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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读史笔记:对厨子说汉语
(博讯北京时间2016年1月08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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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上帝说西班牙语,对女人说意大利语、对男人说法语、对我的马说德语。”——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Ⅴ)

    
    按照这种逻辑,那么,该对谁说汉语呢?
    
    对厨子说汉语!
    
    因为,多数华人不仅是“吃货”,而且把“上馆子”“去饭店”看得如同“上教堂”、“做礼拜”一样隆重和正式。无独有偶,汉字文化圈的韩国也是如此,那里的人表达好感时就说:“我请你吃好吃的!”
    
    因此我说,现代汉语现在还是厨子的语言,就一点也不奇怪了。这样的厨子社会盛行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就一点也不奇怪了。除非,第三期中国文明得到纵深的发展;除非,中国摆脱了盗版大国的崛起梦想(“中国梦”)。
    
    那么再看一看,本来只能对马说的“德语”,是如何发展出“哲学”和“音乐”的呢?
    
    也许参考一下德国人如何从马类进化为人类的,可以对未来的中国如何从厨子进化为主人,有所裨益。
    
    ······
    
    网文《德意志像双层巴士:思想文化与国家政治脱节》或许可以对此提出一些参考。它指出路德维希称德国为“思想精神界人物同国家与政治脱节”的具有“双重性格历史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历史就像一辆双层公共汽车,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有着各自的发展道路。
    
    这段话中以“我们”自居的正是个德国人,他名叫艾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是一位德国记者、作家,以将史实与心理分析相结合的传记作品著称。原文出自他的代表作之一《德国人》(TheGermans),该书副标题为“一个民族的双重历史”(Double History of a Nation),更能预示全书基调的是它的写作时间:1941年。路德维希在1929年采访过墨索里尼,1931年还在莫斯科采访过斯大林。在戈培尔看来,路德维希是一位格外危险的作家;同时代的德国剧作家诺伊曼(Robert Neumann)则将路德维希誉为“可与托马斯·曼媲美的歌德式精神传承者”。撰写《德国人》时,路德维希居住在美国南加利福尼亚,一个他认为“世界上最可爱的地方”。《德国人》是路德维希晚年最后的著作之一,在看似平淡的书名下,路德维希在努力回答一个至今还有无数人在探讨的问题:到底什么是德国精神乃至德国人。
    
    在欧战正酣、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路德维希写下这样的文字在当时的人看来理应比后人有更多的触动:“没有任何一次德国的胜利能与它的艺术、绘画相媲美。”在序言中,路德维希称德国为“思想精神界人物同国家与政治脱节”的具有“双重性格历史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历史就像一辆双层公共汽车,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有着各自的发展道路,上面一层乘客极目远眺、饱览旖旎风光,但不能影响汽车的方向,因为坐在下层掌握方向盘的司机根本无暇顾及他们。”书中对“德国人”进行的浩浩荡荡心理辩解或解析颇令人想起很多星相书中对某一屡遭毁谤的星座的分析:“这些灰蜥蜴不能从他们自己的本性中吸取力量,而正是这种力量可以把他们从困扰他们那种不幸的环境中解救出来”;“他们蛰伏于黑暗中。这是一种令人痛心的浪费——浪费了他们生来具有的杰出潜能”。尽管如此,“灰蜥蜴什么时候都可以把自己改造成一只鹰”,“典型的鹰是无所畏惧的”,“他们有一种骄傲的轻蔑和完全的信心,凭借自身内部的力量来战胜一切打击”。
    
    事实上,路德维希心目中“德国灵魂的最大象征”也与星相相关:“他是一位幻术师,又是一位星相家,在追求上帝的同时又是魔鬼撒旦的门徒,他信仰上帝同时又怀疑上帝,他研究世界同时又不断地解剖自己。这位永远在探索的分析家从来也没有得到过满足,他是一个脑子里永远充满问题的德国人,就像哥特式建筑的塔尖永远向上、向上,而不会回到地面上来一样。”至少在当时没有人会误解路德维希的意思,他说的是浮士德。
    
