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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振荣文革研究网文小辑(下)
(博讯北京时间2016年4月21日 来稿)
    
    作者:武振荣
         
    20、与网友谈文革(八)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6/05/200605311010.shtml
    
    (42)文革的伟大发现:人不自由!
    
    就积极意义讲,人只有发现自己被压迫时才可能求“解放”,只有发现自己被奴役时,才可能造反。正如一位神学家所言:“人在发现他的不自由时才是真有自由”(尼布尔《人的本性与命运》)。
    
    文革的斗争精神:“不自由,毋宁死!”
    
    (43)上述发现,不是理论上的发现,而是“事实”意义上的发现。
    
    (44)独立评论》毕时圆在《读书笔记:武振荣论文革(一)》一文中问道:红卫兵这样无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目的组织,这样无序的、以借钟馗打鬼的形式的运动,其正面价值是什么?
    
    答:是自由,是民主!
    
    (45) 作者: dck 文革研究没那么难吧。 2006-5-29 23:32 [Click:33]
    
    理解文革,认识文革——说难也难,其实不难。
    
    论文革中“砸烂狗头”的口号。“文革”中有数不清的过分的话语,“砸烂狗头”就是一例。其实“狗头”并没有被“砸烂”,只是人在气头上,话难听罢了。
    
    21、与网友谈文革(九)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6/06/200606011659.shtml
    
    (46)论反对文革的人所持有的两条“最有力”的反对论据:造毛为神和派性斗争。
    
    (47)我告诉大家,我在研究文革时,使用的“民主理论”是从如下的两个本子中找出来的:一个是《联邦党人文集》中第10篇麦迪逊论派性;第二个是由杰斐逊转述的富兰克林关于“两个分两派”的“寓言故事”。

    引证(略)
    
    (48)分析两个人分成为两派的“寓言故事”,我们发现人在民主或者自由时才会如此。假设上述两个灯塔看守人中,一个是另一个的“领导”,那么就不会分派。在寓言中,他们的关系是平等的,谁不“领导”谁,因此可以说其关系是“民主的”;他们两人一个在“楼上工作”,一个在“楼下工作”,谁都不干涉谁,因此可以说他们是“自由的”。好了,说到这里,我做出一个结论:人在民主与自由之中,就必然地要分派,而每一个人都认为分派是自然的,谁也不会对此提出异议。其实,此研究如果被我推进一步的话,那岂不是说,人在“被奴役”状态或“不民主”关系中,分派的事情才被表面上的“团结”所掩盖。
    
    (49)有了以上的理论,你去研究文革,伙计,你对文革中“派性问题”,即“7亿人”广泛分派,并且为派性陷入了“战争”,以至于毛泽东说的“全面内战”之事,就会改变看法的。末了,你有可能同意我的分析。不过你要是吃错了药,认为美国人搞派性是“搞多党制”,“搞民主”,而我们中国人搞派性就是“窝里斗”,“搞动乱”,那我就无话可说的了,世界上长着花岗岩脑袋的人有的是。
    
    (50)由人民的分派问题,我想到了毛的“路线斗争”的“理论”,如何批评它,乃是需要科学态度和科学知识的。
    
    (51)在我们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一些很有价值甚至可以说是价值连城的东西往往被我们当成“垃圾”给扔掉了。
    
    现代版的“和氏璧”
    
    (52)1966年,人没有分派的“故意”,但是人却被分派的狂热烧得里外通红,这样的事情就提醒我注意:在分析66现象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不管用了,因为人在没有“思想指导”的情况下,干了一桩自己当时并不“理解”的事情。
    
    (53)在这里,我想借这个机会告诉大家我在66问题上的一个发现是:毛泽东虽然作为“亿万人民群众”的“伟大导师”,但是他老人家的政治知识和政治水平却和我们普通人“差不多”,即使我承认那时他比我一个中学生高一点,但也不是高得我就够不着,而是我若稍一努力就可以超越他。
    
    出毛问题
    
    (54)在这里,一味地批判毛不是我一贯的做法,我在66事变的研究中提出了“一半儿论”,是说在批评1966年的人和事的时候,我们一半儿应该批评毛,一半儿应该批评我们自己,这两个“一半儿”就是我的方法。
    
    (55)问:是毛取消了7亿人民的观点吗?
    
