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出现的许多大案，如薄熙来案、徐才厚案、周永康案，无不是手握一方大权的要员和重臣。
    
    中共发布了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于10月召开，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周永康案曝出的当下，这一问题只会让人格外感到必要与迫切。
    
    近年出现的许多大案，如薄熙来案、徐才厚案、周永康案，无不是手握一方大权的要员和重臣，目无法纪、放松监管、权力不受或少受约束的结果。尤其是周案，教训深刻。作为过去十年中国政法力量的最高首脑，其本身应该成为社会公正、法治昌明的象征。但若公权私用，贪赃枉法，滥用法律，僭取特权，践踏人权，以社会治理名义，滥施警力，膨胀警察力量，打压民间社会，将会产生非常可怕的后果，走向正义的反面。所以，很大程度上，周永康应为过去十年中国的法纪的倒退负责。
    
    现在，周永康虽然倒下了，但在中国的官场和政治生活中，大大小小的周永康们还很多。这一方面有赖于继续维持强有力的反腐态势；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必须重建国家和社会的的政治生活与游戏规则，在这方面，法治必须提到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用法治来改写中国的政治规则。
    
    依法治国包括执政党的依法执政、政府的依法行政和公民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力及主张自己的权利三个部分。其中前两者是关键。在中国一党执政的情况下，执政党带领人民制定法律，若执政党本身不遵守法律，超越法律之上，将无有可以监督的力量。所以，执政党必须具有高度自觉的执政理性。
    
    政府是依法治理的主体。政府及官员的一言一行对社会和民众的影响很大。政府如果在发展经济、维护社会治安，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不依法施政和管理，夹带官僚群体的私人利益，无疑会损害社会的公平与正义，降低全社会的整体福利，甚至导致大量冤家错案的出现。
    
    公民是社会最基本的分子。一个社会，若多数民众没有法治意识或法治意识不强，也难言依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本质而言，法律不过是社会习俗和交易规则的文本化，它虽有一个外在的强制力量，但如果民众不遵纪守法，依法主张自己的权利，而是通过普遍违法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利益，执法者也将无可奈何，这就是所谓「法不责众」。
    
    在今天，我们讲依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首先要依法治权和依法护权。前者指的是法律之上没有特权和特殊公民，权由法出；后者指的是法律必须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尤其是一些已经成为常识的基本权利。为此，需要在法律的制订上，补齐两个短板：一是限制执政党和政府公权力的法律。目前，中国的私法即民法和公司法相对完善，但限制执政党和政府公权力的公法还远远不够，这块短板亟需补齐；二是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也短缺，尤其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人权，基本没有落实，这就需要将宪法的有关规定，具体化并可诉，也即用法律落实这些权利，并在遭受公权力的侵害时，可直接用宪法来维权。
    
    需要强调的是，以后法律的制订和出台，必须有公民的全程参与，法旨要出自多数公民的意志，而不是由法律制订者来把持法律的制订。
    
    在中国，完善法律，有法可依固然重要，但考量到具体情形，某种意义上，法律的执行，有法必依更重要。很多情况下，我们并非没有法律，而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法律成了摆设和权力的婢女，或者对法律出于一种功利态度，有选择地「遵守」和执行法律。无论哪种情况，都会破坏法律的严肃和尊严。人们必须对法律有信仰才会起作用，而有信仰就必须执法严格。当前，需要用法律来严格限权，尤其是不能将权力集中在少数人物身上。严格治权的关键其实就是严格限权。没有对权力运行的分割和限制，集权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从而，也就会失去制约的力量和可能。
    
    严格执法的另一层含义，是权力运行要公开和透明。特别是，高层要做权力公开透明的表率。权力不公开，就谈不上监督。中国的政治道德讲究领导人的道德教化。要提各级官员依法执政和行政的意识和能力，高层的表率作用很必要。如果高层在依法治国上率先垂范，其榜样作用将胜过一打空洞教化，必定会被各级官僚所效法。
    
    无论是法律的制订还是严格执法，都有一个过程，就当下而言，要使人们尊重法律的权威，遵纪守法，还可通过一些在社会上影响大、关注度高、具有指标意义的案例判决，显示司法权威，昭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价值。中国虽不是判例法国家，但通过这样一些案例的审判，是可以起到此种作用的。比如，在反腐上，是权大还是法大，试金石就是敢不敢打老虎。如果一些社会公认的大老虎都能够打下来，不用担心官员和民众不信从和敬畏法律。就此而言，今次周永康的落马对彰显法律权威，作用明显。这样的案例还有一些，如经济领域的顾雏军案，未来若得以公正重审，对约束官员滥权和守法，企业家敬法，都会有拨乱反正之效用。
    
    最后，民众对国家公共生活和公共政策包括法律制定的参与，媒体和舆论对国家公职人员和公权力的监督，也是依法治国，培育官员公民权利意识，约束公权力，建设法治国家极其重要的部分。法治国家本应包括大众对公共生活的积极参与，发达的媒体和言论自由。若没有民众的参与和监督，要权力做到自觉依法行使是很困难的。另外，公民自身也有一个在参与和监督中提高权利和法治意识的问题。在这方面，应通过公民抗争迫使当局放开媒体的自由报导权和舆论监督权，甚至可以动员全民，就反腐从治标到治本的转变中来一次大讨论，形成一个反映多数人共识的反腐治本的路线图。
    
    法治是现代治理的基本方式。不论全面改革还是治理社会，都离不开法治，也唯有从法治入手，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才能更好地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来源：东网 (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