    撰写这样一本书时,同样带有德国血脉的路德维希很难避免自己也成为他人笔下的小白鼠。不过,从家庭背景与经历上看,路德维希本人似乎并不能算是一个完美的“德国人样本”。虽然姓氏颇具德国味道,从严格意义上讲,其实路德维希已经不能算是“德国人”。他1881年出生于现属波兰、当时还以德文名称“布莱斯劳”(Breslau)归属于德意志第二帝国(Deutsches Kaiserreich)的弗罗茨瓦夫(Wroclaw),父亲是一位颇有名气的犹太眼科医生。他的家族姓氏原为“柯亨”(Cohn),1883年后改为“路德维希”(Ludwig)。路德维希早年攻读法律,后来选择专职写作,初期创作过一些戏剧和中短篇小说,不久成为记者。1906年,路德维希移居瑞士,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驻维也纳及伊斯坦布尔记者的身份为《柏林小报》(Berliner Tageblatt)供稿。1932年,路德维希成为瑞士公民。1933年,路德维希的著作被列入纳粹的焚书目录。1941年撰写《德国人》时,路德维希已经移居美国南加利福尼亚两年。当他在书中引用舒伯特的《流浪者之歌》时,肯定另有一番非德裔读者难以体会的心情:“仰问苍天:何处是我的归宿?灵魂在我耳边暗告:到你没有去过的地方,那儿有一切欢乐。”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路德维希却也并不比被巴伐利亚人称为“unserKini”的那位路德维希二世(LudwigⅡ)更偏离“德国人”的轨道。路德维希在全书开篇就表明:“本书叙述的是日耳曼人的历史,而不是德国的历史。”书中论述,始自日耳曼部落迁徙期的不安定的“浪游感”是德国历史上种种辉煌与悲剧的最基本根源:“过于浪漫而不是天真的德国人,从祖先那里继承的是井然有序的工作方法而不是安宁镇静”,“他们内心缺乏自由感,自从改信基督以后,这些本性粗暴的人受到道义上很大的压力,他们似乎逐渐意识到自己内心存在的不可告人的不安”。当写下“改信基督”时,路德维希想到的可不是962年经教皇加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Heiligen Romischen Reichs)皇帝的德国国王奥托一世(OttoⅠ),而是早在496年就受洗皈依罗马天主教的法兰克国王克洛维一世(ClovisⅠ)。同样,在很多德国史学家看来,尽管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终生坚持自己只是法兰克人(Franks)的国王,但他的帝号的德文形式“卡尔大帝”(Karlder Gro?e)才更符合他的日耳曼血脉。神圣罗马帝国帝王世系的正式排列中通常将查理曼时代的历代皇帝包括在内,而路德维希出生时所属的德意志第二帝国也是普鲁士的霍亨索伦王朝(Hohenzollern)代替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延续的又一场德国式帝国梦想。
    
    德国名称的巴别塔
    
    如同在很多有关德国的历史书中出现的那样,倘若任由德国人定义,日耳曼人的势力会遍布全欧;倘若过于狭义定义,又会经常忽略神圣罗马帝国和汉莎同盟(Hansa)。这一切的源头是原本就含混的“日耳曼人”(Germanic)概念。尽管有尼安德特人(Homoneanderthalensis)与海德堡人(Homoheidelbergensis)的化石,由于它们只被认可为现代欧洲人的“近亲”而非“直系”,对于日耳曼人的起源问题,目前仍然基本停留在依靠语源学追寻他们与其他文明的“接触史”上。同样是根据语源学原理,未来形成“德国人”的那批在路德维希笔下因缺乏“内心安全感”而大规模迁徙的日耳曼部落也将足迹烙刻在了各地对他们的称谓中。这些称谓帮助后人界定出日耳曼人曾经的活动范围乃至“邻里关系”,因而成为开启德国之谜的密咒之一。
    
    《圣经》中上帝把为万物命名的权力交给了人类,“名称”与“命名”因此具有了神圣的意味,路德翻译德语版《圣经》时或许也有类似感觉。为世界贡献出一位古登堡(Johannes Gensfleischzur Ladenzum Gutenberg)的德国人显然是相信文字的魔力的,这点在德语《圣经》比《钦定版圣经》早诞生近100年这一事实上也能得到验证。在古登堡印刷出第一本《圣经》、人文主义气氛高涨的15世纪,甚至有德国学者提出德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他们认为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就是讲德语的,而且那时就坚信:在巴别塔语言大混乱前离开巴比伦的雅佛(Japheth)没有去其他地方,只是迁居到了德国。抛开这种想法中过于冲动的因素,后人也不得不承认,不熟悉德语的人很难真正了解德国人。很多德语语句只有用原文朗读出来才能真正重现它们的含意。长期恪守戒律的路德在一次聆听福音书诵读时突然跳出来跌倒在地、大叫“这不是我”,无论是当时还是今日的旁观者只有复读“Esistmirnicht”一句中全部的音节才能真正了解其中的怆恸。浮士德以“Salamander,Undene,Sylphe,Kobold”的符咒召唤自然界的四大元素来应对恶灵,同样近似符咒的“Deutschlandüberalles”(德意志高于一切)假如将其中的“Deutschland”置换成“Germany”就莫名少了几分魔力。纯粹就中文看,将“Deutschland”译作“德意志”是个巧妙的译名,既照顾了音译,又可以拆分成“德”与“意志”,无论前者在历史学家看来如何评判,至少后者符合这个国家在东方人心目中的形象。日本与韩国旧时对德国国名的汉字写法都是“独逸”,也别有一番高士风范。然而,德国在欧洲语言中的称谓没有这么幸运,德国几乎是在欧洲“别称”最多的国家,更重要的是很多“别称”并非这般善意。
    