    (56)文革中的派性是一个“政治”上的产物,所以如果派性斗争仅仅是“政治领域”内的事情,那么“多元政治”就被我们中国人给抓住了;可惜的是,当时我们的人民在政治上的疯狂已经使“派性斗争”之“水”溢出了“政治领域”之外,波及到了社会领域和公民日常生活领域,弄得小学生因观点不同不座一张课桌,营业员因观点不同在售货时吵架,工人、农民因观点不同影响了工作,因此,到毛下命令要结束“资产阶级派性”的存在时,“取消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
    
    (57)公民在政治上的派性如果是民主政治体系中的一个环节,那么,在民主政治运做的过程中就不会出现对派性的“裁判制度”。但是1966年的中国人民却走不到这一步,当派性斗争已经破坏了公民的日常生活时,派性携带者的那种“泰山压顶腰不弯”的勇气就减去了大半。于是,人们就在心里发问:“我这一派到底对吗?”事实上双方都有这样的心理活动,于是在不同的程度上双方就呼唤“裁判者”,而在这时,“不介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象当年进入“夹皮沟”那伙人一样地进入了造反派阵地,充当裁判官。
    
    文革失败得一塌糊涂时,才由解放军来评理和裁判。其实,裁判官们的方法简单得出奇:在各打五十大板后,责令解散两派队伍。
    
    (58)结论:1966年中国人民开创了政治上多元化局面算得了什么,保持了它才算本事哩!非常可惜,也非常遗憾,66时期的中国人民没有这个本事和能力。但话又说回来了,我们现在的中国人有了这个本事,也有了这个能力,只是我们却没有胆量和勇气去“开创”它,一顶“动乱”的帽子把我们明智而又聪明的脑袋给压扁了(未完待续),就这样,我们还向伟大的时代吐口水呢?
    
    就在我整理这一组文章时,网上的一个评语“这一届的人民不行了”忽然间走红,意味着什么?
    
    22、与网友谈文革(十)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6/06/200606050918.shtml
    
    (59)作者: 季逵 老武 2006-5-31 17:37 [Click:9]
    
    既然你在韩国,先不谈什么文革,能否请你老兄先说说朴正熙女儿,能否成气候吧。前几天被“人民文革”,杀了一刀,缝了好几十珍都成了李时珍了。
    
    答季逵:
    
    (60)作者:海壁 狂热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见林语堂《吾国与吾民》 2006-6-1 04:54 [Click:6]
    
    中国人和英国人都讲中庸之道,比较园滑,这是政治上成熟的表现。林语堂对此分析得很透彻
    
    作者: 武振荣 你读一下诺克斯传,了解一下那时代(也是英国革命时代)的英国如何? 2006-6-1 07:04 [Click:4]
    
    (61 )作者:五雷轰顶 狂热是生命力的表现,麻木,冷漠的是行尸走肉的表现,太成熟了,离入土就不远了。2006-6-1 07:57 [Click:1] 武振荣:强烈支持!
    
    (62)再论狂热。
    
    (63)安徽凤阳农民造反:由政治狂热到经济狂热。兼侃文革与改革。
    
    (64)农村“责任田”的前身是文革中的农民“观点”——它是“政治”上中国农民的“责任田”,自己种,自己收,自己负责任不要别人管。
    
    (65)重谈“让步政策”。
    
    (66)人民的历史被“一刀两断”了。
    
    (67)邓小平的改革为什么失败了?
    
