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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独立与自由是天使的两翼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0月16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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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爱德蒙•柏克论美洲革命看台湾独立的价值依托

    
    自由主义就是对自由的爱。
    
    索尔仁尼琴
    
    如果以十九世纪末严复、梁启超一代人对西方自由主义经典的译介算起,自由主义进入华人世界超过一百年了。整个二十世纪,国共两党都敌视自由主义。毛泽东以《反对自由主义》一文让自由主义在中国声名狼藉,蒋介石在台湾则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号召抵御自由主义的扩张。即便如此,自由主义如细水长流、润物无声,是几代知识份子为之献身的理念和理想。
    
    在西方,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哲学,以及一系列主导性的政治价值——“自由、平等、民主、正义以及其他,是我们在抽象意义上都共同肯定的普遍理想”,它包含了以下这些根本性的原则——“公民不被政府以侵犯性的方式所强制;经济结构要对人们予以平等的关切;以及人民的自治等等”。而在中国,自古以来缺少自由主义传统,自由主义与本土的专制主义政治文化始终格格不入。
    
    近代以来,接受自由主义观念的知识份子,身处并不自由的国度,心灵之痛苦不言而喻。倘若自由主义是一种类似于清代朴学的“文心雕龙”,自由主义者自可将“主义”与“问题”二分,置身事外、悠哉游哉;但是,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文明、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阐释和“元价值”,它必然与专制政治发生尖锐冲突,使得自由主义者成为孤独的少数派。
    
    近代以来,自由主义在华人世界的传播和发扬,经历了几个高潮时期:清末宪政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新月》杂志到《观察》杂志、中国“反右”运动前夕的“大鸣大放”、台湾《自由中国》事件、台湾美丽岛事件、中国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北京“八九”民运、台湾“野百合学运”、中国《零八宪章》 、台湾“太阳花学运”、、、、、、以上这些具有丰富象征意义的名词表明:自由主义在华人社会的“本土化”,不仅是写在纸上的、在书斋里的事业;更是充满血与火、需要付出生命代价的事业。思想史家徐复观指出“政治问题,不能不成为中国知识份子长期的共同问题。完全缺乏这种感受的人,便缺乏追求文化思想的动机,便不可能在思想文化上有所成就,甚至会发生反文化思想的作用。” 换言之,自由主义不是抽象的理论,乃是生活本身,乃是每时每刻都将面对的“政治”。
    
    来自欧美的古典自由主义,从一进入华人世界起,便“名不正言不顺”。自由主义被当作精英阶层之奢侈品,而非平民百姓之必需品;自由主义因为与个人主义紧密相连,难以在国家、民族的建构中发挥立竿见影的作用,甚至可能与之发生冲突。在此维度上,如何回答此一追问:自由主义的“本土化”如何完成?自由主义怎样应对国家主义叙事?自由主义何以面对台湾(以及其他区域)关于“独立”的诉求?
    
    自由主义在华人社会的百年败局
    
    百年来,三代自由主义知识份子曲折的人生轨迹发人深省:严复和梁启超等第一代自由主义者,经历了清末的王纲解纽和民初的军阀混战之后,一度“改旗易帜”,成为威权主义的拥护者。胡适、陈独秀等第二代自由主义者,在国共两党的夹缝之中找不到适当的位置,不由自主地被时代所边缘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蒋介石政权在台湾制造雷震案,岛内万马齐喑,“自由中国”不复为“自由中国”,唯有殷海光等少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坚持自由的言说。殷海光这位具有“超越性”的第三代自由主义者,在逝世前夕发出悲凉的感叹:“五四以来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自胡适以降,像风卷残云似的,消失在天边。我从来没有看见中国的知识份子像这样苍白失血,目无神光。他们的亡失,他们的衰颓,和当年比较起来,前后判若两人。在这样的氛围里,怀抱着自己的想法的人之陷于孤独,毋宁是时代的写照。” 在与此差不多相同的时间段内,中国掀起了更为惨烈的“反右”运动,百万知识份子被划为异类和贱民,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学者和作家被一网打尽。他们中许多人的生命消逝在环境恶劣的劳改营中,成为思想史家朱学勤所谓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进入二十一世纪,海峡两岸之政经格局均发生剧变,自由主义的传扬与扎根仍不容乐观。在中国,天安门屠杀之后二十余年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衰落,社会出现价值虚空。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与国家垄断下畸形的“自由经济”,扭结成让西方观察家无从解读的怪胎。在全球范围内,中国表面上是变化最快的地方——若离开北京、上海一年时间,再回到市中心,许多街道就让人无法辨认了。但街道和建筑的变化,并未触动社会的核心部分——无论是形而上层面的价值转型和形而下层面的制度转型,都未能有所推进,正如学者刘军寜所论:“普世价值的正当性在中国迟迟不能在政治文化和信仰层面确立起来。由于普世价值的正当性确立不起来,在制度政策层面,作为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制度载体的宪政民主制度也就难以确立。” 终极性信仰的缺失,以及弥漫至社会各阶层的对公共性问题的冷漠症和厌恶症,使中国社会变成一个既无契约也无底线的丛林世界。
    
