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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乱中涉及赵紫阳的「30个问题」解析/姚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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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6月03日 来稿)

一个历史上最拙劣的文字狱案例
    
     姚监复

    
    一、与「六四」密切相关的极为重要的历史资料:《在一九八九年政治动乱中涉及到赵紫阳同志的有关问题》赵紫阳本人录音整理的《改革历程》(二○○九年五月,香港新世纪出版社,第80─88页)透露出一份重要的历史资料,即一九九○年六月二十一日王任重(赵紫阳专案审查小组组长)交给赵紫阳的《在一九八九年政治动乱中涉及到赵紫阳同志的有关问题》。 这份提出「三十个问题」的材料,是专案审查组和中共中央十三届四中全会确定赵紫阳犯了「支持动乱,分裂党」的错误的定案依据。
    
    一九八九年过去了二十年以后,由被告赵紫阳本人公布原告的「起诉书」,而中共中央设立的王任重为首的专案组至今没有公布起诉书和判决书,这个古今中外罕见的判决程序和软禁至死的执行处罚方式,充分体现了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残酷性。 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莫须有」罪名和「文字狱」判罪的现代案例。 「三十个问题」的内容,提供了赵紫阳既不是「支持动乱」,更不是「分裂党」的证据,根本不能作为定罪的罪证。
    
    现试做初步解析。
    
    二、「八九风波」是人民内部矛盾性质,「30个问题」中违反这个定性的基本判断的罪证全都是错误的和无效的
    
    中共在一九八九年六─七月将「六四」错误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后来改变为「政治动乱」,近年又说成「政治风波」、「那场风波」的政治性的变化,表明中共当局悄悄地改变了官方对「六四」的定性,这场群众运动的性质由定性为「敌我矛盾」改变成「人民内部矛盾」,不过是一场群体性事件而已。
    
    因此,「三十个问题」中所有关于赵紫阳「支持动乱」的内容都是错误的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说法,这些材料,证明都是无效的,见不得天日的。 这也是官方至今未公布「三十个问题」的根本原因。 具体说来:
    
    (一)、「八九风波」不是反革命暴乱,也不是政治动乱
    
    赵紫阳认为「对可能发生的动乱不予重视」,中央没有必要发通知,(第一个问题);不接受开会讨论「动乱现象」、「事态已发生变化」,(第二个问题);赵紫阳对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事件,赵紫阳对江泽民说:「由你们自己处理」,没有像专案组那样,认为《世界经济导报》座谈会「集中地提出了政治动乱的纲领」(第三个问题);赵紫阳对鲍彤、李勇、费孝通、阎明复说过四·二六社论「定性定错了」,(第五、六、七、八个问题)。 这些事实证明赵紫阳的判断是正确的,而且现在将「政治动乱」、「反革命暴乱」的定性改为「八九风波」证明后来中央接受了赵紫阳的意见。 因此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问题根本不是问题,只说明赵紫阳定性准确。 而邓小平等人拒绝接受赵紫阳的意见,错误地调动大军镇压学生运动,造成「六四」惨案,对党、国家、民族带来巨大的损害。
    
    (二)、赵紫阳建议修改四?二六社论定性,发表五?四亚洲开发银行年会讲话有利于缓和局势
    
    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赵紫阳对亚行年会讲话认为「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第九个问题)五月五日赵紫阳对丁石荪、许嘉璐说:「对当前学潮,我在亚行年会上讲话有意减轻份量,现在不要去讨论学运的性质。」(第十个问题)对一部分中青年教师的民主同盟盟员不同意四?二六社论,赞成赵紫阳亚行年会讲话等意见,赵表示肯定。 (第十、十一个问题)五月十六日赵紫阳向政治局提出,要向学生承认四?二六社论是错误的。 (第十八个问题)。 五月十八日赵紫阳给邓小平写信继续要求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承认他们的行动是爱国行动。 (第二十二个问题)这几个问题,只证明赵紫阳五?四讲话得到了民主党派教授和学生的拥护,局势缓和。 事实与专案组判断的「游行示威的浪潮重新掀起,整个局势更加恶化」,恰好相反。 如果当时接受了赵紫阳改变四?二六社论定性的建议,有可能局势会改变。 否则,「这个棋是走不下去的。」「这个局势转不过来,没有出路。」最后,正如赵紫阳所预料,局势恶化,发展成为人民解放军镇压人民的悲剧。
    
