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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民主化与民族和解对解决中国当前问题的启示/王策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12月16日 来稿)
    
    
西班牙的民主化与民族和解对解决中国当前问题的启示/王策


    作者:王策
    
    近现代世界上民主化的浪潮一波接着一波,很多原专制独裁的多民族国家由于政治强制力的骤然放松,导致了民族分离和国家的解体甚至内战。像前苏联和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就出现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也就成为一些国家坚持暴力专制,拒绝民主化的借口。特别是中国目前面临着像西藏、内蒙和新疆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要求高度自治或分离的倾向,更加使人们对中国民主化会不会导致中国解体的前景充满恐惧和疑虑。
    
    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原专制国家民主化都会导致国家解体,如果处理得好,反而会使原地区民族分离倾向得到适当化解,组成一个比原来更为融洽的大家庭。在这方面,西班牙就是个比较成功的例子,值得我们去考察借鉴。
    
    西班牙是一个由多民族地区构成的国家,由于多元的文化语言及历史上不同地区曾属于不同王国,造成文化和区域认同的差异,历史上一直分分合合,追求独立或高度自治的主要地区是巴斯克、加泰罗尼亚与加利西亚这三个自治区。
    
    这三个自治区在中古世纪分别属于纳瓦拉王国、亚拉贡王国以及加利西亚王国,先后因为武力征服或王室联姻而被并入卡斯提亚王国,也就是现在的西班牙王国。
    
    巴斯克人在史前时代就已经居住在庇里牛斯山南北,具有自己独特的方言,民族意识非常强烈。在中古世纪臣属于纳瓦拉王国,1467年巴斯克加入卡斯提亚王国对抗南部阿拉伯的摩尔人,因此西班牙赋予巴斯克人地方自治的特权。
    
    在西班牙内战时期,巴斯克人民支持继续赋予他们自治权的第二共和政府而反对佛朗哥,与其军队发生激烈战斗。佛朗哥曾请求纳粹德国同盟军轰炸巴斯克历史名城格尔尼卡,使之成为一片废墟。毕加索那幅名画“格尔尼卡”就是表达这场战争恐怖的画面。佛朗哥在夺取政权后,为了泯灭巴斯克人民的民族意识,制订单一语言政策,在公开场所禁止使用巴斯克语,强制人民讲通用的西班牙语。同时强迫巴斯克人搬迁家园,鼓励西班牙其它地区人民移居至巴斯克地区,现今巴斯克人口中几乎有一半是外来移民,导致巴斯克语言及文化的衰落。
    
    佛朗哥政府的语言种族同化政策,造成巴斯克地区民族主义高涨并走向极端。1959年在巴斯克地区的分离主义者组成一个名为“巴斯克祖国与自由”—简称“ETA”的恐怖组织,以暴力暗杀为手段作为抗争,要求独立建国。从此,巴斯克问题从争取地方自治权上升为脱离西班牙独立的诉求。这就是佛朗哥一味强硬的民族政策造成的恶劣后果。
    
    加泰隆尼亚历史上属于亚拉贡王国,政治上也享有自治的“历史特权”,加泰罗尼亚首府巴塞罗纳是地中海贸易港口,也有自己的语言及高度发展的社会文化。历史上无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加泰地区都比西班牙其它地区发达。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在第二共和政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内战期间也同巴斯克人一样强烈反抗佛朗哥。
    
    1939年佛朗哥军队占领巴塞罗那以后,佛朗哥政府残酷镇压了内战中的参与者。原自治政府主席贡巴尼斯被以“军事叛乱罪”判处死刑,在巴塞罗那山顶要塞被执行枪决。内战结束后,自治政府被撤销,加泰兰语被禁用,加泰罗尼亚再次失去政治上自治的“历史特权”,地方自治组织一律废除,承受一系列语言文化同化政策的打压。
    
    加利西亚在西班牙的西北部,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区,居民为塞尔特人后裔,使用的语言近似葡萄牙文,经济不够发达,居民多以渔业、农业、林业等产业为主。加利西亚的民族主义发展较晚,直到第二共和时期,才开始出现地方自治运动,其分离倾向不如上述两个地区强烈。
    
    1975年11月20日,西班牙的最高统治者佛朗哥离世。这个统治了西班牙达39年之久的独裁者终于在临终之际给西班牙人民作了一件善事,选对了接班人,就是把权力交回给原王位继承人胡安亲王的儿子胡安•卡洛斯王子,使之成为西班牙的新国王。卡洛斯国王在议会宣誓登基的演讲中向人民宣布:“今天,西班牙的历史开始了一个新阶段!”以后的事实发展证明了他的宣告的正确。
    
    卡洛斯是一个伟大的国王,他即位之后不是巩固自己的君权,恢复原来的君主专制政体,而是顺应西班牙人民的民主要求,断然启动了西班牙的民主化进程,终结了佛朗哥长枪党一党专制,开放党禁,走上了君主立宪的道路。他主动放弃国王的绝对权力,制定了新宪法,经公民投票通过后,将国家政治主权移交给了议会,使西班牙成为民主国家。其后又勇敢坚定地平息了不满新政的军人政变危机,稳住了西班牙民主改革的成果。回顾西班牙的近代历史,她从1873年开始废除君主,由激进的共和党人建立第一共和政府,后经王朝复辟、第二共和、三年内战,以及佛朗哥专政,在战乱坎坷的追求共和宪政之路上整整走了一百年,终于在卡洛斯国王的治下得以达成,真是西班牙人的大幸。
    
