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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被殖民者的精神印记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12月21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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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谢选骏

    
    有一种说法,认为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是“被殖民者的精神印记”。
    
    按照这一逻辑,“五四”新文学运动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文化,应该也属于“被殖民者的精神印记”。
    
    (上)
    
    先看“五四”新文学运动,之作为“被殖民者的精神印记”。
    
    由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当时称为新式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反传统、反儒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涵盖了民初在北京发生的一场深刻的文化政治示威运动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颠覆中国中心主义,否认自身的文化价值,认同西方文化以及民主共和制,走向了欧洲中心主义。
    
    “五四”新文学运动时间,1917年初至1919年。倡议新文学起 点《新青年》杂志 代表作品《狂人日记》、《孔乙己》 发起人胡适、陈独秀等。
    
    由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当时称为新式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反传统、反儒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涵盖了民初在北京发生的一场深刻的文化政治示威运动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颠覆中国中心主义,否认自身的文化价值,认同西方文化以及民主共和制,走向了欧洲中心主义。
    
    1919年5月4日前夕,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批判传统纯正的中国文化,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一方面,以胡适为代表的温和派,则反对马克思主义,支持白话文运动,主张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即为新文化运动滥觞。中国共产党根据毛主席语录坚称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也就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新文化。
    
    近代马列史学家把这一阶段的文化运动称为五四文化运动。1924年4月1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秘书毛泽东联名发出通告,第一次要求各地党和团的组织开展“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纪念和宣传活动,强调恢复国权运动、新文化运动,纪念五五(马克思诞辰),目的在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等殖民主义文化。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观都肯定五四文化运动,因为它们都是““被殖民者的精神印记”。
    
    新文学创作成绩的出现略晚于理论的倡导。1917年2月于《新青年》2卷6号刊出胡适的8首白话诗词后,又于1918年1月《第4卷第 1期开始发表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的白话诗创作,后来鲁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都参加新诗创作,以此向旧文学表示示威。1918年 5月,表了鲁迅的猛烈抨击吃人的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的白话小说 ,接着又发表了《孔、《药》等,“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 。稍后,郭沫若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了《凤凰涅槃》等后来收在《女神》中的大量诗篇,也都洋溢着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和狂飙突进的时代色彩。以描写被压迫人民生活的痛苦和反抗为特征的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渴望创造新的生活的朦胧的社会主义倾向,给新文学创作带来了迥异于旧民主主义文学的崭新的特色。
    
    ······
    
    其实,上述这些描述本身,就带有“被殖民者的精神印记”。
    
    (下)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被苏联坦克沦陷,“被殖民者的精神印记”进一步扩大。在苏联殖民者看来:
    
    “五四”文学革命明显存在一些弱点,如对待过去的文学传统缺乏具体分析的历史的批判精神,所提倡的平民文学只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市民文学,因而还不能使文学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接近,但是就其理论主张的时代性质和创作实绩的崭新特征来看,这毕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伟大革命。它宣告了中国封建时代文学的结束,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中国新文学的诞生。······
    
    “被殖民者的精神印记”说:
    
    建国初的十七年,由于人民革命的胜利,使广大作家同人民一起欢欣鼓舞,一起经历全国解放后的国民经济恢复、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歌唱新社会的光明,回顾革命斗争的艰难,很自然地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题材和主题。尽管当时的文学生态环境不断受到左倾错误的干扰,出现过文艺战线上的诸多批判运动,包括危害很大的对所谓“胡风集团“的批判及其冤案和反”右派“的扩大化,还有反修正主义、反右倾机会主义等斗争以及六十年代对《海瑞罢官》等的批判;更因过于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一度发展到要求“写中心、唱中心、演中心”,即为中心任务服务,号召写工农兵致使其他阶层的人物较少被写,于是曾相当程度地产生文学题材狭窄化和创作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然而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潮流的影响下,1958年后虽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大多作家高扬革命理想的同时仍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特别是受到“五四”新文学以来外国文学和我国丰厚的文学传统的哺养,并在战乱的复杂生活经历中成长的一批作家,正当创作的盛年,才华焕发。他们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创作了许多至今被誉为“红色经典”的许多优秀作品。其中,“回顾革命史”的代表作有两类,一类是孙犁的《风云初记》、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等长篇小说和胡可的《战斗里成长》、陈其通的《万水千山》等写革命战争的戏剧。另一类是杨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红旗谱》、罗广斌与杨益言的《红岩》等长篇小说和老舍的话剧《茶馆》等反映各阶层人民中沸涌的革命潜流,描写地下悲壮斗争的作品。由于作家生活基础深厚,艺术描写生动,人物形象刻画鲜活,特别是突出地描写人民革命的英雄,使这些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欢迎。
    
