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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东:专制真是垄断做好事的权力吗?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3月08日 来稿)
    有人指出:海外民运正在和中共合流,不仅同流合污,而且歌功颂德,我看不无道理。
    
     最近有篇文章《专制就是垄断做好事的权力——看柴静的〈穹顶之下〉,我想到郑义的〈中国之毁灭〉》(胡平)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短短的几天之内,柴静的《穹顶之下》就赢得了两亿次点击,创造了网络传播的奇迹。
    
     有海外网友说,柴静这部片子“应该获得国际环保机构的大奖”,我随即跟帖:“郑义的《中国之毁灭》更该得”。
    
     是的,看了柴静的《穹顶之下》,我马上想到郑义的《中国之毁灭》。《中国之毁灭》是流亡作家郑义在一无资助,二无团队,单凭一人之力,用了5年功夫完成的一部40万字巨著。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是对中国生态环境现状的描述,其中不只谈到了空气污染,还谈到了水污染、土地污染等等;下篇是对生态灾难的制度分析,结尾两章是对国运的分析与预测。该书出版于2002年,距今已经13年了。
    
     看了柴静的《穹顶之下》,我不禁想,如果当年郑义有条件把他的《中国之毁灭》拍成电影,那又将如何?我们知道,中国第一部走出国门并荣获国际A级电影节(第二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故事片大奖的电影是根据郑义同名小说改编的《老井》,而这部电影的编剧就是郑义自己。我想,以郑义的才气,假如有条件,把他的《中国之毁灭》拍成电影,那一定会很震撼。
    
     如果郑义的书在当年就可以在国内出版,如果郑义有条件把他的书拍成电影又可以在国内放映,那么,它必将造成不亚于今日《穹顶之下》所造成的轰动,从而唤起国人--包括政府--对环保问题的强烈关注与投入;那么,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例如雾霾,定然不至于严重到今天这个地步。在这里,我们不只是为郑义扼腕,更是为国人扼腕,为国运扼腕。
    
     柴静的《穹顶之下》引来如潮的赞许,也招致一些批评和质疑。有一种批评很正确,也很有力;不过对这一种批评,对方也很容易辩护,很容易化解。
    
     比如说,有人批评《穹顶之下》回避了对政府、对体制的追究,但正如辩护者说的,如果《穹顶之下》明确提出政府的乃至体制的问题,像郑义的《中国之毁灭》,这部片子就拍不出来、放不出来了。不少人质疑柴静和体制的关系。不错,如果柴静不是曾经的央视出镜记者,如果她不具有由此带来的知名度以及和体制的良好关系,她不可能拍成这部影片;如果没有体制的许可和某种协助,《穹顶之下》不可能在网络上得到如此广泛的传播。但若因此便断定这部影片是“小骂大帮忙”,是为专制政权服务,便断定这部影片一定是部坏影片,那显然又是不中肯,不符合实情的。无论如何,《穹顶之下》是部好影片,它起的作用无疑是正面的。像柴静及其团队那样,尽量利用体制做好事,在道义上是无可非议的。
    
     应该说,上述辩解也很有力,很通情达理。可是,联想到郑义那本书的遭遇,你不能不感到还是有几分意气难平,你不能不感到这中间必定还有什么要紧的问题没有弄清楚。
    
     我曾经讲过,专制不只是做坏事,专制也会做好事;在专制下,人们不是只能做坏事,人们也可以做好事。问题是,专制之坏,坏就坏在它要垄断做好事的权力。它只准自己做好事,不准别人做好事;准确地说,它只准人们在它的许可下做好事,没有它的许可,你就是想做好事也做不成。为此,它就要打压那些想独立地做好事的人,它就要封杀那些人做的好事--这本身就是做坏事。事实上,专制做下的坏事,有很多就是因为它要垄断做好事的权力而做出的。一般人只知道专制之恶就因为它做坏事,他们不知道,专制之恶,也因为它做好事,因为它垄断做好事的权力。
    
