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民主与美国的民主如何比较？
    
    最近复旦大学苏长和的《民主的希望和未来在中国》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发表，里面将美国的民主和中国的民主相比较，得出的结论当然是中国好美国坏。有人觉得这样的文章是在开倒车，其实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和无产阶级民主的进步性一直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基本结构，这篇文章只能算是老生常谈，谈不上开倒车。这篇文章把社会主义传统意识形态和改革开发确立的绩效标准相结合，似乎又加入一点流行的心灵鸡汤，结果端出了一盘阴阳怪气的菜。
    
    社会主义的传统意识形态大厦建立在革命性和批判性之上，在国家政治制度之上又创立了国家性质的概念，国家政治制度被称为政体，国家性质被称为国体。所谓国家性质是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哪个阶级在国家中占据统治地位就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性质。正是因为创立了凌驾于政治制度之上的国体概念，使得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能够不受政治制度的优劣对比的困扰。英国的议会制和美国的联邦制各有什么优劣都不重要，他们都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的制度」多么腐败和官僚也不重要，因为我们是无产阶级当家做主。这一套理论体系从苏联流传到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除了国家制度的层面外，文明的各个领域都不能幸免。实际上，掌握了这一整套意识形态的批判武器之后，可以批判古今中外除马克思主义之外的所有文明成果，从苏格拉底到爱因斯坦，从孔子到胡适。而这一整套批判武器又很好掌握，无非是生产力、阶级立场、唯物或唯心、形而上学等几个参照，稍加培训后的政工干部都能拿这一套做批判报告（不信的人可以搜索一下中国在文革时如何批判爱因斯坦）。事实上，苏联创造了凌驾于人类一切文明之上的批判武器，或者说站到人类一切文明对立面的批判武器，普通人运用它也能获得压倒大师的智力优越感。当然，所有批判当中制度批判是核心，「全世界我们最好」的来源就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深刻批判。然而这样的批判话语氛围只能将社会引向左的末路，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启了「允许试、不争论」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指导思想，就是在意识形态标准之外加上了绩效标准，这是执政者为了从文革的困境中脱身而不得不做出的转变。
    
    需要强调的是，绩效标准确立后并未取代意识形态的地位，实际上这些年来官方交替运用着绩效和意识形态两种工具来证明自身合法性。学生在学校还是要从小接受意识形态的洗脑；官方在谈到现行制度的不可动摇性时，绩效往往并不具有最终说服力，而意识形态则能以一贯的蛮横和绝对性来一锤定音。最新提出的两个30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说法，也可看做是官方绩效和意识形态两手抓的立场。然而意识形态既不符合党国市场化的政策，也威胁着先富起来权贵的合法性。而绩效由于外在直观的可比性，除非粉饰自己、丑化对比对象，不容易拿来骗人，然而在信息时代粉饰和丑化也是捉襟见肘。正因为这样，当下意识形态工作的难度远超闭关锁国时代。前面提到《民主的希望和未来在中国》的雄文，除了意识形态的空话和绩效上的假话，还加上一些规定性模糊的概念，如「美国求同、中国尚和」，「公道政府、私道政府」，听上去像是管理学讲座，不知道算不算创新。这样隔靴搔痒的创新，终难弥补整个宣传体系的崩塌。除非回到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二元对立和闭关锁国的封闭状态，否则意识形态工作的败局很难扭转，然而当权者又怎么舍得这样。
    
    来源：东网 (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