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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从主权到思想主权
(博讯北京时间2016年3月17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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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谢选骏
    
    谢选骏于1975年——1995年间写作的《中国的四季》(原名《五色海——王者之言》)中,曾有十一个段落谈到主权,可以视为“从主权到思想主权”、“思想主权的先声”。兹援引如下:
    
    (1)
    
    远古的神话在现代生活中,已经不再具备道德的性质,它原先包含的压抑精神、约束行为的功能,已经结束。
    
    近古的宗教则以自我克制与道德异化的形态,垂范至今。因而,神话是失去仪礼的言语,类似童年的冲动。宗教则是固守仪礼的教义,有意无意的过年的规范。
    
    突破仪礼拘束的神话,近乎天启。作为一切新文化的前兆,为蓬勃有力的生活,提供最持久的动力。高级宗教则相反,它的起源是为一个衰竭了的居民实体提供定心丸;为精神阳痿的民族,开出一帖内在充实的补药。
    
    千万不要混淆清晨(原始宗教),与黄昏(高级宗教):尽管二者都是朦朦胧胧、神秘动人。它们中间,毕竟还隔着一个热闹非凡的世俗主义时代,那也是主权国家横行无忌的日子,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启蒙轴心。
    
    庄严而肃穆、寒冷消沉的夜!现在,我们陷入了衰竭与颓废的时代精神:当文明衰竭与颓废时:
    
    A、讨论多于决策
    
    B、清谈胜过行动
    
    C、规律压制创造
    
    D、优柔寡断的思想取代了敢打敢拼的行动
    
    E、宣传代替了哲学
    
    F、权力上的等级取代了赤子真情的力量
    
    G、社会习惯强求一律、杀害忠良、鼓励背叛
    
    H、社会舆论与创造历史的人们之间,形不成正面的反馈
    
    (2)
    
    人的来源迄今为止仍是神秘的,但凡千万年的演变,使得人们占有权力、支配他人的冲动,已经成为生存发展的基本模式。这不断的转换,形成历史生活的基本旋律。而过度膨胀的权力感,则是现代社会一切灾难的根源。要消除现代灾难,唯一的药方就是降低权力感在全文化中的比重。而实现此一救赎的唯一道路,是一个空前有力的全球世界权力核心的兴起,它以其全球性使命,消除权力感造成的世界性紧张状态。
    
    在现代世界的普遍混乱中,将产生吞没一切的漩涡(此谓“否极”),它不负荷阿提拉、成吉思汗、列宁同志的“无情破坏”,而是秘藏秦始皇、凯撒、阿育王、穆罕默德同志的“重新组合”。一切主权国家的“私权”,将付之一炬,超级权力中心,将带来强制性的世界和平。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古老的预言再次应验!它的现代文本说,“强者,莫不由舍命夺权的冲动而臻至其强;弱者,莫不由享受权力的奢侈而沉沦于弱······权力的罪恶性质,即在于“享受”,而不在于“争夺”。
    
    在上述意义看,“进步”又何尝不是“衰落”?人们常常指着这个说“这是进步”。时而又指着那个说,“这是进步”。他们说错了没有?往往没有,他们的这类说法往往是其来有自的。只是他们太拘泥自己的经验,过分囿于当世之人所共有的某些感受,以致把这些感受当作客观的事实。“衰落”,也是如此。“进步”与“衰落”不仅格格不入,也是互相通融的。它们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甚而相辅相成!
    
    透视一下历史过程,就可以明白:在“衰落”过程中,往往拥塞着许多“进步”,而“进步”的大量涌现,却也不能阻止“衰落”进程。在许多情况下,如果我们有勇气承认的话,正是某些“进步”加剧并深化了整体的“衰落”!充满恐怖色彩的真相,使现代人分为两大阵营:一个阵营的人主张,为减缓衰落的过程而取消关于进步的幻想,这是保守主义者;另一阵营的人主张,为进步的实惠而置衰落于不顾,他们称有关衰落的论述,为最大的思想骗局,这是自由主义者······在这场关系到世界命运的厮杀中,我们还不知道自己应该站在哪边,因为中国现有的条件,还轮不到对此作出选择。
    
    但有一点是异常清晰的:“进步”并不是一个可靠的东西。它是一座冰山,有一天洋洋自得的“占领者”将突然发现,这冰山正在足下消融,从而使一切建树的基础宣告崩溃时,他们该多么惊惶!而如果事前看清“进步”的冰山性质,并在心理上做好应变的准备,就不会被恐惧和绝望所击溃?还是相反被恐惧压迫得更久?
    
    衰落既是不可避免的宿命,那我们为何要悲观绝望?要知道,衰落之后,将继之以复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衰落有衰落的趣味,这是生活在盛世的人们,体会不到的。对他们来说,足下的土地多么实在,而望洋兴叹是空洞的。
    
    “进步”何尝不是“衰落”?“衰落”何尝不是“进步”?只要“衰落”在深化,我们就可以说,“瞧!进步并未停止!”──这无异说,在进步中,既有吉,也有凶;进步者,既是善果,也是恶报。
    
    (3)
    
    现代世界正不可逆转地融为一个巨型的“全球社会”。日益密切的国际联系,导致国际约束力的加强。在向这整体秩序行进的步履声中,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乃至每个文化群落的重要性都已并将继续有所降落。这与他们古老的自尊心和有关的光荣传统及其种种教育是相抵触的。因而对每个个体、每个群体的心理,这一转换过程都带来诸多的痛苦和彷徨。“未来的震荡”的一个突出表现形式,就是变换迄今流行的基于主权国家、民族国家的社会体制、价值观念、文化傲慢等一系列的既定观念。这一变换的动力不可能来自书斋里的教育,而是来自“国际社会趋于一体化”(“全球化”)的压力。现代国际冲突的剧烈,只是大规模整合各个横征暴敛的主权国家为一个至仁至爱的全球秩序的预演。
    
    悲剧是否可以定义为,为了保卫一种注定要消逝的东西,而作出慷慨的牺牲?当然,这一定义与古希腊人和古典主义的悲剧观,也许不尽相合,但却合乎历史上充满慷慨悲歌和空前堕落的矛盾时代。为了即将胜利的事业而牺牲,这是新时代的正剧。而英雄般的业绩拒绝对即将消亡之事物承当义务,这是新时代的喜剧和黑色的幽默。但这两者都不如上述意义的悲剧那么有力,不如悲剧那样深刻地揭示了人性与人的命运中的深刻矛盾与巨额反差。
    
    当代西方世界,充满了此种悲剧。它在形式上有时很美,但内容上却不免流于呆板。为了自己的文化方式(包括生活方式与思想方式)而战的武士们,也许恰恰忘记了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他们是为了挽救急剧消亡的往昔而战。为了夺回日益流失的主动,他们投入狂热的斗争,不惜动用一切技术手段,以致背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到头来,这反倒进一步加速了自己的衰败。例如,西方社会使用蔑视基本人权的测谎仪,正是这种衰败的迹象之一。这是为了手段而牺牲目的的没落。
    
