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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德国之声改名中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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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9月11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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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德国之声蜕变成中国之声,它就不应耗费德国的税收,而应当直接向北京政府索要经费。具有良知的德国公民,都有权谴责德国之声解聘苏雨桐。
    
    余杰:德国之声改名中国之声?


    ●德国之声驻北京记者泽林。
    
    曾在中国志愿机构工作,因参与六四抗议活动,频频遭到拘禁、抄家的苏雨桐,二零一零年出走德国后,加入德国公共广播机构德国之声任职中文部记者。在德国之声任职期间,她主要报导中国政治、社会及人权新闻。二零一四年八月,苏雨桐突然遭到解聘,并被要求立刻离开办公室,甚至不能与同事道别。
    
    德国之声领导层给出的表面理由,是苏雨桐「泄露德国之声内部消息」。事情起源于德国之声评论员泽林(Frank Sieren)发表评论文章称「一九八九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一时的失足」,引发许多人权活动人士抗议,并连署要求德国之声撤销这篇文章,苏雨桐亦是连署者之一。德国之声总监与总编辑为此与中文部员工开会,强调中文部不能办成「异议之声」,并要求与会者对会议内容保密。但是,苏雨桐拒绝配合,并在推特上向外披露内情,她认为泽林事件已经成为公共事件,不能由德国之声「内部解决」。这一立场让她惨遭解聘之厄运。
    
    「异议分子」之于人类社会
    
    德国之声宣称,他们聘请的是「记者」而不是「维权人士」,苏雨桐违反了公司内部的管理规定,故而将其解聘。但是,在我看来,这不是一场简单的人事纠纷,而是价值观的冲突。
    
    德国之声的领导层谈及「异议」这个概念时,充满轻蔑乃至厌恶之情,简直就跟把异议者统统关进监狱或赶到海外的中共统治者如出一辙。这背后显示出了权力者的目空一切和目中无人。
    
    在人类社会,「异议」不仅是一种宝贵的品质,更是应当受到宪法和法律呵护的多元价值中的一元。在德国的历史上,「异议分子」们从来都是这个国家的脊梁。无论是作家汤玛斯•曼,还是牧师潘霍华,都是纳粹政权之下的「异议分子」。他们在思想上、言论上和行动上的挺身反抗暴政,成为那个黑暗时代发出可贵的光芒的萤火虫。他们受到独裁者的疯狂迫害,却成为人民心中的英雄与先知。反之,一个没有异议和异议者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缺乏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一个万马齐喑、千人一面的社会,如同奥威尔笔下的《一九八四》、索尔仁尼琴笔下的《古拉格群岛》。谁愿意生活在那样的社会之中呢?
    
    作为新闻媒体,其社会功能就是制衡与监督权力,就是揭露和批判社会阴暗面。换言之,在民主社会,媒体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异议色彩。新闻界有一句路人皆知的常识:好事不能成其为新闻,坏事才是新闻,新闻业者就是「扒粪者」。且无国界。在这个意义上,德国之声中文部关于中国事务的报导,当然应当以报导负面事件为主,而不能像中共的「喉舌」那样歌功颂德、营造太平盛世之假象——那就不是新闻,而是宣传和广告了。
    
    余杰:德国之声改名中国之声?


    ●任职德国之声中文部4 年的记者苏雨桐小姐。
    
    中共暴政和纳粹暴政本质无差别
    
    二零一四年,林柏(Peter Limbourg)担任德国之声新任台长之后,德国之声与中国官方媒体、宣扬极端民族主义和党文化的《环球时报》等互动频繁,并明确要求中文部员工「不能只批评中国政府」。
    
    林柏上台的同时,泽林成为德国之声中文网上最活跃的专栏撰稿人,每天都在网站上发表充满《环球时报》风格的马屁文章。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泽林这个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居然连中文都不懂,只能用德文撰稿,并由林柏命令德国之声中文部的编辑帮助翻译成中文发表。二零零八年,我应德国文化部邀请访问德国,曾经接待我并安排我演讲的德国学者、路港经济学院东亚所所长约尔格•鲁道夫教授,是一位公认的中国事务专家,他这样评价泽林说:「泽林连中文都不会,就别指望他会了解中国了。懂点中文,这是最起码的。所有做不到这点的人,都不能算中国事务专家。 」然而,这个在德国汉学家中众所周知的「假学者」和「洋五毛」,偏偏就能赢得林柏的芳心,是何缘故呢?
    
