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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做一颗钉稳的钉子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1月29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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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人类能够结束威胁我们的危险,并在持续进步中保有人性的光芒。
    
    萨哈罗夫
    
    许知远的《抗争者》是一本让我倍感亲切的书,不仅因为我本人是书中所描述的抗争者之一,更因为我与作者的生命在青春时代有过一段奇异的交集——在许知远精神成长的历程中,羞怯内向的我一度充当了热情奔放的他在思想启蒙意义上的兄长。许知远在书中描述了当年我带他去北大勺园一位韩国留学生的宿舍偷偷地看纪录片《天安门》的细节,对他来说“那是血脉喷张的一刻”。多年以后,许知远写《抗争者》这本书,宣告他是这群抗争者的同路人,随即他的著作被中共当局查禁了——我相信,这一切,与那个滴水成冰的寒夜多少有些关联。
    
    书中的十几位「抗争者」,分别来自台湾、香港和中国,有些人的声名如雷贯耳,有些则藏身幕后;有的人努力对抗时代流转的巨轮,焕发出新的活力,有的则经过权力的洗礼,转换生活轨迹。他们不仅是行动者,也是思考者,知道倘若没有一套新的语言与价值,抗争可能沦为权力争夺;没有一个充沛的内在世界,外在的行动注定难以持久;没有个人的孤独坚持,集体行动则容易消散。他们有着各自的局限,常常与新时代格格不入,甚至成为自己信念的背叛者,但他们都曾在某一个具体的时刻与情境下,成为了汉纳.鄂兰所说的「黑暗时代中的人」。
    
    鸡蛋与墙,或者钉子与墙?
    
    在那篇写刘晓波这匹“受困的黑马”的文章中,许知远引述了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有名的高墙与鸡蛋的比喻,他认为刘晓波也是那些无所畏惧的鸡蛋中的一员。村上春树说:“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假如小说家站在高墙一边写作——不管出于何种理由——那个作家又有多大价值呢?”村上春树又说:“我们都是超越国籍、种族和宗教的一个一个的人,都是面对体制这堵高墙的一个一个的蛋。看上去我们毫无获胜的希望。墙是那么高那么硬,那么冰冷。假如我们有类似获胜希望那样的东西,那只能来自我们相信自己和他人的灵魂的无可替代性并将其温煦聚拢在一起。”就凭着这一段话,村上春树就比莫言更有资格赢得诺贝尔文学奖。
    
    鸡蛋与墙是一对让人印象深刻的比喻。不过,我认为,用一扔就碎的鸡蛋来比喻抗争者,未必能彰显出抗争者身上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那个面向。所以,我更愿意用钉子来比喻抗争者,他们就那样咬牙切齿地钉在墙上,纵然不能让高墙立即轰然倒下,至少也能让高墙不那么理直气壮、趾高气扬地站立着。或者用鲁迅的话来说,即便不能驱除黑暗,也要跟黑暗捣蛋,让黑暗不能那么肆无忌惮地黑暗下去。
    
    许知远笔下的身处两岸三地的抗争者们,就是这样一群寒光闪闪的钉子。在与每一位「抗争者」的采访相处过程中,许知远透过深入观察,从他们的历史与岁月里展现出各自的个性和热情。这些抗争者以行动、言论和思想改写了时代、社会、国家、政治,甚至自己。换言之,既然钉子钉在墙上,钉子就不再是此前的自己。钉在墙上的这种选择,赋予此前处在盒子中的钉子崭新的生命价值。
    
