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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博树:中国自由主义的主题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1月23日 转载)
    
    
     “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征文

    
    自由主义的基本含义
    
    就起源而言,自由主义本是个西方概念,其英语表述是Liberalism。它的关键词有两个:权利(Right)和权力(Power),但它们并非对等的,“权利”才是自由主义论证的核心。比如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1632-1704)就强调“生命、自由和财产”是人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这些权利而不是否定它们。“权力”与政府有关,代表着某种统治力或强制力,是维持人类群体生活秩序所不可缺少者;但权力天然具有腐蚀性、破坏性,所以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提出要用法律约束君王的权力,办法则是实现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以便让任何权力都不能为所欲为。以上这些构成我们今天所说的政治自由主义的基础。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则因他对市场经济运行秘密的揭示(所谓“看不见的手”)而被公认为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前驱。正是从这里,引申出私有产权的合理性以及崇尚竞争的现代企业家精神。
    
    现代自由主义认为,公共权力(政府)的合法性来自公民的授予。政府公职人员只是公共权力的受托执行人。但现代公共权力也可能形成垄断、变质。所以,如果用最简洁的语言概括现代自由主义的核心命题,那就是两条:伸张、保护公民权利,限制、监督公共权力。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经济或其他社会生活领域,这两条都普遍适用,且受到宪法的明确保护。由于如上这个原因,现代自由主义又可以称之为宪政自由主义。本书所谈的自由主义,都是指宪政自由主义。
    
    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独特起源
    
    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主题当然也是高扬公民权利,限制、监督政府权力,但它却是以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国走过的道路和中国人的独特经历为基础的。有人说:不对,中国人对自由主义的认识、追求,民国时代就开始了,迄今已经经历了一个世纪。这话固然不错,但1949年的革命拦腰斩断了这个进程,它迫使大约两代中国人不得不经历一番痛苦去重新发现自由主义。
    
    逻辑上可以这样说:1949年、特别是1978年以来自由主义原则的“重新发现”和中国自由主义的艰难发展,一直同反专制这个主题深刻相关。这里所谓“反专制”,就是指对1949年建立的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权制度的质疑、批评或否定。
    
    当然,这里有一个过程。
    
    今天,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描述共产党一党专权制度的基本特征,比如党掌握并控制全部国家权力的创设和运行;党不允许任何独立于共产党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存在;党控制主要选举过程,使选举完全形式化;党保持对军队和其他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党垄断意识形态解释权,使公共传媒成为党的“喉舌”。等等。 这些特征与现代极权主义的定义几乎完全吻合。但是,共产主义曾经是20世纪上半叶无数中国有志青年的奋斗理想,那时的人们曾真诚地相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制度。共产党在同国民党的斗争中,也曾批判、声讨国民党的一党独裁。这使得当时的很多热血青年认为共产党才代表中国的希望。至于上文归纳的那些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制度特征,特别是这些制度的专制本性,人们是在经历了许多人生曲折、遭遇了巨大的思想痛苦、也目睹共产党发生的深刻蜕变后才逐步认识到的。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萌生,是那些曾经信奉共产主义的一代人对时代反省的结果。
    
    李慎之与《风雨苍黄五十年》
    
     不妨看个例子:李慎之。
    
    李慎之(1923~2003),老一代知识分子,大学读书时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曾在重庆新华日报、延安新华通讯社工作,1949年后任职北京的新华社国际部。1950年代做过周恩来的外交秘书,随同出席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万隆会议。1957年,因提倡“大民主”被毛泽东点名,成为“右派”,开除党籍、下放劳动,1979年才得平反。后又随邓小平出访美国。1980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过社科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这个几上几下的经历在那一代党内知识分子中并不少见。但李慎之成为当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重要代表人物,却正在于他对这段历史做了刻骨铭心的反思,包括曾经的理想,也包括这段走过的、不堪回首的路。
    