    “测谎仪”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中越来越流行的现实,也许不应视为孤立的偶然事件。这是效率与机器向人道和个性的宣战,是西方文明开始背弃其固有价值、信念的又一征兆。诸如此类的事件却在提示我们:科学正与它在中世纪与近代初期的母体“人本主义”不断分裂。人对机器文明的利用程度越深,自己的独立性也就越脆弱。随着依赖性的加强,人也就越来越不能无视机器文明对人的天性提出的一系列挑战。满足这些压力,对人性来说,意味着某种牺牲“有所得者必有所失”。古老的箴言再次表现了新的含义。
    
    越有效的科学技术手段,用来为一个反文化的目标服务,所造成的文化破坏也就越大科学的盲目性由此可见一斑。
    
    各种现代社会,在不同形式下面临一个共同危机,个性与社会间的紧张关系。总的趋势则是个性的发展、公民在法治下的自由权利,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随着社会在体积上的日益膨胀,它留给个体的空隙也就越小。所以我们看到小国或中等国家的居民才相对富于自治的能力和自主进取的精神。国家越大,留给自治、自主的余地反倒愈小。这是横直于无机与有机之间的大阴影。越大,对个性也就愈苛刻,居民的个性也就磨灭得愈甚。体积的惰性与迟钝。带来了文化上的恐龙时代。
    
    生命世界也是这样,在同一种类的生物中,体积大的一般不如体积小的反应灵活。小的生命所消耗的能量按比例说也相对较小。这是被宇宙的普遍压制本能所决定了的。体积越大,所承受、所需应付的各种无形压力也就越大;因此,它的内在压力,作为反压制力,也就越大,各部分自由回旋即余地也就越小。这种因盛(体积大则生长、盛大的结果)而衰(丧失或降低了生命的回旋余地、创造空间)的事例,像反复不尽的变奏一般,一再出现在各种西方文明形式的生命旋律中。
    
    社会的困难、人类的痛苦,一个深层的造因并非来自文明在时间上的延伸(这造成了顽强的传统)和空间上的扩张(这形成了标准化的惰性)及其造成的反差扩大。,来自人自身的疲软;来自人面对自己所创建的文明形迹时,越来越渺小、越来越贫乏、越来越不主动的力量对比。现代人的错误,在于不明此理,反倒由于尴尬而更狂放地追求外物,希冀借外物去抵御外物对自身的压力。这就陷于外物更深的包围、更多重的压力中。自身的解放越来越渺茫了,却在变本加厉的侈谈“征服宇宙”──这是多么无可奈何的表现。
    
    作一个对比是有趣的:长城时代的清国,对内弱化民族活力,对外“以夷制夷”,以求内外力量对比的一时平衡。他们把这叫做“和谐”?这样的和谐,给中国文明带来的是稍稍延迟的死亡,但却给中国民族带来更大的灾祸。我们的文明已经死亡,但我们的民族没有死亡,我们的精神没有死亡!精神要激活民族,民族要创造新的文明!
    
    外部压力高一丈,内部的力量反差却消一尺,文化系统的有机调节力横遭毁损,它的崩溃岂能幸免?
    
    出路不在于责詈对方,而在强化自身。放松对自然反差力的人工管制,必要时甚至默许它在文明环境中的自然扩大;同时,用新的反差力量与之形成多维互助(而非互相抵消)之势:这可以帮助中华精神复国。
    
    在未来的挑战面前,不论东方的传统文化,还是西方的传统文化,都是无能为力的。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的社会文化模式和心理观念样态,无助于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理由。互相接触也许不无补益,但借用却最终只能归于失败。只因为西方的传统,也同样在未来的挑战面前失去了应战的效力。而我们常常所说的“西方文化”,恰恰是西方的传统文化或是很快即过时的“流行文化”。它并不能代表西方更不能代表世界的未来。现代世界面对的压力形态是新颖的,但是人们为什么没有由此联想到──我们的未来世界所用以应付新颖压力的文化,第一要义即在于它的有效的新颖性:它必不同于迄今被叫做“西方文化”的那种传统的堆积。“西方文化”概念中的“西方”如果是指传统的、已然的西方,那“西方”与“复古”又有何区别?流俗的复古,是复东方之古,流俗的西化,是复西方之古。
    
    (4)
    
    一个新兴的小国或凝炼着新文化之精的“国中之国”(如自治的社会组织、独立的文化中心、廉洁有效率的割据区域、纪律严明的造反组织等等)──这是准国家水平上的分压制的“力凝结”。一个积弱不振的大国、自命为世界帝国或霸权中心的“万王之国”──这是国家水平上的压制制。前者,往往通过对后者的挤压、冲击、蚕食、扫荡、取而代之──去推动历史、更新文化。就力量的会演、比武以及就检验生命力的意义说,一个国家的命运不论采取了或兴或亡的变化形式,都是值得庆贺的!其兴也,象征生命力的升腾;其亡也,象征死亡力的沉沦。其兴其亡,都意味着生成力量的移动。
    
    各种水平、各种规模、各种类型的国家,在理论上都拥有维护自己生存、抵御外来侵略、实现自己意志的主权。但这意志决不等同于统治阶级的天赋特权。国家的意志,应以调和诸多阶级相互冲突的利益为前提。其功能,以调和为手段,团结尽可能多的内部力量,去应付外部世界的诸多挑战,以完成保护自己的民族生活的文化使命。完成了这一使命,即实现了国家意义上的自我。因此,上升中的国家的意志,无不与民族文化的命运紧密相联。
    
    国家起源于保卫一种文化形态免遭外力挤压的系统要求。在这一富于历史感的对外保卫战中,国家赢得了不断增长的内在力量。而它相反地把矛头指向同胞、指向本文化系统自身,乃是衰败之征。
    
    与扩展一种文化、深化一种文化的角逐同时同步,去设计自己的构造、完善自己的设计,并精心运作它这是被一切新兴国家的历史所一再证明了的通衢,是“从国家到文化”的天然大道。
    
    从国家到文化的大道,揭示了一个文化的真谛,政治的艺术,是刺激各种有生力量互相竞争,以竞争去求平衡。总之,政治是以升华去回答沉沦的艺术,是以文化去超越生活的艺术,也是使“暂时的现在”获得历史永恒性的艺术。这是任何门类的本位艺术所无法取代的大艺术。故执此术以临天下者,将担负起《老子》的预言:“治大国若烹小鲜。”
    
    要使一个国家的命运从反压制的生命力向压制的死亡力沉沦这个恶性循环中摆脱出来,就必须完成一个运动,从切切渴望物质利益转向汲汲追求文化精神。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第四章中对此曾有一个对比:“罗马人由于骄傲而野心勃勃,边太基人则由于贪欲而野心勃勃。罗马人是想统治别人,迎太基人则企图获致利益。不断计算收益和支出的迎太基人在作战的时候,心里照例是不喜爱战争的。但罗马在行动时是不考虑得失的,他们一切取决于他们的荣誉感。”结果如何呢?迦太基屡战屡败,转强为弱,直至亡国。罗马则蒸蒸日上,不但实现了征服的荣誉,还把他们的文化模式推展到整个地中海区,建立了一个空前巨大的文化圈,改动了人类的文明历史地图。
    