    因此,事后反思,专案组提出的第九、十、十一、十八、二十二个问题,不是赵紫阳的过和罪,而是功。
    
    (三)、赵紫阳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政策、措施,是消除动乱的治本之策
    
    赵紫阳五月八日和十日在政治局会上提出了反腐败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六条具体措施,(第十四个问题),对非官方的学生组织(专案组认为是非法学生组织),赵紫阳认为「对地方学生会可以改选,不要怕改选中他上台,我下台。」(第十五个问题)赵紫阳会见了「当代社会主义研究问题座谈会」的代表,认为学生游行闹事,「要吸取的主要教训是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新闻「改革要过市场关」。 (第十六个问题)五月六日赵紫阳对胡启立说:「新闻自由是一个焦点」、「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 (第十二个问题)赵紫阳强调「对文艺作品要少管、少介入。」(第二十九个问题)五月三日赵紫阳在纪念「五四」讲话中,没有接受李鹏等人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 (第四个问题)
    
    从第四、五、十二、十五、十六、二十九个问题的具体内容看,赵紫阳从治本的高度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和政策,包括同意改革要过市场关、民主关;要反腐败;新闻改革要保障新闻自由;文艺上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少管、少介入等政策,特别是赵紫阳认为有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必再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愿意加上提法不准确、内涵不明确、实质上是「小文革」「中文革」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根政治大棍子。 这些内容都是合乎历史潮流的做法。 五月八日、十日在政治局会上,赵紫阳提出的建议,没有人明确反对;五月四日赵紫阳在亚行年会讲话以后,李鹏等人当时称赞。 怎么到了专案组,这些正确的建议成了错误和罪证? 因此,「三十个问题」中的第四、五、十二、十五、十六、二十九个问题,不成其为赵紫阳的问题,更不是「支持动乱」的罪证,而是证明了赵紫阳的观点与建议是挽救党、缓解动乱、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治本之策。
    
    (四)、专案组提出的一些「问题」违反事实真相
    
    专案组提出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和五月二日赵紫阳「找杜润生同志谈学潮问题」,造成似乎赵杜密谋「支持动乱」,并召开十多人参加的会议。 (第十三个问题)这种无端猜疑,以移花接木式的推测变成专案组罪证的手法是恶劣的,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 杜润生对我谈过,一九八九年是农村改革十周年,作为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同中央党校校长高扬商议后联名向党中央写了报告,拟于一九八九年下半年在中央党校合办一期研讨班,请十位省委书记参加,讨论前十年农村改革的经验和问题,以及以后十年农村改革的前景与方针政策。 杜润生四月二十一日和五月二日找赵紫阳是催问赵紫阳批准了这个农村改革研讨班报告没有。 因此,事实真相不是赵紫阳主动找杜润生谈学潮,而是杜润生主动找赵紫阳,请示批准办农村改革学习班。 专案组把见面的主动方和主要议题都搞错了。
    
    杜润生回忆,四月二十一日赵紫阳对杜润生问「办班的报告批示没有」的回答是,现在忙于四月二十二日为胡耀邦开追悼会,顾不上杜润生的这个报告。 赵紫阳还说,于光远等同志提出「胡耀邦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使中央为难。 杜润生建议,赵找他们谈谈。 赵紫阳说,二十三日就要去朝鲜访问了。 杜润生一番好心也是多此一举地说了一句:「那我告诉他们吧!」赵表示谢意,请杜代为转达他的意见。 杜即于科学会堂对十多人转达了赵的意见,于光远等人表态,既然中央向我们打招呼,我们就照办,现在不再坚持「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提法。 但是我们对处理学潮有些看法,也请杜转达。 杜即书面简报赵紫阳,杜润生归纳的意见,主要是民主、法制、对话、缓和处理学潮的建议。 五月二日赵紫阳对杜润生讲,这些老同志听中央招呼,要杜向他们表示感谢。 杜润生又向这十多人转达了赵紫阳的谢意。 赵并说,杜的简报,他已转政治局。
    