     知道什么是“作威作福”这个成语的本意吗?“作威作福”这个成语的本意是:一切权力统统归王所有,一切恩惠唯有王才能施予。这就是说,只有王才能做好事。意味深长的是,渐渐地,“作威作福”这个成语的含义却发生了变化,它后来的意思是指横行霸道、骄奢淫逸。细细想来,这种词义的变化是那么微妙,那么自然,那么深刻,那么正确。它正好揭示出:权力导致腐化,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化。这就提醒我们,反对专制,不只是要反对它做坏事,而且也要反对它对做好事的垄断。
    
     不错,在现行体制下,一个人好像只有进入体制,至少是获得体制的许可,才可能做成一些好事。借助于体制,你甚至可能获得在自由社会中都难以获得的巨大成功。但我们必须看到,那正是体制给你设下的诱饵和陷阱。我们的责任正是要去改变它而不是去适应它。我们更需要开辟出自由之路。由于缺少最起码的自由--首先是言论自由,我们曾经付出无比高昂无比惨重的代价。郑义的中国生态危机报告被封杀十余年这件事则提醒我们,这样高昂惨重的代价我们现在还在付。
    
     路是人走出来的,走的人多了才成路,走的人少了成不了路。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对所有利用体制做好事的人予以肯定,但同时我们也要提醒他们,生于当代中国,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更多的人一道来做。
    
    ······
    
    胡平上面这篇文章,其实是对专制的阿谀。
    
    胡平上面这篇文章,是在误导人们对于绑匪心存幻想!
    
    专制真是垄断做好事的权力吗?
    
    专制政权做的“好事”真是好事吗?
    
    当然不是!
    
    吉拉斯指出:新阶级不退出,任何改革都无济于事!
    
    新阶级不退出,任何好事只能变成坏事!
    
    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吉拉斯这个名字,并大致了解了他所著《新阶级》一书的内容。
    
    吉拉斯曾是南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二战后,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担任多项要职,一九五三年成为副总统兼国民议会议长,并内定为铁托的继承人。
    
    然而这样一个大权在握的党的领导人,后来却成了最坚决、最彻底的反体制派,站到了与自己曾领导的党势不两立的对立面。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转变,缘于吉拉斯人性中还葆有一个自由、独立和真善的灵魂,即便在体制内担任过多年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未能磨除其与生俱来的率真和良心,这一点有点象中国的胡耀邦。不过由于环境条件不同,时间也不允许,胡耀邦未能将真实的内心思考行诸成文,并象吉拉斯那样达到一个很高的思想高度。吉拉思曾三度访问苏联,亲眼目睹斯大林及其亲信高官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同时对人民极其残暴,随着他看到各共产党国家领导层日益蜕化为特权阶级,他对所谓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刻反思。通过反思,他的思想有了彻底转变,于是提出要削弱南共联盟、建立政治多元、个人享有自由的开放社会。这些主张超过了铁托容忍的限度,为此他被撤销全部职务,一九五四年,他主动退党。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爆发革命,吉拉斯在纽约《新领袖》周刊发文,赞扬匈牙利革命“是马列主义逐步走上末路的开端”,同时公开发表批判南斯拉夫现行政策的声明,因此再度被捕。吉拉斯入狱前把《新阶级》手稿寄往美国,一九五七年《新阶级》一书在美国正式出版,他却因此书被加刑七年。《新阶级》一出版就引起世界的轰动,许多沉迷于社会主义理想的西方左派人士从此觉醒,也启发了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哈维尔等苏联和东欧的无数知识分子,使他们走上了反体制的道路。
    