    1999年“国庆之夜”,李慎之写了一篇“独语”,冠以标题“风雨苍黄五十年”,抒发其情感,更是对以前的理想做了番清算。此文已成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名篇。文章回忆了50年前作者参加天安门“开国大典”时的心情,“从下午3点一直呆到晚上10点,虽然几乎长达一整天,却并无倦意,整整7个小时都是在极端兴奋中度过的。”面对“从未见过的阅兵式”、“从未见过的礼花”、“从未见过的几十万热情的人群”,作者“不禁热泪盈眶”、、、、、、。40年后的1989年,同样是“国庆之夜”,作者看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情形:那时距六四开枪不过四个月,5月19日下的戒严令还未解除,北京的外国人几乎走光了、旅馆的空房率达 80-90%。“我已久不出门,那天晚上才发现,北京竟成了一座鬼城,不但灯火黯然,而且行人绝迹;每隔几十米就有一小堆人坐着打扑克,别人告诉我,这都是‘公安’的便衣。只有进入劳动人民文化宫、转到天安门广场后,才能看到耀眼的灯光和盛装的男男女女。在观礼台上倒是见到了许多老同志、老战友,大家也没有多少话可说,只是默默地观赏焰火、、、、、、”
    
    何以至此?这个鲜明的对比恰恰是为了引出对党国体制的更痛切的反思。作者仍用回忆的语调说:
    
    五十年前,为了向天下宣告新中国建立后的大政方针,毛泽东写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其中很重要的一段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正是这样”。最初读到的时候,心头不免一震;但马上就想,这不过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以其特有的宏大气魄表达马列主义的一条原理而已。一直到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我才看到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南尼提出的公式:“一个阶级的专政必然导致一党专政,而一党专政必然导致个人专政(独裁)”。以后若干年中,常回想起自己当年在西柏坡时上级所传达的毛主席指示,“要敢于胜利”、“要打到北平去,打扫龙庭坐天下”;又过若干年,听到毛主席说,“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才恍悟到,原来其中有一个贯通的东西、一个规律,即阿克顿勋爵所说的,“权力使人腐败,而绝对的权力绝对地使人腐败”。那是我在开国之时不但理解不了、而且也想象不到的。
    
    靠着毛泽东时代高压统治下积聚起来的反弹力,1979年以来的邓小平时代总算冲开了一个缺口,平反了冤假错案、活跃了经济、提高了人民生活、私人言论也确实自由多了、、、、、、。但有公民权利意识的人们还是认为,这个体制的实质并没有变,其意识形态也未真正改变。中国人被“解放”已五十年了,不但历史上传统的精神奴役之创伤远未治愈,而且仍然处在精神奴役的状态中。过去五十年间,我们的民族经历了那么多的大耻辱、大灾难,可在这次五十周年大庆的宣传中,这些大耻辱、大灾难统统不见了;不仅如此,各种宣传机器还开足马力、借这次国庆之机夸张中国的国力,甚至夸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尚书》中言,“满招损,谦受益”。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若不防止极端民族主义而放任它发展,实实在在是十分危险的。
    
    在上述两段文字中,作者对极权制度蔑视公民权利、极权制度导致权力变质均做了深刻揭示。中国自由主义反专制的主题已经跃然纸上。李慎之独特的地方只在于,他是以一位曾经的革命崇拜者和过来者身份讲这番话的。晚年的李慎之身边有几个不同圈子,经常在一起讨论中国问题,其中一个圈子是体制内的自由派学者。当年常参加这个圈子讨论的徐友渔(1947~)后来总结说:李慎之思想的彻底性,即在于为了探究中国悲剧产生的根源,而敢于对自己曾经为之自豪的革命经历,对自己为之奉献了青春理想的革命事业,进行批判性反思。李慎之的思想,在宪政民主中找到了归宿。
    
