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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昌贵:蒋介石不是爱国者?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0月26日 转载)
    
    ——与陈先奎教授商榷兼论“爱党”和“爱国”的关系
    

    来源:共识网 作者:麻昌贵
     
    如果我们鼓励无条件地“爱”一个政党,即是说该政党无论多么腐败也要“爱”,这跟习总书记为全党敲警钟的初衷是相违背的。没有忧患意识,不承认老百姓会“用脚投票”,这对反腐倡廉极为不利。
      
    一、蒋介石是否“爱国”
      
    “蒋介石不是爱国者”,是基于中国人民大学陈先奎教授《爱国和爱党在中国是一致的》(《环球时报》,2014年9月10日第14版)一文中的观点推出的。在该文中陈教授说:“爱中国就要爱中国共产党,爱中国的关键是要爱党。”“中国公民爱国就要爱党,反共就是祸害中国;爱党与否,是每个中国人是否真爱国的主要衡量标准。”
      
    在这里, “中国”的概念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既然陈教授未作更明确的限制,我们把它理解为《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的第二个义项,即“指一个国家的整个区域”,也就是指中国大陆、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
      
    陈文中把“爱党”设置为“真爱国”必不可少的条件,即只有爱中国共产党,才爱中国,如果不爱党,就不是真爱国。蒋介石无疑是铁杆反共者,是最痛恨中国共产党的人,所以,蒋介石不爱中国。
      
    在抗日战争中,蒋介石作为反法西斯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领导国民革命军与日本侵略者作战,320多万国军将士壮烈殉国,最后在美、苏等盟国的帮助下,把日军驱除出国境,收复了被占半个世纪的台湾,要说他不是爱国者,别说台湾人不会同意,恐怕也有相当数量的大陆人不会同意。
      
    不过在陈教授的文章中,在时间上作了限制:“在当代中国,爱党与爱国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
      
    中国历史的分期,一般认为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现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是当代史。就算蒋介石在1949年以前爱国与否姑且不论,1949年以后,他偏居台湾一隅,时时受到毛泽东武力“解放台湾”的威胁,即使被逐出联合国,也仍然坚持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原则,要说他“不爱国”,恐怕连他的老对手毛泽东也未必同意。
      
    按陈氏的爱国理论,历史人物邓世昌、冯子材、戚继光、岳飞等无党可爱,不知是如何爱国的。
      
    二、“爱党”和“爱国”的关系
      
    首先,我们要明确“爱”是什么。

      
    “爱”是个什么东西?“爱”属于心理活动、情感活动,我们都知道感情是不能强迫的,甚至连自己都不能强迫自己去爱某一个人,何况别人来强迫?爱是一种自发的、油然而生的内在情感,所以我们常说“情不自禁”。
      
    我们知道,恋爱中的人最容易犯傻,情人在他的眼里,左看右看横看竖看都那么可爱。哪怕她脸上有个疤,也好像是美丽的点缀;哪怕她是罗圈腿走路,也好像是曼妙的舞步。
      
    政治是利益的博弈,是理智的选择和决定,而不是感情的游戏。遗憾的是,我们有些文人总喜欢鼓捣老百姓把理性的政治推入到情感的漩涡中去,让人爱昏头,他们却在那里理智。
      
    众所周知,“爱”的表达可以是虚伪的,也可以是强迫的,“言不由衷”即是此意。由于“爱”是内在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即便是你剖腹挖心或敲脑及髓也不能确定到底是真爱还是假爱。
      
    观察一个人是真爱还是假爱,除了语言表白以外,更重要的是观察他的行为。比如说陈光奎教授声称“爱党”,而且谁不爱党他就不准谁爱国,陈教授爱党之情溢于言表,但还不足以证明陈教授就真“爱党”了。要证明陈教授真“爱党”,最有说服力的证明是为党的利益牺牲生命,但解放战争早已结束,现在是和平年代,这样的机会几乎没有了;但如果陈教授能拿出收入中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多交点党费,也还是能体现这种感情的。即便多交了党费,也还要排除功利之心。比如你虽然多交了党费,但你的目的是为了升上几级官,工资又与官阶成正比;或是为了年终评比得个什么“优秀”“先进”之类,进而拿到的奖金数额远超多交的党费;抑或既不为升官也不为奖金,仅图个党史留名,也不能证明你就真爱党了。可见,要了解一个人是否真爱党,多难啊。
      
