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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民国非党国也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9月03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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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曙明《国会现场》

    
    来源:民主中国 作者:余杰
    
    最早读叶曙明的作品,是十六年前在大学时代读到的《草莽中国》,我后来写长文《太监中国》和《优孟中国》也是受到此书名的启发。在《草莽中国》中,我第一次看到有当代学人对在两岸彼此对立的近现代史叙述中都被尊为圣人的孙文的尖锐批评,由此我开始触摸到只能称为“半个独裁者”的孙文刚愎自用、暴虐荒淫的真面目;在《草莽中国》中,我也第一次发现原来有两个截然不同民国:一九二七年之前的民国,是有国会的真民国;一九二七年以后的民国,是没有国会的、一党独裁的假民国和真党国。换言之,中华民国不是一九四九年被毛泽东颠覆的,而是一九二七年被孙文的传人蒋介石颠覆的。
    
    十六年后,我再读到叶曙明的《国会现场》的时候,“民国热”在中国如火如荼。可惜,大部分中国人将民国与党国一锅煮,因为厌恶共产党而不假思索地拥戴国民党、孙文与蒋介石。这是知识结构欠缺、思维方式单一以及理性薄弱所导致的“精神瘫痪”。在《国会现场》一书中,叶曙明再现了从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八年间中国国会的历史: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中华民国,政体的枢纽在于国会。以梁启超、宋教仁、汤化龙为首的政治家们,在国会选举总统、制定宪法、监督政府、弹劾官员,距离一个宪政民主的中国,仿佛一步之遥。
    
    然而,这一步没有迈出去。宋教仁遇刺、袁世凯称帝、二次革命、府院之争、张勋复辟、军阀混战、曹锟贿选、南方造反、、、、、、一波紧随一波。国会三度解散,议员四处流散,十年制不出一部宪法。国会从万众期待的荣耀中,重重跌入历史的垃圾堆里。然后,党国压倒民国,国共两党血腥地比赛谁更集权。如今,此岸的中国,是共产党如水银泻地般的极权统治,人大、政协是官员养老之所和橡皮图章;彼岸的台湾,受制于孙文规划的非驴非马的五院制,立法院上演“三十秒通过服贸协议”的闹剧,刺激太阳花学生占据立法院,宪政危机演变到解严之后的顶峰。此时此刻,重温那十七年的国会历史,或许可以找到中国民主转型和台湾民主深化的钥匙。
    
    那些为宪法和宪政鞠躬尽瘁的人们
    
    美国学者黎安友指出:“寻求以宪政秩序取代封建王朝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最为重要的主题。”满清王朝颠覆、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国会从一九一三年开始起草宪法,这在中国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本来,《天坛宪法草案》已经初具雏形,却因宋教仁遇刺而使得北洋军人与南方党人势同水火、兵戎相向。
    
    宋案发生,看似偶然,实则必然。武昌起义之后,激进革命党、温和立宪派与北洋开明派三种势力之间若即若离、明争暗斗,不愿在国会以妥协党方式达成“打造共和国”的目标。叶曙明写道:“第一届国会成立时,人们曾天真地以为,有了国会与宪法,就有了代议政制,有了民主,有了宪政。但现实却告诉他们,并非这么回事。国会不等于代议政制,宪法不等于宪政,民主也不等于共和。国会有可能不是代民去议政,而是代官去议政;有宪法而没有宪政环境,宪法也是一纸具文;没有自由的民主,很可能会变成多数人的暴政。”以个人的素质和品德而言,梁启超、宋教仁、汤化龙等国会议员,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即便他们是力大如牛的縴夫,也无法让深陷在专制泥沼中的中国这架大马车奔向光明的方向。
    
    从公车上书时代开始,梁启超就是鼓吹宪政的第一人。在流亡日本的岁月里,那些出洋考察宪政的满清官僚,争相以重金请他代为撰写宪政考察报告。流亡归来后,梁启超以舆论界巨子的声望、无穷尽的精力和广泛的人脉,组建社团与政党、在国会和政府中实现政治抱负。几进几出、屡战屡败之后,他终于发现,“缺乏法治精神”是宪法成为一纸空文、宪政一直运作不良的根本原因。于是,他的最后十年献身于文化教育事业,以讲台取代议场。
    