    《新阶级》的副题是“对GC主义制度的分析”,全书在深入剖析GC主义来龙去脉的基础上,告诉人们:新阶级是社会主义的特产,社会主义的源头是马克思主义。通过暴力革命夺权后的社会主义新政权,很快把工业财产及土地收归国有,不仅资本家甚至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农民的财产也不能幸免。从此,国家的一切资源都由GC党官僚掌控,结果,“与以前的革命相反,GC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 而由党官所组成的新阶级,“是贪婪而不能满足的,就像资产阶级一样。不过,它并无资产阶级所具有的朴素和节俭的美德。新阶级的排斥异己正像贵族阶级一样,但没有贵族阶级的教养和骑士风格。”显见,这个新阶级虽然仍旧自我标榜为无产阶级,然而却是比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更为利欲熏心、且道德感差得多的超级资产阶级。
    
    吉拉斯看到,斯大林等领导人不仅生活穷奢极欲,最不可思议的是,“国家大事都是在亲密交谈的晚餐中,狩猎中,以及两三个人的交谈中决定的。······召开(党和政府)会议的目的只是用来确认在亲密的厨房中早已烹调好的食物。” 而中国的新阶级,在奢糜享受和权力专断方面,比苏联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毛当年在全国有几十处行宫,其他副主席或常委也在各地置有行宫或别墅;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毛的菜谱仍是中西珍肴;最荒唐的是,一边饿死几千万人,一边用一万多吨粮食酿制两千零七十九吨茅台,供新阶级的人享用。社会上一九五八年就禁止跳舞,许多人因违禁跳舞被判刑坐牢,但中南海却一直跳到一九六六年,毛等巨头还叫来文工团的年轻漂亮女演员陪舞,“宠幸”的女孩还要陪到床上。而另有一人后来因为打牌罔顾救灾,酿成河南溃坝二十三万人被活活淹死的惨剧。如此荒淫无度的新阶级必然引发天怒人怨,毛一手酿就的“三年自然灾害”加十年文革,搞得遍地饿殍民怨沸腾。以至后来不得不搞经济改革,并在农民舍命包产到户的压力下解散人民公社,农民才开始解决温饱问题。对此,吉拉斯早有解释,“当新阶级无法维持它所篡夺的所有权时,或这种所有权的代价太大,或者有政治性危险时,新阶级才不得不将所有权转让给其他阶层,或者制造出其他所有权形式。”
    
    事实表明,新阶级主导的改革的首要目的不是为了人民,而是为了巩固其统治,并打着“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旗号,为他们自己和子女谋取利益。正如《新阶级》所说,“凡是某党所倡导的改变,首先取决于新阶级的利益与愿望;像其它社会集团一样,新阶级的一举一动,或守或攻,都带有增强其权力的目的。”“这个新阶级的极权暴政和控制,如今已变成驱使全民流血流汗的桎梏。”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阶级,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幌子,通过“私营化”明目张胆攫取国有财产,所有改革无不是为了巩固和扩大权贵的利益,由此形成了一个以权贵资本主义为特征的新阶级,成为了原社会主义国家新阶级的超级版。
    
    在权贵掌握大权和主要社会资源的前提下,他们主导的改革能否从根本上解决一切弊病,并让执政集团变成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群体?吉拉斯认为,除非某党退出历史舞台,否则任何改革都无济于事。即使是在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改革时,吉拉斯仍毫不动摇的坚持这一观点。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在一大批秉持这样信念的人的引导下,通过百折不挠的坚持斗争,才让多米诺骨牌轰然倒塌。
    
    至今,《新阶级》发表五十多年了,中国却甚少出现吉拉斯这样坚决的自由派人士,象吉拉斯这样宁可不要高官也要坚持信念的更是微乎其微,仅有的一些志士也被迫远走异国,或排没草野。于是可以看到,中国更多充斥着的是LXB、崔卫平这样口称“我没有敌人”,企图与当局合作推进渐进改革的合作派。我还认识一位北京朋友叫周鸿陵,他主张治理转型,一个村庄一个社区去搞治理试验,这中间要和各级当局合作、磨合、妥协,费尽周折,企图在旧体制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追求善治,他认为这是推动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最佳选择。他搞这个已有十多年,但似乎全国各地没看到几个模范的民主社区,更难看到一个模范的民主乡、民主县。
    