    因此,专案组在第十三个问题中,把杜润生找赵是谈办农村改革研讨班和找于光远等开会是转达赵紫阳关于不提胡耀邦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歪曲成为赵找杜「谈学潮问题」,杜「召开会议,谈赵的意见」,而不谈赵的主要意见是讲对胡耀邦的评价,希望不提「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专案组如此这般一改写,就会造成一种错觉,赵紫阳通过杜润生召集会议,与会的十多人,多为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讨论学潮的看法和建议。」这样,在「六四」后的清查运动中,以秦仲达为首的工作组到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重点清查此事,怀疑赵紫阳─杜润生─十多人─学运,是一条插手学运的「黑线」、 「黑手」,在这十多人的所在单位,成立了专案组,进行了长期审查。 中顾委专案组还写了不准杜润生等人党员登记的报告,后来遭到中顾委主任陈云的否决,杜润生、于光远、李锐、李昌才保留了党票。
    
    从这一个案例(第十三个问题),可见「三十个问题」中许多都是不实之词,采用了颠倒黑白和编造上纲的惯用手法。 如第二十四个问题,五月十九日宣布戒严大会,赵紫阳「拒绝出席,这就暴露了他同党公开闹分裂的主张。」(第十四个问题)专案组不讲五月十九日早晨赵紫阳曾去医院看了病,根据病情,上午赵已向政治局请假的事实,然后引伸到开会请假变成了「同党公开闹分裂」的罪证。 至于党的总书记怎么会同党分裂? 辞职是「分裂」,开会请假是「分裂」,作为总书记建议缓解学潮,召开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个问题)和开政治局会议(第二十七个问题)都成了「支持动乱,分裂党」的罪证,简直是不讲道理的莫须有式的罪名。
    
    (五)、同戈尔巴乔夫谈话和赵紫阳最后并未辞职的真相
    
    在专案组「三十个问题」材料中,有两个重要事件的真相被隐瞒。
    
    一个是专案组的第十七个问题说,五月十六日下午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谈话中,说过:「我们在最重大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赵紫阳软禁中一直解释他是为了说明:十六日上午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见,而不是十六日下午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会见,标志着中苏两党恢复正常关系。 他是极力想为学生、工人责问「邓小平是慈禧太后」作解释,说明是党的十三大一中全会的规定。 他始终为邓小平的误会而遗憾。 同时,中共大事由邓小平最后拍板,李鹏、赵紫阳多次公开地或内部讲话中都讲过。 只是赵紫阳选择的时机不恰当,学潮矛头后来直接地公开地指向邓小平,造成邓小平至死也不饶赵紫阳,处置得比胡耀邦还严重。
    
    在「三十个问题」中第二十条把赵紫阳「提出辞职」作为罪证,是不能成立的。 因为,这一个问题的最后一句是「受到杨尚昆的批评后,赵又收回了辞职信。」究竟是「提出辞职」有罪,还是「收回辞职信」不辞职有罪? 辞职与不辞职,按照党章都不应治罪。 既然赵紫阳作为不辞职,也没有被免职的总书记,要召开政治局会议(第二十七个问题),同意人大委员长万里「提前回国」(第二十五个问题),同意召开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个问题),是职责范围以内的工作,怎么会成为罪证? 总书记为什么不能执行总书记的职责,是谁非法剥夺了总书记的权利? 究竟是什么人在分裂党? 谁之罪?
    
    (六)、「策划动乱和组织阴谋活动」的具体证据,二十一年后仍然拿不出来!
    
    中共中央专案组的「三十个问题」,最后把重点从赵紫阳转移到了「严家其、陈一咨等人」,在第三十个问题的最后一个结论性问题中指出,严、陈是「这次动乱中成为策划动乱和政治阴谋活动的重要人物」,但是,一九八九年「六四」过去二十一年了,这么高级别的专案组,这么长时间的专案审查、外调、逮捕、判刑、流放、放逐了那么多同案犯,为什么至今未公布严、陈「策划动乱和组织阴谋活动的重要人物」的任何一件具体罪证呢? 在「三十个问题」中的最后一句是唯一的罪证:「一贯得到赵信任和重用的鲍彤,在宣布戒严以后,与陈一咨等人一起攻击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难道讲讲李鹏的无能就是「策划动乱」、「组织阴谋活动」的罪证,罪该判刑七年或通缉吗? 鲍彤在「六四」之前就 ​​被捕,囚禁于秦城监狱,何来机会与严、陈一起攻击李鹏? 难道赵紫阳「赞赏、重用」鲍、严、陈,就该「削职为员」(从总书记降为普通党员)吗? 凭这句话赵紫阳就该不明不白、无法无天地被软禁至死吗?
    
