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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软实力”接近文武周公的“德”
(博讯北京时间2016年1月18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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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7月12日 ,谢选骏在《“软实力”概念是谁发明的》一文里写道:
    

    一般认为,“软实力”(soft power,又译作“软力量”或“软权力”)这个概念,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1937—)在1980年代美国学界关于美国国力是否衰败的大辩论中提出的。在那场辩论中,针对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提出的“衰落论”,约瑟夫·奈认为美国的力量并没有衰落,而是其本质和构成正在发生变化。他分别在《政治学季刊》和《外交政策》上发表了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和Soft Power等论文,并出版了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一书(中译本《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提出了“软实力”概念。
    
    但实际上,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有关文明起源发展的理论,显然比约瑟夫·奈的“软实力”论,更为深入地阐明了“软实力”的来龙去脉。使我们可以举一反三地想到:即使是所谓的“硬实力”,也是起源于“软实力”的。他的理论核心也因此被人称为“文化形态史观”,或称为“历史形态学”。其要点可以归结为及下几条:
    
    1、文化是通过对环境的“挑战”的应战所遭受的考验而产生的。
    
    2、文化的生长是由那些“退隐”和“复出”的少数伟大人物的历史活动所决定的。
    
    3、文化的衰落来自于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人相应地撤回了他们的支持与模仿,整个社会失去了新的应战能力。
    
    4、文明的解体在于社会体和灵魂的分裂。
    
    在我看来,这最后一条,“文明的解体在于社会体和灵魂的分裂”,正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分离所造成的文明解体、社会解体,也正是这一百多年的来的中国所反复经历的噩梦。
    
    举一个例子:
    
    1、由于满清没有能像日本那样,对环境的“挑战”进行有效地应战,因此
    
    2、无法容忍少数“退隐”的伟大人物“复出”展开其历史活动,结果导致
    
    3、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人相应地撤回了他们的支持与模仿,整个社会失去了新的应战能力——
    
    4、最后社会体和灵魂的分裂,使得满清解体、中国解体。
    
    再举一个例子:
    
    1、毛泽东集团曾经对环境的“挑战”进行过有效地应战,因此一度强大,
    
    2、但毛泽东无法容忍少数“退隐”的伟大人物“复出”展开其历史活动,结果发动历次政治运动,导致
    
    3、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人相应地撤回了他们的支持与模仿,整个社会失去了新的应战能力——
    
    4、最后社会体和灵魂的分裂,使得文革惨败、共产主义解体。
    
    现在,通过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抛弃毛主义、追随西方社会的软实力,来增进了自己的硬实力,但是却没有能力增进自己的软实力,反而使得自身原有的一些软实力日益萎缩、分裂、变态、消失。
    
    现在,中国社会已经逐渐认识到:如果不能重建并增进中国自身的软实力,那么中国的硬实力并不能发挥已有的功效,甚至会反过来,听凭硬实力恶性发展,成为社会分裂的利器,最终将导致改革开放这个“新型洋务运动”的解体。
    
    盛世危言,殷鉴不远。
    
    ······
    
    现在我想补充说明,其实早就汤因比之前三千年,中国文明的奠基者、周朝的文王、武王、周公所创造的概念“德”,就已经涵盖了“软实力”概念的基本要素。
    
    所谓“德”,是指个人或社会的内在品质。
    
    “德”的字形由“心”、“彳”、“直”三个部件组成。“心”表示与情态、心境有关;“彳”表示与行走、行为有关;“直”,“值”之本字,相遇相当之义。(洪颐煊《读书丛录》:“值本作直。”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凡彼此相遇相当曰值···古字例以直为值。”)“直”同时也是“德”原来的读音,这通常意味着“直”(值)才是“德”字的成义要件。字形本意为“心、行之所值”,是关于人们的心境、行为与什么水准或什么状态相当的判断。说某人具有某德就是说某人在某一评价空间中到达哪里或站在哪里,说某德(如清德、和德、上德、下德)什么样就是说到达相应位点的行动者的行为表现会是什么样。
    
    德字甲骨文作徝(从彳从直),金文作惪(从心从直)或德(从心从彳从直),字形的演变寓示人们在进行评价时的侧重点的不同,最终写定的“德”字,“心”“彳”构件完整,似乎正寓示着一种综合与折衷。
    
    在1986年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里谢选骏写道:
    
    《尚书·微子》对“德”字的理解,不合乎殷人的传统,而完全是西周的用法。卜辞和殷代彝铭中都没有这个“德”字,只有“值”字,作“得”字解。《微子》中的“殷其沦丧”,“沈(沉)酗于酒”等措辞与《酒诰》中的“天降丧于殷”、“荒腆于酒”之辞意相近、风格相似,有仿作之嫌。
    