    胡平的《论言论自由》
    
    除了李慎之等老一代知识分子的痛定思痛外,中国人之“重新发现”自由主义还表现为出生于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或50年代(所谓“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学人的独立思考。“反右派”、“大跃进”、“大饥荒”、“文革”的荒谬,促使这一代人抛弃了那些红色说教,在知识资源极度匮乏的条件下思考那些大问题,从而独立发现了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并给予阐发。在这方面,胡平是一个典型。
    
    胡平(1947~)如今以海外民运理论家著称,40年前却是个四川下乡知青和返城临时工。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这个好读书的青年人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主修西方哲学史,1979年投入民主墙运动,1980年参加地方人大代表选举,竟成功当选北京大学海淀区人大代表。
    
    大约就在这个时间前后,胡平写出了长达5万言的惊世之作《论言论自由》,这是一篇基于中国人的独特感受、针对红色专制体制扼杀公民言论权利、从逻辑的学理的角度剖析问题的自由主义代表性作品。文中写道——
    
    什么是言论自由?那就是发表各种意见的自由。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统统包括。如果说言论自由仅止于以当权者意志许可范围之内为限,那麽试问,古今中外,还有哪一个国家的言论是不“自由”的呢?这样一来,我们神圣宪法上的言论自由条款,岂不成了最无聊的废话?
    
    在一个稍有现代国家观念的人看来,当权者对持不同意见者的镇压乃是最粗暴地滥用权力,即使这个人坚决反对那个持不同意见者的观点。然而,照那些受封建专制主义影响太深的人看来,当权者对持不同意见者的镇压是最自然不过的权限之内的应有之举,即使他心里对持不同意见者的观点深表同情,他们也倾向于肯定这种镇压是“合理的”。可悲的是,不少同志头脑里,根本没有关于任何权力都应受制约这种最起码的认识,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公民权利,不懂得政府权力只能用来保护公民权利,而决不允许用来侵犯公民权利。尤其是有些人还把这种幼稚的见解贴上马克思主义标签,用含糊混乱的词句代替对复杂事物的深入分析。
    
    文章在语言方面还偶尔带有那个年代的烙印,但表述的观点却已经远远超越了红色时代。
    
    作者强调:“现代专制主义的兴亡史揭示了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事实,当成千上万的人民为专制主义的磨上加水时,他们还以为是在准备‘真正的’民主呢。这件事实既说明了民主在当代世界是无人敢于正面挑战的强大势力,又说明了专制主义百足之虫的死而未僵。它提醒我们从理论上阐明民主的确切含义,对于实现民主是何等重要,同时它也告诉人们,民主毕竟是整个时代的呼声。也许,我们顶好把民主比作我们时代的本能。它有着永不衰竭的力量,它可能由于缺乏经验而找错了实现自己的对象,但它很快就会发现这种错误,从而迅速地转向另外的对象,一直到它在正确的目标中获得了满足为止。”
    
    上文中的最后两句话包含着对文革等刚刚过去的历史的自由主义式的思考。这正是中国人在自己的反思中独立发现的自由主义。
    
    六四天安门事件对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意义
    
    像胡平这样早熟的自由知识分子毕竟不多。事实上,作为政治思潮,中国自由主义在1989年前和1989年后有一个重大的不同。在上个世纪80年代,体制内的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意识到、并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批评共产党在反右派、大跃进、文革之类政治运动中犯过的巨大错误,但还没有把它上升到红色专制的制度层面去反思。比如,1980年代初的“伤痕文学”和稍后些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讨论,都有鲜明的反专制含义,是那个年代正在萌生中的中国自由主义的特有表达,但从根本上去怀疑1949年建立的这个制度,在当时却很少有人做到(民间的反对派运动或许是个例外,见后文)。
    
    1989年发生的六四天安门事件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这一年的4月15日,中共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辞世,北京高校学生为悼念胡耀邦、推进中国政治改革,发起和平请愿,运动迅即得到北京市民和全国民众的热烈支持。但邓小平和其他中共保守派领导人污蔑学生运动是在“搞动乱”。这场历时50多天的对峙最后以中共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下台、军队血洗长安街而告结束。
    