    想做到这一点,统治的贵族阶级必须先使自己廉洁化,与平民阶级达成深刻的谅解,这有助于激发平民的热情与集体精神。他们齐声高唱新文化之歌,怀着对不可知世界的神秘憧憬,自然而然地向新文化的天地急急推进。这一吸引着整个群体的文化天地,不是知识分子的书斋文化,不是市井之辈的消闲文化,更不是统治阶级的庙堂文化而是体现了民族意志的“民族文化”,一种总体的文化。
    
    “民族文化”,是一多层面的有机复合体。它并不一定是此民族独力营造的,但却是此一民族所独立运作的。只有此民族方能品出其中的韵味,并充分利用其功能。在“民族文化”中,洋溢着整个民族发自灵魂深处的共通热情。它集约地体现了全民族全方位生活的综合脉息。它实现了此民族与其生存处境之间的高度协调······它接近于孟德斯鸠笔下罗马人的“野心勃勃”,也是当代人爱说的“历史使命感”,或是我们在本书中一再指出的“宇宙节律”。“民族文化”所提供的范式是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归宿与生活上的依托。促其实现,是一切国家的最高使命。
    
    国家是民族文化的传播载体和生长温床。压制民族文化的国家是自杀式的。国家,因此成为一种文化范式和另一些文化范式之间和平共处、有限竞争或互相对峙、展开“总体战”的巨大实体。它展示了社会界城中力量集结、活动、转换、变形的大规模运动。国家因此成为“我们的文化”向“他们的文化”进行交流、斗争、互补、融汇、并重新开始分化、生长、崭露新颖的巨大旗帜······
    
    文化高于国家。“文化比国家更具永恒性。国家历来只是充当了文化的武士。文化太娇嫩了,要是失去了国家的直接保护,它即便能勉强维持下去(像是犹太区文化或海外华人社区文化那样),也很难获得总体发育的机会。缺乏生存空间的文化是很容易窒息的,即令幸运,也只是变作一堆活化石而已(像是犹太教文化或埃及科普持教文化)。因此,国家的历史归宿,在于它所保护并弘扬了的文化。若缺失了文化精神的激素,若不是为了文化的缘故,国家就会沦为商贩囊中的货物,军阀蹄下的战场,或是狱吏手中的鞭子。而这种局面,是生活在文化有机共同体内的人们,不论如何都无法长期忍受的。
    
    丧失了本位文化的国家,就意味着丧失了自己的国魂与意志。一个国家若是屈从于别国的文化,则无异变成了精神上的亡国奴。国家的形式犹存,国家的灵魂业已失落。没有灵魂的身体岂能长存?岂能逃避过速朽的厄运?没有自己民族文化的国家,犹如行尸走肉。当一个国家把自己赖以奠基的文化从目的贬为工具,并把自己由工具升格为目的(这是最大规模上的主仆易位,时,它就会为了物质的利润而抛弃了精神的准则,于是,这个国家便沉沦。
    
    判断一个国家的健康状况,进而预卜它的发展前景──请从它的文化形态入手。
    
    (5)
    
    任何一个大社会,都不是功能单一或结构单一的。它由众多社会组织以“成员”的身份复合而成。正如,大型的社会组织本身又是由若干小型的社会组织合成的,小组织则又由若干来源不齐、成色歧异的社会成员交相合成。这层层的等第,以联合、牵制、支配、拒斥等往复的运动,结成自体的网络或金字塔结构。等第之间通过密切程度不等的接触,产生了强度不等的压力量。这力量构成了社会界域中的大角力者。大角逐所产生的挤压功能,既造成向心与联合,也造成离心与分裂;既产生了需要和爱,也创造厌弃和恨。研究大角力者,成为揭示社会界城里的诸多困扰的一种途径。
    
    前国家的、创造活力尚未遭到抑制的社会组织,发挥着更广泛的文化功能;而到了国家时代,这些颇富活力的文化功能,则可能因其不合国家机构的脾胃,而被抑制或催眠。因为国家与文化的利益并不总是协调一致的。从社会的长期发展看,这里潜伏的冲突,有助于社会从整体上避免朽蠹之运。力的积淀总不是一件好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致使形式的硬化与力量的腐化。
    
    例如,在教权与政权分离的国家中,教会就发挥着不同于国家意志的文化功能,因此成为一个在文化上起着调节作用的社会组织。政教合一的制度则恰恰相反地给教会带来了另一种命运:由于权力的集中而招致的腐败因素增长了。但在政教分离的社会中,反差力量间的对峙与平衡,体现为通过教权与政权间互相竞争的社会组织功能,使整个社会保持了更健康的文化空气。文化精神主导下的政治(而不是反文化的政治),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
    
    根据其与超级的社会组织──主权国家──的关系,分出两种社会组织:一是前国家的,作为国家的创造者与基础,或是旧国家向新国家转换的中介,出现在文化史上。一是由国家创造出来以推行自己意志的,这种组织与各种形式的国家共存亡。而后一种社会组织中,除了比重很大的行政机构外,还有许多与行政机构形成犄角之势的辅助物。在三权分立制度下,立法者议会、执法者法院,也都属于此类社会组织。第一种社会组织在国家强盛时,可能并不显眼。但到了发生国家危机时,它们就会脱颖而出,负起社会责任。以前批评中国国民性的学者常说中国人“一盘散沙”、“民气浮嚣”,究其原因,实为第一种组织的发展,受到集权国家的过度抑制。由于缺失了这个不可缺少的调节者与救济者,以致中国社会总在高压统治与无政府状态之间摇摆无定,人民无法养成牢固的社会责任感,使文化遭到周期性的大破坏。
    
    例如在唐代,文化的多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藩镇势力的存在。这我们只要读一读韩愈写的《送董邵南序》就很清楚了──割据的藩镇成了唐代文化的庇护所。藩镇势力过于强大和活跃,诚然会引起“安史之乱”那样的社会动荡与大战,但过度的中央集权也不免产生明代那样的太监政治。在长城时代,适中的、稳定的地方势力的存在,却能为官僚机构无力吸收的文化力量,提供一些稍为宽阔的生存空间、得以施展的文化之渊。《周易·乾卦》所谓“或跃在渊,无咎”,就其文化史的启示言,正可谓指此缝隙而言。
    
    趋向于自治的力量,如政教分离中的教会;唐代的地方藩镇势力等等,是民族、国家水平上的大角力者。中国在先秦时代,民族水平上的大角力者,组构成许多区域性国家,国家内部又有自制实体(封臣等);所以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文运隆盛。秦皇攻灭六国的同时,也兼并了各种地方自治实体,甚至连秦王宗室也被剥夺了基本人权。故秦之后,中国文明的发展趋于程式化,进入长城时代,几乎成为“化石文明”。
    
    大角力者时代的结束,使民族的活力,在釜底抽薪的厄运中沉泌术了。司马迁作《史记》还能写一笔“游侠”:大角力士死了,只有通过对小角力士(游侠)的描写,去平衡社会弊端。司马迁以后,游侠之流,只能退入“小说家言”,中国社会日益化石化了(而不是像有些冒充历史学者的马列主义者想当然胡说的所谓“超稳定结构”)。
    
