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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什么是对邓小平旗帜的高举?继承其改革大业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8月25日 转载)
     邓聿文 政治分析师
    
    邓聿文:什么是对邓小平旗帜的高举?继承其改革大业


    对邓小平的最好纪念,就是高度他的改革大旗,继承其改革大业。
    
    我曾说过,邓小平对当代中国的贡献,就是他扭转了国家的发展方向,将中国引导到现代化的正当道路上来了。没有邓小平,中国也会走向这条道路,但时间要晚,成本要大得多。因此,对邓小平的最好纪念,就是高度他的改革大旗,继承其改革大业。
    
    习近平在纪念活动的讲话中,也表达了这层含义。不过,也要看到,今天的改革,与邓小平时代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所面临的现实有很大不同。如果说,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文革造成的前所未有的破坏,酿成了全民一心思改革、盼改革,改变贫穷落后的社会环境的话,那么,在改革推进了30余年后,由于前期改革的不彻底和不公正,许多人,尤其是底层民众对改革的盼望并不迫切,社会对如何改革没有形成共识,甚至对改革本身有一种抵触和害怕心理。另一方面,社会利益也日益多元化,人们对改革的看法和支持力度主要不是基于观念——当然这也很重要——而是基于利益,今天很难像改革初期那样对某件事情有一致意见。再者,眼界、见识、权益和要求也不同。在打开国门30多年后,尤其在网络时代,人民的眼界和权利意识都比改革初期大为提高,常拿西方国家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今天的改革。最后,随着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改善,改革中产生的问题和改革初期也不同,例如,在共产主义理想破灭后,中国社会的道德在加速崩溃,又沾染了很多物质主义的弊病,腐败比过去更为肆无忌惮。
    
    这就需要今天的改革能够根据今天的现实去选择一个恰当的改革方案。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此提出了一揽子、全方面的改革方案,一切围绕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去部署。我认为,这里的要点有三个:一是以法治权,用法律打造一个关进权力的笼子,并把开笼子的钥匙交到民众手中,由群众掌握;二是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构建一个中国式的分权制衡体系。三是推进社会领域改革,建设各种自治组织,促进社会民主。改革应该抓住这三个「牛鼻子」。
    
    法治是解决特权的关键。 「无法无天」曾是文革的特点,它对国家秩序和人们利益产生了最大破坏。对此,深受没有法治之害的邓小平深有体会,他在复出后,一直强调要加强法制建设。对四人帮的审判就是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的。拨乱反正不仅是对过去错误的思想理论和路线的清理,也是法律和秩序的重建过程,一个国家的发展必须有基本的秩序,而保障这种秩序的就是法治,就是中共的执政要依法,政府管理要依法,社会各方面都要依法而行。
    
    在法制建设方面,改革以来起得了很大成就,用中共的语言说,中国初步建立起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依法治国有法可依非常重要,但有法并不等于就是一个法治国家,还存在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以及法律本身的公正性等问题。在上述几个方面,我们还存在很大缺陷,就是在有法可依上,也存在法律不健全的问题,这也就是今天中国特权盛行,大小「周永康们」不断出现的原因。
    
    法治的要点,在于法律之上没有党派、政权和特殊公民,法律的制订是以公民而非权力意志为准绳,不通过审判不能随意给一个公民定罪。不如此理解和践行法治,就不是真的以法治国。
    
    为此,我们首先需要制订和完善将各种公权力关进笼子里的法律。这方面的法律中国还很稀缺;其次,宪法规定的各种公民权利也应该通过具体法律的制定落实下来;第三,各种法律和政策的出台必须有公民参与,要体现足够的公民意志,只有这样,法律和政策才合乎多数人利益,才具有法的正义性;第四,法律和制度的执行还必须严格、公开和透明,要有广泛的监督;第五,当公民的利益受到侵害时,法律必须能够给公民「保驾护航」,所以,司法独立必不可缺;第六,执政党和政府的各种决策还须于法有据,合乎法律的要求,不能与法律有冲突。
    
    中国是一党执政的国家,党的改革与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对党的改革,邓小平曾非常关注。他在1982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至今仍是中国关于政改的最重要文献。该文对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权力集中等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提出了党政分开、退休制和任期制、党内民主等许多有针对性的制度举措。
    
    今天党内领导体制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制度规范,应该说制度化已经很完备。但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党内民主的进展也不是很大,依法执政的能力还有待提高。要建设法治国家,党首先应依法执政,遵守和尊重法律,使党的意志变成法律。从这个意义说,执政意识就是法治意识,执法思维就是法治思维,要通过法律,使党内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用法律来保障党内民主。
    
    从目前现实看,正如中共所宣称的,中国不实行西方式的三权分立,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不需要分权和制衡。所以,中国特色的政改,关键就是要形成适应中国国情但却也能起到西方多党竞争和三权分立之效果的分权和制衡机制。这个分权和制衡机制,就是在完善党内民主的基础上,将党委变成决策机构、政府变成执行机构、人大变成监督机构、政协变成建言机构的分权和制衡模式。党处于决策地位,通过人大让党的意志变成法律,政府则执行党的决策和人大法律,并对人大负责,人大除制订法律,进行重大人事的选举和任免外,日常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监督党和政府的决策和执行是否有违法之处,而政协集中社会各方面精英,为国家的发展建言献策,提供资政参考,确保国家政策能够反映多数民意。这其实也是从另一个侧面对权力进行制约。此种国家治理结构,是建立在中国历史和现实基础上,目前可以推进的政治改革。
    
    今天的改革也离不开社会变革。社会改革在中国的改革中具有基础性作用。社会改革的重点是建立社会自治,推进社会民主。与党内民主着眼于党的领导体制和决策机制不同,社会改革主要解决对公共事务的参与问题,因此,如果说党内民主属于自上而下的民主,社会民主就是自下而上的民主。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结合,也就是高层民主和基层民主的结合,这种上下结合,能够形成一种广泛的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要推进社会民主,前提是培育人们的自治意识,建立和发展各类自治组织,学会自我组织,自我管理。没有自治,何来民主?如果人们能够管理一个社区,就能管理一个街道,能够管理一个街道,就能管理一个城市,能够管理一个城市,就能管理一个国家,因此,自治意识和自我管理的培养,对形成民主意识和建立民主机制,非常重要。自治意味着必须尊重他人权利,遵守规则,并在规则之下相互妥协和欣赏。所以,自治本身包含着民主的因素在内,它实际上是一种对民众的民主训练。
    
    需要强调的是,选举固然是公民行使民主权利的方式,但在选举后,公民也不是无所作为,也有一个如何监督政府公正行使权力以及提高效率的问题。这就需要公民对社会事务积极参与,在这里,协商民主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所以,在非选举时刻,尤其在当下的中国,需要大力强调发展协商民主,它也是为将来建立选举民主做准备。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化和发展。它用更明确的语言宣示和表明邓小平道路的现代化性质。而上述以法治权、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的结合,中国式的分权和制衡体制,都是中国目前到未来相当长时期改革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也是邓小平想解决但未能来得及解决的重大问题,是邓小平留给中国的未竟的改革大业。所以,要高举邓小平的改革旗帜,就必须在这些改革上有所突破。
    
    来源:东网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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