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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陶渊明的双重性格
(博讯北京时间2016年2月28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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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陶渊明(365—427年),东晋浔阳柴桑人,字元亮,名潜,世称靖节先生,自称五柳先生,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隐逸诗人。后世称他为“百世田园之主,千古隐逸之宗”,开创了田园文学这一文学潮流。他的诗文充满了田园气息,他的名士风范和对生活简朴的热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乃至整个中国文化都深受其影响。陶渊明在中国几乎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上过中学的人都学过他的《桃花源记》,很多人会随口念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老师还会讲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然而要进一步对他说些什么,恐怕就有点困难了。一个人之所以成为那样的人,总得有很多因素的影响造成。
    
    在我看来,陶渊明的诗品清高,是从其生活的污浊之中而来的;陶渊明的退隐田园,是从其官场丰盈之中而来的。
    
    陶渊明,字元亮。晚年时更名为潜。谥号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曾祖陶侃做过晋朝的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父亲都做过太守。但在陶渊明的少年时代,家族的显赫已经成为历史。有时候日常生活所需也成为问题。陶渊明年轻时徘徊于仕与隐之间。在那个年代,做官是所有文人的入世之道;正所谓学而优则仕。陶渊明早年曾任江州祭酒,但很快就“不堪吏职”辞职不干了。此后一直在家隐居,直到中年后迫于生计,又一度出门任职。当他在做彭泽令的时候,他因不想“束带”去见督邮,说了句“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这说明他毫无社会责任感,做官原来只是为了混饭吃。到了需要他出力的时刻他就又辞官归隐了。这一次是真正地归隐田园,再也没有出来做官。
    
    既然归隐了,就要装出一副生性热爱自然、不喜拘束的人。所以他在《归园田居》中自我解嘲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这样出尔反尔的小人,让他去做官,真是社会的灾难。每天逢场作戏官场酬酢,定是难受得很。当他真正抛弃了所谓的“功名利禄”之后,一个无限舒展的世界向他敞开了。从他的诗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的精神世界迈向了另一个层次:“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随口念来,让人心向往之。
    
    东晋是社会改组的时代,又是佛教风行、崇尚名士风度的时代,因此,才会造就出陶渊明这样超越世俗的田园诗人。唐以来的许多大诗人,像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 陆游,都是非常推崇陶渊明的,在艺术创作和人生态度上也深受其影响。陶渊明的诗文代表了“人的觉醒”,也就是说,人不光要有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也非常重要。当我们再次念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诗的时候,便感到了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自由与舒展。
    
    陶渊明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年),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又不敢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革命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党同伐异的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炙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回车)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
    
    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八百年间迄今为止名气最大的诗人。陶诗今存一百二十五首,多为五言诗。从内容上可分为田园诗、饮酒诗、咏怀诗三类。
    
    (二)
    
    陶渊明有过五次入仕而又最终归隐的经历。国内对陶渊明漠视官场、归隐田园一直都做最高的赞誉性评价,认为他具有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情操。不过,日本人冈村繁不满意这种人云亦云的评价,并以现代日本人的心理来诠释陶渊明,认为是一个不负责任、背信逐利的假隐士。这一评价显然具有偶像破坏的效应。其结论的依据是陶渊明的五次仕隐经历,而恰恰也是在对陶渊明五次仕隐顺序的选择以及由此生发的意蕴揭示上,冈村繁的客观性最为值得怀疑。
    
    关于陶渊明的五次入仕并最终归隐的经历,冈村繁认为的顺序应该是江州祭酒、刘牢之参军、桓玄幕下、刘敬宣参军、彭泽县令、归隐。冈村繁根据他所认定的顺序,认为:陶渊明不肯就“主簿”(江州府秘书)之职,而入刘牢之军团,是因为“刘牢之是当时最强大的军阀首领”,对陶渊明来说,“是最高前途的晋身机会”。后来为什么转入桓玄(与刘牢之是宿敌)幕府?因为此时正是刘牢之迎战孙恩,日夜苦战之际,而桓玄控制着东晋三分之二的广大地区。桓玄被杀后又在刘牢之之子刘敬宣军团当参军。在这明显的因果关系中,冈村繁得出了陶渊明是利己主义、反复无常、无节操、汲汲求官的假隐士的结论。可以说冈村繁的论断彻底颠覆了我们心目中的陶渊明的形象,我们也几乎被他的推理征服了。
    
    但是,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冈村繁结论所依赖的陶渊明的仕隐顺序。《陶渊明年谱》关于历代陶渊明仕隐经历的争论材料如下:一是宋吴仁杰的观点:“未仕桓玄、刘裕,从建威将军刘怀肃”。清傅汝砺也同意此观点;二是《晋书安帝纪》、《宋书武帝纪》的观点:“刘裕行镇军将军”;三是清傅云夔虽“同意吴仁杰,但建威将军是刘怀肃还是刘敬宣未祥”;四是宋叶梦得的观点:“隆安三年赴江陵仕桓玄,后作刘裕镇军参军”;五是清杨希闵的观点:“对为刘牢之参军说存疑”;六是清陶澍的观点:“未仕桓玄、刘裕。曾为刘牢之镇军参军,刘敬宣建威参军。考《晋书百官制》左右前后四军为镇卫军,刘牢之为前将军,正镇卫军,即省文曰‘镇军’”。近代梁启超、古直持此观点;七是朱自清的观点:曾仕桓玄,后做刘裕镇军参军,再做刘敬宣建威参军。隆安三年刘牢之是辅国将军,不是镇军。核《晋书职官制》原文是“后省前后左右四军为镇卫军”,后省即合并之意,而不是单指四种之一,刘牢之的前将军不可省称镇卫军。宋云彬持此观点。
    
    陶澍之说在清代可谓集大成之说,在现当代,朱自清之说影响最大。陶澍认为陶渊明的出仕经历是祭酒、刘牢之参军、刘敬宣参军、彭泽令,未仕桓玄、刘裕。朱自清认为陶渊明的出仕经历是祭酒、桓玄幕下、刘裕参军、刘敬宣、彭泽令。陶澍之说的一个根本疑点是认为陶渊明曾为刘牢之镇军参军。朱自清则认为陶渊明曾仕桓玄,后做刘裕镇军参军。朱自清之论断在现阶段基本上被国内学者所首肯。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没做说明。王文生和李道英分别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采用了朱自清之说,国内更多的学者在研究陶渊明时也采用此说。
    
    在这个前提下做一对照,便一目了然,关于陶渊明仕隐经历,冈村繁并未采用哪一家成说,且在未经考证和解释的情况下糅合了陶澍与朱自清两家之说。也即他对陶渊明的仕隐经历的生动描述与评价是建立在一个并不可靠的前提下的,其结论的客观性也因此打了折扣。而且,其用意也很明显,因为在此仕隐顺序中,陶渊明所事之人之间的对立关系如宿敌、父仇得到强化,陶渊明跳槽的因果目的极为赤裸,这样陶渊明背信弃义、无节操的特征在仕隐顺序的表层结构中就自然凸显出来。
    
    (三)
    
    其实,一根筋的日本人终究无法理解陶渊明的双重性格。
    
    在我看来,陶渊明的双重性格不是孤立的,而是第二期中国文明存在的基本文化冲突。那就是在中国的儒与印度的佛(道)之间的矛盾、在出世和入世之间的徘徊。这一点,我早在1989年出版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中已经阐明了。
    
    双重性格并非陶渊明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所有的“文化官员”的通病,宋朝人王安石、苏轼,明朝人王阳明等人,都不能免俗。
    
    (摘自谢选骏《我看第二期中国文明——五十视角的百科全书》)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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