    如果细读《抗争者》一书,你会发现,钉子与钉子之间,其实也大不相同。有的钉子,一直就那么锲而不舍地钉稳在墙上,让墙壁痛彻肺腑;有的钉子,在墙上待久了,自觉不自觉地,居然“与墙共舞”地成了墙的一部分;还有的钉子,一开始钉的时候没有钉稳,不久就松动了,掉在了地上。如果要让我来写钉子们的故事,我一定只选择第一类钉子,写那些用我个人的道德标凖来衡量,配得上“真正的英雄”称号的人物,如刘晓波、丁子霖和鲍彤,而不会耗时费力地去写第二类、第三类钉子。跟我不一样,许知远对异质的世界更有好奇心,除了第一类钉子之外,他还留了很多篇幅给第二类、第三类钉子。比如,他津津有味地写施明德、许信良;而我只愿意写林义雄、高俊明和彭明敏。
    
    他们不是我们的镜子,他们就是他们自己
    
    《抗争者》一书的迷人之处在于,书中的人物涵盖了台湾、香港和中国三地,很少有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像他那样密集地穿梭于三地,作出那么多独具只眼的比较与分析。崩溃的中华帝国造就了百年来这三地的现代命运,当习近平的“中华帝国梦”冉冉上升之际,北京政权在中国的统治模式急遽地走向法西斯化,而且也在迅速、有力地改变香港与台北的政治生态。所以,这三个当代地方叙事的最核心特征都是“抗争”。许知远像是穿越不同的时空,进入这些抗争者的内心,试图探索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华人的抗争精神。书中的人物与故事,既平行前进,又彼此交叉。他们所处的时代与情境不同,但他们在许多时刻里,几乎是精神上的同代人。
    
    然而,我也发现,即便在讲述香港和台湾的故事时,许知远仍然不由自主地默认了一个强烈的“中国视角”:他们只是我们的镜子。在写台湾的抗争者时,他将施明德和许信良排在第一位和第二位——还好,不是更加不堪的陈映真、王晓波和李敖——是不是因为他们归属于从绿营中背叛出来的统派?尽管紧接着写到的江春南、罗文嘉、马永成、吴叡人、周奕成等人,无一例外都是独派人物,但许知远无意探究他们台独思想的来龙去脉,台独在他的笔下始终是一个略带贬义的价值。对于半个多世纪以来台湾遭受国民党“再殖民”式的暴力和意识形态的荼毒,以及如今台湾遭遇吴介民所说的“两岸跨海政商联盟”的宰制,书中也缺乏细致入微的梳理。
    
    基于同样的原因,在描写香港的抗争者群体时,许知远的视角也处在游移与波动之中:他用尊崇的情感写老一辈民主派的代表人物、优雅而有贵族气的李柱铭,甚至从李柱铭的国民党将军的父亲写起;他用童心未泯的心态写顽童一般的“长毛”梁国雄,无论“长毛”标榜的“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这一身份在香港这座最资本主义化的城市显得多么不合时宜;但是,他却用严峻而刻薄的方式批判陈云是一个“极端的仇恨者”、“以惑众的妖言获取暂时的荣耀”——我猜想,不是陈云偏执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个人品性让许知远产生了相当的恶感,如果从道德的角度来衡量,如果拿哈维尔和昂山素季的标凖来衡量,陈云固然是一个言行不一的“小人”,而施明德更是一个自恋到极点的、没有被监狱摧毁却被权力摧毁的“坏人”,许知远偏偏能给予施明德以“同情的理解”。所以,陈云身上让许知远难以接纳的东西,或许更多来自于陈云倡导的港独和城邦论的观念。
    
    还是基于同样的原因,许知远对台湾的太阳花学运作出了让他的很多台湾朋友无法认同的负面评述。偏差是怎样发生的?在面对“在地的台湾”和“在地的香港”的时候,如果要更完整地呈现“在地的抗争者”的心灵世界,就必须认识到:他们不是我们的镜子,他们就是他们自己。或许,身为北京人的许知远,长期受帝都文化之耳熏目染,而未能刮骨疗伤般地剔除潜意识中根深蔕固的大中华情结。作为一个四川人,在帝国边缘长大的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四川独立是一个美好的选择;而作为一个北京人,在帝国中心长大的许知远,从小形成了从北京居高临下地看中国的观察和思维方式。因此,他要从这一套意识形态和文化惯性中破茧而出,比我更加困难。“镜子论”及其背后的大一统传统,或许是日后许知远继续写抗争者或流亡者故事的时候,需要克服或超越的“观念之魅”。
    