    (68)关于一本书的说明:《赵紫阳与中国的改革》。
    
    (69)这一篇谈话写在这里,按理就应该结束了,但是念起我在谈话中说了一些在别人看来是非常出格的话,因此我感觉到有必要在谈话的末尾把我在近30多年时间内从事的“文革”研究的情况简单的介绍一下。于是,就写作了后一篇《我是怎样研究“文革”的》。
    
    23与网友谈文革(十一)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6/06/200606060817.shtml
    
    (70)要说明的是:在1966年,我虽然是我所在学校和家乡运动中的一位骨干、积极分子或小头目,但是我告诉各位,此时此刻的我志向不是做一个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或者职业运动家,而是一心要作个国画家。因此,我在文革中的那种“积极”是运动中的普通人的积极,没有任何的“个人野心”,如果说有“野心”的话,那就是我做徐悲鸿、石鲁、刘文西之类的人物。可见,我个人的情况和同时代那些政治上“早熟”的人(遇罗克、杨曦光、王希哲等)比较起来,我是一般的一般。
    
    按理,这应该是我的一种不足,可是,这在后来我从事的研究中,却有了价值,为什么?因为,运动中的我太普通了,所以,运动现成意义对我捆绑不紧,我稍稍用力,就可以挣脱它的。我假设,我是运动中的戚本禹(就在我修改本篇文章时,有消息说,他在上海逝世),那么,运动中毛泽东意义绳索对我的捆绑,一辈子都挣脱不开啊!
    
    (71)往事回忆:1966年6月,我所在的中学出现了“民主墙”,而就在最早的大字报风潮中,我遭到了本班一位同学的“炮打”,我记得大字报的题目是“武振荣是66级乙班的赫鲁晓夫”(我是班长),内容是“炮打武振荣”。好笑吗?
    
    (72)问:到什么时候文化大革命才脱离了共产党运动转化为人民运动呢?
    
    就我本人的经历说。
    
    (73)1967年,伙计,文化大革命的这一“宝”被我“押”在“中造司”上了,因此,我的命运如何,就看这一“宝”如何地揭了。结果我“输”了。为了逃避失败者可能受到的打击,我选择了“逃避”,于1968年2月参军入伍,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
    
    (74)1969年,我在军队里,亲眼看见了毛泽东、林彪的“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我所在部队轮番召开“庆祝大会”。此时此刻。想起我武振荣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忧心如焚,五味杂陈!
    
    (75)文革中,也许因为参与者过于“愚蠢”,所以,运动消解后,在中国城乡各地悄无声息地出现了秘密“地下学习运动”,我作为一名解放军战士,虽然远离这个运动,但是,我在军营中努力钻研哲学、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行为,实质上和它遥相呼应。因此,我说自己是搞“地上学习运动”。学习上的如饥似渴,是对运动中行为人鲁莽和蛮干的一种补偿。
    
    (76)“支左”:我作为解放军“军宣队”成员,第二次“回到”了文化大革命。
    
    (77)由“历史教条”到“历史问题”——我对文化大革命独立思考的开始。
    
    (78)由“派性史”(“错误”史)到“民主史”。
    
    (79)林彪的“自我爆炸”炸飞了“毛泽东胜利了的文化大革命”。
    
    我个人的完全觉醒,写作批判毛泽东的书稿——《绝妙的戏》。
    
    (“与网友谈文革”完)
    
    24、最近文革研究的几个看点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6/02/200602030900.shtml
    
    (一)刘国凯的文章,一石激起千重浪 。海外各自由网站对文革的讨论和研判,造成了一阵又一阵的舆论热点。
    
    (二)《朱学渊点评》大批家的上阵,一个顶三。
    
    (三)陈泱潮《我的一张电子大字报》。很有气度的仿毛笔法,纵横捭阖,泼墨有力。
    
    (四)宋永毅《从毛泽东的拥护者到他的反对者》。严肃的专家学者,高屋建瓴,一字千金。
    
    25、我中国研究方面的点滴体会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6/06/200606222249.shtml
    
    “舞蹈大师马尔罗,一手撑着头,一边在思考”,边沁在《道德立法原则导论》一书中说:“那形形色色的东西能不能包括在一小段舞步中?”他由此而提出的问题是:“那形形色色的东西能不能包括在一段立法中?”(以上引文出于记忆,可能不准确)我顺利着边沁的思考而提出的问题是,“那形形色色的东西能不能包括在一小段历史中?”我承认,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是有我自己的思考,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也是“顺”着如边沁这样的大师的“竿子”“爬”的。如果说回答是:“可以、可能”的话,那么在关键的时刻,一个舞步、一条立法和一段历史,可以起到人们难以预料的作用不就是学术研究之意义了吗?
    
