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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匡政:什么是儒学之本?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0月19日 转载)
     叶匡政 独立学者
    
    叶匡政:什么是儒学之本?


    传统文化需要的是温和渐进的薪火相传,而不是浮夸功利的哗众取宠。
    
    曲阜正在实施「百姓儒学」工程,就是遴选一批儒学教师,到每个村庄办国学讲座,推广儒学和传统文化。作为孔子故里,有此想法也很正常。只要搞的不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不是把儒学当作立项圈钱的噱头,让百姓多了解点儒学,也不是坏事。关键是传授怎样的儒学?什么是儒学之本?
    
    首先,要辨析什么是儒家思想的最高信仰。在一切文化和价值体系中,真实都是最高信仰,儒家也不例外。 《中庸》中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的意思就是真实,是儒家的一个中心价值。在儒家看来,真实是自然的法则;而寻求真实,是做人的法则。儒家思想的演进,就是在追问存在的一切是否真实,以及人们如何在现实中达到真实、把握真实。在中国当下,真实无疑是最为稀缺的一种价值资源。要搞百姓儒学,政府首先要把真实作为当地一切行为、决策和思想的最高准则,这样,民众所学的儒学价值观,才能找到一个基本的立足点。
    
    其次,要辨析什么是儒家的政治哲学基础。儒家虽也论及个人的道德价值和责任,但更重要的是,它确立了传统中国的政治哲学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儒家认为,民众才是政治的本原和主体「民本」二字,出自《尚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古汉语中,「本」有根源、根基、中心、本原、本体、主体等多种含义,可以说,比今天的民主的份量还重。 《尚书》中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句话强调的就是天虽是最高法则,但他对民众的意愿是无条件服从的。在儒家思想中,「天」与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法则」意思相近。天不仅是人类最高的信仰对象,更是所有人必须无条件接受的法则,是人与万物的终极裁判和力量。在儒家看来,合乎自然法则的即为合法,违背自然法则的就是不合法。儒家是通过「天」这个中介,来辨析民众与国家、执政者这三者的关系。
    
    所以,《尚书》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从逻辑上,把民众看作了神圣的自然法则在人间的代表。它使民众获得了与天和神才有的地位,这样的地位,自然是执政者所无法对抗的,甚至是必须服从的。儒家此观点深入人心,所以类似表达在儒家思想中极多。如《左传》中说:「民,神之主也」。 《今文尚书》中说:「天聪明,自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都意思相近,表达的都是民众在世间的中心和主体地位,它代表的天意在人间的落实。
    
    那么,民众与执政者是什么关系呢?孟子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辨析的就是民众、国家、和执政者三者的关系。对此,荀子也有明确表达:「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阐明的都是民众有优先于国家和执政者的地位。可以说,在原始儒家那里,一直在强化民众在政治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在儒家看来,民众既然像神性和自然法则一样,有着崇高的属性,它有优先于国家和执政者的主体地位,是不言而喻的。这种政治哲学观,可以说是儒家思想中最重要、最基本的纲领,显然也是「百姓儒学」应当着重传授的。只有理解这一纲领,对儒家的其他政治和社会思想时,才可能有准确认知,这也是我们思考社会民主珍贵的思想资源。
    
    其三,要辨析什么儒家的最高伦理准则。世界宗教议会的《全球伦理宣言》对此有明确表述:「数千年来,人类的许多宗教和伦理传统都延续着这样一条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应当成为所有生活领域──包括家庭与社群、各种族、各国家、各宗教的千古不易、绝无条件的准则。」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出自《论语》。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古人称一字为一言,孔子认为如果有一个字可终身行之,那就是「恕」了,他对恕的解释是,你自己不愿要的,不要把他施给别人。伏尔泰也把这八个字称为「人类的法典」。
    
    这也是儒家的核心理念,孔子称之为「恕道」。 「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种宽容精神。对个人它是一种修养,而落实在政治上,强调的便是一种政治宽容。他要求执政者要有对「己」的限制和要求,而不是对他人的要求,期望实现的也是执政者对自身的限制,不能随意把己方的想法强加于人。儒家认为,只有在这种前提下实现的沟通,才真正体现了平等和自由的精神。在儒家看来,当「恕道」体现为政治宽容,才能实现对野蛮、暴力、高压的政治权力的超越,会让越来越多的人把协商、平等、合作,当作构建社会秩序的目标。
    
    儒家的恕道,是中国人应对公共生活的一种创造,更是一门艺术。它意味着政治不再是明争暗斗、貌合神离,而是肝胆相照、精诚合作;它意味着社会能容忍各种反对的声音,而不用担心迫害和压制;它意味着政府对异己者不再极端对待,民众从此不用生活在惊恐和担忧中;它意味着政府行为不再喜怒无常、变幻不定,而是更富有人性和温情,与民众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它意味着民众与执政者能共同走上共谋国事的舞台,每个人都可以在公共事务中都体会到个人的尊严。这便是儒家追求的「仁」的政治境界。
    