    不仅心口可以不一,心和行为也未必是一致的。
      
    曾经荣获“2009中国十大品牌市长”的中山市原市长、女强人李启红,在广州中院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11年后失声痛哭说: “我是从骨子里热爱党的,我身上还有好多好的品质。”(《原中山市长李启红受审痛哭:我是从骨子里热爱党的》,《广州日报》,2011年10月28日)据说其家族积聚的财富保守估计有20个亿(见《民主与法制时报》 2010年06月16日)。你看,把党都爱到“骨子里”去了,难道还不深吗?我想没有人会质疑她对党真挚的爱,我想她也不会不爱国(试想,有几个国家能让她通过当官使家族挣这么多钱?),但是她的犯罪行为就是大大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可见,真的好爱你,未必不害你啊!
      
    不光是李启红,所有的贪官,那些大大小小的“老虎”们,他们在主席台上哪一个不是口口声声“爱党”“爱国”“为人民服务”呢?而实际上哪一个又不是坑党坑国为人民币服务呢?
      
    可见,要从别人嘴里挖一个“爱”字容易,要想得到真爱,难啊!
      
    其次,“爱”不等于“支持”,“恨”不等于“反对”
      
    “爱、既不爱也不恨、恨”和“支持、中立、反对”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一个是情感问题,一个是态度问题,爱不等于支持,恨不等于反对。
      
    “支持”可以是一种态度,与“赞同”同义,比如“我支持你的观点”;可以是一种行动,对你点一下头表示鼓励,或者投你一张赞成票,或者赞助你一点钱或物等等。比如在村民选举中,并非支持某人当村长的人都爱上了某人。有时我爱你未必支持你,我不爱你未必就不支持你,所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即是此意。
      
    又如,1937年7月8日,即“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就联名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向蒋介石发电:“红军将士,咸愿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毛泽东还在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上(1938年10月12日—14日)公开说:“全民族的第二任务,在于号召全国,全体一致诚心诚意地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合作,拥护全国团结,反对敌人所施任何不利于蒋委员长、国民政府、国共合作与全国团结的行为,反对任何的汉奸政府统治中国。” (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78页,第606—607页)
      
    国难当头,为团结抗战,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表态“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并不意味着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就热爱蒋介石和国民政府。
      
    一个政党,赢得支持已属不易,要赢得所有人的支持几乎不可能,更不用说赢得感情了。
      
    说通俗一点,政党无非就是一群有共同政治信仰和共同的政治目标的人组成的一个团体,有一套治国的政治主张,而为了能施行其政治主张,必须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它的政治主张就会转化为一系列的政策、法律、法规和制度等等,与国计民生紧密相连。我们知道,政策、法律、法规等太多太复杂,有些符合民意,能让人民群众过得好;而有些未必符合民意,让老百姓的利益受损。社会群体太复杂,分为很多利益群体,有的政策让这部分人得利但损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很难照顾到方方面面,这些都是常有的事。
     
    所以我认为,对一个政党,只说“支持、反对、中立”即可,没有必要为“爱”较真。
      
    第三,“爱(支持)”一个政党是有条件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就是说,爱(支持)是有条件的。所以,一个人、一个政党,要想让别人来爱(支持),必须有被爱(支持)的理由。一见钟情式的爱世间或有,但发生几率太小,大多数的“爱”(支持)都是通过实际的言行利益来打动的。
      
    中国共产党是用自己的所作所为来证明自己是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进而赢得人民支持的。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以拯救人民于水火为己任。近代中国国力之孱弱,纲纪之无序,政府之腐败,社会之混乱,民生之困苦,是每一个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人都清楚的,亲身经历过的人更是深有体会。中国人民是通过比较中选择共产党的。当年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不顾千难万险,奔向延安,是他们理智的选择而不是感情的冲动。
      
    据统计,淮海战役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其中常备民工22万人,二线转运民工130万人,后方临时民工391 万人。他们不止是运输队,还是担架队、卫生队、预备役部队,国民党的80万军队需要对抗的远远不止中野和华野的60万大军。陈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用独轮车推出来的”,这一直被认为是对淮海战役的经典评价,民心的向背决定了战争的结果。(《淮海战役新解读:60万消灭80万背后的秘密》,《新世纪周刊》,2008年12月09日 )
      