    有一种社会集团是在集权国家持久压力下形成的,为的是在无法治的状态下,使本社团成员尽量少遭到集权国家机器盲目的非理性压力。一个国家是在若干数量的社会集团群的互相撞击中组合而成的,其形式或是契约的,或是强力的。但总的看,各社会集团之间,若能保持一种有活力的平衡,国家就兴盛。平衡一旦破坏,国家结构就趋于瓦解。
    
    上升中的社会,由各集团间的协调,去中和国家生活(“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危机中的社会,为集中权力以便扭转不利的危局,才把大权托付给某个集团甚至某个人。如罗马共和国虽是民主制度,但在战争条件下,却把内政外交的大权统统交付给一个选举出来的“独裁官”,让他决定军政大计。与专制政体不同的是,战争一旦结束,独裁官必须交还人民借予的权力。罗马人的智慧无异于宣布了,集权有助于国家渡过危机状态。自治的社会集团在国家生活中的独立发挥作用的程度,取决于这个国家对自身危机的解决程度:危机小了,自治反而会增多。
    
    社会集团的原始功能是自保的、为本集团谋利益的。因此,它对国家意味着一种反作用力;而对其它社会集团,则施加着自己的压力。社会集团因此在根本上是一种“压力集团”。英国人最了解这一点。为了反对希特勒的崛起,他们推举了一向不受欢迎的邱吉尔做了首相,并在反纳粹的战争中授予他践踏法律的独裁权力。但战争结束后仅仅两个多月,英国人民就在大选中一下子把好战英雄邱吉尔赶下了台,以防这位胜利者用其代表的集团的利益,去代替国家利益,社会的平衡发展之路,就通过这样个人意义的无情无义的方式,得以维持住了。
    
    社会集团这一大角力者,作为一个自成系统的压制源,它的显著特征充分体现在它的对内关系上:它对本集团的成员既保护又压制,使之趋于人为的规范化。它要求成员服从内部制订的纪律与游戏规则,以便有效率地去迎击外在压力,甚至连首领本人也受制于此种集团自身发出的压力。历史上,于个集团的领袖与本集团的习惯势力展开斗争的事例很多,如埃及法老阿赫那顿,就以悲剧式的诀绝回答本集团的挑战,以改革者的英姿和失败者的灰暗而载人史册。他死之后,新事业就付诸东流了。一个社会集团对自己的成员、对其它社会集团,发挥着可见或不见的压制之力,但在大社会之中,它更多地还是肩负着抗压的使命。当它处于相对弱小或遭受排挤的在野(即在民众之中)状况中,更是如此。但没落中的社会集团对外一筹莫展,又亟需维持已然的存在,被一种内在的规律和无法拒绝的宿命支配着,滑向不可控制的远方,化反压制为压制,变对外的矛头为对内的刺刀。整个集团,从此退化为一个自给自足还需“抽税上贡”的封闭系统。没落衰颓的封建制度,就建立在许多个这样的小系统上。
    
    在由各种大角力者组构的国家生活中,我们也能发现类似于自我封闭的衰兆。一个机能健康、生气勃勃的国家,自然会倾向于对外伸展自己的过剩精力,同化、吸收更多的空间与资源。除了军事的侵略行动,更多的还是经济的吸收和文化的同化。但当国家自身萎缩之后,再无余力对外施加影响。可是作为一个有机体,它总得要生存下去,所需的能量从哪里来了于是它加倍从内部进行超经济的“开发”,把臣民的福利当作了吸收资源的主要对象(而不是作为主要力量)。南宋朝廷就是一个显例。它对外一再“忍让”,对内巧取豪夺。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集团如此表现出这种“外干中强”的特征时,离其解体的日子必定已是为期不远了。只需有个小小的新兴力量核心给以轻轻的一推,它就会不战而溃。这样的事例,在长城时代的化石化岁月中往复出现,几乎构成了一个“规律”。例如,不可一世的唐宋明清诸朝,都是这样溃灭的。
    
    (6)
    
    求安欲,是有机体躲避压力,把反压制活动降低到一个合理水平的聪明本能。因此,生命都趋向寻求自己托庇的一个角落,一个可以控制的生存空间,为的是以更少的精力从事更多的业务,享受更多的乐趣。对以求安去减少消耗的战略,慷慨的大自然报以安静的、食草兽式的清福。从相异角度说,年轻的有机体并不热爱“安逸”剩余精力捉使他积极寻求行动的机会。衷心求静、不思变迁──这是垂暮者的倾向。不多的精力节制了他的行为,使生命活动水平渐趋低落。这也算得是发自本能的自保战术。
    
    从相同角度对生命现象作一鸟瞰,将会发现各种性情、各种年龄阶段、甚至各种竞技状态的动物,或多或少都带有求安性。它们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运动。同等功利效果之下的节约原则,庶几成为一个“规律”。这是在本能指导下“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
    
    综合说,一时的求安是再度运动的起点,正如狮子在出击前先睡足了“懒觉”。耶稣在审判式的传道前,先在旷野隐居多时。而主流的求安倾向则是生命开始没落的标志。“生命在于运动”。与运动相背的思安甚至苟活,是不会带给生命以真正福音的。
    
    我们所以采纳了上述说法,也许还是出自精神上的无奈:如果说宇宙的本性是运动(压制与反压制),那么,人的本性就是相应的“无常”,是境遇上、心理上“交相错落的不安”;要想在不安的人生之海上,求得一块实在的安全之岛,是困难的。
    
    求安欲的一种派生欲望是对空间的占有欲望。不受侵犯的、享有主权的边界,独占或分享(这是独占的力量不够时采取的一种妥协方式)的版图(国家)、稳定的地产(庄园)、崇山峻岭、无际山林──是作为生命安全的各层保证,而被各种生命样式追求、把握着。甚至连植物界也有它们关于领土的认识,尽管这种认识在我们人类看来是采取了沉默的、根须校体伸张的形式。生命的世界,是依其占有生存空间的形式,而悄悄分化为各物种、各种族、各社会、各阶层的多层面的大立体从山遍到海底,从冰点到沸点,从最潮湿的沼泽地到最干燥的黄土高原。即便在同一个池塘中,不同的水层也生活着不同的鱼种。
    
    从较广阔的视野看,若不能有效地保持对某片空间的控制权(不论这片地盘多么狭小),就谈不上安全问题。占有空间的欲望,实际上只是追求安全的派生欲望。这样看来,现代城市中日趋严重的住房紧张,就不仅是个单纯的居住条件问题。现代工业文明对大多数人的生活比之原始部落的生活并无根本的改善。西方社会没落的一大标志,是流浪者队伍的日益扩大。这在以西方世界的首脑自居的美国社会,表现得尤为明显。尽管我们知道,流浪生涯并不总是由于物资的慑乏(如缺乏建筑材料)所引起的,心理压力导致的流离感,会使它变得更危险。难以平息或控制。
    