    26、就王光美之死说1966年往事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6/10/200610241054.shtml
    
    王光美于2006年10月13日在北京逝世,21日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曾经作为中国“第一夫人”、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总算是谢幕了,但是她的“谢幕”却没有产生出一种平常人死亡的相对统一意义,而是埋伏下了一种意义的冲突。正因为如此,胡锦涛忙于建构“和谐社会”,就不得不“低调”处理她死亡之事。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高调纪念“长征七十周年”的那天(22日),网上的一则很不起眼的消息公布了她的后事已经处理完毕。
    
    (一)王光美之死:一个生前意义没有安顿下来的著名亡人。
    
    (二)两个故事中的人:共产党文革中威风八面、风光一时,一手遮天的“工作组组长”;人民文革中的“国民党特务”、“走资派”和“大破鞋”。
    
    (三)共产党“文革”故事中的王光美
    
    (四)“人民文革”中的王光美:人民在文革中对王光美的批判永远没有错误,尽管许多批判的话是道听途说的或者捕风捉影的,为什么?理由(略)
    
    (五)平民生活中的王光美
    
    结束语:
    
    王光美谢世前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是“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组委主任,如果从这这种非赢利的社会职务的选择上我们可以去窥视她内心世界秘密的话,那么有没有一个“忏悔”的意义,我就不得而知了?
    
    27、论“10年文革”中的毛泽东(上)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6/11/200611151512.shtml
    
    (一) 我曾经竭力反对“10年文革”,为什么在本文中却提出“10年文革”?
    
    (二)对“10年”时间的“三七开”:3年和7年。
    
    (三)“10年”时间可以“三七开”,但是对“10文革”中的毛泽东这个人,不可以“三七开”,为什么?
    
    (四)毛泽东“介入”文革后,文革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五)毛泽东真正的错误是什么?是:他运用超级权力强行结束了运动,打击了革命的造反派,错误地给运动定了性,并且收编了运动的意义,比之更严重的错误是:他在文革中虽然发现中国共产党已经变坏、变质,但是,他还是更顽固地“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
    
    邓小平对毛的错误的批判,是隔靴搔痒,别有用心,根本经不住历史的审判。邓小平并不是“完整”地继承了“毛泽东思想”,而是“完整”地“坚持”了毛留下来的共产党一党专政。
    
    邓小平成不了中国“伟人”的主要原因是,在他有可能发现共产党一党专政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时,却把“灾难”的根源一股脑地推在了毛泽东个人身上。他的“改革开放”政策,本当“放松”共产党一党专政,可是,他反其道而行之,把一党专政的弦蹦得更紧。为了维持统治,不惜大开杀戒,在光天化日之下派遣正规作战部队进京杀人!
    
    28、论“10年文革”中的毛泽东(下)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6/11/200611151511.shtml
    
    (六)解读毛泽东“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论”
    
    (七)用毛泽东的“矛”去攻毛泽东之“盾”,如何?
    
    (八)我对毛泽东“文革错误”的批评:“猴子捞月”
    
    (九)评论毛:是做“历史的抱怨派”还是做“历史的推动派”?
    