    在台湾,开放报禁、党禁之后二十多年间,民主制度初步巩固。从总统直选到议会选举以及县市长选举,均以和平方式推进。政权两度轮替,即便是“百年老店”国民党亦在形式上实现了直选党主席。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信仰自由是​​宪法保障和民众认同的价值,新闻自由指数在亚洲甚至排在日本之前。但是,自由主义仍然如同水上之浮萍,民众对“民主”的接受度远高过“自由”。当两者产生冲突时,人们通常“取民主而舍自由”。由此,产生了民粹主义之隐忧和族群问题的高度意识形态化。蓝绿两个阵营都试图以“族群意识、血缘意识”为中心建构“人种认同”。
    
    此时此刻,海峡两岸都需要重新普及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为何长期疏离于华人主流社会?中国思想史家李泽厚提供了“救亡压倒启蒙”的解释,此说法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学界流行一时。美国学者杰罗姆•格里德将此思路推展开去,认为在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和暴力的背景之中,没有自由主义健康生长的空间。自由主义本来就没有建构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功能,自由主义只能依附于一个法治健全的社会制度,而当时的中国并没有这种先天的条件:“自由主义的失败是因为中国的生活是由武力来塑造的,而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靠理性来生活。简言之,自由主义之所以会在中国失败,乃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淹没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义则不能为暴力和革命的重大问题提供什么答案。”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复杂化的“枪杆子里出政权”式的、“武器”高于“主义”的解释。它仍不足以解释自由主义为何长达一百年都无法在中国完成“本土化”:近代深陷于暴力和革命的国家很多,为什么偏偏中国离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最遥远?
    
    刘军宁是最深入地阐释政治自由主义的中国学者之一,他多年来都处在无法“正面突破”的困境中。于是,他一度像严复那样将目光转向中国自身的传统,认为自由主义的百年败局乃是忽视传统资源:“在价值层面,以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平等权等基本人权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始终没有得到本土传统资源的有力支持。、、、、、、不论我们对传统的态度如何,没有本土的传统资源的支援,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就难以从信念和信仰的层面上得到民众发自内心深处的认同,我们所追求的宪政民主制度就无法在中国落脚、生根。” 面对倡导全盘西化的刘晓波等友人的批评,他不承认这是退却,而认为是为自由主义寻找更多“同盟军”,并坚信中国传统文化与自由主义并不必然对立:“从中国传统中演化出自由的传统并为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在中国的落实提供超验的正当性是完全可能的。”
    
    我并不认同刘军寜的这一论点。作为一种超越性的价值,自由主义固然不能为西方独享,但它确实未曾在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中出现过,庄子、陶渊明、李白、苏东坡、黄宗羲都不是自由主义者。回归中国传统、寻找中国传统与自由主义的契合点,在近代早已有几代知识份子做过尝试——从严复到陈寅恪再到新儒家诸君,终究一无所获。这种一无所获已经证明:中国传统中并没有能实现“现代性转化”的,与自由、民主和人权价值接轨的、鲜活的思想资源。
    
    近代以来,自由主义不是被革命放逐,也不是被传统压垮。自由主义的百年败局,不是因为几代自由主义者未能处理好自由主义与革命以及传统文化的关系,而是未能及时应对“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国家体制如何建构和个体如何安身立命。那么,如何让自由主义形成普遍性的价值判断、并主导民主与宪政的制度安排?今天的自由主义者必须直截了当地处理那些最严峻的议题,在应对的过程中贯彻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让自由主义成为被民众普遍接受的核心价值。
    
    何谓最严峻的议题?那就是中共当局最害怕人们触及、民众却最需要获知答案的领域——如国体与政体之重构,如中央与地方之分权,如人权与主权之先后秩序等等。更具体地说,当然包括如何面对台独、疆独、藏独以及正在兴起的港独的诉求。过去很长时间里,大部分自由主义者在统独议题上保持缄默,或者内心仍然是“大一统”的支持者。然而,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不会赞同“大一统”的格局,必然支持个人主义和地方主义。自由主义要实现“本土化”,必须迈出“在刀锋上行走”的第一步:以两岸关系为例,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早已提供了足够的资源阐释之,对台独问题的思考与论述,不应成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疫”,而应成为超越“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传统、进而走向宪政、共和、民主的未来中国之起点。
    
    “自由”与“祖国”的对峙:柏克如何看待美洲革命?
    