    六四之变促使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更深入地反思红色党国制度的专制本性,中国自由主义的反专制主题有了进一步提升。逐步创造条件,解构乃至最终破除一党专政的政治结构,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和明确目标。
    
    从实践层面看,最近20年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是沿着三个互有联系又各有侧重的方面展开的:第一个方面:自由知识分子的知识启蒙;第二个方面:自由知识分子与公民运动的结合;第三个方面:一部分自由知识分子发展为公开的政治反对派。
    
    自由主义与公民启蒙
    
    从事公民启蒙的自由知识分子以体制内学者居多,也包括一些活跃的民间人士。
    
    六四以后20多年,在中国这个既坚持党对公共权力的垄断、又在一定意义一定程度上放开市场的后极权国家,权力与金钱结合的权贵资本主义日益成为一个严重问题。普通公民、特别是底层民众的权益往往受到不法官商的侵害。但统治者运用庞大的意识形态宣传机器,致力于营造“和谐”外观,在各级学校教育中也强行灌输“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党八股。在这种情况下,高扬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普及宪政常识,用自由主义的学理去回答、解疑民众关心的各种现实问题,就成为自由知识分子一项责无旁贷的工作。这项工作的展开,构成1990年代以来中国自由主义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1994年开始,标题为《公共论丛》的系列图书在中国大陆面世,主题包括了“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自由与社群”、“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自由主义与当代世界”等,自由主义作为一个公开命题出现在大众视野面前。
    
    而随着《公共论丛》等出版物的问世,一批自由主义学人开始在社会崭露头角,比如刘军宁、贺卫方、朱学勤、秦晖、徐友渔、王焱、汪丁丁等等。他们中的大多数成为中国自由主义的中坚人物,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影响。
    
    与此同时或稍后,特别是进入本世纪以来,更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入公众视野,他们在政治学、法学、新闻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等领域各有专长,但同时他们又都是公共知识分子,关注公共事务,用自己的知识传播自由主义理念。这样的名单可以列出一长串:袁伟时、茅于轼、曹思源、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顾肃、章立凡、高华、雷颐、杨继绳、林达、张千帆、高全喜、任剑涛、孙立平、卢跃刚、胡舒立、崔卫平、何清涟、陈志武、张维迎、李凡、张鸣、王力雄、沈志华、陈平、吴国光、冯崇义、杨恒均、许允仁、傅国涌、袁剑、长平、笑蜀、刘柠、夏明、程映虹、周孝正、沙叶新、萧翰、王克勤、余杰、李伟东、北风(温云超)、焦国标、吴祚来、李悔之、章文、夏业良、张雪忠、、、、、、
    
    不妨也举个例子。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1953~)对“共同底线”的分析是近年来中国自由主义学者对社会的一个贡献。在一次访谈中,秦晖谈到,民主国家内不同主张之间的政策争论也很激烈,但却有一个“共同底线”,那就是宪政所包含的基本原则。比如——
    
    现在我们一般讲的左派是主张大政府的,在民主国家其实就是主张高福利,右派是主张小政府的,可是这个大政府、小政府,只有在宪政条件下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宪政政府本来应该是权力和责任对应的。如果我们讲大政府,不是仅仅说它的权力很大,首先要讲的是它的责任必须很大,也就是说它必须给国民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所以我们愿意多授予它一点权力。我们讲小政府,其实是害怕政府的权力太大,侵犯我们的自由、、、、、、。政府的权力是我给的,我给你权力是让你承担责任的。可是现在中国没有这个机制。
    
    以福利制度为例:
    
    中国不能说以前没有福利,很少──像苏联福利比我们多得多──但也是有一点的。以前中国旧体制下的福利严格来说它不是民主国家意义上的福利,因为第一给不给得看他爱好,你是不能要的,如果他给你那是皇恩浩荡,但是如果他不给你,你也不能要。
    