    (十)结束语:
    
    我打一个比方,毛泽东问题有很多很多头绪,堆积在我们中国人民面前,可以说是相当于一坐小山,但是,我从其中抽出来的也不过是它在1966年支持人民造反运动的这么一条线索而已。因此,我在抓住了这一条时,对于那些如山众多的堆积着的毛泽东问题头绪,不妄加评论,也不感兴趣。
    
    因为在这里,我不是“毛泽东问题”(我在国内,已经提出了“毛泽东是个问题人”)的奴隶,我是它的主人。因此,它是由我言说的,而不是它决定我的研究。想当初,在20世纪70年代初,当我还没有“出毛”时,感觉到毛主义的压迫很重,自己的研究处处都有禁忌。80年代初,当我已经完全地“走出”了毛主义时,回头再看毛主义,就可以模仿庄子的口气说“毛主义,其醯鸡也!”
    
    29、“人民文革”情未了
    
    ——兼评火戈的《“文革”情结何时了》一文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6/11/200611171317.shtml
    
    火戈在《“文革”情结何时了》的文章中说,民运中的大批评家朱学渊先生患上了“文革情结”,所以他为如此杰出的一个曾经在“文革”时在四川(火戈君是四川人)当老师的人,能够产生如此“情结”而大惑不解?
    
    我为朱学渊先生鼓掌,同时想给火戈解惑
    
    由朱学渊说到胡平
    
    说到底,一个自认为完全没有“文革情结”的人,也好象被套在“文革情结”内的,只要他搞民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和我素日敬重的火戈君唱了一个反调,说起“‘人民文革’情未了”的话,还望火戈君见谅。
    
    30、“老公安:文革时,刑事案件一年没几起”一文评注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6/11/200611300908.shtml
    
    “老公安”刘铁城在文革40周年的那一年,大家都在声讨文革,他却“实话实说”:“文革时,刑事案件一年没几起”,“哪像现在,特大刑事案件几乎每月都发生。”
    
    在谈到公安机关的执法环境,刘铁成感触颇深:“时代变化很快,‘文革’期间,公安机关办理案件比较好办,把案件当事人传到公安局,上级领导不敢打电话、递条子疏通,也没有人来公安局说情走后门,一般案件用不着费多大工夫,就会把案件搞得一清二楚,搞案子需要群众作证,群众积极性高涨,不要任何费用,积极主动为公安机关提供线索······”
    
     刘铁成说,“文革”时期,警民关系密切,亲如鱼水关系,电影《马天民》可以说是警察生活的写照。“那时我们下乡办案,群众看到我们十分亲热,在村里都是排队邀请我们去吃饭,群众都盼着民警到自己家里吃饭。······”
    
    “老公安”对比着说:“不像现在警民关系这样疏远,民警办案,需要群众作证时,即使是看到了,也不愿意作证,让公安机关十分尴尬;在民警遇到危难时,有的群众熟视无睹,袖手旁观。在群体事件中,有时公安机关处置不好与群众直接发生了冲突,竟成为对立面,这是以前所没发生过的······ ”
    
    对于刘铁城的话,我一边录下,一边作了批注。这样的话,刘铁城如果早说20年,就一定会被“判刑”的啊!
    
    20年前,我生活在陕西省咸阳市,当时,秦都鞋厂一位也姓刘的年轻工人,为文革说了如刘铁城一样的“大实话”,竟然惊动了北京,北京派出了“中国的福尔摩斯”来咸阳破案,三下五除二,刘姓工人就被逮捕了。听人说,后来他死在了狱中。那时,这件事我非常关心的原因是,自己在秘密写作《六六运动论说》书稿,如果事情败露,判得被刘某要重得多啊!
    
    31、论网上的大字报与网上的民主运动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7/02/200702061613.shtml
    
    2005年7月8日,我写作了《大字报与民主》一文,在《民主论坛》和《中国民主正义党》网上发表后,没过几天,国内《世纪大学堂》、《天益社区》、《文化论坛》等多家网站都做了转载,这样的情况我在执笔写作时完全没有估计到,也就是说,我对自己那一篇文章能够引起国内那些网站的注意是始料不及的,即使这样,我也清楚的知道,在这一篇文章中我是涉及到了中国社会最大的一次民主运动——“人民文革”
    
    陈泱潮对我的观点之支持和刘迪的反对
    
    “网上民主墙”谁也拆毁不了!
    