    原来,林柏与泽林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泽林帮助林柏与《环球时报》一起合办了所谓的「中德媒体论坛」。林柏在北京享受到中共精心安排的红地毯待遇,看到的是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景观,享受的是流水般的满汉全席,受宠若惊之余,立即将「中国模式」当作人类文明的新方向。于是,林柏便公器私用,让德国之声成了小丑泽林沐猴而冠的大舞台。
    
    泽林在那篇引起轩然大波的、抹杀中共六四屠杀事实的文章中说:「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二十五年前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出于无知,还是刻意掩盖历史真相?我要请他读一读天安门母亲的著作,看一看当时的外国记者拍摄的一张张血淋淋的照片,与被坦克压碎双腿的幸存者方正当面对质。我们当然知道二十五年的北京发生了什么——发生了血腥的屠杀。
    
    套用泽林的名言,德国人是否要宣称:「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纳粹时代的集中营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否定天安门屠杀,跟否定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有什么差别呢?在德国,否定纳粹大屠杀不是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而是明目张胆的犯罪,必须送上法庭接受审判;那么,为什么在德国之声的中文网上,可以堂而皇之地刊载否定天安门屠杀的言论呢?难道被屠杀的中国人就比被屠杀的犹太人在人种上更加低劣吗?这又是一种怎样邪恶的种族歧视呢?
    
    中共的暴政与纳粹的暴政没有本质的区别。为中共的暴政涂脂抹粉,就是为纳粹的暴政涂脂抹粉。这是苏雨桐与林柏和泽林之流的争论的真正焦点所在。
    
    让我们一起抵制德国之声
    
    对于德国之声的堕落,我早已有所洞察。苏雨桐揭露说,自从新台长上任、德国之声的中国报导的方向逆转之后,每当她的采访稿发表时,常常会遭到编辑的大面积删除。这是我的切身体验。苏雨桐是采访我的次数最多的德国之声的记者,她的勤勉和尽责,让我感动和钦佩。有一次,她就香港明报前总编辑刘进图被砍杀之事采访我,我谈到幕后指使者必定是北京当局。然而,采访稿发表的时候,这一段谈话却被删除了。这种阉割受访者观点的做法,对受访者缺乏起码的尊重,是我接受其他西方媒体访问时不曾遇到过的情况。后来,苏雨桐向我致歉说,这是「上面」要求编辑作出的删节,她无能为力。
    
    二零一零年,我在香港出版《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一时洛阳纸贵。德国之声中文部一名负责人主动与我联系,希望由德国之声新开辟的「禁书选读」栏目朗读全书,让无法买到这本书的中国听众收听这本书,并从网站上下载朗读版文件。我同意授权德国之声推出该书的朗读版。后来,德国之声中文部的一位负责人,在香港的一次媒体会议上透露,《中国影帝温家宝》朗读版的点击量高达数百万,超过德国之声一年间其他所有节目点击量的总和。然后,此后当我出版《河蟹大帝胡锦涛》和《中国教父习近平》的时候,德国之声却无意继续与我合作,推出这两本书籍的朗读版。很明显,德国之声报导中国的方针有了大转变。
    
    德国之声不是一家私营的媒体,而是一家公营媒体,是德国政府支援的机构,其报导方向理应符合德国政府坚持的民主、人权、自由的价值。德国之声也必须接受德国纳税人、议会和政府之监督。在此意义上,德国之声管理层和公关部以违背公司内部管理规则、泄露公司内部事务为由解聘苏雨桐,是错误的决定。
    
    在每一个公司具体的管理规则之上,还有更高的普世价值。若用德国哲学家康得的话来说,这个世界上让人敬畏的东西,是天上的星空和人内心的道德律令。苏雨桐的做法,触碰了所谓的公司管理规则,却符合人内心的道德律令。在电影《辛德勒名单》中,企业家辛德勒救助犹太劳工的做法,违背了公司的管理规则和纳粹的法律,却吻合了更高的人道主义的原则。所以,辛德勒不是害群之马,而被后人视为英雄。苏雨桐追随的,正是辛德勒的道路——德国之声的做法,已然违背了普世价值和公众利益,必须被放在阳光之下加以检视和讨论。
    
    作为一名反抗中共暴政的异议人士,我为自己的这一身份而感到光荣。我也在此宣布,从现在开始抵制德国之声,不再接受德国之声的访问,不再收听德国之声的广播节目,不再流览德国之声的网站——除非德国之声回归正道,不再是洋五毛当政,并恢复苏雨桐的职位。
    
    如果德国之声蜕变成中国之声,它就不应当继续耗费来自德国民众的税收,而应当直接向北京政府索要经费。所有具有良知的德国公民,都有权谴责德国之声解聘苏雨桐、讨好中共政权的做法,敦促德国政府罢免林柏的台长职位,并驱逐泽林这样的共产暴政的吹鼓手。
    
    来源:开放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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