    假如是这个皇恩浩荡式的福利,那皇恩肯定是给对皇上有用的那些人,所以这种福利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往往给强势者的多,给弱势者的很少,就是说它是从上往下给福利,强势者在什么方面都是占便宜的。初始分配他占便宜,二次分配他还占便宜。而弱势者是各种分配都吃亏的,初始分配本来就低,二次分配他再吃亏,或者根本就没有。像以前的公费医疗,大部分农民都是没有的,主要是干部有。现在已经比以前好一点了,但还是很少。如果你把福利折成收入,就是比较二次分配以后的收入,你会发现比初始分配更不平等,这也是非宪政国家的一个特点。江苏省在2007年时,八千万的人口里,全额公费医疗只有14万人享有,那就是一定级别的干部了。它一年的医疗基金达到6000多块钱。那时江苏省农民的新农合应该是全国搞得最好的了,当时温家宝说,新农合每个农民应该达到50块钱,它已经达到75块钱了,已经是全国最先进的了,它的覆盖率是95%,也是全国最高的。但还有一些人是根本没有的,即使有的也就给了75块钱,而那些干部,却相当于他们的90倍!
    
    这些文字,把宪政就是保护公民权利、限制并问责政府权力的道理,通过具体问题(这里是福利制度)予以解释、阐发,对公众而言是一个很好的启蒙。用秦晖自己的话说:面对中国现实,“首先我们应该把这个道理给大家讲清楚。知识分子别的不能做,道理还是可以讲的。现在真正的问题是连这个道理很多人都是不懂的。”
    
    自由主义与公民运动
    
    自由主义并非只说不做。事实上,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是和中国公民社会一起成长的。不少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本来就产生于文革后期乃至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公民运动。进入新世纪后的这十几年,中国的公民社会借助维权运动、环保运动、独立参选人运动、家庭教会活动、网络公民议政等各种形式得到迅猛发展。虽然遭到越来越残酷的打压,但自由主义与公民运动的结合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势头。
    
    什么是公民社会?根据制度现代化理论,现代社会结构可以区分为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整合结构三大部分,而这第三个部分又称为公民社会。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运行遵循利益原则;公民社会的运行遵循公共理性原则,这个原则意味着人们的行为不是仅仅基于个人或小团体的狭隘利益考量,而更是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公共意志的表达。公民社会在现代社会中的基本功能是:对公共权力的社会监督;理性的文化再生产;公民团体的自治、相互沟通与理解,以营造高尚的人类精神家园。 在一个极权或后极权的政治环境中,公民社会又是凝聚社会力量、捍卫公民权利、推进社会正义、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公民运动是公民社会的一种存在形式,它可以围绕任何一个具体事件(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环保的等等)而发生,但总是以捍卫公民基本权利和/或向政府问责为核心,故带有鲜明的宪政自由主义特征。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市场化的发展,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演变,官民矛盾、贫富矛盾、城乡矛盾、生态问题的凸显,中国公民运动找到了自己新的伸张点。表现为局部性抗争的公民运动再次呈现勃发态势,主题也更加多样化。
    
    中国公民运动的重要载体之一是NGO(非政府组织)。我们不妨以公盟为例,看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由他们创办、参与的NGO在中国民主转型中发挥的作用。公盟,2003年10月由北京大学许志永、滕彪、俞江博士以及公益律师张星水在北京创立,开始的名称是“北京阳光宪政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因无法在民政部门作为民间组织登记,只能在工商局以“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名义注册。王功权、黎雄兵、滕彪、郭玉闪、李方平、张立辉、杨子云等都是公盟的核心成员。公盟的口号是“为了公共利益”,推行“阳光政治”,理性、建设性地推动中国的民主、法治和社会正义。在公盟存在的6年时间里,这个NGO做了大量工作,比如,他们进行了中国信访制度的研究,推行人大代表接待日,为上访者提供援助,开展中国新闻自由度调查,举办各种类型的研讨会,还完成了《藏区3•14事件社会、经济成因调查报告》,在这个敏感领域发出民间声音。震动全国的“毒奶粉”事件的调查和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公盟也发挥了组织作用。我在北京时曾多次受邀参加公盟的一些研讨活动,对他们的干劲甚为感佩。
    