    愿我们的道路漫长,愿我们的理想高扬
    
    《抗争者》中最动人的一篇,是写到了许志永、郭玉闪和我的《我们这一代》。在许知远完成这篇文章和这本书的时候,这三个人的故事和许知远自己的故事,仍然在演绎和发展之中:许志永二度入狱,以自身的受难戳破了习近平建设法治社会和全力清除腐败的甜言蜜语。是许志永而不是习近平指示了未来中国的方向,如许志永所说:“任何时候文明都秉承理性的原则,建设性地推动民主法治的进程。我们勇敢坚定、温和从容。我们一起做快乐公民,建设美好中国。”更年轻的郭玉闪,自成功解救陈光诚后就成为当局的眼中钉,他领导的“传知行研究所”被关闭,他自己很清楚早晚会遭到当局的报复,他曾对许知远说:“他们想要捻死我们真是太容易了。”一语成谶,郭玉闪被冠以“寻衅滋事”的新罪名,成了“习近平新政”的又一个祭品。而我在饱受中共秘密警察的酷刑折磨之后,携全家远走美国,然后在华盛顿郊区重建书房,并在新家里接待了为写新书《流亡者》再次上路的许知远——我们在弗吉尼亚繁花似锦、牛羊成群的乡间的重逢,让许知远产生了如梦如幻的感觉。然后,是许知远的那些更温和的、在中国公开出版的著作被查禁、被下架的消息传来。看来,无论是书中的人物,还是作者本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地往前走。
    
    作为反抗者,除了需要勇气、耐心、对人性中“平庸之恶”的深切体察之外,更需要能够实现自我反省、自我修正、自我超越的广阔而丰富的心灵世界。许知远在那篇描写王丹的文章中,肯定了王丹是八九那一代抗争者中少数没有退场的人物,并敏锐地发现了“诗人王丹”对“政治人”王丹的扩充与支撑,但他也不无遗憾地论及王丹的局限:“他的高度戏剧性的经历似乎没有赋予他一种观察、理解世界的独特角度。他有高度的历史意识,正是这历史意识把他推向舞台中央,但他似乎又逃离了常与这历史意识伴随的深刻与沉重,他对于中国历史、对于民主看法,往往是常识的重复、缺乏必要的独特性。他高度敏感于个人感受,但他的个人感受却又少一层真正的自我追问。”实际上,这不仅是王丹个人的局限,也是华人世界中的反对者们共同的局限。
    
    抗争者的命运,也就是推石头上山而石头总是落下来的西西弗斯的命运。抗争者不一定能够迎来胜利的那一天,但这无碍于他们矢志不渝地反抗那巨大的“无物之阵”。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被捕入狱并死于狱中的中国基督徒领袖倪柝声,写过一首动人的诗歌:“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炼哪挞成膏,它就不流芬芳;你若不投葡萄入酢,它就不能变成酒;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比我们年长一代的刘晓波,在苦难、破碎、幻灭和绝望中重新奋起,如同盘石出水,如同凤凰涅盘。而我们这一代的抗争之路,才刚刚开始起步。与郭玉闪等人一起在最新一轮的大逮捕中失去自由的民间公益行动者寇延丁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总会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对自由的渴望超过了对安全的期待,会在迷惘、探索、彷徨之后走上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路。”是的,这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许知远将希腊诗人卡瓦菲斯的那首《伊萨卡》送给王丹,我们每一个正在抗争之中的人,以及每一个有志于成为抗争者的人,都应当彼此共勉——愿我们的道路漫长,愿我们的理想永远高扬。
    
    来源:纵览中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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