    “歌颂新社会”的代表作是郭沫若的《新华颂》、胡风的《时间开始了》、贺敬之的《放声歌唱》、公刘的《在北方》等诗歌,老舍的《龙须沟》,曹禺的《明朗的天》等剧作,还有艾芜的《百炼成钢》、草明的《乘风破浪》与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等长篇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中这类作品更多。如歌颂英雄人物焦裕禄、向秀丽、王杰、雷锋等的报告文学,还有如徐迟的《祁连山下》歌颂画家常书鸿以及华山、周钢焰、李若冰等反映新中国建设战线的诸多作品。此外,也还有写抗美援朝战争和古代历史的作品。如杨朔的《三千里江山》和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部以及郭沫若的《蔡文姬》、田汉的《文成公主》等历史剧,以及儿童文学中的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阮章竞的《金色的海螺》、刘厚明的《马兰花开》、孙幼军的《小布头奇遇记》等其他题材和体裁的作品,包括金近、圣野、袁鹰、柯岩等的儿童诗。上述新作由于大多抒发革命激情和乐观主义精神,突出地描写社会主义建设中涌现的新人,不但风格明朗欢快,艺术上也比较成熟,在民族化大众化的表现方面多有创造,也都堪称这阶段文学的重要收获。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文坛荒芜的阶段。当时大批作家受到迫害,被迫停笔,前五年只有红卫兵小报所传播的群众性“造反歌谣”泛滥。而那时产生的八个“革命样板戏”也不出“回顾革命史、歌颂新社会”的范围。如《红灯记》、《沙家浜》、《白毛女》是前者;《龙江颂》、《海港》是后者。需要指出,这些作品多根据已有优秀作品改编,经过加工,艺术上更为精致。这应当归功于众多艺术家的努力,其成绩并非江青之流所可窃取。1971年后陆续恢复文学书籍与刊物的出版,先后曾出版长篇小说新作140部,还有许多新创作的诗歌、散文、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以及话剧、电影剧本。由于受到“四人帮”的影响,作品便多属伪浪漫主义的“瞒和骗”的文学,写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派与走资派”的斗争和“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唯有《万山红遍》(黎汝清)、《闪闪的红星》(李心田)、《春潮急》(克非)等反映革命历史的作品和《创业》、《园丁之歌》这样的剧本以及描写王铁人(王进喜)、杨水才等英雄模范的报告文学还比较有价值。其间,少数作家和业余作者在艰难条件下创作的某些作品,如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部)、魏巍的《东方》、张扬的《第二次握手》等长篇小说和郭小川、蔡其矫、绿原、牛汉、曾卓、唐湜、穆旦以及食指(郭路生)等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创作的诗歌到了这场“革命”结束后方得到出版。而1976年4月初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人民诗歌运动,则以宏大的规模和席卷全国的影响,深刻地反映了久被压抑的人民的心声和愿望,不啻为“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新时期的到来响起雷电般震慑人们心灵的钟声,也为文学与人民的结合耀亮一道前所未有的壮丽风景。
    