    由于地处欧洲中心,德国不可避免地与欧洲各国都有诸多交集,它留在四处的名号便成为存证这些历史的活化石。德国在欧洲语言中的称谓可分为六大类,分别以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Tyskland”、英国的“Germany”、法国的“Allemagne”、波兰的“Niemcy”、芬兰的“Saksa”和立陶宛的“Vokietija”为代表。“Deutschland”及其“Tyskland”等相似的变形都源自古高地日耳曼语(Old High German)中的“diutisc”,原意为“本族的”,专门用来区分说日耳曼语的部落与使用凯尔特语(Celtic)或拉丁罗曼语(Romance)的部落。在古高地日耳曼语中,与“diutisc”相对的词是“walesc”,意为“异族”,尤其特指当时活动于欧洲南部的族群。这个词后来随着日耳曼部落的扩张也进入到比利时、瑞士、罗马尼亚等其他欧洲国家或地区的语言中,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英语中的“Welsh”(威尔士)。因此至少从语言上可以证明,德国与英国之间的互通有无,早在维多利亚女王的母亲嫁到英国以及维多利亚将长公主嫁回德国、生下第二帝国的末代皇帝1000多年前已经开始。倘若说维多利亚女王堪称“欧洲祖母”,德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上百个公国与含混不清的几个帝国就更像整个欧洲王室的选秀舞台。18世纪英国曾经与至少是部分德国公国联盟进行过针对法国的战争,然而19世纪末俾斯麦再度试图促成“英德天然联盟”却并未成功,反倒诞生了英法联盟,这种对于海峡那边“亲家”的不放心或许验证了路德维希所说的隐藏在德国人心中的某种“不安全感”。
    
    与现今人们想当然的状况不同,当时德国的工业与制造业刚刚起步,在英国正开始计划停止生产结实耐用的产品时,人工成本低廉的贴上英国标签的德国产品已经在欧洲畅销。“德国货”的概念在当年拥有不同的定义与感情色彩,现在人们看到那时的文人记载德国游客在他国旅游时种种刺耳的笑声与吵闹的喧哗同样会有些意外。当德国的矿山老板视察威尔士归来、在自己精致的别墅喝着葡萄酒说“我们超过了他们”时,确实流露出十足的“灰蜥蜴”味道。德国与英国在心理血缘上的关系其实比双方猜测的都近。路德维希的《德国人》以英语写就,他在序言中说:“本书不准备用德文出版,因此作者大量压缩了有关中世纪的历史情节。”然而在随后的章节他又提道:“德国人灵魂中的双重性没有比在中世纪表现得更淋漓尽致。当时国家权力与思想自由尚未像后期那样尖锐对立,双方有武器也有思想,因此教皇与皇帝之间的斗争历经300年而胜负难分。”这些文字换一个国别几乎同样可以运用在海峡彼岸。德国与英国之间的纠结注定从“Saxon”一词进入英国文字时就开始,12~14世纪200多年间围绕北部汉莎同盟的恩恩怨怨本就可以预见,至于哈布斯堡王朝遗留在西班牙的一支与英国在海上的冲突,相形之下像是附送的“返场”。
    
    “diutisc”一词的诞生还与日耳曼部落在中世纪早期使用的一种目前已经消失的“西法兰克语”(West Frankish)有关。如同名称所指示的,这种语言源自西法兰西亚(Western Francia)、也即大致现今法国领域,此地当时为日耳曼部落中法兰克人的主要活动区域。直至公元8世纪,法兰克人都将自己的语言称为“frengisk”。随着法兰克人政治与文化活动重心的南移,西法兰西亚地区出现了拉丁语、俚俗拉丁语以及原有土语混杂的局面。为了区别,“diutisc”便被赋予了保留原有土语的日耳曼部落。不过,在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德国领域的东法兰西亚(Eastern Francia),“diutisc”作为部族名称奠定自己的统治性地位还要历经几个世纪。在东法兰西亚中部,“frengisk”仍持续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在这一地区暂时没有区分本族与异族的必要。自10世纪起,“diutisc”及其各种变形才开始被广泛使用。至于经常同样让人联想起“德意志”式的铁血含意的“条顿”(Teuton),它实际上是随着“diutisc”的拉丁语形态“theodiscus”进入英语的一个词汇。最初见于英语史籍是在1530年,用于表示“德国的”,而它作为名词出现还要等到1833年。成立于12世纪末的“条顿骑士团”德文原名中并无“条顿”二字,而是“耶路撒冷的德意志圣玛丽院兄弟团”(Ordender Brüdervom Deutschen Haus St. Mariensin Jerusalem)。“条顿”一词最初带上“铁血”味道其实是源自罗马人对该部落的一次大屠杀,部落的头领被炮烙,男丁战死,女眷因不愿为奴而相互勒颈身亡。正统德语文学中将“条顿”赋予最具象色彩的作品之一出自貌似温文尔雅的海涅之笔,他在1838年发表的《德国》中写道:“基督教可以削弱,但不能扼杀条顿武士的残暴精神。总有一天,这种用以约束条顿武士的基督教教义会不起作用,处于原始状态的残暴武力精神将再度兴起。”“当你听到隆隆的雷声、撞击的巨声,可要担心你邻居的孩子,你们法兰西人,不要出来干预,德国人是在自己家里摧毁大教堂。”“当你听到世界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轰然一声时,你就会知道:德国的雷神终于达到了他的目的。”
    