    2009年,公盟被宣布取缔,创始人之一许志永也以“偷税罪”被逮捕,后取保候审出狱,暂时获得自由。2010年,原公盟又以“公民”为新组织机构名,继续从事公益维权活动,并大力倡导以“自由,公义,爱”为主旨的新公民精神和新公民运动。2013年8月,许志永再次被批捕,2014年1月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这个罪名当然是荒唐的。
    
    许志永(1973~)这样表述他的理想:
    
    我觉得中国面临的改革不仅仅是政治制度的改革,也是政治文化的改革。现代文明政治不仅要有一套宪政制度,还要有一批人作为宪政的第一推动者,让宪政制度良好的运转,我觉得我们这代人要扮演这个角色。过去很多从事政治的,就是靠我有多少人马有多少枪,但是我认为那是一种暴力的力量,我们要走到另一个极端去,走到极致,用自己的承担、自己的受苦唤醒人性中善良的一面,直到这种善良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让那些暴虐的气息荡然无存,让那些野蛮暴力的传统彻底被压制,它们将成为末流,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这个社会才能真正建立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
    
    这样的担当令人感动。关于“新公民运动”,著名媒体人笑蜀(1962~)从中国政治转型的大战略角度如此评价:“超越单一阶级推动论,超越政治社会两极对抗,超越政治社会两极对抗基础上的推倒重来你死我活。它最重要的元素应该是开放和兼容。即最大限度地向体制内外开放,最大限度地争取体制内外一切可以推动转型的资源,尤其向处于体制内外结合部的、兼具了体制内外双重优势的中间社会开放。这正是许志永们的意义,也正是新公民运动的意义。许志永发起的新公民运动,概括地说,无非是以自由、公义、爱为共同价值,实现中间社会各阶级的互动互助,在此基础上推进跨阶级、跨行业的公民合作,尤其是同城公民合作,最终以公民合作的集体力量,走向公民社会,推动和平转型。”
    
    自由主义与政治反对派
    
    就概念而言,在成熟的民主社会中,政治反对派指那些拥有独立政见、又不在台上执政的议会在野党团。中国至今尚未建立起多党和平竞争的民主体制,自然也没有这种意义上的合法反对派。
    
    在当下中国,“政治反对派”意味着公开提出否定中国现存政治制度的主张及纲领,公开向中共党专制体制说“不”。这需要勇气。前文指出,1989年后的中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自由知识分子内心里不再赞同这个体制,希望改变之,终结之,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把话公开说出来。这里有着种种策略层面、风险层面的考量(后边还会专章讨论之),其结果是大部分自由知识分子(特别是体制内“吃皇粮”的自由知识分子)选择了较为隐晦的话语表达方式。公盟的小伙子们开始也不是作为政治反对派登上社会活动舞台的,这可以从他们标榜的“阳光政治”之类口号中看出。另一方面,“政治反对派”也并非一定意味着主张“打倒共产党”或“立刻让共产党下台”,他们只是主张改变制度、改变政治游戏规则;在中国民主转型的策略选择上,政治反对派其实有着各种不同的主张,它们同样是以对中国形势的不同判断为基础的。
    
    由于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不允许任何独立的政治组织存在,这意味着:第一,中国政治反对派的任何组织化必将面临极大的风险;第二,中国民主转型的成功又确实有待于有组织的、成熟的政治反对团体成为民主化的中坚力量。
    
