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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解决“占中危机”的钥匙/晨曦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0月14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香港“占中”已经两周多,尽管警察有清场的动作,但目前还看不到最后解决的曙光。人们都公认这场“占中”危机的发生是自1997年回归中国以来香港各种政治社会经济矛盾的总爆发,也折射出在香港新的政治经济社会现实与目前香港同大陆相互关系的法律框架存在的种种不适应和矛盾。应该说,这场危机早晚都要来,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用“阶级斗争”思维定势看“占中”运动,结论是明确的,那就是“占中”危机是西方势力操控并资助香港的所有敌对势力搞的一次“颜色革命”革命,试图以所谓的“雨伞革命”来一举搞乱香港,进而图谋整个中国。面对敌对势力的猖狂进攻,中央只有坚决反击,粉碎敌人反中乱港的一切图谋。很显然,如果在这种阶级斗争思维的指导下,不可能有任何协商妥协的余地。这样做的结果应该是清楚的,就是用各种策略拖延时间,使占中激起香港各界的抱怨和反对,进而“不战而胜”,让占中自然消解;或者最后用武力镇压下去。用阶级斗争的思维能否解决这场危机,尚待观察。但有一点也不用怀疑,那就是香港将处在长期的政治对峙与纷争中,其在亚太地区的商业金融中心的地位将会在这个社会撕裂的过程中逐步消失,“东方明珠”必将黯然失色。

当然,“占中危机”的解决还存在另一个可能性,就是让放手让特区政府在“基本法”框架下,以开放式的思维,同香港社会各政治派别和团体开启广泛深入的政治协商,全面检视香港出现的社会政治经济新现实和新矛盾,就2017年普选和政制发展的重大问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调整、补充的具体操作办法,分阶段实行政制改革。这样做,要求中央真正放权给特区政府,也要求参与协商的各政治派别具有开放、包容和妥协的基本态度,达成最大的社会公约数。这是体现“一国两制”的香港思维方式,过程可能很艰难长久,不过一旦达成共识并体现在2017年普选的实施方案里,它将为香港的长治久安,恢复其商业城市的本来定位奠定稳固的政治基础。

对1997年香港回归时形成的《基本法》 ,现在香港社会各政治派别主流意见是认同的。这就是各派的共同政治基础。邓小平当年在香港回归时把中国政府未来治理香港的总方针归结为: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应该说,这个总方针概括了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主权和内地与香港的基本制度安排,二是具体的治权和管理问题,基本法就是根据这样的总方针制定的香港“小宪法“。经过回归17年沧桑变化,现在看,基本法的基本框架依然是有效的,尽管可能有的具体规定需要与时俱进,进行必要的修正和和补充。

在主权层面上,总体上是没有大的问题的,香港社会都认同基本法。当然有人鼓吹港独,那不是社会主流,不能草木皆兵。现在主要争执是在“港人治港”上,也就是说香港的管治权的划分是否应该因应香港的新常态进行一定的调整。这次占中危机,这个是争执的焦点。前中央港澳办负责人陈佐洱最近公开表态说,当前的这场斗争是围绕着香港管治权的斗争,其意义不亚于1997年香港回归时的主权之争。应该说这种思维在中国负责港澳事务的官员和智囊中是非常普遍的,不久前公布的中国关于香港问题的白皮书就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了。

一个时期以来围绕着香港管治权的争执和社会矛盾的激化有着深刻的香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剧烈变动背景。要厘清这个问题就让我们首先看一下近年来香港自身和香港与内地相互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化:

1 随着大陆经济金融实力的快速增长,香港内地的关系的内涵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回归前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香港对内地经济改革开放所具有的引领、窗口和融资前沿的作用逐渐消失。相反,由于内地经济体量巨大,香港从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已转向更多依赖内地资源和优惠政策来维持其繁荣。香港自身的经济独特性越来越小,而和内地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则越来越密切。

2 在香港和大陆经济关系发生巨大位移的背景下,香港经济本身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主要体现在整个经济中除地产金融是超强行业外,其它各行业的竞争力越来越弱,房地产价格的畸高,除了金融业受益之外,其它行业都似乎在走向边缘化,这种畸形的经济结构导致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香港经济近年来增长乏力,国民的收入增长缓慢,国际竞争力减退。

3 在经济增长的疲态中,香港社会矛盾走向两极化和尖锐化。除了富商和金融地产业从业人员能享受到这种经济结构和发展带来的好处外,其它各行业都处在挣扎的状态,阶层相对固化,贫富差距鸿沟巨大且城市贫民阶层日渐扩大,特别是青年人前途渺茫,社会不满情绪在蔓延。而这种不满随着近年来两地经济融合的进程内地人如潮水般地涌入香港,而越来越向内地人发泄,内地和香港的民间对立情绪日益严重。