    吵吵闹闹的日耳曼
    
    假如想到同一位作者也写下了那句著名的“不知道什么缘故/我总是这么悲伤”,确实会相信德国精神真的能达到一种“既混沌幽暗又明快和谐”的境界。海涅还将“条顿精神”与“北欧日耳曼诗歌一再颂扬的残酷无情的个性”相提并论,为“日耳曼”这锅混淆不清的字母汤又加了一勺盐。就名称而论,最容易使人误判的自然是英语中对德国的称呼“Germany”。这个由于英语的无处不在而最广为人知的称谓或相似的变形来自拉丁语的“Germanus”,然而具体含意不明,据推测可能是高卢方言中的“ger”(临近)与“mani”(人群)组成的,在发音上与爱尔兰语等凯尔特方言中代表“吵闹”、“喊叫”等词语的接近也令人怀疑也许它具有更栩栩如生的色彩。目前还没有任何记载表明当时曾有日耳曼部落以这一名称自称。最早使用了“Germanus”一词的是恺撒的《高卢战记》(Commentarii de Bello Gallico)。恺撒在书中用这个词表示欧洲东北部地区、大致现今比利时境内的四个高卢部落所在的区域,但随后又用来特指现今比利时东部的一支部落。等到公元98年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撰写《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时,恺撒造成的混淆进一步发酵,因为塔西佗将“Germanus”的名称赋予了首先渡过莱茵河西侵的佟古累人(Tungri)。这场公案后来演化成德国人的“高卢起源说”和“条顿起源说”问题,也成了19世纪德国和法国围绕着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归属问题发生冲突时各自的立论根据。路德维希曾这样描述意大利与欧洲南部地区对于早期日耳曼部落的诱惑:“摆在他们前面的是花园,留在后面家乡的是干旷的草原和原始大森林”,“他们不仅对那里的阳光感兴趣,而且感到有一种安详宁静的精神力量在吸引他们。这种精神力量也是他们的秉性所缺乏的”。德国人对罗马近乎迷信的推崇最充分地反映在“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多少有些怪异的帝国上。帝国的全称实际上是“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德国人自豪地将自己的族名加在名称首位,却限定每一任皇帝必须到罗马去获得教皇加冕才算正宗。帝国极盛时期的疆域包括如今的德意志、奥地利、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捷克、斯洛伐克、法国东部、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瑞士和西班牙及其海外领地,不到2000年后便由于“选帝侯”(Kurfürst)这一颇具德国特色的“职位”的存在分裂成390个大小不等的公国与领地,很快成为日后历史学家们调侃的“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不帝国”的怪物,从东到西的各种王位继承战争成为每隔几年上演一次的固定戏码,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归属问题夹在中间不过是趁手的道具之一。早期的日耳曼部落或许确实如路德维希所说向往南方“宁静的精神”,可惜当时罗马的恺撒回馈给他们的是“征服”,外加一个有些漫不经心、日后会造成近千年概念混乱的命名。
    
    不过,直到16世纪之后,英语中才正式接纳了“Germany”这个名词,此前使用的是源自法语序列的“Almain”或““Alman”。法语的“Allemagne”和其他变形来源于苏维比(Suebic)部落的一支“Alemanni”,他们当年活动在现今法国的阿尔萨斯(Alsace)、德国的巴登-符滕堡(Baden-Württemberg)以及瑞士一带。吊诡的是,这个源自早期日耳曼语的名称“Alamanniz”可能具有两个完全矛盾的意味:假如其中的“Al-”代表“全部”,这个词可以理解为“全部人”,即对本族人的总称;假如认为“Al-”来自拉丁语的“alius(异类)”,这个词转即变成了“异族”。这一称谓也许在无形中昭显出法国人眼中的德国人形象。正是法国的拿破仑结束了神圣罗马帝国,以莱茵联盟(Rheinbund)的形式为现代德国版图确立了雏形。莱茵河这一侧对拿破仑的态度颇能显现德国人性格中一些最令人好奇的东西:不仅是贝多芬原准备为事实上“入侵”了自己祖国的“元凶”题献一首交响曲,此外还有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的那句感慨:“除非法国取得胜利,否则不久就没有任何被认为一生具有自由精神的人能在德意志找到安身之地。”歌德同样是拿破仑的崇拜者,然而他和贝多芬两人都拒绝了拿破仑提出的前往巴黎的邀请。但他们显然也不曾留下类似前辈开普勒式的豪言壮语:“只要德国不嫌弃我,我将永远忠于德国。我生为德国人,在德国长大,我只希望在有德意志风俗 、充满自由思想的王国中生活。”同样身在异乡、曾因《拿破仑传》而获得国际声誉的德国人路德维希无疑也注意到了这种矛盾,他在风和日丽的南加利福尼亚称赞道:“在德国思想史上很少见到如此崇高而出类拔萃的语言,似乎要为那些由于缺乏精神自由而被放逐和受苦的成千名德国人赎罪。”
    