    某些以“自由主义”为标榜的学者,迷恋抽象的自由主义理论,梦想着创造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理论。这种“哲学王”式的理想,一方面显示出这些人井底之蛙的狂妄——在自由主义所涵盖的每个领域,西方都竖立起了他人难以企及的标竿;另一方面则是他们对现实世界对刻意回避——或出于恐惧、或出于乡愿。如此,自由主义怎能成为“有机的资源”和“有吸引力的价值”?
    
    以两岸之统独议题而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的处境,与昔日柏克面对美洲问题时相仿佛。当波士顿倾茶事件发生、美洲人民的反抗如火如荼之际,英国举国上下都是关于战争的叫嚣,用柏克的话来说是“为他们并不去打的战争,高声地请战”。即便那些从来没有尝过权力滋味的小百姓,也“犯了骄狂”,“为他们永远也掌不上的残暴的统治权,摇旗呐喊”。在举国皆狂的氛围下,柏克提出和解方案,反对以武力解决美洲问题,却被人们辱骂为卖国贼和胆小鬼。
    
    柏克是法国革命最无情的批评者,他对彼岸法权的​​降格以及公正的消失深感悲哀,对“公民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审判”、“受害者被一群狂热分子在受同样狂热所感染的法庭上推来推去”极其厌恶;同时,他却是美国革命最热情的支持者——他本人是颇有影响力的英国政治家,首先考量的当然是英国的国家利益,他却认为镇压美洲革命不符合英国的长远利益,英国应当接受美洲人民的独立诉求。正是通过对美洲问题大无畏的言说,柏克将自由主义的精神内核揭示出来。自由主义也正是在对具体问题的言说中,获得了蓬勃的生命力。
    
    柏克在讨论政治问题时坚持的基本立场是:自由主义者坚信“自然自由权”高于国家主权。所谓“自然自由权”,是指先于政府的、既非政府创设、政府也无权取消的自由,如信仰的自由权。以此原则观照美洲问题,柏克舍祖国而取自由。他支持美洲殖民地人民独立的诉求,因为他在美洲人的要求之中发现了“衍生出英国法律制度的原则”,美洲人创造的国家“通往一个开放和人人平等的社会,通往一种生机勃勃而又包罗万象的政治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形形色色的个人在自我管理、自我实现以及追求自己的幸福方面都是自由的”。
    
    关于柏克在美洲革命中的立场及影响,另一位自由主义大师阿克顿如此评论说:“美国对欧洲影响最有力的例证是爱德蒙•柏克。我们认为他是这样一个人:他早年拒绝所有的原则和抽象命题,并变成了一个最为勤勉、也甚为保守的人。当和殖民地的争吵持续不断时,情况有所变化,柏克成为一个革命者,就像华盛顿一样的革命者。” 更准确地说,柏克不是革命者,而是古老的自由价值的守护者。柏克认为法国大革命标榜的自由是形而上学的抽象概念,只能造成灾难;真正的自由乃是现实生活中具体的自由,即符合自然秩序的自由。对柏克这位文质彬彬的英国绅士而言,美洲同胞的自由比虚幻的“大英帝国的版图”更重要。所以,与其说柏克是“美国影响欧洲的例证”,不如说他的根基建立在欧洲古典自由主义的源头上。
    
    一七七五年三月二十二日,柏克在英国下议院发表题为《论美洲的和解》的演讲。他认为,镇压美洲,不仅是对美洲自由权的践踏,也是对英国自由原则的践踏,是对英国大宪章的践踏;它不仅为害于美洲,更将为害于英国人的自由;其次,美洲是不可征服的,英国假如动武,有可能更快地导致美洲独立的后果;第三,即使美洲可以征服,美洲人也不会服从,英国需要不断地镇压,这将使英国变得国弊民衰。遗憾的是,下议院否决了柏克的动议,通过了首相诺斯的强硬政策。
    