    而宋教仁被历史学界尊为“中国宪政的设计师”,早在武昌起义之前,他就形成了完整的政治主张。归结起来,无非两条:一是代议政制,二是政党责任内阁。民国初年,宋教仁在同盟会的基础上打造了国会第一大党国民党,此国民党与后来孙文缔造的国民党虽然名字相同、渊源相通,却完全不同。宋记国民党,遵循议会政治的原则,致力于通过选举上台执政;而孙记国民党,则是列宁式的独裁政党,崇尚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方式。若宋教仁没有遇刺身亡,民初三权分立的政治格局当中,袁世凯任总统、宋教仁任总理、梁启超任国会议长,三人既斗争又合作,中国的宪政之路未尝不可能柳暗花明又一村。
    
    汤化龙是立宪派领袖和士绅阶层的代表。武昌起义之后,他自任湖北民政总长,劝说黎元洪出任都督,并以湖北谘议局的名义通电全国各省“立举义旗”,他才是辛亥革命的第一功臣。曾任国会议长的汤化龙,亲身经历了“国愈乱而术已穷”的过程,黯然赴美国、加拿大考察宪政,却意外地遇刺身亡。在现场自尽身亡的刺客王昌,是孙文派出的国民党人,并在遗书中号称“爱国的铁血主义者”。叶曙明评论说:“以爱国的名义去暗杀,无非是为暴力筑一个道义的高台而已。事实上,铁血主义无助于国家民主进步,只会令国家更加倒退,政治更加黑暗,社会更加撕裂,道德更加沦丧,仇恨更加深固。”
    
    孙文是宪政路上最大的绊脚石
    
    暗杀,是孙文对待政敌或党内异见者的惯用手段。一九二一年,刺客王昌的遗体运回国内,被国民党以党礼葬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侧,号称为国民党党葬第一人。这是对七十二烈士的羞辱。从这一细节可见,孙文何等看重刺客的功用。
    
    学者严泉在《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一书中指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全赢或全输的模式’开始于民国初年国会政治精英的制宪活动。、、、、、、存在民国早期政治人物之间严重的不信任现象,从路径依赖的角度来看,其实是与人治而非法治的中国专制主义传统密切相关。”这一点,在孙文身上体现得最为突出。孙文在香港和美国生活多年,但英美的民主宪政体制和文化并未对他产生重大影响。在组建国会和制定宪法的过程中,孙文首先考量的是保障个人私利,力主排除立宪派和北洋派,让袁世凯成为虚位总统;而在党内竞争中,他又认为主张内阁制的宋教仁企图剥夺他这个前总统和未来的总统的实权,故而坚持总统制,对宋教仁竭尽诽谤和打击之能事。
    
    宋教仁遇刺身亡之后,孙文一党散布谣言,说袁世凯为第一嫌疑人。事实上,宋教仁遇刺让袁世凯大为震惊,其结果与袁世凯的政治利益并不符合;而宋教仁最后遗言是留给袁世凯的,偏偏对党内同仁孙文没有留一句话。宋教仁之死成为孙文追求总统大位的一块垫脚石,地面二名终于可以号令党人、大动干戈了。孙文才是宋案的最大获益者。当时,宋教仁的贴身秘书北一辉坚决地认定,宋教仁死于国民党内的政争,并指控刺杀主谋为孙文。孙文醉心于成为洪秀全那样的人物,孙文杀宋教仁,如同洪秀全杀杨秀清。
    
    孙文从对国会运作从不感兴趣,他唯一热爱的是还没有坐热就不得不让出去的总统大位。一切阻拦他登基的人,都是敌人:从清末革命中的光复会首领陶成章到从他手中接过总统大位的袁世凯,从南方军政府七总裁中除他之外的其他六位到不愿追随他北伐的广东实力派人物陈炯明、、、、、、孙文的敌人太多了。表面上文质彬彬的孙文,骨子里满是杀伐之气,在他背后有一个对其唯命是从的暗杀团。孙文甚至公开恐吓那些不合他心意的国会议员说,“人们说我是孙大炮,我就是要用大炮消灭敌人,还要用大炮发射毒气弹”。
    