    在为数不多的无法纳入六大序列的德国名称中,就有远在南太平洋的塔西堤(Tahiti)土著语中那个怪异的“Purutia”。这个称谓其实也是塔西堤的宗主国法国贡献的,由法语中“普鲁士”(Prusse)变化而来。这一命名暗示出法国对隔壁这片由公国发展到王国、继而成为帝国、最后甚至成为德意志精神象征的地域的敬意。普鲁士的德文名称为“Preuβen”,源于古普鲁士语“Prūsa”。出乎很多人预料的是,古普鲁士人是生活在现今波兰东北部、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一个部族,原本与“日耳曼”一词中的任何定义都毫无纠葛。13世纪后,条顿骑士团东征期间征服了这一波罗的海部族,这才开始了当地人“德国化”的过程。古普鲁士语的兴衰见证了当地原住民的命运。有学者考证,在1400年左右,普鲁士原住民仍有10万人,约占普鲁士总人口的一半;16世纪后,日耳曼人的数量超过原住民;18世纪,古普鲁士语灭绝,当地至少在语言上被彻底“德国化”。由于条顿骑士团的“十字军”性质,普鲁士最初名义上属于教皇领地。波兰在近代的遭遇总令人想到“被侵凌与凌辱的”之类,然而在15世纪末条顿骑士团式微后,波兰却是普鲁士的宗主国。这种状况持续了近200年,直至“大选帝侯”(Der Groβe Kurfürst)腓特烈·威廉(Friedrich Wilhelm)出现,才开始了普鲁士由霍亨斯陶芬王朝(Hohenstaufen)到霍亨索伦王朝的一系列质变。腓特烈·威廉的儿子腓特烈三世(Friedrich Ⅲ)支持神圣罗马帝国向法国宣战,由此获得了进入帝国的门票并从此晋级为“王国”。腓特烈三世将自己的封号“归零”为“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Ⅰ),他的孙子是未来的“腓特烈大帝”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Ⅱ von Preuβen,der Groβe),腓特烈一世的儿子腓特烈·威廉一世(Friedrich Wilhelm Ⅰ)迎娶了汉诺威选帝侯、也即日后的英国国王乔治一世唯一的女儿;英王乔治一世原本的名字是很德国的“格奥尔格一世·路德维希”(Georg Ⅰ Ludwig),近代德国与英国形成“天然联盟”的可能性事实上源自于此。
    
    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er Tor)如今被视为德国的象征,而“勃兰登堡选帝侯”一直是普鲁士的国王们“发迹”前的封号,这座凯旋门原本是为纪念普鲁士的崛起而建。腓特烈大帝的伟业确保普鲁士成为拿破仑为德国重新规划版图时受益最大的一个,普鲁士的士兵也逐渐拥有“全日耳曼最优秀的士兵”的声誉,而这一切的开始似乎只是基于腓特烈·威廉一世一个“军事游戏”式的梦想:他努力把全欧洲的“大个子”都高价招募到自己的兵营里来。时至这个不擅长起名字的家族中的威廉一世(Wilhelm Ⅰ)在俾斯麦的辅佐下成为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皇帝,再次统一的德国已经只能唯普鲁士马首是瞻。于是,在德语地区,柏林开始取代维也纳的地位,而后者曾经被歌德称为“德意志帝国的首都”。这一改变即将完全改变后人对德国人的印象。曾有文字将这两座城市比作两位风格迥异的妇女:一个是头脑清醒、自觉遵守社会义务、井井有条的家庭主妇;另一个是热情、好客、一半时间都花在打扮自己并款待爱慕者们的年轻少妇。至于俾斯麦,路德维希认为他是德国人中难得的内心具有“强大安全感”的一位。俾斯麦在出任“帝国总理”前曾任驻法大使,正是他以“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这个欧洲特有的古老借口迫使法皇拿破仑三世(Napoleon Ⅲ)对普宣战,以此摆脱法国对德国南部的控制,其结果就是后人课本中都德的《最后一课》,以及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中的加冕。从后来两次大战中对投降条约签约地的执著上看,“普鲁士”的存在给法国和德国都留下了某些心理阴影,而且法国的部分还草蛇灰线地延续到它千里之外的海外领地塔西堤。
    