    其实,美利坚开国元勋们最初的目标,并不是独立而是自由,是为了拥有与英国人一样受君主和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一七七五年前没有分离问题。此前,令美洲殖民地民众最为自豪的是,他们拥有英国皇家政府框架下的自由与权利。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舒德森指出,英国的君主制早已“共和化”了,在英国君主制的政治文化中,“国王”和“人民”都是合法的存在。弗吉尼亚议会的牧师威廉史蒂斯在一七七五年的一次布道中说,“国王不会做错事”是因为英国君主制的特点使他不可能做错事,“这就是说,他的特权永远不可能增长到伤害和欺压人民的地步”。美洲殖民地的代表人物杰伊在向大不列颠人民的致辞中,曾表达过此种感情:“请准许我们像你们一样自由,而对于与你们的联盟,我们深感无尚光荣和无比幸福。” 另一位殖民地代表人物查塔姆,在一七七五年的一次演说中指出,英国的自由时代建立在伟大宪政格言(即不得对英格兰人民征税,除非得到他的同意)的基础之上, “努力维持这一原则是大西洋彼岸和此岸的辉格派的共同事业。它是上帝和自然的联盟,像日月星辰一样,恒常、不变和不朽。只要是正义的,那么反抗你们的行为是必要的:你们的全能议会的空洞的宣言,你们关于必须服从的傲慢学说,在说服或者奴役你们的美洲朋友时,将会被发现同样软弱无力。” 显而易见,如果英国主政者接纳柏克的建议,采取和谈的方式回应美洲民众的诉求,联盟尚不至于破裂,更不必以战争解决争端——说不定美国会像加拿大与澳大利亚那样,一直留在英联邦之内呢。
    
    可惜,席卷英国的爱国主义狂潮否决了温和派的意见,面对英国咄咄逼人的态势,美洲人民为了防止自由被无端剥夺而一步步地走向了独立。两个月后,英方炫耀武力的政策激出了波士顿郊区的来克星顿之战。柏克获悉此消息后,万分痛苦地说:“完了,与美洲和解的希望,只怕是全完了。血已经流了。闸门开了。流到何时,流到哪里,怎么停下来,只有上帝知道。” 此后,英军在美洲的处境每况愈下。英国并没有通过战争赢得“尊严”以及强加于美洲人民的“无代表,亦纳税”的义务。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美国《独立宣言》发表。柏克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英国的主权,被美洲人“甩在了他的脸上”。
    
    那么,为什么柏克等极少数人能够具有神奇的免疫力,站在激情澎湃的“爱国主义”之外思考?对柏克而言,在国家、民族和政府这些“宏大叙事”和“崇高价值”之上,还有更高的价值,即自由。一个“共同体”(如国家、民族和政府)成立的前提是,它是按照自由原则组建的,否则任何人不必向其效忠。 “我们是依据自由原则来看待英国殖民地的建立的,因为它会给王国的未来带来光荣。” 英国的成立是依据此种原则,美洲殖民地及其他殖民地的成立也是如此。
    
    正是出于对自由的珍爱,柏克警告说,对美洲的战争不是一场在遥远的新大陆进行的、“事不关己”的战争,而是一场同时在英国本土进行的、伤害到英国人自由的战争。表面上,这场战争是为了英国的经济利益和面子,实质上却触动了英国的立国之本:“为了证明美洲人没有自由的权利,我们天天在拼命颠覆自己的自由精神赖以保全的准则。为证明美洲人不该自由,我们被迫去贬低自由本身的价值;不攻击、或嘲笑我们的先祖曾为之洒热血的某些原则或情感,我们在与殖民地人的争论中,就休​​想占一点上风。” 这场战争的最危险之处在于,它不仅是对美洲人的战争,更是对自由的战争。然而,英国的强大和荣耀,不正源于自由精神吗?一场以自由为敌的战争又怎能获胜呢?
    
    柏克认为,英国可以失去庞大的美洲殖民地,却不能失去英国之所以成为英国的自由价值。他一改昔日温和而保守的形象,以一副“革命者”的姿态为美洲人的自由和权利辩护。与其说他为美洲人的自由和权利辩护,不如说是为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英国人的自由和权利辩护。在与占据道德制高点的“爱国贼”的激烈争论中,柏克才是名副其实的“爱国者”。柏克眼中,并不存在抽象的“英国”,只有一个又一个具体的“英国国民”的自由与尊严。
    
    柏克没有到过美洲,却是那个时代最准确地把握美洲人精神气质的欧洲政治家。作为主张宗教宽容的、虔诚的基督徒,柏克认识到,美洲人是崭新的、无比热爱自由的民族,美洲新大陆是由一群追求信仰自由的清教徒创建的,自由是他们捍卫的首要价值:“宗教每每是活力之源,在这个新的民族身上,宗教是毫不见破弊、毫不见损伤的;他们申明信仰的方式,也是这一自由精神的主要根源。这里的人民是清教徒;这个教派,最反感心灵与思想中的暗中压服。其信条不仅是赞同自由的,更是建立于自由的基础上的。任何有专制政府气味的东西,'异见派'教会都会反感。” 他相信,一个有宗教精神作为支撑的、热爱自由的民族,不可能被武力所征服。果然,英国损兵折将、劳民伤财地将战争持续八年之后,终于明白美洲殖民地的脱离是不可挽回的事实,被迫与美国签订了承认其独立地位的协定。
    
