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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赵紫阳說,民主治港是理所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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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3月03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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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舉代表的權利是保護其他權利的首要權利。拿走這個權利無異於使人淪為奴隸,因為奴隸要服從他人的意志,無權選舉代表的人正是如此。

     托馬斯·潘恩


    中共改革派元老李锐曾經評論說,如果說胡耀邦是党的“良心”,那麽赵紫阳是党的“大脑”。中共党史上出现了胡耀邦和趙紫陽这两任总书记,本身就是奇迹和例外;而他们被罢黜而死的悲剧命运,则再次印证了中共“优败劣胜”的权力分配制度。

    在中共建政之后的历任总书记中,赵紫阳堪称最了解香港的一位,他是真正的“知港派”。 早在六十年代任廣杔省委書記期間,趙紫陽就研究過一岸之隔的香港的政治、經濟、文化,甚至有向香港學習的想法。故而被毛澤東劃入以劉少奇和鄧小平為首的“修正主義”的圈子內。

    當時,在處理粤港关系上,趙紫陽遵循和為貴的原則,竭力淡化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尖銳矛盾”。一九六一年二月,赵紫阳允许宝安县的水库向香港供水;随后,粤港两地又达成了东深供水工程的协议,解决了香港的淡水供应问题。一九六二年,广东民众为了摆脱饥荒而掀起大规模的“逃港潮”,每天都有数千人冲过边防线。中央下令广东要将此事作为第一任务来抓。赵紫阳在承受很大压力的情況下,仍然提出富有同情心的對策——要“安排好群众的生活,让群众看到前途,跟群众做好思想工作,讲明群众在香港很难立脚,不动武,不进行清算”。這些做法赢得了外界的好评。

    在擔任總理和總書記期間,趙紫陽得以站在一個更高的位置上審視香港問題,他把香港問題放在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大棋局中來考量。赵紫阳也是中共领导人中最推崇自由经济的人,对香港的经济发展模式十分钦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赵紫阳力主在南方沿海开辟经济特区,便是希望将香港经济腾飞的模式移植到大陆。一九八九年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訪問中國時,與鄧小平和趙紫陽會面,曾經感嘆說,蘇聯未能像中國那樣及時展開經濟體制改革,是因為蘇聯沒有香港這樣的已經高度資本主義化的城市和通往西方的管道。在這個意義上,香港在中國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中確實扮演了舉足輕重的地位。

    趙紫陽在任期間和在被軟禁的晚年,也曾多次論及香港對民主制度和選舉制度。這些觀點,在如今中港矛盾愈演愈烈,“黨人”治港煙熏火燎之際,更加發人深省。

    趙紫陽致函港大學生會,支持“民主治港”的原則

    一九八四年,香港大學學生會去信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爭取回歸後普選特首,獲趙紫陽回信承諾「『民主治港』,是理所當然的」。當年學生會多名曾任學生會幹事的社會名人坦言,趙函令學生會關心社會、追求民主。

    一九八零年代初期,中英雙方就香港前途談判,由於事涉港人命運,港大學生會一直關注事件並發表意見。根據一九八三年評議會文件,港大學生會於當年十月聯同中大和理工學生會致函時任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反映港人對前途憂慮。

    事後學生會就香港前途問題「公投」,逾三千名學生投票通過支持學生會去信中國政府爭取香港民主化,內容提及香港必須從速民主化、回歸後香港「民主、法治、人權、自由」必須受保障。其後評議會成立九人小組負責草擬信件,並於一九八四年一月致中國總理函趙紫陽。

    同年五月底,趙紫陽罕有回信港大學生會,以書面承諾香港回歸後「民主治港」,信中特別強調「將來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即你們所說的『民主治港』,是理所當然的」。而學生會在信中對“民主”這一概念作出了明確的定義,包括堅持港人民主治港、中國不干涉香港事務,「將來香港地方政府及其最高行政首長應由市民普選產生」等。這裡的民主顯然不是共產黨欺騙性的“民主集中制”。換言之,趙紫陽深切地知道他支持的民主究竟是什麽。

    有趣的是,佔中運動發起人之一港大法學院副教授戴耀廷,當時擔任學生會外務秘書,參與了這一事件的整個過程。戴耀庭在接收媒體訪問的時候聲稱,趙函孕育了港大學生會的民主信念,而任幹事期間是他民主啟蒙的一部分。

    而當年有份撰寫致趙函件的一九八三年學生會外務副會長、現任立法會議員的葉建源回首香港現狀,十分唏噓。他慨嘆說﹕「爭取香港民主是我這一代人的願望,但沒想過三十年後人到中年,香港民主仍在十字路口徘徊,當年承諾仍未兌現、政改諮詢仍講循序漸進,實在拖得太久。」

     如果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是另外一種結局,如果以趙紫陽為代表的黨內改革派和民間追求民主法治的力量早日合流並主導政局,今日之中國必然不會是山河破碎、道德淪喪、貪腐橫行的“索多瑪”。而今日之香港,必然遵循趙紫陽“民主治港”的信念,早就實現雙普選了。那麽,不仅今天的香港将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局面,而且香港的自由与法治精神也有可能被内地所效仿。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的“良治”的政治遗产,也许能够引导困境中的中国走出一条兵不刃血的民主宪政之路。

    為什麼選舉是民主體制的標誌?

