更为强烈,认为穷比富好,越穷越光荣。富户最怕别人说自己富,怕被划上高成份,怕担上剥削的罪名。
    
    晋察冀边区实业处长张苏指出:“有钱的人,都不敢露出钱来,怕打土豪。”冀鲁豫区冠县有一地主还做了一首诗:“田字昔为富字足,今日乃作累字头。只知田字能作富,谁知田多累累愁。”普通农民包括比较富裕的农民也有了这种想法。(注12)(详见李力跃编著《土改运动研究》十二章)及王宏任之《百年艰难话题》
    
     9、地主富农及其子女付出了巨大牺牲
    
    毛的暴力土地改革就是战争动员,目的要解决粮饷、扩充兵员,实现内战夺权战争的胜利;地主、富农为之做出巨大的牺牲,土地财产被剥夺,惨遭批判斗争,有的被夺去生命,有幸活下来者被专政改造三十有年,千古奇冤!地富之子女被称之为“黑五类狗崽子”,文革中后期改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虽然党的文件中称其为“可以教育好”,但当时很少有人能认为他们会教育好,因此入党、入团、升学、参军重点企业招工这些大门都对他们关闭着。在极左路线的铁蹄下,苦苦煎熬三十年的及其子孙们,过着被欺辱的贱民生活,生不如死。黑五类子弟政治上低人一等,受到欺凌、歧视,无人肯去与他们相爱,他们也不敢去爱别人,成为爱情被遗忘之角落。(见李力跃文《土改运动研究》本文十七章)
    
    土地革命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地主富农早已作古,就是地富的儿女活在世上的也不多了,他们的后裔和亲友要有一亿以上,他们中间有国家干部,如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温家宝,教授学者、文学艺术工作者、私营企业家、工人农民,各个行业,他们多属各行各业的佼佼者,是改革开放、现政府的坚决拥护者,他
    
    们饱受左倾血统论政策之苦,三代人的伤痛,深藏在心。土地改革运动从国共内
    
     (注12)[《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第906页]
    
    战时期延续到五十年代初,它是阶级斗争理论在农村一次大规模演练;土改运动提倡暴力、群众至上、群众要这么办就怎么办,仇视富人、法制、理性无存,是极左路线的产物;对这场运动迄今还缺少像对文革和反右那样深入的揭露、否定和反思。冤死的地主未获平反,被歧视、凌辱三十年的地富子孙无人向其道一声欠!
    
    10、土地革命运动的余震
    
    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地发生多起屠杀地主富农事件,较为严重的是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广西宾阳县;道县杀人的理由之一就是「土改补课」。(土改补课一说,源于毛泽东,1960年毛获悉河南信阳地区饿死大量乡民时,毛说:土改不彻底,有坏人破坏要补课。)文革的杀人风,无论是指导思想,还是操作方式,都是暴力土改的继续和重演,血腥残忍超过土改,土改少有屠杀地主富农全家,也没有发生残杀幼童;不同点在于決策者不是中央高层,而是出自县、区、乡、村几级基层政权。掌握县级政权的是人武部,实施者是人武部、社、大队三級领
    
    导班子——当年土改农民会的重要成员。介入杀人的国家干部和农村部,有些人就是当年土改的积极分子、打杀地主的凶手,他们把屠杀地富看做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杀人越多、手段越残忍越革命!文革大屠杀是暴力土改的余震!(详见李力跃编著的《土地改革运动研究》一文之十八章)
    
    为了让后人了解暴力土改的血腥和残忍,总结历史教训,从制度上、法律上确保土改的悲剧不再重演!不能再发生文革中湖南道县、北京大兴县等地,以补“土改课”为由大肆屠杀地富及其后人;为此笔者大声呐喊:不能遗忘土地改革的暴力和血腥!当权者及国民对此不能再麻木不仁、熟视无睹,遮遮掩掩,这是民族的耻辱、悲哀!
    
    为此笔者花费十余年采集编著本文,献给国人。在采集编写过程中笔者在吸收学术界研究成果基础上, “挖掘”了土改档案资料;也学习王友明博士采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广泛开展对当事人诸如土改工作队队长、农救会会长、雇农、中农、民兵、地主子弟各色人等的访谈,获得了大量宝贵的口述资料,以乡土化历史书写作方法,力图恢复和尽量接近历史原貌;并以此文抛砖引玉,唤起更多的学者、有识之士参与抢救1946——52年的土改运动的史料,还原历史,总结教训!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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