    理性、宽容、非暴力肯定是值得提倡和鼓励的,鼓动当局改革向善也是应该的,治理试验也是不能完全加以否定的,我甚至很感动于周鸿陵老师的苦心与坚持。但新阶级会让这些主张如愿吗?在我看来,其希望几近于无。如果仅仅死守渐进改革和治理转型这两条路,多半是死路,绝不会有明显的成果。为什么?吉拉斯的《新阶级》在这个问题上早已作了明确无误的回答,而我可以说是最坚定支持吉拉斯观点的中国人之一。吉拉斯至为精准的号清了某集团的脉搏,他的深邃眼光穿越历史,认定在任何国家,任何时候,一旦马列斯制度落地生根,一定会产生新阶级,这个新阶级正是人类历史上最贪婪最残暴最有实力的特权阶级,要让这样一个攫取巨大权力和利益,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肥得流油的新阶级主动收缩胃口并退出历史舞台,尤其是当他们仍背负沉重历史包袱和政治债务的情况下,难度几比登天还难。因此,只要这个集团还在台上,所谓改革就注定是一场游戏一场梦,改来改去都是新瓶装旧酒。而企图靠不动摇制度只改进技术的一星半点的治理试验去撼动专制大树的盘根错节,似乎也只能凭藉善良而乐观的想象。
    
    因此,我同吉拉斯的看法一致,就是一个苏联式国家如欲发生质的改变和进步,得有一个最大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专制极权必须退出历史舞台。这应该是一个不可动摇的改革目的,也是国家真正进步的基础和手段。无论打着什么旗号的改革,如果只是为了巩固专制极权,为了确保一党执政的长期化,那么这样的改革都是毫无意义的,对国家和民众也是没有任何益处的,这样的改革就是假改革。只有象台湾那样,以结束专制为目的的改革才是真改革。显然,在中国大陆来讲,目前我们尚未看到任何真改革的影子,无论是口头承诺,还是书面文件,还是实际行动,都表明真改革尚未到来。而结束专制,要么推行真正的改革,要么民众起而革命或统治集团内部分崩离析。改革是不流血的革命,怎样才能促进真改革的来临呢?根本办法是象吉拉斯那样,对权贵新阶级的本质有着最清醒的认识,坚决的反对专制极权,坚决的不合作,想尽一切办法从正面、反面、侧面去施加压力,去瓦解专制,并持之以恒的启蒙民众,只有起而行动的人们数量多到一定程度,施加的压力大到一定程度,才会迫使当局施行真改革。同时,不能绝对的主张非暴力,不能对所有正当的人民维权革命持本能的反对。那种认为一味的容忍、善意的合作就能感化新阶级主动改革,认为治理试验可以导致全国性的大面积转型,其实都是不太现实的。当然,各种途径和方法可以并行不悖,我当然也乐见有人推动上层主动改革,乐见有人投身治理试验。但我同样坚决的认为,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如吉拉斯这样清醒而坚定的人们越来越多,并切实的采取有勇有谋的行动,中国才有希望。
    
    因此必须承认:自了解吉拉斯以来,我尊敬的人物图谱里,又多了一个吉拉斯;我信服的著作里,又多了一本《新阶级》。在此,我郑重向读者朋友推荐这个人和他的这本书。
    
    各位,你赞成吉拉斯吗?如果赞成的话,你就是我愿意结交的同志和朋友。
    
    胡平之流应该猛醒,抛弃对于专制的阿谀。
    
    胡平之流应该回头,不要误导人们对于绑匪心存幻想!
    
    专制不是“垄断做好事的权力”,专制是垄断了“把好事变成坏事的权力”!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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