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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修泽:包容性改革须要壮士断腕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6月10日 转载)
    来源: 经济参考报
    
     中国改革面临极其复杂的格局。为避免掉入悬崖,需采取“大均衡”改革方略,找准各自“均衡点”。“均衡点”不等于中间点,它是动态均衡的。跟“跷跷板”一样,哪边失衡要适当地往哪边移动一下,找准平衡。

    
    近年来还产生了新的固化利益格局。其中的一小部分人,既不希望倒退回计划经济体制,也不赞成继续深化改革,极力维持目前某种“胶着”状态的局面。当改革进入新阶段之后,能否超越这种利益格局的羁绊,是一个关乎改革全局的重大问题。
    
    包容性改革包含三点要义:包容性思想,包容性制度,包容性运作。
    
    包容性思想。理论来源有三,即“中”,中国古代“知常容,容乃公”哲学;“马”,马克思的“多元包容”思想;“西”,西方学者达伦·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鲁宾逊的“国家衰落之谜”理论。现实考虑三个方面:中国改革面临的现实;民族统一、两岸关系的现实;当今之世,寻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提出包容性改革论,旨在为中国中长期全方位改革提供一个战略选择。
    
    包容性制度。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包容性体制总体优越于排斥性体制。中国的“五环改革”应“环环瞄准”包容性体制。经济改革:寻求公正的深度市场化经济体制;社会改革:寻求各阶层社会共生的社会体制;政治改革:寻求最大政治公约数的政治体制;文化改革:寻求多元文明交融互鉴的文化体制;生态体制改革:寻求以天地人产权为基础的环资制度。
    
    包容性运作。实施“大均衡”改革方略,但“均衡点”不等于中间点。要瞄准目标,把握动态均衡;突出重点,寻求实质突破;尊重首创,包容“创新型异类”;突破藩篱,该“砍手”时就“砍手”。
    
    根据目前中国改革的实际状况,包容性运作有以下四方面内容
    
    瞄准目标,把握动态均衡
    
    全方位改革,无疑要凝聚共识、协同推进。但“共识”向哪个中心“凝聚”?“协同”起来向哪个方位“推进”?有一个基本方向问题。依据国家在现代文明基础上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新阶段的改革,应当握好“五环改革”各自的核心目标。目标确定之后,必须执著秉持,不能犹豫彷徨。
    
    中国改革面临极其复杂的格局。为避免掉入悬崖,需采取“大均衡”改革方略,找准各自“均衡点”。经济改革,找准市场化和公正化的均衡点;政治改革,找准“深刻革命”与“自我完善”的均衡点;社会改革,找准多元阶层“社会共生”的均衡点;文化改革,找准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均衡点;资源环境制度改革,寻求“天地”与“人”的均衡点。
    
    “均衡点”不等于中间点,它是动态均衡的。跟“跷跷板”一样,哪边失衡要适当地往哪边移动一下,找准平衡。
    
    突出重点,寻求实质突破
    
    由于中国改革走的是一条“边际演进”的渐进式改革之路,经过30余年,迄今容易改的差不多已经改完,余下的都是“坚硬的堡垒”。在改革的“战车”跨越边缘性障碍之后,现在需要推进到核心部位的“堡垒”面前。改到此时、此处,需要突出重点,啃硬骨头。应当考虑实施紧迫的、有重点的、可操作性的改革方案。
    
    经济改革
    
    围绕“公正性的深度市场化”改革,突出5个重点。
    
    ——垄断行业改革。垄断行业改革,思路是“结构性破垄”方略,即对中国垄断的三大类、六种情况区别对待,“三不破、三破”:
    
    对真正的自然垄断性环节(如电网、铁路网、航空网、骨干电讯网等),可暂时不破垄,但要实行一定范围的“争夺市场的竞争方式(competition for the market)”;而对过时的、假冒的所谓“自然垄断”和垄断性行业中的竞争环节(如发电、铁路运输、航空运输、电讯运营业务等),要坚决破垄。
    
    对法令性的垄断(如烟草),可不破垄;但对不合理的行政垄断(指利用行政权力保持不合理垄断地位的),要坚决破垄。
    
    对竞争基础上形成的产业集中,不应破垄,还应进一步加强,以提高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但对阻碍和限制竞争的经济性垄断(厂商串谋、寡头垄断以及利用行政权力实施垄断行为等),应坚决破垄。在此,要消除社会上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将“产业集中”等同于“垄断”的误区,化解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由而排斥垄断性行业改革的“心结”。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重点是锁定使用权人的土地用益物权,要尊重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包括流转和抵押)的权利。这里提出三点:其一,建议改换“赋予农民权利”的提法,这种提法带有自上而下的“恩赐”色彩。从产权关系来说,农民的土地既不是“国资”,也不是“党产”,何来“赋予”之说?实际上,“农民的权利”是“天赋”的,建议采用“承认”、“尊重”、“保障”的提法。其二,明确农村集体土地可以依法进入市场流转,使农民最大程度享受土地增值带来的利益。其三,不要武断地排斥农民的土地抵押权,而应根据新情况修改《物权法》,予以确认。
    