    现实中的蜂窝状况,使现代居民因不断受到挤压而一再变态的心灵(如果还有一个器官可以被叫做心灵的话),不断向超现实的方面去寻求慰藉与出路。所以,电影、艺术、科学幻想,受到欢迎,甚至连远古的神话,也成了文化市场上的畅销货。这是一个大众化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们之追求精神上的目标,不是出于对物质生活的餍足感,而是出于奢望!出于奢望与新的匮乏之间的矛盾所激起的空前物欲。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古代的艺术与高级文化达到了惊人的优雅、神秘,而现代的艺术与高级文化却沦落到街头化(即流浪者化)的境地里。很显然,古代人用以抒写性灵的东西,被现代人一再投放到应因物欲高涨与精神苦恼之间剧烈冲突而起伏不已的文化市场上去了。于是,“市场规律”就侵入了性灵的领地。它使文化的外观徒增一时的光辉,而失却了原本含有的那种引异功能隧力。那种功能不是投俗所好地满足市场需要,而是来自体验与本能中的真诚,而具有文化史上的永恒性。
    
    文明社会的蜂窝状况,也是现代特别流行的精神病症和暴力行为的压力源。拥挤的生存,以及因为摆脱不了这一困扰而产生的烦恼、沮丧,从根本上造成了对他人的厌恶与嫉视。更深地剖析一下,减少人口压力的要求,不仅有理性的规划意识在起作用,还有非理性的原始嗜杀性作为动力。“从长远看”(比如一代人以上),后者或许比前者更有力。没有自己空间的人,是谈不上自尊的。没有自尊,则人性中的可贵成份(如爱邻人、宽容性、合作精神等等),将被无形地抑制掉。而各种破坏性成份则势必急剧增长。这使社会的内部压力变得愈来愈富于爆炸性。再强固的社会结构,也经不起这种压力的持久冲击。
    
    占有空间的冲动,在农耕居民身上也许比在城市居民身上表现得更充分。它生气勃勃,充满了良好的自我感和永恒感(和大地母亲亲近而激起的一种感情)。农耕居民比城市居民更切近人性的原始,他们渴望攫取空间的动机,主要是为了预防饥饿,而不是陷于人海中而实行自我隔离的冲动。后者较之前者,是一个更高的生存目标。因为,没有必要的独立欲甚至“孤独感”,现代的灵魂几乎无法生存下去;因而,这又不失为文明世界中一个更有持久力的冲动。当然有一天,文明的大厦也许会倾倒,人们追求自我隔离、自我放逐的倾向,也会随之消失;但控制生活资源的意志,却与产生了这一意志的生命本身一样,是永久不灭的。
    
    在文明取得外部胜利的节节扩张的喜悦中,有个恒定的、复仇式的隐忧,在各种文明的进程里产生并日渐扩大了,许多占有欲在文明的狭窄轨道上迎面相撞。它们相互挤压、相互抑制。各形式、各个体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都自觉“正义在我们这一边”。一种普遍的怨恨以令人惊诧的理由和速度迅速传遍人间。对不曾身临其境的人们,这些理由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但其被接受的速度却是吓人的。压力的作用(且不谈文明外部的险恶环境,仍在向文明和文明圈内的居民不断施压),使有机体再不能轻易遂其占有空间的欲望;这受挫的欲为反弹回来,落在他自己和文明体系其他成员的头上,转换为一层新的压制!因此,节制个体的欲为,并从宏观上调和它们,以便使社会降低内在的紧张状态,就成为伦理学的一项永远不得安宁的任务。
    
    为什么有许多世俗生活的失败者,以悲惨的自杀来了却一生?是因为他们再也承受不住那种投射出去而后加倍反弹回来的欲望之力。有机体被自己身上产生出来的反压制力量以十分悲惨的方式给压碎了。这是不愿意接受失败厄运(即屈服于失败的局势)的意志,所能采取的一种较原始、较果决的出路。即以死去摆脱永无止境的压制感──如果战胜不了它。除了遁向另一个遥远世界的自杀,在无以挽回的失败以后,还有一条出路,升华与变态,如流浪与自我放逐。一开始的流浪,往往是被迫的,是失去自已固定的生存基地的结果。但后来,流浪可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成为一种特殊的嗜好。然而即使在最无所牵挂的流浪中,也仍遗有对故土(或想象中的“故乡”、“祖国”,精神归宿等)的深刻依恋,有着对“属于我的生存空间”的空灵追逐,有着对无意识的占有欲念的神往,尽管这种种意念被寄托在了漫漫的行程之中。
    
    (7)
    
    知其然,这是“经验”。
    
    知其所以然,这是“科学”。
    
    经验知识与科学知识,并不像现代人幻想的那样可以划上等号──经验的精神与科学的精神可以说是截然相反、指向两端。前者来自特殊、推己及人;后者则重视一般、强调概括。前者要求举一反三;后者却追求省略。它们永远在相互琢磨着,比试着······经验与日俱新,它基于人的感知与体验。即使是原始人的经验(包括他们的巫术技能),对我们仍有裨益。原始的经验有时反倒显出长青不败的生命力,它更少受到智性批判的渗透,神秘得足以激发持久的想象力。但科学的“日新月异”,则意味不断地自我否定。因为它立足于普遍化的合理假定、排异化的逻辑推理;它对现象世界的把握既是绝对的,则不免是荒谬的──如旧科学在新科学面前,就是十分明显的荒谬!
    
    我们看到,科学的真正力量不在于它对现象世界的概括覆盖面极广,而在于它自我否定的动态立场(如果把整个科学进程看作一个大系统)极其活跃。在中国的传统心理中,自我否定是最糟糕的幼稚表现,其义近乎“自相矛盾”。因此,我们的心灵不是倾向于去发现真知,而是满足于“自圆其说”、“前后一贯”。这就难免使我们的理论世界趋向于硬化、衰朽。这是智性的活力开始衰竭的理论化的表现。有活力的思想,则注重“转换的功能”。它确信,活力来自转换,形式的恰当转换可以保证功能的完满过渡。它的消息是:功能比存在更重要;功能决定存在。而不是相反。
    
    身体的各个器官,是发挥着各自功能的“机关”,它为此而活动着、存在着。不活动了,便不存在了。每个身体器官,就像每个社会组织,其实根本没有能力独自展开针对外在敌对势力的“反击战”,它们于是只得协同一致共同作战:共同缓解压制力量的专横倾注。就此层次而言,机体是个共存共荣的“攻守同盟”。“结盟”,本是生命从古以来也许直到永远的伴生现象,并非战国时代的独有智谋。在当今这个全球范围内的大战国格局下──结盟可能意味着主权国家的垂死挣扎。
    
    同一个器官,同一种功能,有时是反压制的天骄;有时则为压制的暴君。关键在于:它冲力的矛头是指向外部压制,还是指向“同盟体系”内部?前一种指向是天骄的模式;后一种指向是暴君的模式。其实,一个社会有机体又何尝不是如此?“一分为二”、“好事变坏事”的辩论──经由上述注解则获得了更严肃、更深刻的含义:功能高于一切,正如皮相地说,“关系”决定了形态,也决定了事物的命运。
    
    有机结构的每一部分,都间接承担了普遍压制的一份力。
    
    但阴性的暴君是如此强大、柔韧而无孔不入它透入各种反压制的形式、力量、行动之中,并变相支配了它们。我们知道,有压制(因),有反击(果);却很难从具象上分辨哪是压制力(因),哪是反击力(果),除非依据各人自体的反应和感受。这,已近乎穷尽人的智慧的边缘永远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宇宙能被人的智能活动所“穷尽”吗?历史上常见的倒是,人的智能被宇宙运动(包括狭义的历史运动)所穷尽、所扭曲。这就是所谓“文明的衰落”。往往是在“衰落”中,人才更清醒地发现自己及自已在宇宙中、在生活里的真实处境。所以,认识的客观性便增加了。
    
