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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祚来:马克思为什么讨厌苏长和教授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9月11日 转载)
    吴祚来 旅美学者
    
    吴祚来:马克思为什么讨厌苏长和教授


    马克思扬言,整治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
    
    对于教授或学者来说,如果他的学术研究一旦选定了国家主义或党派主义立场,他就难以真正的研究学术问题,因为他是立场先行,民主无论是从技术层面上还是从哲学层面上,都是可以批评与讨论的话题,但,像复旦大学教授苏长和这样的反民主立场,在国内学界仍然是罕见的:
    
    中国学者研究中国的民主,往往也下意识地将西方作为民主的完美样板,有时甚至不自觉地将自己划到民主的对立面——非民主——一面去,这导致在国际学术交流中的自卑情结,总觉得在老师面前抬不起头。有次我与一些英语国家学者交流,他们照例念起紧箍咒,谈中国的舆论审查和言论自由问题。当时正巧《穆斯林的无知》小电影激起穆斯林世界的众怒,笔者反问了一句,如果你们有对他者宗教的起码尊重,进行必要的国内舆论审查,不允许这种侮辱他者尊严的东西出来,可能就不会有美国驻利比亚大使被打死的恶果。对方无语。在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可能都必须严肃地考虑必要的舆论他律和自律问题,否则,不配谈言论自由问题! (苏长和:<走出民主政治研究的困局> _十一分之二千○十三“求是”)
    
    民主主义的孪生兄弟叫自由主义,文化自由主义是对文化创造没有前置审查,如果文化产品的内容对他人构成伤害或侵权,后面会有法律伺候,或者有受害者群起抗议。民主主义为什么会有一个孪生兄弟自由主义呢,因为民主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主导自己的自由行为,对自己的自由行为负责,这个责任当然指法律责任或道德责任。
    
    读过中国思想史或24史的人都清楚,正是因为有文化自由的存在,才有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也有魏晋时期的人文鼎盛,还有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这些思想文化勃兴,都是中国大一统管制最无力的时代,人们因为没有对文化思想管制者心存恐惧,所以才有多元思想文化的创造、传播与繁荣。苏长和应该反思,为什么中国专制失效之时,中国思想文化会出现繁荣,而这些思想与文化,有多少带来了社会动荡或引发思想者杀身之祸?而中国古代与现代,因文化思想创造(政治异见)而带来杀身之祸的,都是统治者以各种名义兴起的文字狱。
    
    苏长和的逻辑是什么呢?只要自由恋爱出现一个不成功或导致欺骗与自杀的事件,就可以指责全世界所有倡导自由恋爱的人,因此认为自由恋爱不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正是这种强辞夺理的逻辑,他在国际学术会议中反驳那些主张思想言论自由的学者时,别人才会无言以对。
    
    苏长和用一个典型案例,即小电影《无知的穆斯林》引发的抗议风波,并造成多名美国外交官死亡,认为有关国家应该像中国这样,提前审查电影与文化产品,这样就不会死外交官了,当然也不会引发族群抗议了。
    
    如果欧美像中国这样,设立文化部与广电新闻出版部,对所有的电影剧本与电影内容实行准入制,进行严厉的思想审查,那么,欧美各国将要增加数以十万计的政府工作人员(以及网管人员),更为重要的是,怎样的内容会伤害族群,怎样的内容会影响社会安定,都是猜测与臆想的个人判断,而不可能是事实判断。欧美现在能做到的,是电影分级制,要保护的是儿童少年,而不是任何成人社会,成人社会有无数思想与禁忌,如果要依据观众的禁忌来审查电影电视,其成本可能会使纳税人不堪重负,也会使文化产业立即像中国一样没有创造力,因此失去观众与市场。
    
    这位复旦教授没有去读马克思经典原著,170年前即1842年2月,马克思就写作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检查令指望,如果这样办,政治性著作和报刊将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使命,如此等等。可是,更清楚的了解并不是通过发号施令就能做到的;这不过是一种期待中的成果,而希望只不过是希望而已。
    
    「然而,为了接近这一目的,在批准新的报刊和新的编辑时务必谨慎行事,把报刊托付给完全正派可靠的人去主持,这些人的学术才能、地位与品格是他们的意图严正、思想方式忠诚的保证。」
    
    「在任命书报检查官时也应采取同样谨慎的态度,务使书报检查官一职确由那些经证明思想可靠和能力合格的人去担任,即由完全无愧于该职务所要求的那种光荣的信任的人去担任;这种人既慎重,又有洞察力,他们善于区别事物的形式与本质,当作品的内容与倾向本身已证实没有必要加以怀疑时,他们又善于十分得体地抛开怀疑。」
    
    「与此相适应〈即与追究倾向相适应〉,书报检查官也必须特别注意​​准备出版的作品的形式和语调,一旦发现作品因感情冲动、激烈和狂妄而带有有害的倾向,应不准其印行。」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早已看出了新闻出版审查制度的弊端,要审查出版物,就得对编辑出版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同时还得对内容审查人员进行考核,最后呢,制度是制度,审查员是审查员,审查人员会通过无数方式,使出版物变成千遍一律的枯燥文字纸张。
    
    马克思在文章的最后说:
    
    整治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恶劣的,可是各种制度却比人更有力量。
    
    欧美告别了恶劣的书刊文化产品预审制度,不仅节约了人力成本,更为重要的是,使文化思想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多元,民主自由制度不是完美无缺的制度,但它是相比于书报文化产品审查制度,却有天壤之别。文化自由的前提是对文化创造者的尊重,也是对文化创造规律的尊重,每一个人的文化创造,都是为了表达内心的情感与思想,是为了得到别人理解与交流,或为了创造市场价值,这个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异端,也会出现一些伤害他人情感或心理的内容,但这一些个别案例可以通过法律与道德律进行约束与制约。即便出现非常极端的伤害宗教族群感情的作品,引发事端,仍然可以通过法律与外交途径予以解决。
    
    相比之下,中国的文化管制却是无解的,通过网络防火墙将中国网络与世界网络分割,使中国人无法分享国际性的网络文化资源,通过文化内容审查,使政府机构庞大,更使文化出版、电影电视、戏剧音乐、网络内容时时受限制,无端被封杀,文化审查官员成为骑在文化创造者脖子上的寄生者与扼杀者。人们不再相信文化自由与国家法律,而一切都仰仗审查人员,政府希望审查官员替政府把关,使文化领域不出事,文化创造者希望审查官员网开一面,使更多的文化作品得以面世。
    
    人治,是对人的最大不尊重,文化领域的人治,使文化人变成文化奴隶。而这正是苏长和们乐见的社会常态。马克思为什么讨厌苏长和教授,因为马克思站在文化自由一边,而苏长和站在反人类文化自由的专制一边。
    
    来源:东网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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