    子贡问过孔子,如果有人能对民众大方的施与和救济,应该算是仁了吧?」孔子认为根本算不上,他对仁的回答有12个字:「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认为仁者,只要自己想立的,便也帮助人能立;自己想达的,便也帮助人能达。这里说的仍然是推己及人的思想。对恕道,儒家有反复强调。 《论语》中子贡曰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这里的「加」是强加之意,意思就是:我不想别人强加给我的,我也不会强加于别人。 《中庸》也强调:「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表达的都是一个意思。
    
    可以说,「恕道」正是儒家「王道」政治理想的哲学基础。 「王」字的本意为「天下归往」,也即如今讲的民意认同。 《尚书》对王道有过一段精彩述,翻译过来就是:不要不公不正,就是遵循王的法则;不要私行偏好,就是遵循王的大道;不要为非作歹,就是遵循王的正路;不营私不结党,才能使王道宽广;不结党不营私,才能使王道平坦;不反复不倾斜,才能使王道正直。这段话今天读来,仍然有惊醒世人之意。在孟子看来,王道就是「以德行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假仁」「以力服人」的霸道。这一切的前提,就是要遵从「恕道」。一个多元社会,再正确的观点也不可获得所有人的赞成,何况是不同阶层、不同价值取向的人群,政治见解肯定有巨大差异。如果对思想采用武力强求统一,反而可能引致暴力反弹。秦始皇就有巷议之罪和坑儒之举,但高压并未带来长治。
    
    到上个世纪初,章士钊提出「为政有本」,强调的仍是「恕道」道。章士钊认为政治的:「本在何?曰在有容。何谓有容?曰不好同恶异。」这里的有容,指的是执政者要有包容和宽容之心,不要好同恶异,要主动培养一种和而不同、和而共进的社会状态。在章士钊看来,政治的核心就是政治宽容,它是指执政者对少数派与反对派的宽容,不仅要允许他们合法存在,更得鼓励他们发出反对或批评的声音。只有执政者宽容地对待了这些声音,而不是一味地压制,社会冲突才能可控,才不至于引起冲突各方的暴力欲望和行动,使矛盾激化。儒家很早就把「恕道」看作是政治权力向本源的回归,它不仅是社会从野蛮到文明、从仇视到理性、从强权到说服、从斗争到和谐的回归,它更是政治权力向民众的回归在儒家看来,「恕道」体现在政治上的首要原则,就要有尊重不同政治主张的胸怀。有了这个胸怀,执政者在民众心目中才有合法性,社会安全系数也会提高。合法性不是指执政者的强制权威,而是政府威信受到民众发自内心的尊重、信任与支持。儒家很早就主张王道与「仁政」,反对那种标榜仁义,但实际靠武力实行的强权政治。期望恢复的是自尧舜到周公,所遵循的这种公正无偏、法于天地的王道政治。
    
    用今天的观点看,儒家「恕道」所说的政治宽容,还能激发民众对公共事务的热情,使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从无序到有序、从消极到积极。一个地方的民众文化素质,与兴建楼堂管所不一样,大干快上的「一阵风」,是难有效果的。对曲阜来说,只是搞搞儒学书屋也过于简单,它更重要的是制度文化的建设。这种制度文化,要以唤起民众对曲阜的公共事务的参与为目标,只有当民众对当地的发展可自由发表意见,愿主动放言议政,可自由组织活动与社团,并相信自己的意见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地的发展时,他们才真正会为自己所生活的地方感到骄傲,这是一个地域的文化灵魂所在。只有这样,一种符合本地传统的公共文化模式才可能逐渐成型。
    
    文化和政治本来便是众人的事,只有共同劳作的神圣感,才能激发社会与民众的文化活力。如果民众对公共事务,宁愿三缄其口,社会的创造力只会面临衰竭,国家整体智商只会越来越低,更谈不上什么所谓的地域文化了。搞百姓儒学也好,民间的传统文化热,都表明了民众对信仰、价值和文化缺失的恐慌,目的都是为了让这片古老土地上原有的常识,能在当下和未来引领每一个人前行。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对西方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否定,更不能要把传统文化看作包治百病的药方,或与现代文化对割裂与对立起来,而是要寻求东西文化的互补、融合与共生。传统文化可以为现代社会提供珍贵的思想资源,但现代思维才能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生机。
    
    传统文化需要的是温和渐进的薪火相传,而不是浮夸功利的哗众取宠。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认知到什么是儒学之本。
    
    来源:东网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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