    (8)
    
    宗教与信仰的道德热情,经常是披着神圣外衣的谋生手段。使命感诚然重要,它美化了生活的龌龊的原动力,并给原先没有方向的生命指出一个生活方向,在文明社会的极端情况下,方向甚至代替了生活本身而成为主宰,所以不少人因此乐意刻苦甚至受苦。方向感经常对人的生命本身施行统治!然而,谁又能否认,各种使命感就其本来面目(而非其宣传辞令)而言,其实都是自我中心意识膨胀的结果?不论是口称基督佛陀的使命感,还是口称主权在民的使命感,不论是明确公开的自我中心为形式的使命感,还是暖昧诱惑的宣传口号进行的利他主义的使命感,都是自我中心意识膨胀的结果──它们都是“我”的,而不是“你”的,更不是“他”的。即便像佛教式的“以一切有生有情之物作为自己慈悲对象的”极端利他主义哲学,其核心依然是“我的”或“我们的”利他精神、慈悲精神,只不过是,把有情有生的万物众生,处理成了自己慈悲心怀的客体, 这就是使命感的坚实内核。
    
    此外,在探讨使命感问题时,我们会自然而然地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各种使命感都是在不同程度上以利他目的号召徒众的,而一个使命感被社会普遍接受的程度,正与其提出的利他主张的膨胀度,成正比。极瑞个体化的设计(如“阴谋”)因此和社会使命感(如“公益”)难以衔接,因为那不是一种可以公之于众的东西,不能煽动广泛的共鸣和动荡(“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这样就决定了,“阴谋”如果不能转化成“阳谋”,就无法登堂入室、盘踞中央。这种现象说明,使命感的形式和使命感内核,往往是相反的!所谓“说尽天下漂亮话”才能“干尽天下丑恶事”,就成了各个阶级、各种政体、各种统治集团甚至包括宗教的、学术的、商业的统治集团的活动分子们的从政必修课,似乎在人类的天性中包含一种“愿意受骗”的本能,所以被统治者最欢迎的仿佛就是那些最惯于撒下弥天大谎的统治者。
    
    弥天大谎的内核是“我的、我们的盘算”,而形式却环绕着“你的、你们的甚至是他的、他们的的利益”建构起来,所有的骗子都说是为了受害者的“谋幸福”的,而所有的受害人都是相信了骗子的谎言,所以说“不想占便宜就不会被欺骗”。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的力量,其实都是从“许诺─被骗”的模式中产生出来的。许多思想或行动的力量,也是从这种困窘和力图摆脱这种困窘中产生出来的。
    
    这种矛盾,无可避免地造成了各种使命感在思想领域和行为领域中的相互争夺,类似的撞击常能激起闪电雷鸣,打破万马齐喑的死局。这种撞击同时也使各种使命感在事实上处于敌意的旋涡中,使命感天然具有的内在自我中心和外在利他号召之间的矛盾性格,在这里清楚不过地透现出来:一种使命感的诞生,意味对他种使命感的宣战;一种使命感要维护、发展自己,难免要与他种使命感进行较量,有时甚至是拼死搏斗,以达到事实上唯我独尊的势力,或者退一步,也要在思想和行为的广袤领域中,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
    
    使命感的产生,是受到某种诱惑或者压力的结果,是为了争夺某种社会资源或挽救某些人的生存危机,是自我夸张──人们面临的诱惑或压力,驱使他们行动起来,并“走得太远了”, 像是古代神话的英雄一样树立标杆,建立了特殊的平衡,或是“秩序”。
    
    这当然加剧了此种使命感与他种使命感之间的紧张局势,于是各种以利他主义争相号召的使命感,如神职人员的吆喝和恐吓,事实上也是从这种紧张关系中获得养料,从而壮大成长起来。人们常说,“思想需要撞击”,那么互相竞争叫卖的使命感之间,是不是也需要在对峙与冲突才能更有卖点呢?历史事例表明,实际情况正是如此。所以,竞争中的使命感既是分赃的敌人,又是推销的盟友,他们的存在等于彼此证明自身的必要性,诱使人们在“非此即彼”的恍惚中,选择一个。
    
    (9)
    
    任何组织关系都是貌似强大其实极不稳定,它处在永久的流动状态下。我们看到“组织系统称霸的时代”,其最为典型的就是“战国时代”,因为历史上迄今为止的最大组织,就是战国。在战国的意义上,秦汉、罗马、乃至哈里发阿拉伯,也都是战国的果实。而一旦战国过去太久,这些果子也都糜烂了。
    
    在古代的战国,争夺兵员和土地是最大的国家任务,在现代战国,争夺资源和技术成了个人和组织共同关心的核心问题,因此,控制资源与技术的跨国公司,就取得了与国家平起平坐的位置。有人预测,跨国公司还可能控制主权国家本身,而成为其全球帝国的奠基者与先行者。
    
    在这样的时代,中立的态度是不受欢迎的,因为,那只是暂时的“夹缝中的生存”,它会招致支配者的怀疑与取缔。因为全球化的膨胀,使得剩余的空间已经如此狭小,再也容不得回旋的余地了。谁在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上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岂不算作社会意义的骚扰行为?其实不然。实际上个人的独立性应该包含自律,尤其行为上的自律,是一种深入到自我以内的它律,经过自律的个人独立性不仅不会骚扰社会,而且有助于协调社会关系。
    
    在战国压力下,维持一个组织系统如“党国”的运转,就成了至上的要求。这种义务已经不再是附带的、暂时的,而是主要的、永久的,否则将使“无数先烈流血牺牲”积攒起来多项投资付之东流······等你看清这个越来越深的漩涡,却早已无法回头是岸了。即便你有幸“退党”,不再作为该组织的成员,但你岂能避免沦为其他组织的吞食对象?为了维持起码的生存,人们只得降格以求,把自己从一个依附于组织的奴隶,变成在人肉市场上自由拍卖的货品。
    
    历史上各大文明衰退之际,为后人留下了多种人身依附关系的痕迹,如罗马帝国的奴隶贩卖、奴隶劳动、庄园农奴制的兴起,导致自耕农阶层的消失。在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同样也有类似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形成与盛行:把自己变成领袖们的部曲、门客,通过这种自贬,尊称领袖为“主公”,就像现代人尊称领袖为“主席”,无疑强化了各种人身依附制度,并“赐予”失去传统庇护的人们以生计。这是自由劳动向工农兵学商的奴制退化,所凭藉的历史力量。这种退化的发生,并不是由于哪一个组织(如古代的士族、现代的党团)起了什么救世主作用,相反,奴隶干部及其组织工具的涌现如五胡的领袖、南朝的军阀和他们的家族军队、党派军队,像是魔鬼,从千年瓶子里面突然释放出来,“再也不肯自行退出历史舞台”。
    