    32、“文化大革命”一词析义
    
    (一)“文化大革命”一词是怎样产生的?
    
    你知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7/02/200702200940.shtml姚溱这个人吗?
    
    (二)“文化大革命”一词的最初涵义
    
    (三)骤变:由“文化界”的运动转变为“学生运动”
    
    (四)同一个“文化大革命”运动在5-8月份的分岔
    
    (五))《十六条》中的“文化大革命”
    
    (六))“文化大革命”一词的“文化”涵义
    
    (七))“文化大革命”一词被人们自由理解的后果
    
    (八)(8)结论:
    
    上一个世纪90年代,在中国翻译出版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一书的作者们指出:“到目前为止,文化大革命一直被作为一个简单的标签用来描述从1966年开始的这一时期,但还是没有对它本身的含义做进一步的探讨”。今天,我们已经送走了文化大革命40周年纪念日,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情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质的改变,刘国凯先生的“人民文革论”虽然已经开始有人注意和研究了,但整体上的“文革”研究水平还没有重大突破,许多人还只是满足于把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好”颠覆成为邓小平“文化大革命坏”的这一简单事实,而没有深入到文化大革命事件内部去发现它所隐藏的“惊人”的深远意义和复杂而又深刻的历史意义。于是,中国民主的“第一桶金”,在中国民主运动最需要的时间里非但没有被“挖”出来,甚至还往下沉。
    
    33、1966年中国人民批判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之价值如何安顿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7/10/200710180814.shtml
    
    提要:
    
    人民文革作为一段特殊年代的历史,中国人民是走过去了,可惜的是,此一段历史所包含的形形色色意义,对人民而言,却也一晃而过;若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便解释不了,四十年前,我们中国人民以满腔热情的行为去争取民主,而在四十年后,却要等待民主的这一现象了。
    
    我想到了《等待戈多》那一出两幕剧
    
    1966年,人民没有准备就行动了,没有思考就干了起来,这固然说不到好处去,可是,和只会等待的人民相比,就很优越了。民主是一把火,你举起了它,浑身发热,狂躁勇猛;一旦放弃了,你便全身无力,在无聊和乏味中打发时光。
    
    34、对宋彬彬为代表的“老红卫兵”的评说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7/12/200712060956.shtml
    
    这一伙人很难评论,他们不是道德中的人,而是“道德过火”状态里的人,他们如天上划过的流星,閃了一下亮光后,一会就不见了。
    
    其实,“老红卫兵”存在时间极短,不超不过3个月,但是,他们对红卫兵运动带来的“灾难”性影响,到今天为止都原封不动地存在着。所有的流行影视作品中的红卫兵形象,都是取材于此,歪戴帽,腰捆皮带,满口粗话,动辄打人······尽管这样,他们作为一类人物,我还是客观地评价了他们。
    
    雨果在其巨著《九三年》一书中,用“巨剑号”上“大炮脱开”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比喻法国大革命中发生的现象:“物质完全自由 了······没有生气的物体仿佛突然将内部的邪恶全部发泄出来,它失去了耐心,暗暗进行古怪报复”。我以为,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老红 卫兵”就是从共产党世界里“脱开”了的一代,这个说法若是不被误解的话,那么,“脱开”是指,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不需要共产 党、共青团、学生会之类的组织了,而是需要在这些组织之外去另行组织队伍。
    
    众所周知,共产党社会也可以说是一个“超稳定”的社 会,对于这样的社会来说,用以统治的组织系统突然间被废止不用,社会 内部因此而陷入突然混乱之中的情形,就可以使人联想起“巨剑 号”上“大炮脱开”的那种可怕的场面了······。文化大革命中,除了毛泽东──一个人没有受到大字报公开的冲击外,所有的共产党当权派 (不管大小)统统地受到了“炮打”,五个中央局以下的全国所有的 省、市、地、县共产党组织统统地在造反派的“炮打”中给“呜呼哀哉”了(毛泽东语),可见“脱开”后果的可怕!
    