    回顾历史,中国自由主义政治反对派的雏形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已出现。当今中国最著名的异议领袖,很多在1978年底到1979年初的民主墙运动以及1980年代的校园民主运动中,已经崭露头角。魏京生、徐文立、秦永敏、方励之、胡平、王军涛等均是其中的佼佼者。由于六四镇压,方励之、严家祺、刘宾雁、陈奎德、郑义、王军涛、王丹、封从德、王天成等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学生领袖被迫流亡海外,徐文立、魏京生、付申奇、王有才等反对派领袖也不得不先后离开中国,在海外继续开展民主运动。然而,中国国内仍有秦永敏、胡石根、查建国、李海、陈西等更多同仁坚持反对派的政治理想,在艰难的条件下继续努力。
    
    2008年12月“国际人权日”前夕,中国公民群体在互联网发表《零八宪章》,首批签署者为303人,包括了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民间民主人士。文件的基调极其温和,但它的鲜明的反专制立场,还是使它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反对运动的一个显著标志。
    
    《零八宪章》开篇即讲: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宪章提出修改宪法、分权制衡、立法民主、司法独立、公器公用、人权保障、公职选举、城乡平等、结社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公民教育、财产保护、财税改革、社会保障、环境保护、联邦共和、转型正义等19项具体主张。文件最后说: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为此,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零八宪章》是中国自由主义政治反对派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它的主要起草人是宪政学者张祖桦(1955~)和异议人士刘晓波(1955~)。刘晓波因《零八宪章》被官方重判11年,并为此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无论人们对作为个人的刘晓波有多少争议,这个奖所拥有的巨大象征意义已经使这位当年的文坛黑马、后来的反对派领袖进入历史。
    
    其实,又何止刘晓波?“零八宪章”签署人可谓一个英雄群体。最近,为纪念六四25周年,徐友渔、浦志强、郝建、胡石根、刘荻等一批知识分子居然被刑拘。当代中国九大思潮中,只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被大批监控、被开除公职、甚至被抓捕被判刑,这自然是因为他们站到了反专制的第一线,所以“下场最惨”。但这也正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骄傲,他们无愧于这个民族!
    
    “重构史观”:自由主义与中国原创学术
    
    但,自由主义还有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通过建构严格的学理来重新解释过去60年、100年、乃至2000年的中国史,解构党国的革命史观,为中国民众,特别是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提供认知历史的新框架,至少可以让他们在不同的历史解释范式中进行选择。这是中国当代自由主义学者必须承担的一项工作。
    
    关于当下中国自由主义的学术短板,已经有人做过分析。比如,许纪霖谈过“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是自由主义言论中的两个弱项,荣剑就此引申云“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欧洲范围内尽管存在着长时期的民族国家冲突,甚至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但是,以领土争端和民族独立为核心诉求的民族问题,其实在欧洲并不存在,欧盟的制度框架正在进一步削弱乃至彻底消解民族国家的传统界限。中国现在显然不能参照欧洲的经验来解决它所面临的极其复杂的民族问题和领土问题,这就使得主要来源于欧洲思想的中国自由主义一下子失去了它的话语优势。在所谓‘国家利益’面前,自由主义一旦失语,民族主义话语必然高涨。新左派正好是借助于民族主义话语而不断扩大了它的正当性基础,它能够在这个领域游刃有余地动员起民族主义情绪,压制自由主义力量”。“民粹主义同样也是一个让自由主义者束手无策的问题。自由主义基本上就是一套精英主义话语,是社会中层和高层博弈的产物,英国大宪章的各方主体是国王、主教、贵族和城市行会领袖,城市贫民和农民在那个时候还根本走不到前台,参与不了政治游戏规则的制定。英国的自由主义自始缺乏与底层打交道的经验和传统。中国自由主义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和脱离底层有关。”
    
    荣剑的评论有深刻之处,特别是关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这一块如今正上升为中国的头号问题,自由主义的回应远不够充分;但说“中国自由主义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和脱离底层有关”却不正确,我们不能拿“重庆模式”或“乌有之乡”之类的毛左派获得某些底层民众喝彩就断言中国自由主义在基层民众中缺乏影响。本书一直强调的恰恰是:中国自由主义的成长有其特殊语境,并非仅仅是西方舶来品;它对权利的强调、对权力的解析,都和当代中国的反专制直接相连。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自由主义和普通老百姓的现实生活一点儿都不远,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息息相关的,甚至可以说“自由主义已成为中国社会的默认值”。
    