4 随着香港和内地经济依存关系的全面逆转,香港的政治法律体制和文化也受到内地前所未有的冲击乃至同化。政治方面集中体现在特首选举上。有着香港“小宪法”地位的《基本法》对特首选举和提名委员会的操作程序并没有作出具体规定,现行的提名和选举委员会的组成、提名和选举程序更多地体现了中央政府的意志和考量。因此每一任特首也只能对中央政府负责,所以也可以说香港的政治是内地政治形态的特别变种。而现在香港同内地有最大差别的地方就是还保留着英美的法律体系,但这个法律体系也面临着内地的冲击,香港的相对独立的司法审判权也面临着挑战。最近中国政府发表的香港问题白皮书更是直言除了中央政府和人大授予的权力外,香港没有一点剩余的权力。坦率地说,这对香港司法界长期形成的司法独立的理念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引起香港法律和文化界的较大反弹。香港文化界的同化现象同样明显:以新闻出版业为例,内地相关部门和企业以各种手段对香港报刊出版业进行了全面渗透,现在的结果是,在重大敏感的题材报道和评论中,香港报刊“自律现象”似乎越来越普遍,能发出明显不同声音的就有那么几家报刊。香港报摊上看上去不少有关中国政治的各种耸人听闻的出版物,但仔细看一下,这些出版物其实就那么几家中小出版社出的,且质量低劣。有实力的媒体和出版企业基本都不做这种生意了,其中政治考量是主要的。

5 在这种剧烈的变动和转型中,香港社会文化心理也处在空前的不适应:一方面香港社会诸如多元化的包容、崇尚法治,新闻自由等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体系遭遇到了内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冲击,多数港人心理处在矛盾和抵制的状态中;另一方面,面对内地这个庞然大物的巨大同化浪潮,多数港人又显得无力无奈,索性就采取回避和恋旧的态度,试图以鸵鸟的心态来调整自我。有一个抽样调查显示,居然有94%被调查者愿意回到英国统治的殖民地时代。在年轻学子群体中,对现状持否定和批判态度的比例更大,甚至有少部分的年轻人主张港独的极端。

坦率地说,香港回归17年来出现的新现实和新矛盾,有一些是必然的,有一些是中央和特区政府政策失误造成的。特别是近几届特首在解决一些香港面临的棘手的矛盾和问题中显得无力和无能,给香港社会的观感和公众的信任打了折扣,也使越来越多的港人加剧了对中央的不信任和对内地的疏离感。所以,为了香港的未来,中央和特区政府是时候认真检讨过往的治港的指导思想和政策措施,坚持正确的,纠正错误的。共产党人应该有这个胸襟和气魄。

在所有值得检讨的得失中,最需要检讨的就是在港人治港方面出现的问题。从原则上说,现在还没听到那个中央高级官员公开丢掉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提法,但确实一个时期以来说一国多了,提两制少了;谈中央授权多了,提港人治港少了;说港独危险多了,讲高度自治少了。一句话,由于现在的香港在全国一盘棋上的作用小了,一些中央官员的治港思维中同化的倾向多了,保留香港特色理念少了。如果不认真检讨的话,恐怕用不了50年,香港就会被同化成内地的另一个一线城市。有人以为,香港没份量了,好坏都没那么重要了,一国一制也无所谓了。当然,以内地巨大的政治经济体量要同化一个弹丸之地的香港,在实践上的确不难,但由于香港长期形成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以及它的国际商业都市的地位,内地同化的努力可能要付出的代价却是不能忽视的:首先这个过程将伴随着撕裂香港社会阵痛;其次,香港经济将逐步失去其独特性和创造性,变成躺在内地身上的包袱。如果内地经济走下坡路,将有雪上加霜的效应。第三,香港长期形成的法制体系将在内地的多方面冲击下逐步丧失其优越性和独特性。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在这个撕裂和冲撞的历史进程中,香港这颗“东方明珠”最终将不再璀璨。如果真是这样,那和邓小平当初收回香港的初衷将多么南辕北辙,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的信誉将何等不堪!这次占中危机就是这个撕裂进程的公开化和表面化。

所以,明智的战略抉择是继续保持香港的独特性和不同于内地其它大城市的传统优势,为今后内地未来可能的改革提供独具特色的金融、法律、管理和国际化经验的不同选择,也让香港的经济在国际大市场中寻找自己更有效的增长支撑,为内地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提供新的借鉴。退一步说,即便香港对中国大局变的无足轻重了,但中国政府的国际信誉还压在香港身上,未来中华民族的大统一还有赖香港的示范作用,香港保持特色和良好发展,总比一天天坏下去强。

在港人治港战略中争论的焦点就是香港的治权是在中央手里,还是交给香港?香港基本法对回归后中央和香港权限有基本的划分,那就是中央享有国防、外交和任命主要行政官员(特首)、调整特区立法会制定的某些法律的权力。而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立法、独立的司法和终审权。前者体现国家主权,后者体现主权下辖行政区域内部治理权限。经过回归后17年的实践,中央和香港特区政府大体上都恪守了这些权限划分,但回归后建立的香港治理体系是行政主导型的,故特区政府这一极非常强大,而立法和司法那两极相对弱小,况且按基本法规定中央政府也有手段制约立法和司法那两极。由于特首是非普选产生,虽然经过
选举委员会里的小小竞争,但被普遍认为是中央直接任命特殊形式,所以这次特首普选问题就成了矛盾的焦点。把特首提名和选举程序之争上升到反对派与中央争夺香港治权的高度,以“阴谋论”来否定部分民众的这个诉求某些内在的合理性,确实夸张,也不明智。

