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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中国的官场经济与战场经济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12月16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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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谢选骏
    
    中国没有市场经济,只有官场经济与战场经济。
    
    所谓“血汗工厂”、“暴力拆迁”,都是战场经济的特征。
    
    最近,大举逮捕金融机构负责人,是“战场经济”的最新发展,表示战场已经从社会底层蔓延到了社会上层。
    
    (一)
    
    “最高检”指出:上半年查处金融犯罪7782件,逮捕一万多人!
    
    9月23日,北京“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国检察机关去年以来查办金融领域刑事犯罪工作有关情况,并对打击近期股市波动中的金融犯罪进行了回应。
    
    最高检公诉厅副厅长聂建华表示,本轮股市动荡中,内幕交易、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以及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等金融犯罪受到了社会的关注,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相关案件,我们会加快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的进度,对构成犯罪的,依法提起公诉,保持对金融犯罪高压打击态势,维护金融市场秩序。
    
    聂建华介绍,2015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件共6件8人,同比上升50%。
    
    对于检察机关在预防此类犯罪采取的措施,聂建华介绍了三类措施。
    
    一是进一步加大对金融犯罪案件追诉、制裁、打击力度;二是加强惩治金融犯罪的宣传和预防金融犯罪陷阱的普法教育,针对犯罪易发环节通过案例警示、风险提示、专项教育等方式开展犯罪预防工作;三是加强与金融监管机构沟通合作,在办案过程中发现监管问题和程序上的漏洞及时与监管部门沟通反映情况,敦促有关主管部门完善监管措施。
    
    在发布会上,最高检新闻发言人肖玮介绍,从检察机关办案数量来看,我国金融犯罪整体呈现快速上升趋势。仅今年上半年,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金融犯罪案件7782件10608人,同比分别上升54.7%和67.2%。
    
    肖玮表示,2014年1月至2015年6月,检察机关受案量最多的仍为信用卡诈骗犯罪案件,共批准逮捕信用卡诈骗犯罪8654件9323人,受理移送审查起诉19677件20970人。肖玮说,从案件罪名分布看,各罪分布明显不均。其中,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犯罪案件大幅增加。检察机关在办案中还发现,非法集资案件数量激增,特大规模集资案件屡见不鲜。
    
    发布会上,肖玮还通报,2014年1月至2015年6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涉及金融领域职务犯罪案件701件877人,在立案侦查的金融领域贪污贿赂犯罪中,贿赂犯罪453人,占该领域立案总人数的51.8%。此外,金融领域职务犯罪主要涉及银行、保险、证券及非银行融资机构多个领域。
    
    刑法已有关于证券领域犯罪的条文规定,此次最高检又对该领域犯罪作出了明确表态,为何对内幕交易等犯罪行为打击力度如此之大?
    
    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冯辉认为,不管是从金融法方面看它的违法性还是从刑法角度看它的社会危害性,以内幕交易为代表的证券领域犯罪危害性非常大,值得司法机关投入人力物力去解决;客观方面,传统上因为金融犯罪专业性较强,司法机关对于金融犯罪行为追究力度还比较薄弱,但是近年来随着金融犯罪案件的增加,检察机关金融监管能力有所增加,因此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此外,金融监管应该是全方位的,涵盖立法、执法各领域,检察机关的表态有利于回应公众对于证券交易市场的关注,传递更多积极的信号。
    
    聂建华在发言中提到,预防证券领域犯罪要加强与金融监管机构沟通合作,敦促其完善监管,那么,目前金融监管机构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本质上是金融监管的权力分配和不同监管机关协调的问题”,冯辉认为,传统意义上人们关注的监管机关是“一行三会”,认为这样的监管体系已经全面覆盖了,然而近期出现的一些违法行为恰出自于此,例如证监会[微博]主席助理张育军被调查。面对市场时适用的规则在面对内部制定规则者时会出现问题,这时就需要更为独立的监管机构,司法机关在这方面更有优势,“通过司法监督,可以给金融监管添一把火。”
    
    冯辉还认为,目前司法机关的表态在短期内对一般性的金融违法行为会产生明显的威慑作用,但从长远来看,金融行业灵活易变,因此需要靠长期的机制进行监管。
    
    在新闻发布会上,最高检公诉厅副厅长聂建华表示,对于发布虚假信息以及内幕交易和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的行为,我国刑法第180、181、182条将其规定为犯罪并且规定了双罚制,既处罚个人又处罚单位,既处自由刑又处财产刑,刑法比较严厉。
    
    刑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对于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刑法第一百八十一条也规定,编造并传播影响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
    
    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的从业人员,证券业协会或者证券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者伪造、变造、销毁交易记录,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也做出了类似规定。
    
    (二)
    
    早在2006年,就有学者提出,“谨防市场经济变成官场经济”:
    
    政府推动的“政企分开”需要一个过程,我们不得不为“政企不分”的历史买单。 很多企业家是在不得不应付腐败。 不正常政商关系不仅会扭曲改革,甚至可能会伤害、葬送改革。中国改革只有两条路子,成功或者不成功,目前很关键。
    
    “狼狈为奸”和“逼良为娼”
    
    《法人》:今年以来,一个现象特别引人注目,那就是一个企业家倒下去,总会有一大批官员跟着垮台。这些案例的背后应该意味着某些官员的腐败,您是如何认识这种腐败的?
    