    当然,作为学理,中国自由主义还有巨大的生长空间。仅仅启蒙(目前水平上的启蒙)是不够的;面对党国精心编造的历史神话(这个神话已经熏染、毒化了至少三代中国人),中国自由主义学者有责任去创建一套系统的理论,一套原创学术,它既要提供对历史的全新解释,又有能力解构党国的原有史观。中国的民主转型固然艰难,但民主转型以后的认知重建与精神重建更加艰难。新的史观应该服务于这样的认知重建与精神重建。
    
    这些年来,通过《从五四到六四: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一书的写作,我本人即致力于这样一项原创学术工程的建构。 我把这个工程称为为中国版的批判理论。2008年,在德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我曾表达对建构中国批判理论的4点意见——
    
    第一,中国批判理论的主题是现代中国的专制制度,特别是以中共一党制为核心的大陆现存体制和制度的批判。因此,中国批判理论秉承了批判的核心精神,但又迥异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左翼批判立场。中国批判学者的立场是宪政自由主义,同时汲取左翼思想资源中的一切合理成分。
    
    第二,建构中国批判理论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已经成熟。
    
    第三,中国批判学者面临的困难首先是争取表达权。从制度语境看,今日中国批判学者比当年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创业者的生存条件更严酷,更苛刻。但反过来讲,这又是中国自由学者的光荣,是中国批判理论家的光荣。与专制体制做近距离的博弈,会使研究工作充满了快感和历史动感。
    
    正因为这样,第四,中国批判学者的特征是反思中的行动者与行动中的反思者的统一。中国批判学者既要反思过去,又要面对现在,又要筹划未来。
    
    这样的工作还在进行中。结果如何,未来会作出评价。我们只管努力就是了。我尤其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一代学人进入这个研究行列,事情才会更有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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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当然,即便是在鼓吹“守夜人”理论的斯密那里,也并非完全排斥政府对经济生活必须承担的一些公共职责。有些人只把经济自由主义理解为自由放任,是过于狭窄的。
     2,正如“导论”已经解释的,限于篇幅,本书不涉及1949年以前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而集中讨论红色专制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共生关系。
     3,张博树《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全本)》,香港,晨钟书局2012年版,页6~7。
     4,李慎之:《风雨仓皇五十年》,文章在许多网站都有刊载。
     5.徐友渔:《纪念李慎之活动遭禁》,纵览中国网站2013年4月22日。
     6,胡平:《论言论自由》,独立中文笔会网站。
     7,同上。
     8,1980年代的《走向未来丛书》、《传统与变革丛书》等同样具有深刻的启蒙含义,但当时的主题还是“现代化”,自由主义作为明确的理论言说尚未公开浮出水面。
     9,见秦晖与华尔街日报中文网记者袁莉的系列访谈,华尔街日报中文网2013年5月15日。
     10,同上。
     11,关于制度现代化理论更详尽的阐释,参见拙著《从五四到六四: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第一卷),香港,晨钟书局2008年版,第一章。
     12,许志永2008年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专访时所言。
     13,笑蜀《中国的中间社会站出来》,BBC中文网2013年7月31日。
     14,《零八宪章》的文本很多海外网站均有刊载。
     15,见荣剑《中国自由主义‘第三波’》,共识网2012年11月15日。
     16这部书共分6卷,第一卷已经由香港晨钟书局于2008年出版。该卷集中讨论了中国批判理论应该确立的方法论原则,初步建立了以“总体化”为核心的中国批判理论概念系统。后续五卷将就百年来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演变给出系统梳理和解析。
     17,见张博树《中国批判理论建构十讲》,香港,晨钟书局2010年版,页232。
    
    (本文节选自正在写作的《改变中国:六四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潮》一书)
    
    来源:民主中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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