    ——金融体制改革。重点是打破大银行垄断,推进私人及草根金融发展;同时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利率市场化改革要把握两个抓手:存款保险制度和SHIBO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为基准的市场化利率。
    
    ——财税体制改革。重点改革分税制和预算管理体制,开征房产税、遗产税、环境税等,以及改革资源税等。
    
    ——资源性产品为重点的价格改革。这是要素价格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将市场体系建设进行到底的重要方面。
    
    社会改革
    
    围绕“社会共生”和社会组织创新,5个重点:收入分配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创建;社会组织改革(如各种社团组织,重点是“去行政化”、实行登记制、取消主管部门、经费自筹等)。
    
    政治改革
    
    围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突出的重点:
    
    ——政府自身体制改革。重点是减少政府干预权力,可从改革审批制度切入,对各级政府事权进行大幅度调整,大力度精简机构和人员,减少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直接管理。推动政府由管制性政府向“中立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转变。
    
    ——鉴于腐败是当前群众最关注、最痛恨的问题,其中最难的在于解决体制性腐败,应将官员及亲属的财产公开制度和子女留学返国制度作为重点,要有明确的时间表。
    
    ——以独立公正为旗帜的司法体制改革,如,可将各地法院独立于地方政府和地方政法委,由最高法院直接领导;监察局和反贪局也从行政序列中独立出来等。
    
    这场攻坚战将会打得十分艰苦。因此,务必寻求有“实质性的突破”,这是当前老百姓最期待的东西。
    
    尊重首创,包容创新性“异类”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中国改革的真正主体。回顾中国改革实践,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新的制度安排是谁设计的?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在这里,农民表现了历史的主动精神和创新精神,体现了人民作为创新主体的基本价值。
    
    新阶段的全方位改革,就其深度和广度来说,是13亿人自己的事业。一定要尊重、发挥人民的主人翁精神和首创精神,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投身到改革的洪流中去。
    
    衡量尊重与否、发挥与否的标志是敢于不敢于、能够不能够包容所谓创新型“异类”。“从一定意义上说,包容创新型才是包容的真谛”。
    
    而要包容创新型“异类”,就需要特别关注:21世纪创新的新现象——“无限制的新人”。1997年夏,美国学者戴维·布鲁克斯在《旗帜》杂志发表的论文提出,“新的技术力量创造出来的新人”——“无限制新人”。三个特点:他们“是技术专家,是商人,又是艺术家”;他们“喜欢新概念,新思想,新的思维方式,喜欢变革,喜欢破除传统的东西”;他们“不喜欢等级制,认为等级、职务、头衔是限制性的,已经过时”。
    
    如果说,在上世纪末“无限制新人”还只是理论推演的话,那么到了21世纪第二个10年,看得很清楚:美国的乔布斯、中国的马云等等,不就是活生生的一代“无限制新人”吗?当初他们出现时,是被人们作为“异类”看待的,但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一代新人的爆发力。
    
    中国的改革是几代人从事的前所未有的创新事业,特别需要一代“喜欢变革,喜欢破除传统的东西”的新人。如果说他们属于“异类”的话,讲包容恰恰是包容这些“异类”。整个社会应当为一代“无限制新人”的崛起和成长开辟道路。
    
    突破藩篱,该“砍手”时“砍手”
    
    新阶段的全方位改革,将会遇到一些障碍,其中,固化的利益格局是最大的障碍。笔者在问卷调查中,56%的人都完全赞同“既得利益集团是改革的最主要障碍”这一提法,值得重视。
    
    这就产生一个如何应对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也不能够用传统的“你死我活”的思维来应对,而应该采取“差别化”的对策。其中的关键在于摆脱既得利益格局中某些“障碍力量”的束缚。
    
    改革开放以来,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受到了较大的削弱,但在一些改革尚未攻坚的领域,其能量依然较大。在新的条件下,可能会以新的形式来表现自己。同时,近年来还产生了新的固化利益格局。其中的一小部分人,既不希望倒退回计划经济体制,也不赞成继续深化改革,极力维持目前某种“胶着”状态的局面,期望从这种“未完成的改革”状态中获得好处。新、老两种情况的交叉并存,形成相当复杂的利益格局,并对政策的制定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当改革进入新阶段之后,能否超越这种利益格局的羁绊,是一个关乎改革全局的重大问题。
    
    从现实情况看,现今官方体制的一些“手脚”已经烂掉。切除它恰好防止这种溃烂祸及全身、特别是伤及头脑。从这个意义上说,“切除烂手烂脚”这种手术是“非做不可的”。可采取“壮士断腕”的举措,该“砍手”时“砍手”。在这方面要有知难而进的勇气和智慧。
    
    (作者为中改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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