    在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中,有不少段落记述了赵紫阳晚年对香港问题的思考。这些深思熟慮的远见卓识,绝非江泽民、胡锦涛、習近平之类的昏君、暴君所能具備的。

    在一九九六年四月八日跟友人的一次谈话中,趙紫陽直接批评了北京当局的香港政策:“在香港问题上,中国也是失策的。彭定康在香港搞立法议员民主选举,其结果是香港人民自己选出来的;中国却表示到一九九七年后不予承认,要在筹委会内部成立立法机构,以代替之;这也是违反民意的行为。中国委派的筹委会在选举时,据说有一个人投了反对票,鲁平就找他说:你不同意,那么临时立法委员中就没有你的份。”

    赵紫阳在几次涉及香港问题的谈话中,都强调香港的言论自由不能被剝奪、中央应当尊重香港的民意、香港的特首和立法會議員應當由選舉產生。赵紫阳晚年的很多言论都率先在香港的媒体上发表,他本人因此受到更大压力,甚至被剥夺出门的自由。但他仍然坚持发表意见乃是一个公民的基本人权,宪法中有哪一条规定说中国公民不能在香港媒体上发表言论呢?偌大的中国不遗余力地封杀一名前总书记的言论,使之只能在香港发表,这本身就是一大怪现状。

    趙紫陽在八九學運中遭到老人幫的非法罷黜,他在晚年漫長的軟禁生涯中痛定思痛,體認到選舉的重要性。儘管趙紫陽擁有很高的民意支持度,但由於沒有選舉制度,民意並未形成他的權力基礎。趙紫陽無論是擔任總理還是總書記,他的權力都不是民眾或黨員直接授予的,他沒有經過真正意義上的競爭性的選舉,他是老人幫在幕后憑己意“挑選”出來作為“接班人”的。所以,老人幫既可以推他上臺,也可以把他掀翻在地,他只能被動的接受這樣的命運。

    林肯在南北戰爭的危機中說過:“沒有選舉我們就不會有自由政府;如果叛亂迫使我們提前或推遲全國大選,那可以明確地斷言叛亂已經征服並毀滅了我們。”而當南北戰爭剛剛結束,伊麗莎白卡迪斯坦頓就開始為選舉而大聲疾呼:“我們的‘路’直通選票箱,沒有變數,也沒有迴旋······我們在重建時期要求共和國的所有公民都具有選舉權。我們不談黑人,不談婦女,只談公民。”可見,在自由人的心目中,“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選舉故,兩者皆可拋”。

    香港的黃雨傘運動雖已落幕,但港人追求雙普選的鬥爭並未失敗和終結。此時此刻,尤其需要緬懷趙紫陽,重新發掘趙紫陽的思想遺產。赵紫阳缺乏戈尔巴乔夫或葉利欽的手腕與魄力,出師未捷、功虧一簣,未能终结共产專制体制,是一個悲劇人物。但是,可以假設,如果趙紫陽没有被老人幫非法赶下台,他的香港政策必然不同于江、胡、習。

    赵紫阳将以香港民意为旨归,不搞小圈子选举,不会力挺自诩为北大人“打工仔”的董建华、曾荫权和梁振英,而是将直选的权利还给香港民众。就连当年被中共喉舌骂得狗血淋头的末代港督彭定康所支持的立法机构选举,赵紫阳都基本持肯定态度,要是赵本人主導中央对香港的决策,他又怎么会像江、胡、習那样倒行逆施,引发港人走上街頭、奋起抗争呢?

    可惜,历史没有给香港人、也没有给中國人以这条坦途。

    惟有“新思維”才能救中國和救香港

    趙紫陽逝世十週年之際,趙紫陽在中國媒體上仍然是一個不能出現的名字。在一部為鄧小平歌功頌德的電視連續劇中,胡耀邦多次出現在劇情中,而只有一個“貌似”趙紫陽的、沒有標註名字人物一晃而過。但是,中國民間對趙紫陽的評價越來越高,深懷“六四”情結的港人也舉行了許多活動紀念趙紫陽。

    有香港媒體採訪到趙紫陽的兒子趙五軍。趙五軍罕有地呼籲當局對不同的聲音,包括關於香港的問題,要有“新的思維”。只要當局堅持普通老百姓只有服帖和忠誠,“總是會出現問題的”。

    趙五軍說,他的父親趙紫陽在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代表中國政府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該文件主張用開明的態度來處理香港問題。當時,這封文件還被送到聯合國存檔,以顯示其具有國際公約的地位。如果中共遵守這份聲明中的承諾,就能應得國際社會的尊重。然而,如今中共當局居然公開宣稱,《聯合聲明》已經失效,怎能不讓港人群情激奮?怎能不讓國際社會憂心忡忡?這種流氓無賴翻雲覆雨的手段,豈能符合一個“崛起的大國”和“負責任的大國”的容顔?

    處理香港問題所需要的“新思維”,其實並不新。趙紫陽在三十年前的智慧與遠見,就可以供明智的決策者汲取和學習。趙五軍回憶了他親身經歷的一九八零年代父親同中國派駐香港的最高官員許家屯的談話。趙紫陽對時任新華社駐香港分社社長的許家屯說,中共官員不應該插手對香港的管理。“你不是香港總督,你也不屬英國内閣······一九九七年後,我們必須把香港交給香港人。”可惜,六四槍響,趙紫陽黯然下臺,許家屯遠遁美國,他們推行的香港政策也被棄之如敝屣。

    對於父親當年的這段話,趙五軍感嘆說:“如果不是香港和臺灣,中國的經濟改革就會無法想像。······香港在中國的改革開放年代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國始終應作爲政治上寬鬆的標誌。”他接著說:“有香港是中國的幸運。我認爲香港可以是中國政治改革的榜樣。在香港實現民主程序對中國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香港的現行制度必須加以保護。”趙五軍還說,他欣賞香港人推進自由選舉和尋求保護他們核心價值的行動。“有些人還是會處於善良的本心去向不公正抗爭的。如果他們都成了奴才和順服的子民,那香港還有什麽意思呢?”這些,大概也是他的父親的肺腑之言吧?

    来源:纵览中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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