    在卡洛斯国王主导下的西班牙民主化进程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和解”两个字。在政治上通过协商,调和了左右翼政治力量,使之不走极端,能够相容。从而使向来主张共和,反对君主的左派政党接受了国王;原来非常反共的西班牙政府,也允许流亡在外的共产党人返回家园,共同参政。他大赦佛朗哥时期的政治犯,也赦免佛朗哥时期侵犯人权者的罪行。不设立什么“真相调查委员会”之类的机构,既往不究。在政治上如此,在民族分离问题上也是通过协商,化解对抗,走共存共荣之路。
    
    在对待巴斯克地区的民族自治问题,新政府同意在新宪法中给予巴斯克更大的自治权。巴斯克人不必缴纳联邦税,可以拥有他们自己的国会,并由国会推选地方行政首长。司法方面,警察、以及法院也都由地方自行掌管;但宪法禁止地方国会投票分裂国土。巴斯克民族党也做出妥协,同意在宪法许可的范围内运作,不强行独立。
    
    加泰罗尼亚方面,1976年新政府首相苏亚雷斯派人同流亡在法国的,第二共和时期自治政府在海外选出的主席塔拉德拉斯接触,同意恢复加泰罗尼亚1932年的自治地位和政府体制。塔拉德拉斯已经77岁,在法国过着清贫的生活,但作为加泰罗尼亚流亡政府的象征性人物,对解决加泰问题,依然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塔拉德拉斯提出要求,在他回到巴塞罗那的时候,要检阅加泰罗尼亚武装仪仗队。新政府恐怕军方反弹,一时难以接受,所以第一次会谈没有达成结果。
    
    第二次是1977年塔拉德拉斯应邀飞往马德里与苏亚雷斯首相亲自会谈。达成协商的条件是:加泰罗尼亚恢复它的自治地位和历史上的自治政府体制,塔拉德拉斯则承诺其主导的政府效忠于西班牙君主立宪制,接受西班牙的统一,以及尊重西班牙武装力量的荣誉。国王卡洛斯也亲自接见塔拉德拉斯,并说服军方配合,接受其检阅。
    
    1977年10月23日,年迈的塔拉德拉斯回到巴塞罗那,检阅了加泰罗尼亚武装卫队,并用加泰兰语大声宣告:“加泰罗尼亚的公民们,我回来了!“接着塔拉德拉斯组成了加泰罗尼亚新的自治政府内阁,终于使加泰民族自治问题在第二共和失败40年之后,在卡洛斯主导的民主化转型中有了一个融洽的结局。
    
    加利西亚也同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一样,根据新的宪法,获得高度的自治权。具体的就不多说了。
    
    那么通过我们对西班牙民主化和解决民族的自治与分离问题的考察,给我们有什么启示呢?我看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在民主化启动的时候,就先同这些有争议地区的政治力量进行协商,如何共同达成在民主与高度自治中维系国家的统一。就是要让他们认识到,有了民主、有了高度自治,就没有必要非要独立不可。这样双方就比较容易达成协议,从而使民主化能平稳进行,也化解了民族分离的危机,皆大欢喜。
    
    要做到这一点,就是要抓住时机,要在中央政府还有权威,国家还未出现大的动乱的时候去进行。如果中央政府不认识到这一点,不抓紧时间去解决问题,对这些地区一味强悍镇压,逼得他们非要去自焚、去杀人、去铤而走险,那么一旦社会出现大的动乱,他们必然会乘机独立,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专制强悍的帝国,不思改革,必然走向解体。中国远在秦始皇时代就有“祖龙死而地分”的说法,中国长此下去,不是没有分崩离析的可能,我们必须以此为鉴。
    
    对照中国目前的情况,中国同西班牙一样也有三个民族地区存在分离倾向,就是西藏、内蒙、新疆。实际上,达赖喇嘛上人提出的“中间道路”就近似于西班牙民主化中采取的民族自治政策,是非常可行的,也可以同样适用于内蒙和新疆。
    
    宋代的大思想家张载说:“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可以说“和解”两个字也是解决中国当前问题的无上法门。中国的种种问题只有舍“反”求“和”才能解决。由于中国共产党秉承“斗争哲学”历来的政治运动和口号都是在“反”,什么“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帝反修”、“一打三反”、“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反分裂”、“反腐败”等等,都是以“反”字开头,反、反、反,没完没了!现在又把民族地区自治问题从“反分裂”进一步扭曲为“反恐”的斗争,更是一种危险错误的策略,只会越反越恐。
    
    我希望中国执政当局能改变思路,能“舍反求和”,以此为大政方针,来解决中国所面临的紧迫问题。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要解决整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对立问题,实现社会大和解。另一个就是要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的自治问题,实现多民族的大和谐。对于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平反“六四”,抚平撕裂社会的创伤,平反冤假错案,释放所有政治犯,并让流亡在外的政治异议人士回国,进而启动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关于第二个问题,就是要和这三个地区要求自治而流亡在外的代表性人物,诸如达赖喇嘛上人、热比娅主席,还有在座的席海明主席等人进行政治协商,予以妥善解决。
    
    最近在新加坡举行的“习马会”是两岸政治领导人反目成仇70来年后的破冰会面,实为难得。已经有人为此要提名习近平主席得诺贝尔和平奖了,我看还是早了点。如果这是中国领导人开始采取“舍反求和”政策的曙光初露,接下来还能举行“习达会”、“习热会”和“习席会”等等,并且断然开启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全面解决中国的问题,到了那一天,诺贝尔和平奖必将实至名归,这就是中国的“和平线路图”。只有通过这样的线路,才能使中国也成为像今天的西班牙一样民主自由的国家,我期盼这一天早日到来!
    
    (本文为中国共和党主席王策于2015年11月28日在德国科隆召开的《第二届蒙汉民族与民主问题研讨会》会上的讲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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