    在那个美洲的未来尚且暧昧不明的时代,柏克像先知一样预见到了美国日后将在全球自由事业中发挥关键作用:“西方世界是自由的摇篮。直到另一个更为西方化的大陆被发现,因此当自由在其他地区被击溃时,这儿或许就是它的庇护地。幸运的是,在最糟糕的时候人类仍拥有一块庇护地。” 一百多年之后的两次世界大战及冷战,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并成为中流砥柱,衰落的英国根本无力对抗否定自由价值的极权国家,人类自由事业的前途将无比幽暗。
    
    美洲殖民地走向独立的历史经验,彰显了独立是捍卫自由的重要方式。对此,后人不断加以援引和效仿。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台湾回归中国,台湾民众一度满怀希望。但国民党政权的暴虐与腐败,很快就让台湾民众深深失望。有一部分台湾知识份子把当下的处境与当年美洲殖民地人民相提并论,他们希望获得美国的帮助,甚至由美国来托管一段时间。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美国文化和英文,当时《华盛顿邮报》在一篇评论中指出:“台湾人民在了解美国的文明以近年来美国人民的巨大进步,并且开始学习英语,阅读美国书籍。”身在台湾的美国外交官、台湾问题专家乔治•柯瑞(George Kerr)在《被出卖的台湾》一书中指出:“在此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一七七六年美洲殖民者曾经经历的苦痛戏剧式的重演。他们热爱英国,但更热爱自由,在台湾,人民所憧憬的战后新生活是一个新的中国,以美国为领导,与美国合作。” 然而,身处冷战格局之下的美国政府,未能给予台湾民众以足够的帮助,而坐视国民党政权对台湾无情的戕害。
    
    自由是最高价值:自由主义对“大一统”的超越
    
    在今天的中国,阻挠自由主义者理解和支持台独立场的最大障碍在于:传统的“大一统”理念与现代的主权观念的结合,凝固化为一套至高无上的价值体系。 “大一统”的政治架构,既是传统,也是现实。 “大一统”观念不断强化,得益于两根强心针:即“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思想混乱而专横。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到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再到习近平的“中国梦”,官方在理论上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学者徐贲以“新极权主义”这一概念来定义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与官方意识形态。与希特勒式和史达林式的“旧极权主义”相比,这种“新极权主义”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在经济上高速发展。当然,这种经济增长是以能源的巨大消耗、环境的极度破坏和对奴隶劳工的残酷压榨换来的。二是默认马列主义的衰亡,并丧失了创造新的“共同价值”的能力,官方“死马当作活马医”地请来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两尊牌位救急,顾不上它们与经典马列主义之间内在的矛盾冲突。在此情形下,台湾问题成为中共凝聚民族“向心力”和整合社会思想时的杀手锏——被妖魔化的台湾不幸充当了中国的一个“​​靶子”。
    
    思想史学者朱学勤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视为“五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民粹主义和病态民族主义这两个精神病灶,时时冒烟,时时发作。、、、、、、新文化运动的​​断裂、五四之后的以俄为师、知识界两次大规模左倾,百年沉屙,萦萦大端,都与这两个精神病灶直接相关。” 此两大精神“病灶”,在“五四”之后成形,是近代知识阶层思想激进化的结果。中国知识份子的“良心危机”,再加上改革冲动缺乏出路,遂被“历史前进”的乌托邦想像俘获,“这种乌托邦想像是由黑格尔继而由马克思所宣扬的,它保证了在进步的普遍法则支配下,所有民族都将不可动摇地走向一个理想和谐的普遍状态”。不过,在我看来,此两大精神“病灶”,与中国之历史传统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不能完全归罪于“五四”之后的“现代性”。
    
    今天,中共没有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善意,也就不在乎打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牌是不是饮鸩止渴。 “大一统”思维依靠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输血”,经由九十年代官方的宣传和教育,终于形成独大的地位。在习近平的讲话中,升级版的大一统理想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自由主义反面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暂时填补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空缺,甚至怪异地与“向后看”的儒学和“向西看”的后现代主义“称兄道弟”——某些民族主义者同时又是儒家至上主义者,而某些后现代主义者同时又是民粹主义者。
    “大一统”在中国的主流话语中是绝对的“政治正确”。以官方而论,由新华社、央视、《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官媒策动的“大国崛起”的文宣,近年来进入歇斯底里状态:从习近平“有所作为”的新外交政策到反美、反日、反台的“仇恨教育”,再辅助以“神五”、“神六”升空和奥运金牌、“航母”与“保钓”,一个“虚火”的中国应运而生。以民间而论,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网路、手机短信、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逐渐普及,其正面因素是突破了中共的资讯封锁,其负面因素则是充满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色彩的言论成为网路时代的狂欢。因为网络言论的虚拟性、青年性、交互性和非责任性,缺乏公民责任感的网络人群遂走向话语暴政,喊打喊杀的“网路义和团”成为流行时尚。
    