    仲大军:先谈一下政商关系不正常背后的腐败。在当前这已经成为一种规律性现象,已经成为我们国家这样一种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突出表征之一。这和建国后一段时间存在的政企不分有很大的关系。虽然我们一直强调政企分开,但是目前还在转变的过程中,政府和企业仍然藕断丝连,权力始终在微观的层面参与市场。
    
    我们都知道,市场是个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企业参与市场,是为了获得某种资源、交换某种资源或者利用某种资源,也就是说寻找对自己有利的交易机会,而权力在微观的层面参与市场,则意味着政府依然可以支配资源或者决定起源的流向,只要愿意,很多情况下都可以形成。这时候就出现了所谓的“官商交易”,也导致了一些官员和一些商人之间过于紧密的联系。
    
    《法人》: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只要政府不在微观层面参与市场,不正常的政商交往的事例就可以少很多?
    
    仲大军:应该是这样。不过,在转型期的中国,这比较困难。因为政府推动的“政企分开”需要一个过程,我们不得不为“政企不分”的历史买单,虽然我们在努力告别历史,但是还需要时间,政府需要逐渐减少自己对市场的参与。
    
    《法人》:也就是说,不正常的政商关系有其必然性。
    
    仲大军:更准确一点说,是政府与企业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会在微观层面有比较多的接触。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市场经济是逐利经济,商人为了利益有时候会不择手段,而政府手中不仅有政策、有执法权和司法权还有各种有形的资源,例如国企、土地、矿山、公用设施、基础建设项目,等等,当相关的市场交易机会出现时,负责官员如果与一个商人面对面,是否会有不正常的关系发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彼此的个人的道德约束和自律性,尤其是在目前法制不够健全、有效监督机制仍待建立的情况下。
    
    《法人》:在这样的政商关系框架下,那些腐败官员有值得人们同情的地方吗?
    
    仲大军:不能同情。市场经济一方面是逐利经济,另一方面也是法制经济,也要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官员们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像其他人一样,都有“爱财”的本能,但只能限于自己的工资收入,如果想得到更多的收入,那就应该去闯市场,公务员的收入都是有限度的,不能又当官,又当资本家。一边当官,一边捞钱,是严重违反职业道德的,也是我国特有的现象。
    
    《法人》:同上一个问题相联系,您如何看待与以上腐败官员作为同案的倒台企业家?
    
    仲大军:这要分开来看。他和腐败官员是谁第一个动了“共谋”的念头。如果是前者,这种企业家及其企业本身就并非市场中的健康主体,该法办的显然要法办。如果是后者,则也要分情况,一种是“心心相通”,腐败官员说了企业家心里想的,也没什么好说的,整个是“狼狈为奸”;另外一种是“逼良为娼”,企业家其实不想,可是官员对其软硬兼施,鉴于该官员手中的权力、资源(有时候恰恰是决定企业生死的资源),他不得不带着侥幸心理以身试法,这是让人悲哀的事情。
    
    “强资本”比不过“强权力”
    
    《法人》:你曾经描述过当前我国“强权力、强资本”的现象,但这两强相遇后,是权力厉害还是资本更强?
    
    仲大军:权力应当比资本更强,我前面提及,小到注册、纳税,大到用地、批文,再加上政府还有很多可以在市场上交易的资源,再大的企业在政府权力面前,也还是弱小的。
    
    《法人》:这可能是有些企业家在私下里讲做生意就是“做关系”的原因。企业家们愿意面对强权力么,尤其是别有用心的官员手中的权力?
    
    仲大军:80%甚至更多的企业家不愿意,甚至可以说是对腐败深恶痛绝。有人对我说,我省下来钱、省下来精力老老实实经营企业多好,不过,有时候没办法,如果哪个细节照顾不好,随便一个细节,水、电、税、费都能把你整死。很多人是在不得不应付腐败。
    
    《法人》:80%的人中间,有没有人敢于对腐败说“不”。
    
    仲大军:当然有,而且不少。中国企业家还是有很多人在合法的、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做生意。
    
    《法人》:但是他们有时候也需要学会生存的“技巧”,特别是面临权力拥有者隐讳地“卡、拿、要”的时候。
    
    仲大军:如果没办法对抗,只能这样。如果你要顺利的生存,不过这种让步通常会以法律作为界限。
    
    《法人》:不知道与腐败案件有纠葛的企业家会对中国企业家的生存状态有什么影响?
    