    德国人的欧洲梦
    
    如同法语一样,以类似“Allemagne”的词语来暗示自己对这个地域居民的忐忑心理的是剩余三类“德国”名称中的大多数。斯拉夫地区的“Niemcy”等变形源自早期斯拉夫语(Protoslavic)中的“němьcь”,意为“异族”。这个词的本意原为“哑的”、“沉默的”,引申为“不会讲我们的语言的异族”,恰似古希腊语中对于“蛮族”(barbaros)的定义。相对应的是“斯拉夫”(Slav)的语源“slovo”,本意为“文字”或“语言”。最初“němьcь”可能意指包括德国在内的所有“异族”,后来限定为单独指代德国。如今俄语中的“德国的(Немецкий)”基于类似的起源,但名词“德国”却使用了“日耳曼化”的“Германия”,颇令人想起原本出身普鲁士的叶卡捷琳娜大帝的遗风。以立陶宛语言学家布贾(Kazimieras Būga)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拉脱维亚与立陶宛语言中对德国的称谓基于公元6世纪前后活跃的一支名为“Vagoths”的瑞典部落。因此这一地区对德国的命名是当年西波罗的海(West Baltic)部族将日耳曼人视为维京人(Viking)的结果,至于含意则同样可以归结于“不会说我们的语言”的原则。从后来的一些史实看,立陶宛的居民应该对西边的至少部分邻居略微抱些好感。在对抗波兰的起义中,普鲁士曾经获得过立陶宛大公的帮助。另一方面,有立陶宛历史学家指出:正是普鲁士对条顿骑士团的激烈抵抗为新生的立陶宛国家赢得了时间,使其得以成熟并稳固根基,并因此才能以最小的领土损失的代价经受住百年的十字军侵扰,在立陶宛语称之为“加基里斯之战”(Zalgirio mūsis)、德语称之为“坦能堡邻近地区之战”(Schlacht bei Tannenberg)大胜后国力达到巅峰。至于芬兰、爱沙尼亚等地的“Saksa”、“Saksamaa”一类命名可以追溯至原始日耳曼语(Proto-Germanic)中对于来自萨克森(Saxon)的那些部落的称呼。“Saxon”可能意指“带刀的战士”,或是“斧劈”,即易北河(Elbe)与威悉河(Weser)河水“劈”出的峡谷,而这一地区正是罗马人心目中最“正统”也最野蛮的日耳曼部落的栖居地。在北欧各地,源自“saxon”的词语逐渐将含意扩展,直至用来代表包括昔日的萨克森部落在内的整个现今意义上的德国与德国人。对于热热闹闹地活跃在自己身边的这个汉莎同盟的倡导者与中坚力量,北欧诸国在拼读“Saksa”这样的音节时理应多少也怀有些类似处理“Hansa”时的敬意。何况诸如爱沙尼亚还曾经是同盟的成员,他们的心态本应与被汉莎同盟的盟友条顿骑士团进攻过的北波罗的海地区有所差异。
    
    被欧洲各种语言以程度不同的不信任眼光围观的德国却有着一个始终不曾放弃的欧洲梦。当年对汉莎同盟的执著相形之下不过是一次局部的试点。在不太习惯皇权的现代人看来,查理五世(Charles Ⅴ)的正式头衔简直就像是一份欧洲地图索引。虽然他是最后一个在罗马加冕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而且帝国此后不久江河日下,但他一人独占的欧洲三大王室的王位继承权却使他得以将西班牙、意大利与德奥连为一体,整个帝国几乎囊括整个欧洲,只是如同至今还经常发生那样:唯一的例外是法国。查理五世开创了未来即将纠结在历代德国君主心中的梦想,但他自己的德国血统却并不纯粹。他的姓名“查理”在正式头衔里需要用西班牙语、荷兰语、德语、意大利语、法语五种语言诵读,史称“查理”只是简化统一为英语的结果,因为他的具体国籍很难说明,堪称欧洲王室万花筒式联姻早期造就的奇葩。查理五世身兼当时欧洲横跨德、法、西的三大王室的继承权。从父方来看,他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一员而且拥有勃艮第的领地,但他的母亲是西班牙人。他实际出生在弗兰德斯,也即现今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和法国的北部-加来海峡大区一带。西班牙是他的帝国的核心,但他在西班牙却经常感到自己是个外来者;他的母语是法语,然而勃艮第以外的法国正是他终生的政敌。除母语外,据说他可以流利使用德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有轶闻说他曾经开玩笑:“我对上帝说西班牙语,对女人说意大利语、对男人说法语、对我的马说德语。”这或许表明了这个拥有几乎全欧洲的君主对德国的看法,但这则笑话也有史学家认为实际上是200多年后的腓特烈大帝说的,对于后者来说,“马”可绝对不是一个贬义词。
    