    当然,专案组的「三十个问题」还提出了赵紫阳的其他罪名,如坚持改变四?二六社论建议(第十九个问题),赵紫阳提出辞职又收回了辞职信(第二十个问题)。 五月十七日向鲍彤、张岳奇讲过「今天在会上受到尖锐批评,我保留了意见。」(第二十一个问题)还有五月十九日对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说: 「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第二十三个问题)这些事情,能算得上「支持动乱,分裂党」的大罪名的罪证吗? 专案组列举的这些事实,只证明赵紫阳是想缓解学潮、挽救党的危机,而采取了可敬又可悲的正义之举:反对戒严、杀人。 他预见到了军队进城的血腥后果,因此力图改变四?二六社论定性,希望以对话、和解、民主、法制的软的一手,来缓解紧张局势,避免戒严。 但是,却被专案组和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为他戴上了「支持动乱、分裂党」的政治帽子,并受到中共九十年党史中罕见的处分:软禁至死。 但愿二○一一年纪念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报告中,能公开这份「三十个问题」的奇文和公布终身软禁赵紫阳的决定原文,让全体党员、中国人和世人重新判断历史是非,道德善恶、罪与非罪。
    
    三、邓小平对「六四」认错了吗?
    
    中共中央专案组的「三十个问题」,是一份极好的党史教材,让人们认识到「最最最最革命的理论,同最最最最专制的传统相结合,形成了最最最最黑暗的毛泽东时代。」(李慎之给许良英的信),并未过去。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枪声和二○○九年十月一日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方阵,证明了这个严酷的事实,「六四」不过是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延续至今、新的又一次大型武斗,只不过是武装军人对付赤手空拳的老百姓的非对称的武力与道义的斗争。
    
    对于「六四」,杨尚昆向蒋彦永承认,「六四」是我们党最大的错误。 李鹏及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一九四九─二○○九)》仍然认定「六四」是反革命暴乱。 而邓小平呢? 据说,邓小平对邓垦讲过,「六四」,看来我们错了之类的话,但无从证实。 不过邓家后人在美国推销回忆邓小平的书时,讲过「六四」,我们没有经验,死了人,是一个悲剧。 鲍彤解读为,这不是一个女孩子讲得出的话,而是一个老人临终前的遗言。 没有经验,是悔;死了人,是愧;悲剧,是对「六四」的定性。 我们可以同邓小平保持「悲剧共识」。 但是,也有人认为,鲍彤的心过于善良,解读不一定准确。
    
    我希望,中共在纪念成立九十周年时,能表现出一个成熟的现代政党的胸襟和历史眼光,敢于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公开承认和公开改正自己的错误,包括对中央专案组的《在一九八九年政治动乱中涉及到赵紫阳同志的有关问题》这份错误材料,应予撤销,重新做出一个客观评价赵紫阳和「八九风波」的决定。
    
    祝愿中国人都能有尊严,而且还能在公平、正义的自由、民主、法制的社会中活着。 但愿「三十个问题」那样的文件,少一点,最好没有。 反右、公社化、文革、「六四」等历史悲剧、政治悲剧的连续剧,在中国演出了五千年专制者人为制造的悲剧连续剧,今后能少演或停演。 终生软禁中的赵紫阳担心和思考着:能不能避免中国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我抱有幻想和希望,但没有信心。 因为,对这份涉及赵紫阳的三十个问题的文字狱,当局至今都不敢正视,不敢公开,根本不愿解开「六四」死结,不愿平反,那末六十年的辉煌、九十年的伟大和尊严、正义、公平、体面的美好的承诺,都只能成为伟大的空话,同生活实际反差极大的历史讽刺剧的台词。 (博讯记者:艾布拉)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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