    在空前的饥荒中,人们为了乞食的生计而追随“主公”“主席”,这样的领袖可以超越公认的伦理道德,干下伤天害理的勾当,而不受饥民灾民的谴责,只要他能够提供粮食。所以毛泽东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粮荒是由社会分裂的危机促成的,所以要控制社会,必先制造粮荒,然后统购统销。能够统购统销粮食的独裁者,就能统购统销社会权力,能够统购统销社会权力,就能统购统销人们的忠诚,颂歌和理论当然更不在话下,只须用一点点粮食就可以买到。
    
    在饥荒中,所谓干部队伍的建设就是如何利用形势,把妖魔释放出来。因此要想驱散群魔乱舞的政治烟云,仅仅诉诸良心和辩论,是无效的;而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粮食问题。只有松开了鱼鹰脖子上的套子,鱼鹰才能恢复自由,否则“自由就是奴役”、“民主就是独裁”,是过于昂贵的奢侈品。
    
    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由粮荒推波助澜,产生于秩序瓦解对个人生存所构成的压力之中。所以恐怖主义者欲获得权力,必先制造阶级斗争或是挑动民族冲突,这样才能使得多数人们的生命陷入危机,只有当多数人时刻生活在法制荡然的惶恐不安中,他们才会听从领袖的召唤,企图通过依附某强权者集团(例如“党”)去实现自保。这样一来,任何良心发现和精神价值,都被有效排斥于这一奴化过程之外。在明代的话本中,“强人”就是“强盗”的称谓。
    
    各种用知识包括良知去换取粮食的脑力劳动者,之所以竞相对历史做出令强人满意的解释,原因大概就在这里,在于“肚子和屁股”,所以文革术语说“屁股决定脑袋”,即立场决定思想。这都是饿慌了的人们才想得出来的智慧语言。对已经发生的饥荒,对饥民不得不面对的饿殍遍野,脑力劳动者们就用“这是不可避免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辞令去粉饰焦虑。这是牺牲品的乐曲。如果牺牲品的最后希望受到了威胁,他的精神也会作出强烈反应,以致走向自我唾弃。所以饥民哲学的最高境界就是对于政治领袖的个人崇拜,以伪装的自我放弃,来换得“晚一点死”的机会,晚一点死也许就能不死了。于是全国上下都在等待独裁者死亡,并以庆祝再生的热情,庆祝独裁者死亡。
    
    这虽然无助于改善个性在现代文明中孤立无援的处境,但毕竟达到了“活一天算一天”的唯物主义绝境。
    
    (10)
    
    人的禁忌不可能是超出时空的绝对禁忌,反过来风俗也并非没有根据的虚无。
    
    根据禁忌形成的尊严,是相对的、流变的。而强调一时一地的禁忌具有绝对性,只是人性中虚伪一面的表现。
    
    禁忌与尊严的不稳定性,来源于人的生活需要和功利目的在因时因势而易,趋利避害的途径,因之也在不断地修改中。许多神话为此提供了线索,如《创世记》中的亚当和夏娃,他们一度生活在伊甸园里,那是个极乐世界,既没有禁忌,也没有尊严,人们不用板起面孔、夹起尾巴“做人”,既没有自我意识及其羞耻感,又没有可以称之为精神世界的东西。后来,他们智慧果,才产生了羞耻感和尊严性,知道了禁忌才穿上了衣服。有了精神世界,与此同时,生活的极乐状态也就破毁了。照此解读,神话时代的思想家已经知道:
    
    第一,尊严性的规范不是从遗传得来的,而是通过后天行为(偷吃智慧果)得来的。
    
    第二,人吃了智慧果,就可以获得了自我意识及其尊严,这表明“尊严性的因素”早就存在于人,所以撒旦的诱惑窄可以奏效。
    
    神话时代过后,科学时代的人们通过对动物生活的观察,发现动物也有它们的行为规范,例如,狼群之间也有边界,这是两群不同的狼或两只不同的狼之间的外交,它们一般在自己的地盘上活动,尽量互相尊重对方的“领土主权”。
    
    而当某群狼侵入另一群狼的领地时,遭受侵略的那群狼就会因为愤怒而奋起驱逐入侵者,而这群入侵者竟然能感到理亏!所以它们侵略更多表现为袭击而不是占领,它们还没有进化到可以用强盗逻辑武装自己,于是一旦被发现也就灰溜溜地逃跑了。狼群侵略者即使敢于抵抗,也是颇为无力的招架,不像人群侵略者那因为尊严受到伤害而作出激烈的抵抗。动物一般不会因为逃跑而感到羞耻和丧失尊严,人比狼有更明晰的尊严感,所以人群很难发动无理由的侵略,于是在人群发动一场侵略战争之前,总是要制造并宣传一些冠冕堂皇的理论性谎言,以鼓舞自己的士气。
    
    在对“尊严规范”的考查中,往往可以发现尊严规范的形成过程与人们对这种尊严规范的描述恰好是相反的。例如,尊严规范的形成是基于一些非常实际的功能,然后才从功能上升为禁忌和行为规范,
    
    最后再从禁忌摇身一变而为尊严规范。但当人们描述的时候,却是从上端开始往下顺延的,或从表层往里层刻划的。人们总是先从“尊严规范的神圣性质”开始,再谈到尊严规范禁止人们去做某些事情,最后才涉及禁令的条目及其功能。这样,宣传家们就把尊严规范偶像化了,使之达到“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的神像地位。相反,倒把禁忌功能列为臣仆了,使之成为一个“使用说明”。尊严本来是基于爱美的自我意识用来管束人们的工具,现在倒成了主宰。
    
    在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尊严范畴,很可能起源于一个很小的实际需要,而对这种尊严规范进行偶像化、本体化,就促成了各种精神世界的诞生,这就是作用于“人与动物不同”这一骄傲的杠杆原理。
    
    动物没有自我意识及其尊严,因此无法构成那种可以表述的、用语言去建造的系统化精神世界。
    
    显而易见,在自我意识的作用下,人所特有的尊严性主要产生于后天的禁忌,而禁忌又是起源于社会的压力,结果趋利避害的本能使得人们乖乖听从“尊严”的号令。如性的禁忌,是为了区分人类集团这样一个实用的目的而产生的,然后才为此创造了心理上和行为上的约束。可是当性的禁忌一旦形成,就成为一种规范性力量,开始独立于当下的实用目的。即使原先那些实用功能业已消失,一些禁忌仍然以其过时的理由非常顽强地图存,成为“陋俗”。这种陋俗也经常构成了人类尊严性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触犯了这些禁忌,也就意味着丧失了尊严,唯有恪守这些禁忌才意味着你在当时当地的那个风俗环境下,保持住了自己的尊严。
    
    如现代社会流动性的增大、女性的经济独立以及避孕堕胎技术的发展等等,都使传统的性禁忌既不可能也不那么必要了。为防止苦果如私生子的降生或家族的指控等等而制定的性禁忌,因而不再受到遵守,这种新潮体现在人的意识和行为上,就是所谓“性解放”。目前,只有伊斯兰教的社会还在抵抗性解放,因为它的富有阶层可以娶四个老婆,大大降低了通奸和买淫的需要。
    