    “老红卫兵”是“红”得过了“火”的红卫兵,按照中国传统的辩证法语式,可以说他们“红得发紫”。这样,我们在“老红卫兵”的迅速消亡的瞬间上,就可以非常容易地发现中国社会“颜色”由“红” 变“紫”的现象;依据“颜色革命”的方式,我们是可以从中整理出“紫颜色”的民主价值。
    
    35、1966年的革命:毛泽东的“迷路”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7/12/200712120907.shtml
    
    日前,我写作的《关于武则天的“无字碑”和毛泽东的“无字遗 嘱”》一文,在《独立评论》上刊登后,引出了网友们10多条评论, 有的持赞成态度,有的反对,其中网友“闲话”问:“毛的目标是权力斗争还是社会革命?”
    
    邓韫璧说:“应该说毛发动文革是一场社会革命,因为毛曾当面对刘 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试想 想:毛说这句话是多么地霸道!毛如果是为了权利,他不会打倒中共 党内那么多的中下层干部,得罪一大批人。更何况毛还掌握着军队, 而刘在军队中毫无基础。”
    
    我基本赞同邓愠璧的观点
    
    我的问题是:1966年,革命在毛泽东的脑海中到底是一副什么样的图 像?意义是确定的、还是游荡的?它在诉诸于社会和人民时,“响 应”的人是可以轻易掌握它的、还是难以掌握?
    
    依我之见,1966年毛泽东个人的那种“革命”,才是真实的“摸着石头过河”。因此,他最后在河里摸到的哪块石头,被邓小平给扔了,原因是它本身价值甚少,为什么这样说?查看原文。
    
    文章的末了,我得作一个声明:我虽然和“新毛派”人物一样地主张在“晚年的毛”那里的确存在着某种可以关乎我们今天所用的价 值,但是,我认为毛是在“走迷”的情况下捉捕到价值的,用我们陕西人方言讲,叫“瞎猫捉住了死老鼠”;而“新毛派”人物则不是这样,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毛在清醒状态下作出的“英明”事情, 所以继续“伟、光、正”,他们硬是要用已经“砸”了的“锅”去 “煮饭”,有什么办法哩?
    
    36、“文革”三帖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7/12/200712181009.shtml
    
    第一帖: 就“人民文革派的七寸”答季逵
    
    季逵是一个看问题很尖锐的人,在《独立评论》上,我们是过过几招的。在最近的这一次争论中,他说“老毛”是“人民文革”的“七寸”,自以为可谓一语击中要害。
    
    文中,我先后列举了10个问题,论证了人民文革没有“老毛”这个“七寸”,因此,打了“老毛”,人民文革不受任何影响?
    
    第二帖:就“文革”问题间答张鹤慈先生
    
    张鹤慈先生是中国大名人——张东逊的孙子,众所周知,张东逊和他的家庭是文革中的最大受害者之一 。因此,张先生对于“文革”抱着邓小平的观点一点都不奇怪。我在1985年写作《66运动论说》时,就说到,假如在“文革”中,我的父亲是当权派,被斗到了;假如我的家庭成分是“地主”或者“资产阶级”,被“抄”了“家”,很难想象我对于“文革”持一种正面的看法。很有可能,我会充当一个“诉苦者”。
    
    张先生是“害人版”“文革”中的受害者,没有可能体会到“政治大解放”是怎么一回事,那是很不幸的。因此,由他叙述的“文革”是一场“害人的运动”,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导致张先生的不幸的事情是张先生自己搞的,他以“害人版”“文革”中的感触覆盖了1966年人民运动。好像整个文革,除了害人,一无所有。所以,对他来讲,自治的人民组织中的那种生活到底是一个什么滋味?没有机会品尝,于是,就只能靠“哲学”来推测了。但是,张先生终究不是一位“哲学家”,所以,他个人的“不幸遭遇”就敷衍出了他的浅薄的思想(哲学家是可以避免的)。
    
     美国学者黎安友说:中国“学者抽了民主的筋”,此话很有见底,1966人民大造反、大解放——就是中国民主的“筋”,瞧!你们不是正在“抽”它吗?
    