    官方和民间的合力,形成一个巨大的磁场,将脆弱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席卷其间。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杀之后,八十年代知识界乐观昂扬的“改革共识”破裂,大部分知识分子由于缺乏恒定而坚执的信仰,无法自我建构强大的内心世界,以及从外部获得充足的肯定,纷纷改旗易帜,寻求其他的支点,如飞蛾扑火般投入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漩涡。部分曾经倾向于自由主义的知识份子,在“大一统”的宏大叙事和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诱惑之下迷失了。正如徐复观在半个多世纪之前所说:“中国两千多年的大一统的一人专制政治对知识份子的压力,事实上是在不断的积累中更为深刻化。”
    
    中国政治评论家马立诚指出,当代中国的八大思潮中,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是最为活跃的两股逆流。两者的合流与升温,与台湾问题息息相关:一九九六年,台湾即将举行总统直选,倾向本土意识的李登辉笃定当选,而且此次当选之后,李登辉必定挟稳固的民意基础,迈出趋向台独的重大步骤。中共在价值上无法否定民主选举的进步性,在文宣上失声,遂使用武力威胁。一九九六年三月,中国向台湾周围海面发射导弹。同月,美国派遣两艘航空母舰战斗群进入台湾海域,显示协防台湾的意志。中美之间出现对抗风险。
    
    也正是在这一年的夏天,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了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据说发行三百万册,骤然掀起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狂潮。该书悍然宣称:“我们要准备打仗!不要忌言准备打仗,不要怕这种自豪感会刺激什么人!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直接引用毛泽东草菅人命的名言,轻率地发出战争威胁。
    
    此后,在中国又有李希光等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九九六年)、宋晓军和王小东等的《中国不高兴》(二零零九年)、摩罗的《中国站起来》 (二零一零年)等越来越极端化的、甚至充满种族主义色彩的著作相继问世。摩罗等人在书中公然歌颂希特勒“拓展民族生存空间”、“反抗英美强权”的、“虽败犹荣”的“丰功伟业”。二零一二年年底,习近平正式接班,官方文宣系统对“大一统”观念的渲染,更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此严峻的形势之下,自由派知识分子群体,要么改换门庭,要么保持缄默。也有人满足于“打擦边球”——小心翼翼地发掘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联省自治的历史,以此婉转而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此前,《零八宪章》中对联邦主义的提倡,据说是胡锦涛决心抓捕刘晓波并判处重刑的主要原因。如今,更是极少有人敢于正面对抗和批判习近平大言不惭的“中国梦”、“统一梦”。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很少敢于公开认同和支持台独理念,除了出于恐惧的心理,更重要的是并不明白自由的本质,以及不曾清楚地梳理自由与独立之关系。所以,他们在面对台湾问题时,立场跟中共如出一辙,成为迷狂的民族主义者。
    
    民族主义是刘晓波所说的“单刃毒剑”。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说过:“民族主义对一切事物均构成威胁。民族主义就等于我们对自己说,因为我们是德国人或法国人,所以我们是最优秀的人,我们完全有权做我们要做的事。一旦你把一切行为的根据放在民族这个超越个人的权威上,那就会扩展到政党,到阶级,到教会,通向压迫的道路便从此打开了。”是故,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就当超越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大一统”观念之束缚,就当为台独正名,为分裂鼓掌。因为,分裂而自由的中国是美好的、统一而独裁的中国是邪恶的。
    
    两岸议题能否重新启动当代自由主义的复兴?
    
    二零零五年三月十四日,中国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在没有反对票下,以二千八百九十六票赞成、两票弃权的结果,高票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第三十四号主席令,公布了这部法律。这部法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这部“战争法”得以高票通过,不仅显示人大代表的失职,而且是所有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耻辱。
    《反分裂国家法》迈出了最危险的一步,将中国拖到战争的边缘。它以立法的形式,将“反分裂”作为不容置疑的最​​高价值,差不多是重蹈当年英国解决美洲问题时使用武力的覆辙。全国人大的两千八百九十六票,究竟表明了什么?表明这些未经选举而自动当选的“代表”有多么爱国吗?这种“同仇敌忾”的​​场景,与当年柏克在英国议会中遭遇的嘘声没有太大区别。
    