    从1949—1978年的三十年中,文学的发展表现出许多曲折和起伏。如1956年有过文学解冻的春天,小说、戏剧、诗歌、散文都涌现创作的高潮。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后高潮便低下去。1958年虽有“大跃进民歌运动”,还出现《红色风暴》、《降龙伏虎》等话剧以及《十三陵畅想曲》等表面的繁荣,三年困难时期创作又举步惟艰。1961年前后经过调整,创作又有起色,出现历史题材和散文创作的小高潮。到《海瑞罢官》等被批判,创作又沉寂下去。值得称道的是在曲折的发展中除出现上述“红色经典”的许多优秀作品外,散文界刘白羽、杨朔、吴伯萧、曹靖华、秦牧等多有佳作,杂文中马铁丁的“思想杂谈”,夏衍、唐弆等的“长短句”、邓拓等的“三家村扎记”诸栏目在指摘时弊,开拓思路等方面皆名重一时。这时期还涌现了许多有成就的年青作家和诗人,如王蒙、李凖、邓友梅、茹志鹃、李瑛、严阵、雁翼等。至于文坛涌现的许多有全国影响的少数民族作家,如蒙古族的玛拉沁夫、敖德斯尔、扎拉嘎胡、巴?布林贝赫,维吾尔族的赛福鼎、铁依甫江、克里木?霍加,藏族的益希单增、降边嘉措,以及壮族陆地、彝族李乔、白族晓雪、朝鲜族金哲等,同样是当时我国文学发展的骄傲。此外,像陈登科、胡万春、万国儒、费礼文、黄声孝、王老九等工农作家的出现,更是新中国才可能产生的文学现象。
    
    “被殖民者的精神印记”还说:
    
    后三十年文学也可大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1992年,国家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步转型期,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商品经济的过渡,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虽有疏离,仍然比较密切。先是上世纪70年代末在这一浪潮推涌下,创作中产生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相继登台的景观。以卢新华的《伤痕》等为代表的“伤痕文学”不断深入地揭示人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造成的肉体和心灵的伤痕;以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等为代表的“反思文学”则几乎反思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以来不同时期所犯的左倾错误;以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等为代表的“改革文学”则大力塑造改革者的形象,呼吁经济社会的改革;以韩少功的《爸爸爸》等为代表的“寻根文学”则将视角转向民族文化之根的追寻与批判,力图在现代意识的观照下去思考民族文化的出路。
    
    差不多同时,我们看到以北岛、舒婷等为代表的“朦胧诗”的出现,还看到王蒙的以《布礼》《蝴蝶》等系列“意识流”小说和宗璞的《泥沼中的头颅》、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残雪的《黄泥街》等系列荒诞小说,以及《第十五椿离婚案件》、《狗儿爷涅槃》等话剧,明显标志着提倡“自我表现”、侧重人的心灵描写的现代主义之风的到来。
    
    后现代主义思潮于80年代中期也开始产生影响。当时诗坛崛起了一批被称为“新生代”的年轻诗人。1986年他们在《中国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同时亮相,多达几十个流派以“诗歌大展”的形式登坛,包括“非非主义”、“莽汉主义”、“超高派”、“超低派”、“太极诗”、“雪海诗”等等,高标“反传统”,纷纷发表“宣言”,刊登了自己的代表作。如“非非主义”就主张回到“前文化状态”。上海出现的“城市生活流”诗,则主张以浅白粗鄙的口语表现现代都市生活。
    
    彼时小说创作中也出现了莫言、马原为先河,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等为中坚的“先锋派”。他们的特点是寻求在小说叙述形式上的突破。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因为设了透明的“红萝卜”这样的意象,使小说的叙述变得诡异而新鲜。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余华的《鲜血梅花》、格非的《褐色鸟群》、孙甘露的《信使之函》等作品,或时空颠倒,或亦真亦幻,或描写残酷的杀人场面,或作品里既没有确定的人物,也没有确定的时间、地点和故事情节,类似法国的“新小说”或“反小说”。上述作品多少都受到后现代主义锐意形式创新,重视语言游戏和拼贴结构,将现实与幻想掺杂等创作趋向的影响。不久,文坛还出现了以方方的《风景》、池莉的《烦恼人生》、刘恒的《伏羲伏羲》,刘震云的《单位》等被评论家冠名为“新写实主义”的小说。特点是作家保持“感情零度”,客观地描写“生活的原生态”。类似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客观真实主义”。
    