    周初统治者素以贤明通达著称,因此,他们并不从正面攻击殷人的固有宗教观念(如上帝是殷族的始祖神),而是徐缓地改革殷人传统的宗教信念──如废除殷王为上帝“元子”,把神之世界与祖之世界分开,建立起以“德”为本的新型的天命观。在此同时,厉行“禁酒”措施,尤其严禁与旧有宗教仪式关系甚密的“群饮”活动。用这种双管齐下的战略,从理论与实践上,同时打击殷人固有宗教信仰中的种族优越感,从而泯灭其徐图复国的精神堡垒和最后希望。
    
    周初统治者的重礼教、重“德化”,轻宗教、轻祭祀,抑制殷人旧有宗教信仰的政策,导致了一场事实上的宗教革命。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运动也许未经点破,但却广泛扎实深入地进行着,对后代“中国”史官文化“的形成,起了直接作用。而《酒诰》则为研究、理解古代中国特有的史官文化的形成,作了一个画龙点睛的提示和旁证。
    
    周族以其劣势的人力、物力和相对落后的文化,击败了久居优势的殷族文明国家。这不能不使他们认识到人的努力与社会政治人心背向的重要。他们从此清楚,天道远、人道迩,而“天命”正寓于人的意志和人的努力──“德”──之中。社会政治的范畴,从此受到了比宗教神话范畴,更大的重视。
    
    有学者曾指出,古代中国征服型英雄之一、早期的夏桀形象与古巴比伦史诗英雄吉尔伽美什(Gilgamesh)之间,有些相似,这表明至少在早期传说中,征服型英雄在中国还是受过相当的尊崇。著名事例发生在“暴君桀”形象的演化上,关于他,鲍·李福清(Boris Riftin)曾在《中国古代神话研究》中有一段论述。他认为,最初的时候,桀似乎被描绘为一个壮士,可能是猎人,具有典型的史诗英雄特点。桀与图腾女主──龙女──交合的传说,可能起源于该形象演化的上述远古阶段,他的性机能的强盛也可以认为是史诗英雄的一种特征。形象演化的第二阶段,似乎产生了另一种观念,认为桀是一位具有雄伟的体力和俊美的外表的英雄,他的对手已不是猛兽,而是与他为敌的人类。后来随着政治伦理主干的体系神话的形成,尤其是在大量利用远古神话与传说的古代儒家的形成过程中,桀的形象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一个桀骜不驯的英雄壮士变成了暴君的典型。
    
    其实,桀的命运变化与“德”的含义变化是一致的。因为在早期,“德”的含义通于“得”,只有行为效果与使用力量方面的含义,没有道德和自我克制等方面的内容;只是到宗法社会和家族政治稳固之后,“得”才开始向“德”演化,被赋予新的内容。可以推测,“得”向“德”的演化,也是原始的独立神话向文明的体系神话过渡、宗教神话向历史神话过渡的时刻。鲍·李福清的研究没有涉及这些,只是泛泛提到古代儒家在政治伦理体系形成中的作用,而忽略了早在西周统治者那里,这一过程已经开始了。
    
    征服型英雄在中国远不像在希腊甚至巴比伦那么走运。他们不但数量稀少,而且大多只是文化英雄、文化超人或有德君王的助手,从未成长为赫拉克勒斯(Heracles)式的顶天立地的半神。弄得不好,还会沦为反面角色,如有穷的后羿逐渐变成了穷兵黩武的典型。而气吞万象、勇于“逐日”的夸父,终于被黄帝手下的正统有德的势力应龙所杀。可见,在“力”与“德”之间、“征服”与“教化”之间、“知识”与“伦理”之间的斗争中,后者在古代中国逐渐占了上风,而前者终于败落了下来──这就是夏桀、商纣等悲剧命运之症结所在。
    
    桀的形象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一个桀骜不驯的英雄壮士变成了暴君的典型。由有力的“具有硬实力”变成了无德的“丧失软实力”。这是由中国思想观念的转型所导致“新评价”。
    
    天命的垂青的“德”,远非现代意义的“道德”、“品德”等善恶范畴,更非世俗生活的区区准则,它是政治的本质。是使人同化世界的综合素质,“崇德”就是尊崇同化者的“素质”。“天子有圣德”,即是天子具有支配群体、与天对话的综合素质。这素质是他藉以理解世界、把握环境的特殊本能。崇德,成为对主观能动性的赞颂。但随着秦国到清国两千年长城时代的整合、闭锁和没落,“德”的本意被曲解了,不再是积极的肯定,而成了消极的否定──不再是能做什么,而成了不能做什么。
    
    孟子的“浩气”,类乎圣人的“德”。它充塞天地之间、永远不绝缕、永远“轮回”的。但没有采取印度故事中的神格化、人格化、动物故事化的解释。而采取了历史化的、社会化的解释。文天祥在其狱中名作《正气歌》中,以自己的亲身经验,再次支持了这种学说。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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