    按照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在两岸问题上持何种立场,并不需要复杂的学术积累和逻辑推理。但中国大部分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均在此问题上集​​体失语、装聋作哑。有一部分人不愿涉及“敏感话题”,以免触怒官方,导致在官方学术体制内的位置受影响;有一部分人深受“爱国”思想所累,虽倾向于自由主义,却仍然将“国家利益”当作最高判断标准,而不去思考国家何以成为国家,国家的存在是否符合自由与正义的原则;更多人则是不愿与“大众”发生冲突,中国知识份子即便不惮于批评政府和商人,却害怕站在“大众”的对立面——如果公开为台湾的自由和独立辩护,不仅会失去“民心”,还会成为大众攻击的目标。
    
    《反分裂国家法》仓猝出台之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未能起身反对,意味着对自由事业的背叛。对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来说,在两岸问题上显示个人立场,就短期而言,会使自由主义的言说空间缩小;就长期而言,却是对全民的一场思想启蒙。言说两岸问题,是启动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复兴的可能性之一。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若不能像昔日的柏克那样,在自由价值遭到扭曲和颠覆的时刻挺身而出,不仅违背知行合一的准则,而且将彻底走向“自我边缘化”。
    
    在面对两岸问题时,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能否拥有柏克的勇气和信念?能否从柏克的思想、从美国独立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能回避自由主义与“大一统”观念的尖锐对立,不能在两岸关系等“敏感问题”上保持沉默。自由主义与暴力、与专制、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不可能妥协:当年柏克宁愿被辱骂为卖国贼也要陈述真理,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也要顶着被辱骂为卖国贼的风险支持台湾的本土立场和独立意识。
    
    那么,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如何在两岸问题上发言呢?
    
    首先,坚定地反对中共使用武力解决两岸问题的企图。武力决非选项之一:以昔日大英帝国海军独霸世界之强,犹不能让仅有数百万人口的、被视为蛮荒之地的美洲十三个殖民地屈服;同样道理,今日之台湾在民主自由方面已远远领先于中国,中国难道想通过一场战争就让两千多万台湾民众由文明回归野蛮、由民主重返独裁?
    
    在美洲战争前夕,柏克已预见到军事手段的后果:“我主张小心谨慎地处理此事,绝不要动武、、、、、、这样一个蒸蒸日上的民族,有如此的生气,如此的精神、如此的人口,欲以一种有益的、主属的方式,保持他们与我们的关系,则我认为武力是一种无力的办法。” 柏克告诫说,武力作为一种国家政策,千万要谨慎使用。暴力可以剥夺人身体的自由,却不能剥夺人心灵的自由。暴力连一段没有感情的婚姻都不能维持,又怎能维系对千百万人的不得民心的统治呢?
    
    柏克从三个方面论述武力之不可行:首先,单靠动武只是一时的办法:“它也许能镇压于一时;却不能铲除再一次镇压的必要;一个国家,若需要不停地被征服,那是不可能统治的。”其次,武力不可靠,一旦动武则覆水难收:“恐惧往往不是武力的结果;一支军队不是一场胜利。你若一击不中,你就没了手段;因为和解不成,武力还在,而武力若失败,就不再有和解的希望了。”第三,即便英国在战争中获胜,但战后的美洲是一片满目疮痍的土地和一群充满仇恨的人民,得到它又有什么意义呢? “你虽然试图保全它,却因此损害了它。你收复的东西,不再是你为之而战的东西;在一场争斗中,它贬值了,衰落了,荒芜了,枯萎了。” 这三个理由完全可以用来回答于那些扬言对台动武的中国的战争狂人。
    
    英国是商人之国,立国之本为自由主义,故能审时度势,中止与美洲的战争,这场战争未能动摇大英帝国的根基;中共政权乃极权国家,一旦启动武力攻打台湾,后果将更为严重:台湾固然玉石俱焚,中国必陷入更黑暗的军人暴政,处于萌芽阶段的民主事业亦将全然断送。因此,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应当像柏克反对英国对美洲动武那样,反对中共对台动武的企图。
    
    其次,公开支持台湾人民追求自由、民主和独立的事业,尊重台湾人民选择自己生活方式、政治体制和国家认同的权利。
    柏克与美洲人堪称兄弟姊妹,与英国的战争贩子则形同路人:“在美洲人的性格中,对自由的热爱是压倒一切的特征;热爱每每多疑,故而殖民地的人,一旦看到有人企图——哪怕是最小的企图——靠武力夺走、或暗渡陈仓地偷走、在他们看来是生命之惟一价值的好处,他们会起疑心、会骚动、会暴怒的。” 柏克看到美洲人对基督信仰、法律、议会和科学的热爱,这已经成为他们并不悠久的传统和已经习惯的生活方式——传统和生活方式是无法用武力来改变的:“美洲人的教育之无法改变,盖同于他们的信仰。劝他们焚掉他们那奇妙的科学书籍,或把律师逐出法庭,或不选那些把他们特权烂熟于胸中的人、以扑灭他们议会的光,这岂能做得到?而彻底铲除他们的律师坐议其中的民选议会,也不太可行。”
    