    查理五世梦想在欧洲建立一个统一的“世界天主教帝国”,与他同时代的路德同样希望以德语将天堂引至人间,然而两人水火不容,最后导致了德国的农民起义。时至腓特烈大帝时代,在柏林的弗里德里克花园(Forum Fridericianum)里,新教教堂已经和天主教教堂并排而立。与奔波在西班牙与德奥之间的查理五世完全不同,腓特烈大帝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普鲁士,但他在语言上把自己武装成了一个合格的欧洲人,除了母语德语,腓特烈大帝还会说法语、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可以听明白拉丁语、古希腊语、现代希腊语以及还有希伯来语,晚年时又去学习了斯拉夫语和巴斯克语。关于“马”的笑话确实也可以搬到他的身上,但这位以“战神”的形象留存青史的皇帝心目中的“马”显然是战马。相隔近一个世纪的俾斯麦几乎可以算是腓特烈大帝的精神继承者,他终于以普鲁士为核心实现了“大德国解决方案”。当他极具战略眼光地止步于奥地利边境、回望法国时,他心中某个不为人知之处肯定铭刻着:“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曾有这样的豪言壮语:“我并不仅关心我自己的祖国或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我的目标是造福全人类。”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德国式的对于欧洲统一的执著有时会体现为严苛的自责。尼采就曾愤慨:“日耳曼人是一群掉了队的人,他们打乱了欧洲文化的伟大进程。俾斯麦和路德是例外。甚至在拿破仑(唯一被认为有足够的力量担当此任的人)企图把欧洲建设为国家的社会时,德国人以他们的‘解放战争’打乱了一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果未决的战场外,德国作家路德维希甚至也在惦念欧洲的统一,他将查理五世追求欧洲统一的努力称为悲壮程度上堪比“路德主义”的一场悲剧,认为欧洲统一“在10世纪这个梦想是可能实现的,在16世纪不可能,而现在到了20世纪却再次有可能实现”。在1946年丘吉尔提出“欧罗巴合众国”之前就做出这样的预言,还真得需要些纯德国式的乐观。
    
    德国式文化定义
    
    “11月9日”似乎是一个对于德国来说有些宿命的日期,仿佛满月效应一样,历史上好几件带有纯德国式理智或疯狂的事件都出现在这一天。1938年11月9日,“水晶之夜”(Reichskristallnacht)事件爆发,纳粹德国开始屠杀犹太人。1918年11月9日,德国末代皇帝威廉二世退位。据说德皇退位数年后曾发生这样一件事:一位普鲁士亲王将他的房产家具拍卖,其中有腓特烈大帝用过的一支长笛,于是一群波茨坦的军官决意为霍亨索伦王朝保存下这一遗物。其中一名军官对亲王说:“我们不能让这件宝物落入世俗之辈手中,我们应该在我们伟大国王的长笛前立正致敬。”
    
    腓特烈大帝和他著名的长笛确实是一对颇令人瞩目的组合。无论欧洲乃至世界其他地方的语言对于德国与德国人都有什么窃窃私语,有一点是共同认可的:无论“德国”二字意味过什么,它绝对意味着音乐。“音乐使我产生两种情绪:战争和田园风光。”出自俾斯麦之口的这句名言带有德国式的铁血味道。与德国相关的音乐段子永远层出不穷,虽然有些在当时看来也许并不好笑。柏林的社会学教授勒佩尼斯(Wolf Lepenies)在《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The Seduction of Culture in German History)中就记载了他父亲在“二战”临近尾声期间经历的一件真事。盟军对德国的轰炸已经全面开始,德国的空防部队越来越难以确定轰炸机的行程与目标,战斗机飞行员只能在空中依靠地面侦察站提供的蛛丝马迹自行判断。1945年2月13日,勒佩尼斯父亲驾驶的战斗机上突然收到地面侦察站发来理查·施特劳斯的《玫瑰骑士》中的一段华尔兹舞曲,飞机上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战士很快明白了轰炸的目标,飞往歌剧故事的发生地维也纳。然而飞到中途他们越来越疑惑,之后机枪手想起来德累斯顿才是真正的目标:这是《玫瑰骑士》首演的城市。“于是他们飞回德累斯顿,去阻止他们不可能再阻止的事情。”——1945年2月13日,盟军飞机开始轰炸德国的德累斯顿,第一次空袭有400多架飞机参加。
    
    勒佩尼斯说,他的另一个作家朋友曾告诉他:“恰恰在达姆施塔特(Darmstadt)遭受毁灭性的空袭前,收音机里播放了理查·施特劳斯的《魔幻音程之舞》中的一些选段,这些音乐优雅动听,好像来自精美的洛可可世界。”诸如这般口味的笑话在另一些国家或地区也许会显得不可思议,但在德国却显得并无不和谐。路德维希将德国人与艺术特别是音乐之间格外密切的关系做过这样的归结:“对于永远也不会成为信念的无穷世界的追求,以及思想从逻辑、清醒到神秘、不可知的不断变化飞跃,这是德国人在思考问题和驱除心魔时两股势均力敌的力量。它们构成了德国人的内心世界,这股力量对外驱使他们统治世界,对内则诱使他们转向音乐。”
    