    以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家族的选择为例。荣毅仁父亲、棉纱面粉大王荣德生于1946年4月25日被警匪勾结绑架,在付给绑匪50万美元之后,军警接连向荣家索取破案“酬金”共计60万美元;时隔两年半,荣毅仁堂兄荣鸿元因“私套外汇”又遭牢狱之灾,被扣押77天,前后被勒去财物折合50万美元;荣毅仁自己在上海解放3个月前被控“贪污罪”,被法院勒索黄金10条、美金5000。荣毅仁亲眼目睹陈毅率领的共产党10万大军宁睡马路也不扰民,于是毫不犹豫地投入共产党的怀抱。(《百年家族系列·荣毅仁从棉纱大王到红色资本家》,载《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36期 ;又:陈敦德,《陈毅十万大军睡上海马路的来龙去脉》,载《老人报》2013年6月12日A11版)
      
    但是,夺取政权之后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当我们的政策出现严重偏差的时候,人民群众就会“用脚投票”。
      
    陈子美,我们不看其父亲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的面上,也不看她的两个哥哥陈延年陈乔年是革命烈士的面上,更不顾她已经是接近60岁的老妇人,把她打成“反革命”和“中国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孝子贤孙”,关进牛棚,批斗游街,拳打脚踢,逼得她只好用所有的积蓄和首饰,秘密请人把自己绑在一只汽油桶上,在海上漂泊了10个小时,九死一生,偷渡到香港,亡命加拿大,投入到资本主义的怀抱才得以苟延性命。你说她能爱我们吗?(旺文《陈子美一生真的很惨》,载《深圳晚报》,2012年07月25日 B09版)
      
    马思聪,时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被誉为“中国小提琴第一人”,他于1937年创作的《思乡曲》,被认为是中国20世纪的音乐经典之一。文革开始不久即受到迫害,革命小将们给他“脸上涂了墨,全身贴满了大字报,被打得遍体鳞伤、、、、、、”(马思聪的小女儿马瑞雪回忆)。我们给马思聪两条路,要么继续接受批斗,其后果不是被打死就是像作家老舍、翻译家傅雷、历史学家翦伯赞、古文字学家陈梦家等一样自杀;要么冒死偷渡成为“叛国者”。1967年1月15日,马思聪与夫人儿女一起偷渡到香港。一上岸,马思聪就把胸前挂的毛主席像章摘下来扔进大海。1月19日,马思聪一家亡命美国。经康生、谢富治批示,公安机关严厉彻查马思聪“叛国投敌”案,马思聪在国内的亲友数十人被牵连入狱。二哥跳楼身亡,岳母、侄女和属于工人阶级的厨师相继被迫害致死。在1967年4月,马思聪在纽约公开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逃离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讲话,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马思聪逃亡记》,共识网, 2012-12-10 ;又见:叶永烈;马思聪从香港出走美国的前前后后[J];文史博览;2001年03期)虽然马思聪拒绝了我党的领导,我们能质疑他的拳拳爱国心吗?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深圳河上出现一波又一波偷渡潮,即使格杀勿论(深圳一带因此曾出现过“拉尸”的行当),也阻止不了偷渡,以至于后来杀不胜杀。最具讽刺意义的是,泅渡逃港的人中,有的还念诵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为自己鼓劲,还有的改用毛泽东诗词:“梧桐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馒头在手, 何时到达九龙?”不知有多少人死在偷渡的路上。如今你站在深圳罗湖桥头远望香港一方山上的一大片坟茔,就是当年没有活着到达目的地的大陆客(见陈秉安《大逃港》照片)。据统计,从解放初到改革开放的30年中,有上百万人从深圳河逃往香港(陈秉安《大逃港》,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P348)。习仲勋主政广东后,向中央力争成立了深圳经济特区,才渐渐阻止了偷渡。习仲勋说:“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陆谷孙《“用脚投票”和曾经的逃港潮》,《南方都市报》2011年3月20日TM05版),这才是大实话。古语云:“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慈,子必参商。”也是这个意思。
      
    可见,无论是从毛主席的教导还是从以上事实来看,“爱”(支持)某一个政党是有条件的,那些鼓捣人们无条件爱政党的人实际上就是鼓励愚忠,即便把你老爸老妈冤杀了,你也得跟父母“划清界限”,你也得“爱”我,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这跟封建社会对皇帝的愚忠没有什么两样,容易产生像前不久公开忏悔的曾经的红卫兵小将张红兵那样卖母(父)求荣的现象。一个执政党,要想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你施行的政策一定要让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 (《礼记•礼运》)。富者不用担心被绑架勒索,进警局不用担心被刑讯逼供,见官办事不用担心吃拿卡要,路边摔倒不用担心无人来扶,他们才会“爱”(支持)上你。
      