在香港目前的治理体系下,特首的作用对香港整体治理体系的有效性意义重大,但由此说特首任命就是治权的象征,在政治上则弊大于利。这样过分依赖于特首治理,可能会促使反对派加大在立法和司法赌注,只会加大三权的矛盾和摩擦,反而增加治理难度。倒不如就把治权的这部分顺势逐步交给特区,这既符合香港近年社会经济发展新情况,也更能体现中央恪守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决心和意志,从战略上来说是双赢的。当然,把选举特首权利下放给特区,并不是完全放任,而是通过立法手段具体规范特首的重大施政行为,就像在立法和司法方面施加一定制约一样。对特首施政行为法律规范应侧重解决国家安全的关切,这是首要的。让香港人民自己管理自己,好坏都无可抱怨,中央只能是在任何情况下回旋余地更大了,更主动了。更不用说,反对派候选人就一定有把握当选。就算反对派候选人当选,他可以不认同中央的政治理念,但依法他在行政上必须接受中央的领导,必须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必须维护香港的基本法和治理体系有效运作,否则他可以被罢黜或被弹劾。更何况,中央依法有不任命的权力。当然也可以补充新的法律规定,中央在特殊情况下有权解散提名和选举委员会,以进行重新选举等等。因此话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在一定的法律条件下,把香港这个特别的商业大都市的市长的选举权交给香港人民,既不会侵蚀中央治港的最终决定权,也会满足港人高度自治的愿望,天不会塌下来,国家也不会被颠覆。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纪念全国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说,人民当家做主不能只摆样子,有事要切实同人民商量着办,一个地区的事情要同那个地区的人民商量办。香港特区有条件在中国首先完全实践这个原则。在目前的情况下,如何达到让香港500万和资格选民通过普选选举自己的管理人呢?在香港实行民主选举制度,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英国人殖民统治150年并没有在香港实行民主,香港回归后正在依法有步骤地实现民主选举制度,这是一项伟大的实验,应该循序渐进,发现问题,及时调整。最近人大常委会根据特区政府的报告作出了在2017年普选的决定,方向是正确的,但在具体提名和选举委员会的规定上可能过于细致,没有给下一步特区制定选举操作办法留下足够的空间。因此才有了这次占中的示威者要求废除这个决定的诉求。要求废除这个决定是过于简单和激进了,但通过下一阶段广泛协商和谈判在提名和选举委员会的问题上作一定的调整和补充,并体现在具体的选举办法里,则是可能的。实际上,通过香港各政治派别和社会团体的广泛协商,可以在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基础上以两步走的方式分阶段实现特首的完全民主选举:

首先,就1200名香港各界人士组成的提名和选举委员会的组成和选举程序的原则进行深入务实的讨论,可以保留界别组功能,也可以部分保留,部分采取其他方式来形成具体人员组成和提名选举程序的确定,使各界别组参加提名委员会的人员有真正广泛的代表性;再由他们以民主的方式推选出自己的候选人;最后各候选人之间通过民主竞选程序确定几个最终候选人名单,再交由香港500万合资格选民投票确定特首当选人。

如果提名和选举委员会改革的实验顺利,且新的选举办法下当选的特首在与中央合作和治理香港两方面都运作正常的话,经过10至15年的过渡期,特区政府可以再向人大常委会作出建议香港特首选举进一步民主化的咨询报告,再由人大常委会在进行全面评估后作出新的决定。

讨论妥协的空间是存在的,关键是对立的各方如何以民主法制的思维去对待分歧。作为这次占中主体的学生,确实应该示范出民主法制的谈判精神,懂得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懂得在香港实现民主也是一项前无古人试验,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口吃一个胖子。分步走,在妥协中前进,是你们对香港民主事业的最大贡献,也是在当前条件下最可能走得通的路子。具体来说,就是不再坚持特首辞职和人大常委会撤销其决定的要求,在不设前提的对话和谈判中,就未来特首选举的操作办法提出具体可行的建议和意见,和特区政府在下一阶段政改咨询中形成一个各方都满意的选举办法,报中央批准,为未来的进一步改革打下良好的基础。

占中危机的出现严重地干扰了习近平为首的中央的整个战略部署,是本届班子面临的一次重大考验。尽快解决占中危机,意义重大。而占中危机最后解决,说到底还是要看中央决策。能不能真正用“一国两制”的精神审视香港问题,能不能真正贯彻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能不能尊重和照顾香港的现实情况,能不能放给香港更多一些的治理权力,这些都体现了共产党人的自信和远见。当年邓小平以伟大的气魄和胆识很好地解决了香港回归的问题,给全世界一个惊喜,今天习近平为首的中央也应该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来解决十七年来香港发生和积累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如果不能高瞻远瞩地做出新的政治决断,占中危机久拖不决,或最后以武力收场,那将是中国梦的失败,也会严重干扰中国向100年目标前进的历史进程,那才真正是西方各种反华敌对势力所乐见的。不要老盯着西方做文章,重要的是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

作者: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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