    如果只是像“原教旨主义”那样,只从思想上强调人的尊严性和精神性,是无法扭转禁忌松弛这一趋势的。而不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其实早已不再遵守教规,他们也进行偶像崇拜,也过着放荡的世俗化生活。只是进行“圣战”是远远不够的,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禁忌和尊严,是社会运转的润滑剂(所以任何一处两人以上共同生活的地方,就会产生禁忌和尊严)。禁忌和尊严,是要软化每一个体的棱角(至少使之变得光滑一点),而不是强化它达到彼此伤害的程度。
    
    在现代这样一个道德失落的时代,也在悄悄酝酿一种道德的复兴,因为既然人的自我意识已经存在,基本的尊严性因素是永远也不会消失的了。即使目前这个时代再堕落,我们也相信:所有的道德衰退的根源,并不在于培植尊严性的教育和宣传不够,而是在于社会变化过速。社会的变化过速使得旧道德瓦解,说教变得滑稽可笑甚至令人厌恶。但社会的变迁义会迫使新道德建立起来,于是新型的尊严和新型的精神性规范,也就会随之树立。所以,我们还是抛开“老年人的忧虑”吧,那只是一种旧时代的回声,老人所眷恋的,乃是一座瓦解中的神庙。这诚然含有一种悲郁之美,但最好不要忘记:
    
    任何尊严性和精神性,都是为了护卫人的生活的。这就是“精神”的“至善之境”,多余的尊严与禁忌,只是虚荣,只是人的虚伪性,它会被生活击败,被迫退出舞台。
    
    (11)
    
    现代技术能力的空前膨胀,使得人的生存空间空前紧张,由于现代文明努力向外扩张的势头,使得现代国际关系正进入地中海区域古代的“希腊化时代”和东亚大陆的“战国时代”,各个主权国家迎头乡撞,互相兼并。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不仅误人,而且误国,是没有国家的、四处流浪的犹太人在十九世纪发明出来的国家,专门破坏压迫他们流浪生活的各国,现在,随着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犹太人也不相信马列主义了。马列主义已经被犹太复国主义送进了坟墓。
    
    但是犹太复国主义并不能阻止全球一体化的过程,西班牙侵占美洲得到教皇特许所开辟的主权国家至上的时期,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尽头。全球范围如果不能再开始一轮与此势头规模相当的“地理大发现”,通过再度殖民化,以便获得“更广大的发展空间”,恐怕现代文明也就只有放弃或削减外在扩张的努力,而改采“内在的发掘”了,在类似于老子哲学和佛教原理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人生态度来改善生态平衡,而不是在开创和掠夺的基础上,树立新范式。
    
    所谓“再度殖民化”,也叫“逆向殖民化”,就是欧美以外地区的人口,对欧美进行强度移民,以便补偿早先被欧洲人夺走的的生存空间。这是原先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对原先的宗主国和不平等条约的强制签定国的历史大反击。现在各种“东方人”向“西方”的移民,包括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向北美的强离渗透,和过去的殖民活动一样,经常使用“非法移民”的方式,说明问题的尖锐性。
    
    我们的上述观察所运用的眼光,是通过展视整个文明史略而获得的。
    
    (12)
    
    艺术的原始功能,并不落实到社会规范、道德驯化的强调上。没有艺术,这类规范、训化也许推行得更为无碍。柏拉图就深明此理,所以他主张,把诗人和浪人一同逐出“理想国”,以免他们玷污理想国民的高尚道德。艺术,发自人类性灵需求的深部;而社会规范、道德训化,只是为了协调人际关系而制作出来的风俗。风俗的改变比人类性灵的改变迅速得多;而以永恒的艺术去为暂时的风俗服务,犹如以黄金去镀青铜。青铜虽然金光闪烁,仿佛万古长存;但黄金本身却悄悄消耗了。
    
    艺术的最大功能也不在于娱乐或消遣。不带娱乐和消遣性质的艺术品,虽说很难一下子流布开去,迅即成为一种“畅销的时髦”;但绝妙的娱乐和消遣,也并不能构成艺术。娱乐的目的在于刺激官能的兴奋度,给人松弛与满足。这项万古不变的招数,多少带有精神前进意义上的消极性。且乎松弛与满足,常与厌倦同来。人的娱乐要求,与儿童对待玩具的态度相似,喜新厌旧、随时迁化、靡有止境;但其本能却单调一致──以新刺激来激发官能的新兴奋。
    
    艺术的最大功能甚至也不在于“培养雅致的趣味并陶冶性情”。附庸风雅者心目中的这种最高价值域,其实是经不起认真推敲的。因为,这类培养与陶冶,一般只能作用于人的行为方式的表层。因而流于一层浅浅的“粉饰”。况且,在大多数场景中,它使被培养和被陶冶的人们,陷于被动接受的状态而不自知,久而久之,难免压抑了他们可能具有的天生灵性;现代的许多电视节目,就是这样的玩艺儿。
    
    艺术的最大功能,在于它击碎了灵的蒙昧、生存的浑沌。赐人以心境的豁然开朗,使创造的冲动得以涌起。也就是说,艺术可以使人从心理压抑、社会压抑乃至生存压抑的诸层缠裹中,获得解脱。人们常说,成为一个大艺术家,是需要天才的(机遇也是天才的一部分)。而天才,则意味着常人无法企及的高度。这个从生活经验中得出的道理,生动地阐明了:“艺术是力量的表现。”
    
    无力者,不可能有艺术;既不能拥有艺术、创出艺术,甚至也难去领略他人创作的艺术,哪怕仅仅是从外观的形式上去把握艺术的语言。所以,阿道夫·希特勒的力量,他的艺术和天才,不在绘画、建筑,而在战争鼓动、设计谋略!所以,他的前二十五年(1920年以前)的和平艺术平凡,后二十五年(1920──1945年)的战争艺术非凡。在后面的这个值得谈论的25年中,前十二年他的艺术是潜龙,后十二年他的艺术成了飞龙。在这个称为历史事变的后十二年中,其前六年他的艺术达到德国统一史的巅峰,收回莱因兰主权、统一奥地利、合并苏台德与捷克、进占德国在波兰的失地;其后六年他的艺术达到欧洲统一史的巅峰,超过拿破仑和罗马帝国的全盛时期。不过,就世界范围看,希特勒的艺术,比起英国人还略逊一畴,不仅败于英国人(及其变种美国人)之手;而且他的霸权思想主要还是局限在欧洲,主要还是民族国家形态的。不比英语民族的霸权,乃是全球形态的,甚至连英语国家的意识形态,也都国际化了!
    
    从创造力的角度去理解艺术,可以看到两个大项。一是广义的艺术(如希特勒的战争艺术和英语国家的国际霸权),一是本位的艺术(如希特勒的绘画、建筑和英语国家的意识形态产品:从它们大而好莱坞到它们的布道)。广义的艺术力量,推进着这些门类的创造活动:
    
    a,梦与幻想,
    
    b,制作的技巧,
    
    c,宗教的意象,
    
    d,哲学的观念,
    
    e,科学的设想,
    
    而作为艺术活动、制作艺术品等属于“本位艺术”的门类,则是大家更习惯的艺术。它包括音乐、绘画、诗歌、文学、戏剧、建筑、电影等等,等等。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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