    第四,鼓励愚忠不利于反腐倡廉
      
    2012年11月17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中说:“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近年来我们党内发生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性质非常恶劣,政治影响极坏,令人触目惊心。”
      
    如果我们鼓励无条件地“爱”一个政党,即是说该政党无论多么腐败也要“爱”,这跟习总书记为全党敲警钟的初衷是相违背的。没有忧患意识,不承认老百姓会“用脚投票”,这对反腐倡廉极为不利。表面是“爱党”,实际是害党。既然我们勇敢地承认了“令人触目惊心”的腐败事实,承认有“亡党”的可能,我们也应该承认人民对党有不爱(支持)的可能,这是人之常情。
      
    中国共产党是在苏联共产党的支持和指导下建立的,我们曾经以苏共为师。苏共失去了执政权并造成国家分裂,这是活生生的现实,难道这样的教训还不足以让我们警醒吗?
      
    我们只听到习总书记说过“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没听他说过“爱国必先爱党”。那些鼓吹“爱国必先爱党”的“精神洁癖”者们,恐怕是妄测上意,别有所图。他们所鼓吹的那一套既不能苛己,也不能律人,只是过冠冕堂皇的嘴瘾而已。
      
    第五,爱国是无条件的。
      
    在这里我们必须明确,“爱国”的“国”是指一个国家的整个区域,与意识形态无关。因为如果我们把“爱国”的“国”狭义地理解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那就只能局限于当今的大陆,难道国民党或民进党执政的台湾和解放前的中国就不应该去爱吗?封建制度下的中国就不应该有爱国者吗?资本主义的香港、澳门也不应该去爱吗?我看,英国殖民下的香港人创作的歌曲《我的中国心》和《万里长城永不倒》远比我们饿着肚子唱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更加打动人心。
      
    新时代如何爱国?复旦大学教授唐世平说得好:“新一届领导人的爱国主义至少有四个新的特点:超越朝代更迭;超越党派及意识形态(特别是国共两党的恩恩怨怨)。”“任何割裂历史,仍旧秉承党派、阶级、信仰、族群、地域的分割的爱国主义都将撕裂一个国家和社会,从而减低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凝聚力,因而都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精神支柱。”(唐世平《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爱国主义》,共识网,2014-10-21)
      
    国土是国民赖以生存的地方,它滋养我们的生命,孕育我们的文化,它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没有选择,因而是无条件的。
      
    爱国如同我们爱母校、爱故乡。即便你挨过老师的训斥,受过学校的处分,即便母校的篮球架下曾吊打 “四类分子”惊吓过你幼小的心灵,但当你相隔几十年后回到母校,你依然心如潮涌,依依难舍;故乡再穷,依然让你魂牵梦萦。就像马思聪,虽然被迫去国离乡,但当他1977年2月回到台湾,他站在金门岛海边仍然对着大陆深情眺望(叶永烈,《马思聪为什么没有回来?《世纪》2011年第1期),虽然没能活着回到祖国大陆,但最后还是魂归故土。
      
    抗战初期,国内司机奇缺,外援的汽车无人来开。在南洋侨领陈嘉庚先生的号召下,数以万计的南洋华侨青年纷纷报名,最后从中挑选3200多人组成“南洋华侨机工队”,于1939年回国参战,其中1000多人为国捐躯。他们不问国内是何党何派当政,即便他们已经不再依赖故土生存,毅然告别亲人,放弃衣食无忧的生活,与祖国人民一起共赴国难,这是爱国情的最生动的体现(凤凰卫视,2014年10月20日, 凤凰大视野 《失落的历史——南侨机工1939)。
      
    这就是爱国的情感:“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诗句)
      
    第六,爱党和爱国可分并不意味着一定反党。
      
    既然“党”和“国”是本质不同的事物,前面加一个心理动词“爱”就不可分让人费解。“党”和“国家”毕竟不是连体美女,就如牧羊女和牧场是本质不同的事物,爱牧羊女和爱牧场是两码事,是可以区分的。
      
    陈教授文中赞赏《环球时报》9月3日第15版的社评《必须抵制把爱国、爱党对立起来》,现摘录该社评几句话:
      
    “国家、政府、党是不同概念,‘爱国等于爱党’,在今天中国官方陈述和主流媒体的语言中都找不到这样的表述。然而现在不断有激进人士宣扬“爱国不等于爱党”,并且递进为“不爱党才是爱国”的奇怪逻辑。把爱党和爱国刻意对立起来,甚至通过制造两者之间的矛盾最终既否定爱党,也否定爱国,恐怕是鼓吹这种说法的真正用心。”
      