    一生念念不忘当总统、甚至不惜引入苏俄这一邪恶的外部势力的孙文,对民国戕害之大,甚至超过公开称帝的袁世凯。总统这个职位,对孙文而言,不是欧美宪政体制下受国会监督的“第一公务员”,而是中国“古已有之”的皇帝。早年,孙文和同盟会元老刘成禹在日本相聚聊天,孙文指着刘说:“在座都是帝王后裔,你是刘汉,我是东吴大帝也。”一句玩笑,暴露出了孙文的真实心思。对于孙文而言,再走朱元璋、洪秀全的老路,也很难当上一统江湖的独裁者了。于是,他把苏俄模式当作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在此意义上,孙文不是民国之国父,而是民国的掘墓人。
    
    先有公民,再有自治省,然后有中国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联省自治,是在中央层级的宪政尝试遇到挫折之后,有识之士在地方层面启动的一条新路。本书以专门的章节探讨这场昙花一现的政治运动的历史,叙述了湖南、广东、浙江、四川、江苏等省推动省宪和自治的过程。确实,与其国家妄求统一、征战不息,不如各省先行自治,再实行联省自治。换言之,北美十三州经过十一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联”,进而建立“联邦”的历史范例,为久经战祸、生灵涂炭的中国提供了一个可能的选项。因此,联省自治的主张一经提出,立即风靡全国。
    
    然而,正如中国古语所言:“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也如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强调的那样,政治制度必然依托于民情、民俗、文化传统乃至精神信仰,“正是独夫体制,天长日久,使人们彼此相似,却对彼此的命运互不关心,这是独夫政体的必然后果。”所以,有清教徒传统和契约精神的北美殖民地民众,能够从“邦联”迈向“联邦”,建立一个真正的宪政共和国家;但是,连什么是公民都不晓得的中国人,岂能有自治素质,并以自治省为基础建立一个稳固的共和国?
    
    孙文炮制出军政、训政、宪政的虚无缥缈的路线图,带领南方国民党人从一九二二年夏开始,着手国民革命,不仅反对联省自治和平统一方法,而且进一步提出放弃民国宪政制度,主张暴力革命。当时的北方政权,在徐世昌这位文人总统的治下,对民间社会採取极宽松和开放的政策,开创了虽然显得无为而治,却十分热烈奔放的时代。是故,五四运动的学生能毫发无伤,新文化运动能高歌猛进。而在南方,孙文的专制本色早已暴露无遗。当时香港立场中立的报纸对南北的政治现状,有一段生动的评论:“北京政府非法而尚有法;南方政府护法而实无法。凡到过北京的人,大概总要承认,只看北京报纸的言论新闻,何等自由。、、、、、、可怜广州的言论界,战战兢兢,不敢出一大气,报馆则时常被封停版,记者则常怕枪毙和监禁。茶楼酒馆,高标‘莫谈时事’,稍一不慎,就加以逆党的名号,不死于明诛,必死于私剑,用种种的暴力来钳制民口,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道路侧目,约法上言论自由的条文哪里去了?”作为一个重视言论自由的基本人权的公民,你愿意生活在徐世昌治下的北京,还是孙文盘踞的广州?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又一次选择了最坏的那种选择。最可怕的转型结局是经历短暂的民主化试验失败之后,政治精英开始失去建设宪政民主制度的信心,终于致使一九二七年后民主化进程中断,民主转型的重新启动变成幻影。对此,严泉指出:“在国民革命兴起后,联邦制的国体制度选择不再具有任何实质作用与意义,中央集权再次成为国民党人新的制度选择。”此后,“党天下”取代了“家天下”,直到今天,国民党和共产党仍然为祸两岸,不知何时是尽头。民国与共和国,何时才能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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