    仲大军:他们的存在首先是企业家生存状态的一部分。不好的影响就是可能会有一种导向作用和倒逼作用,所谓导向作用,这些企业家通过非法获得利益的做法可能会成为其他企业家追求利益仿效其路径的动力;所谓倒逼作用,也可以称为“劣币驱逐良币”,当两个或者更多企业竞逐一个项目,如果有关系、有政府背景的企业不正常的获得了胜利,其他企业坚持原则的热情肯定会越来越少,好的企业会被驱逐出市场。
    
    当然,从另外的方面,我们也可以讲,这些违法企业家的下场对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也是一个警示,做生意,还是合法经营是正途。
    
    《法人》:2004年以来,由郎顾之争引发的“国退民进”大争论开始,“民企原罪”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在不正常的政商关系框架下,您支持这种声音么?
    
    仲大军:显然不。我认为这种提法本身就有问题,绝大多数企业在开始进入市场的时候是清清白白的,“原罪”何来之有。如果说有些企业在娘胎里就不合法,那数目也为之甚少。我们不要胡乱照搬西方的一些概念。
    
    谨防“市场经济”成“官场经济”
    
    《法人》:从您刚开始的谈话我推断,中国有为数不少的企业家是想与腐败官员结盟的。,虽然有很多人有这个意愿但没这个实力,找不到“门子”,但是搞违法交易的企业家并不在少数。这应该是个事实。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存在权利与资本的共生关系,中国的政商关系和国外的政商关系有何不同,和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政商关系又有什么不同?
    
     仲大军:先和国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比。最重要的就是所处环境的不同。国外一般法律环境比较健全,各种制度比较完备,此外,经历过较长时间的市场经济的洗礼,已经形成了一种有章可循、比较稳定政商关系。肯定也有政府官员与企业家之间不正常交往,但都面临着限制和约束,违法成本比较高。而且,国外政府一般都定位于“服务型”政府,官员手中基本上掌握不了什么实实在在的资源,与企业家讨价还价的余地很少。
    
    再看历史,我们国家向来有“家天下”的传统,在“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历史上,中国没有什么不是政府的,不是皇家的,因此,在古代做生意,你不和政府合作就没得活,这是为什么胡雪岩这类的“红顶商人”举不胜举的原因所在。
    
    不过,这种历史对今天仍然有影响,加上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政治经济高度一体化的影响,我们的政府是一个拥有庞大资源的“主导型”政府,正是这种特点,导致权力可以在转型期进行寻租。改革的过程是由官员来完成的,加上国家法律、法规不健全,官员极容易利用权力进行寻租和“暗箱操作”。
    
    《法人》:您经常谈及改革的公正与公平问题,不正常的政商关系会对我们国家公正与公平的改革追求有什么影响?
    
    仲大军:改革开放来的经历说明,客观来讲,如果这种不正常的政商关系长此以往甚而愈演愈烈,市场经济将面临巨大的危机,会真正演化为“官场经济”和“关系经济”。
    
    这是很可怕的。不仅与我们追求公正公平的市场经济改革的初衷不一致,而且会影响人们之间应有的友好、平等、公平、互助的关系,会不利于人们形成讲道德、讲究独立人格的社会气氛。
    
    这还会进一步影响到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前景。不正常的政商关系会让社会资源借着改革的幌子大量落入具有政府关系的企业手中,社会资源再度形成被垄断之势。这种结果会导致新企业越来越难以进入市场,市场化改革的动力会日益枯竭,最后不仅会扭曲改革,甚至可能会伤害、葬送改革,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重视。中国改革只有两条路子,成功或者不成功,目前很关键。
    
    《法人》: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
    
    仲大军:靠制度。我们一直在谈非正常的政商关系,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假设,那就是正常的政商关系,正常的政商关系应该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界限分明,各有职责。企业的责任是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活跃市场,创造财富,政府的职责是为市场经济提供保障,为经济主体提供服务。我们要建立这样一种制度性的社会分工状态。
    
    《法人》:这显然是一种理想状态,在此之前,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仲大军:在政府还大量参与微观经济活动的时候,我们要建立一整套严格的、公开的、公正的监督约束机制,让那些官员们在社会的眼皮底下执行政府赋予的职责。换言之,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和扩大成果需要政治制度建设的进步来加以辅助和保证。
    
    ······
    
    (三)
    
    上述对话不无道理,但是依然属于“掩耳盗铃”,因为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从一开始的早餐到最后的晚餐,都不是“市场经济”,而一直都是“官场经济”,所以,根本不存在“市场经济变成官场经济”的问题。“谨防市场经济变成官场经济”,是一个伪命题,是“为战场经济讳”!
    
    要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六年以来,从来没有脱离过军事管制的戒严状态,迫使中国大地始终处于“战时状态”,毛头说“八亿人民八亿兵”,邓脑干脆血洗北京城,天安门已经成为他们一再对人民发动内战的血腥之地。所以经济改革,不过是又一次的土改、社改,又一次的横征暴敛。
    
    中国人现在终于明白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其实就是官场经济;但是中国人尚未明白的是,“社会主义的官场经济”其实就是战场经济。等到中国人终于明白“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其实就是战场经济的时候,改朝换代的历史进程就再度开始了。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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