    “党不等于国家,所以爱国不等于爱党。把这个常识当成旗帜来挥舞,为的是搅乱公众的视线,制造最终背离常识的引申。爱国和爱党不是相等关系,但也决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反复强调“爱国不等于爱党”的人,就是要把互斥强行塞到爱国和爱党之间。”
      
    从以上的表述中可以看出,该社评承认了“党”和“国家”是不同的概念,“党不等于国家,所以爱国不等于爱党”是“常识”,反对的只是“把这个常识当成旗帜来挥舞、、、、、、搅乱公众的视线、制造最终背离常识的引申”、“把爱党和爱国刻意对立起来”、“把互斥强行塞到爱国和爱党之间”的做法。
      
    仔细研读一下《环球时报》的社评就会发现,社评最终反驳的观点是“既否定爱党,也否定爱国”,而这个观点又是作者用“恐怕”(“恐怕是鼓吹这种说法的真正用心”)一词推测出来的,这是逻辑上典型的“稻草人的谬误”,即歪曲对方的观点然后反驳它。我想没有哪一个人愚蠢到“否定爱国”的地步,就连汪精卫也说自己是爱国者。社评对别人观点的“引申”令人叹为观止。“激进人士”的观点是“爱国不等于爱党”,而这个观点作者也承认是事实。“把爱党和爱国刻意对立起来”(即“把互斥强行塞到爱国和爱党之间”)是社评对“激进人士”观点的第一次“引申”,而“爱党和爱国对立(互斥)”的含义是“爱党就不爱国,爱国就不爱党”;“最终既否定爱党,也否定爱国”是社评对“激进人士”观点的第二次引申,但“既否定爱党,也否定爱国”刚好是“一致”而不是“对立”和“互斥”。
      
    既然爱党和爱国不是一回事,那么两者就不可避免有不一致的情况,即相容或排斥的情况:既爱党又爱国,既不爱党又不爱国,不爱党但爱国,不爱国但爱党;对两者的情感投入还可能有程度的不同,比如爱(恨)国胜过爱(恨)党,爱(恨)党胜过爱(恨)国,程度多少也无法衡量,等等。陈教授说“爱党和爱国是一致的”,我理解其“一致”的含义是“(对党、国)要么都爱,要么都不爱,而且爱和不爱的程度要相等”。但这是“爱、既不爱也不恨、恨”的情感问题,与“支持、中立、反对”的态度问题虽有一定联系,但不一定完全对应,爱不等于支持,恨也不等于反对,爱恨的“不一致”并不一定就是“反党”。况且,即便有人反对,作为一个有人民群众做后盾的政党,又有何惧哉!一个不包容异见的社会绝对不是民主的社会,当然,不懂得理智地合法地表述异见的国民还没有资格谈论民主。
      
    蒋介石是党国一体的“先行者”。“蒋介石的政体,就如王奇生先生所揭示的:将军队放在党上,将党放在国上。”(李天刚,《党国一体的“先行者”》,东方早报, 2011年03月13日 )我们不会重弹蒋介石的老调吧。
      
    三、为什么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前面说过,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执政地位,是中国人民理智选择的结果。在我国经济建设高歌猛进的今天,支持中国共产党执政同样是我们理智(非感情的)的决定。
      
    首先,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必须有一个强而有力的执政党。一个国土分崩离析的国家不可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落后就要挨打。环顾全国各个党派,有哪一个政党比中国共产党更有能力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回答是没有。
      
    其次,维护社会稳定是全国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从春秋战国之乱到清末民国之乱,中国人民饱受朝代更替乱世之苦,所以有“宁作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感叹。每一次政权的暴力更替都会造成“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象,都会让社会经济倒退几十年,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拨乱反正之后短短30多年的和平发展时期,我国就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较之30年前如天渊之别。无数的事实和教训告诉我们,只有维护社会稳定,才能谈论其他问题。对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只要坚持改革开放,一届进步一点点,我们总会不断地接近理想的彼岸。
      
    再次,中国共产党本身也在与时俱进,不断地改进自己,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始终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捍卫者。加大反腐力度,清除党内败类;完善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虚心向其他国家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提高执政能力。我们相信,智慧的中国人不会受情感所左右,会作出明智的选择;同时也相信,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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