    路德维希认为,巴赫和舒伯特代表了德国人性格的两个对立方向:“巴赫把音乐和浮士德的追究精神结合起来,而舒伯特则重幻想。”在巴赫的天籁与舒伯特的树林泉木之外,路德维希也着重提到了德国人对于鬼怪故事的偏爱:“在德国的喜剧和话剧中,经常可以看到描写阴间地狱的故事,这是德国人非常喜闻乐见的题材。”一个可以将格吕内瓦尔德(Matthias Grünewald)阴惨的伊森赫姆祭坛画(Der Isenheimer Altar)视为堪与米开朗琪罗的西斯廷壁画媲美的民族确实会在审美上有些重口味,即便平和开朗如荷尔拜因(Holbein Hans),也间或会在《两使节》(Die Gesandten)这样的作品中横空画上一个神秘莫测的骷髅头。德国浪漫派重要成员之一阿尔尼姆(Ludwig Achim von Arnim)提出的“草莓”比喻其实比诺瓦利斯(Novalis)的“蓝花”意象更符合德国式的浪漫:“我对那些已经采到的草莓早已经忘却,但那些我至今尚未发现的却一直在我的内心燃烧。”德国和它的其他艺术一样广为人知的玩具熊文化似乎也以一种更为质朴的方式验证了路德维希的“双重性格理论”。在玩具史上,玩具熊首先是作为一种格外特别的抚慰玩具出现的,用以安慰身体或心灵上受伤的孩子,缘由是19世纪前在欧洲、特别是中欧与东欧经常有街头驯熊艺人,在棍棒与呵斥下竭力完成自己的舞步的棕熊已然成为带有悲壮意味的象征符号。柏林以熊为市徽,对于这座既拥有凯旋门又曾被夷平的城市来说别具德国式的宿命意味。路德维希坚信:“从信念到疑虑到人的本身,《浮士德》恰恰反映了德国人的全部希望。”在《浮士德》的一个早期版本中,记载浮士德死时留下了这样的遗言:“我死了,我是一个坏基督徒,我同时也是一个好基督徒。”路德以类似的语言写下自己的遗言:“天上,人间,地狱,无处不晓。”200年后的歌德同样自称:“既善且恶,恰似自然。”
    
    路德维希的弗罗茨瓦夫同乡、比他小17岁的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他1939年的成名作《文明的进程》(über den Prozeβ der Zivilisation)中以略少些诗意的语言进一步发展了路德维希的“双重性格”理论,认为笼罩在德国整个社会中的对文化的“引以为豪、沾沾自喜”是以德国人不由自主要将“文明(Zivilisation)”与“文化(Kultur)”区分开来的意向为特点的:“在德语用法中,‘文明’指的是有真正用途的事物,但无论如何,这种用途的价值只能屈居第二,它只是由人类的外部表现和人类生存状态的表象组成的。最令德国人引以为豪的、用以阐释他们自身成就与自身存在状态的词汇则是‘文化’。法语和英语中的文化概念也能指涉政治和经济、技术和运动、道德与社会现实,德国的‘文化’概念则在本质上指向思想、艺术和宗教,而且有一种倾向,就是在这类事物和另一类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之间划出明确的分界线。”
    
    《德国人》中就用德国的“文明”技术性地衡量了它的“文化”:“德国的书籍和刊物的产量(也即德国智慧的结晶)总是在德国国家权力衰微破落时激增,而在权力日益兴起时下降。1805年,在拿破仑压制下的德国出版了4081部书,而1813年,从拿破仑桎梏下解放出来的那一年,仅出版了2233部书。此后整个国家不断分裂,知识分子的生活动荡不安,直到1843年出版的书籍不下于13664部。1872年,德国取得巨大胜利,实现了统一,是年书籍出版下降到11177部。即使如此,至今德国也是书籍出版记录保持者。”这显然是一种只有古登堡的后代才能想到评判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路德维希以记者的身份前往德国。正是在他的努力下,曾经于1943至1944年从魏玛(Weimar)失踪的歌德与席勒的棺椁重现天日。战后路德维希返回瑞士,1948年死在拥有悠久历史与音乐传统的瑞士小城阿斯科纳(Ascona)近郊,完成了他作为一个写者对于德语的回归。路德维希在《德国人》中的文字衡量方法其实也可以反过来应用:无论德国有多少个名称,能用来衡量它的“文明”的重要砝码之一依然是它的“文化”。虽然德意志本身难以定义,以德语为根基的这种文化终究会说服人们相信:不管有多少名牌工厂店,只要还有以书籍印刷量衡量德意志精神的尺度的人存在,德国的精神就会以某种科隆教堂式的当量存在,而不只是缩减为教堂隔壁的某种香水。
    
    ······
    
    看完了这篇又臭又长的《德意志像双层巴士:思想文化与国家政治脱节》,我们才总算明白,其实只要两个字就可以概括其内容了:文明与文化。(“又臭又长”,指的不是这篇文章,而是其中描述的德国历史。)
    
    在德语用法中,“文明(Zivilisation)”与“文化(Kultur)”是区分开来的。“文明”指的是有实际用途的事物,如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文化”则在本质上指向思想、艺术和宗教。
    
    而使得德国人从马类进化为人类的,恰恰可以说并非“文明”,而是“文化”。
    
    那么按照同样的理由,未来的中国如何从厨子进化为主人?看来也得通过“思想、艺术和宗教的文化”,而不是通过“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的文明”。否则,中国就永远是一个厨子社会。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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