    八十年代上述作品成为文坛热点的同时,还有许多作家在现实主义发展和题材开拓方面皆有突出贡献。当时荣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如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李凖的《黄河东流去》、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刘心武的《钟鼓楼》、凌力的《少年天子》等都属现实主义。而报告文学更以描写现实问题见长,从七十年代末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肇始,张扬知识分子功绩的题材蔚然成风,整个八十年代,揭露社会负面现象的“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盛行。而诗歌界艾青、贺敬之、绿原、牛汉、郑敏、李瑛、雷抒雁、石祥、高洪波、吉狄马加等不同年龄和风格的诗人都重展歌喉,为新时期的到来献出新的篇章!
    
    进入九十年代到新世纪(也就是六四大屠杀以后),随着思想界民族文化守成主义崛起,文坛风气也为之一变。虽有“新状态文学”的提倡和“女性主义文学”的风行,以及“黑色幽默”、“新历史主义”和“欲望写作”、“下半身写作”的竞尚,文坛上现实主义的回归却成浩荡主流。以谈歌、何申、关仁山等“河北三驾马车”显现强劲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体现这一潮流的小说家还有刘醒龙、陈应松、范小青、储福金、毕飞宇、刘玉堂、毕四海,张平、李锐、陈忠实、贾平凹、陈世旭、刘庆邦、杨争光、王安忆、叶文玲、杨少衡、陶少鸿、程贤章、呂雷、雪漠、迟子建、周大新、石树清等分布全国的大批作家。而从九十年代末至今不断发展的“底层文学”,以直面现实中的“打工族”和弱势群体,更为现实主义文学增添了新的活力。社会问题小说中的新官场小说,如张平的《抉择》、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周梅森的《人间正道》等揭示反腐倡廉的积极主题,也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在读者中拥有广泛的影响。历史小说中大多作品也遵循现实主义。像二月河的“清初帝王系列”,唐浩明的《曾国藩》、《张之洞》、《杨度》等晚清人物系列等。而像《长恨歌》、《圣天门口》等长篇则可以看出作家在新历史主义思潮影响下对历史开始了再一次的解构和重铸,除《尘埃落定》、《檀香刑》带有幻想色彩,大多作家遵循的仍然是现实主义的原则。其中,陈忠实的《白鹿原》是尤为重要的收获。
    
    此外,九十年代以来文坛还出现以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和陈染的《私人生活》为代表的女性主义小说,以展露女性隐秘的内心生活,突出表现性意识、性心理;而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阎连科的《受活》、刘震云的《手机》等以幽默的语调与夸张变形的手法,来表现历史或现实的怪诞与残酷,展示存在的尴尬与无奈,显现美国黑色幽默小说流风。表现不同艺术导向的还有九十年代诗坛以西川、王家新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与于坚、韩东等为代表的“民间写作”的争论,体现诗坛不同的创作追求。至于以伊蕾、翟永明、唐亚男等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诗歌;以伊丽川、沈浩波等为代表的“下半身写作”,往往以惊世骇俗的方式来对抗传统,追求个性自由,强调肉体与灵魂的彻底袒露。这一切跟大批现实主义诗歌一起,构成这阶段诗坛多元化的格局。
    
    后三十年散文的成就也不容忽视。它包括抒情记事散文,杂文、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和随笔、小品等。这里,学者散文中季羡林、林非、王崇閭、余秋雨等均有较好成绩。杂文中邵燕祥就有杂文集六卷,报告文学作家中像徐迟、黄钢、理由、陈祖芬、何建明等皆名重一时,为报告文学反映现实的深度、广度和文学性的加强做出了贡献。
    
    ······
    
    根据上述的“亡国奴论述”不难看出,被殖民者的精神印记不仅贯穿日据时代的台湾,也是贯穿于百年来的中国大陆。
    
    哀中国。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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