    同样的道理,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要把彼岸认同自由、民主价值的台湾人当作朋友,而将那些高举爱国旗帜、宣扬“大一统”观念的“两岸跨海政商集团”当作论敌。
    
    第三,在两岸将来“统独”与“分合”的选择上,要突破“大一统”或“南北朝”的模式,倡导符合自由主义原则的联邦主义、邦联主义或介于两者之间的某种新式的联盟政体。
    
    柏克曾经期望,英国与美洲人民之间维系某种“价值联盟”,但一场血腥的战争使得英美敌对了数十年之久。二十世纪以来,在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和反恐战争中,英美的同盟关系再度确立,并在血与火中巩固。不过,由于国力的消长,主次发生了易位:美国成了具有主导地位的“哥哥”,英国成了作为跟随者的“弟弟”。
    
    以之为历史经验,若两岸能够避免兵戎相见,在不久的将来,一个民主宪政、联邦自治的中国,必然能与台湾和平共处,并缔结成如同英国和美国那样的“兄弟之邦”。那是一个值得两岸的自由主义者为追求和之奋斗的愿景。
    
    当年,柏克为美洲人民的独立事业辩护,虽然是被孤立的少数派,却并未受到政治和法律的迫害;今天,中国的自由派知识份子若要为台湾人民的独立事业辩护,不仅会成为少数派,所冒风险将更大。中共已定下主调,“台湾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分裂国家法》出台后,民间的言论空间更为狭小。在此情势之下,勇气与良知尤为重要。自由从来不是白白得来的礼物,自由需要每一个热爱自由的人为之争取与捍卫。为了台湾的自由与独立,为了中国自己的自由与独立,此时此刻就要挺身而出。
    
    二零一四年五月二日政治大学学生会
    
    叶浩之引言:首先,感谢政治大学学生会的安排,更感谢余杰先生今日的到来,身为主持人的我感到荣幸之至!
    
    一九九八年,二十五岁的余杰刚入北大中文系硕士班旋即出版了处女座《火与冰》,一夕成名,其年少与盛名令多人拿胡适与之比拟。也因为此书的火红,余杰结识了当时身在狱中的中国异议份子刘晓波。十年之后,刘晓波因发起〈零八宪章〉而再次入狱,余杰隔年出版《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回敬中共当局,也导致自己于二零一零年十月被非法软禁数月之久,饱受折磨。期间,施以酷刑的情治人员曾对余杰说,他的一根手指头,对党所造成的伤害可比一支军队。
    
    余杰是当今华人世界少数能够挺直面对权力的知识份子,正如他新书《萤火虫的反抗》所说,「反抗似乎是一种过于奢侈的选择,被昭安泽水到渠成。这个时代的知识份子,脊梁早已被打断,他们口蜜腹剑、巧言令色。」
    
    今日的演讲主题是柏克(Edmund Burke)。这一位十八世纪的英国政治家与思想家强烈批判过大英帝国当时的美洲殖民政策,甚至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之后甘冒不忠之名,撰文呼吁采取妥协立场对待居住于美洲的「英国人」 。身为知识份子,其反抗的高度正如今日的余杰所站之位置,也因此不难理解余杰何以选择今日的主题。让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余杰!
    叶浩之结语:非常谢谢余杰今日的演讲!身为政治思想家的柏克,最受人瞩目的是他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批判,甚至因此向来被认定为「反革命」的保守主义代表人物。余杰今日的演讲提醒了我们柏克的自由主义面相。其基本立场大抵展现于柏克关于大英帝国的美洲殖民政策之想法:首先,身为殖民母国的大英帝国无权让殖民地的子民过得相对贫穷,反而必在意他们的福祉;再者,居住于美洲的英国人与居住于英格兰的英国人无异,同样崇尚个人自由,并且习惯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包括金钱的使用;据此,地处伦敦的英国国会不该对美洲的英国人强行征税,否则将是一种不公平的对待方式,不仅违背英国人的传统与习惯,也会引起人性的自然反抗。
    
    柏克关于美洲殖民问题的思考,重点在于英国传统的内容,以及此一传统的承袭,并据此断定大英帝国的国会必须秉持同样的标准对待居住于美洲的「英国人」!然而,余杰的理解与思考面向,将此一思想转化为「一个知识份子是否能秉持同样信念对待不同国家人民?」的课题。基于逻辑,知识分子必须如此,否则若非伪善,便是思想矛盾。
    
    透过今日的演讲,我们更加了解了余杰自己的思想,以及他秉持同样的民主理念对待中国与台湾的连贯立场。这不仅逻辑一致,更出自于道德的勇气!
    
    来源:纵览中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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