    第三帖:袜子有反正,民主有······
    
    袜子有反正——我们都辨别得来,每天穿袜子,穿“反”了的人极少;但是,民主在1966年却有党内、党外之区分就很少有人注意到了。因此分析1966年中国社会之现象,固然需要“哲学”的头脑,但是更需要借助于“常识”的拐杖。
    
    毛泽东1966的行为违反了“党内民主”,却激活了“党外民主”——许多人在谈论毛泽东时,不通这一窍,结果就弄“砸”了,一些很有“知识”的人竟然说出了傻瓜式的话。
    
    末了,我说:袜子的反正,人容易辨别,可民主的“反正”,就易于糊弄人了。
    
    37、“文革二次发动论”之我见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7/12/200712290949.shtml
    
    本文不是要参与刘自立和王年一关于“文革二次发动”的争论,但是 这样的争论引起了我对此问题的兴趣,使我意识到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应该有自己一个明确的态度。
    
    就学术意义讲,“文革二次发动论”首先要弄清楚的是:“文革”是什么?或者什么是“文革”?不确定这一点,而争论,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关于“文革”是什么的问题,《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 1982)》的作者们告诉我们:
    
    “到目前为止,文化大革命一直被当作一个简便的标签用来描述 从1966开始的这一时期,但还没有对它本身的含义作进一步探 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
    
    三个文革版本:
    
    (一)毛泽东的“革命版”“文革”;
    
    (二)刘国凯等人所主张的“民主版”“文革”;
    
    (三)王玉琴所主张的“害人版”“文革”。
    
    第一个版本的“文革”,绝版了,永远不会再有;
    
    第三个版本的“文革”,也不太可能发生,不是共产党“不害人”了,而共产党要“动员”群众去害人,这样的事情很难办到。群众进步的尺度在此好像可以衡量出来的。
    
    但是,第二个版本的“人民文革”却每天都在酝酿着发生,说不定哪一个早晨人们起来后它就发生了。
    
    关于这一点,我在 《独立评论》2006年7月4日发表的《89民运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吗?》一文中作了说明,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阅。在这一篇文章中, 我反复说明这样一个意思:在不民主的社会中,“民主版”的“人民文革”一定要发生,任何人都压不住!单就现象看,今天压住了, 明天却压不住;明天压住了,后天又压不住!时间越靠后,运动的激烈性就越增大。因此,一个比1966运动声势更强、规模更大、参与的人更多的中国民主运动可能正处在空前的酝酿之中,这样的情形是可以提前预测的!
    
    在我的文章中,暗含了这样的意思,如果共产党在1989年6月,没有血腥地镇压学生和市民的运动,而是利用了上天赐给它的宝贵时间,抓紧铺设了民主选举的道路,并且抓紧时间利用手里的统治资源,千方百计地把人民引向选举之道路,“人民文革”就不可能“再来”了。可见,掌握可以不叫人民文革“再来”的权力,不在人民手里,而在共产党高层专制派手里。
    
    38、论“文革”之哲学意义(上)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8/02/200802020913.shtml
    
    (一) 关于“哲学”的简要说明 :不是职业哲学家所持之普通哲学。
    
    (二)论1966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存在”:人民社会和共产党社会的分离、对立与对抗;共产党内部的斗争和纠纷;人民社会里产生的民主分化和自由分化。
    
    (三)两层皮的“文革”:政治上的“文革”与精神上的“文革”。前者要解放人,后者要束缚人。
    
    39、论“文革”之哲学意义(下)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8/02/200802031249.shtml
    
    (四)“文革”与“改革”:两块拼错了的图版
    
    (五)邓小平与“文革”和“改革”
    
    文革有显意和秘意
    
    邓小平的“改革”其所以不允许争论,他多次用“不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的话语压制一切争论(“文革”的“显义”之一是在 人民之中养成了争论问题的风气),原因就在于争论有可能导致“文 革”“秘义”显露和“显义”彰显。所以,邓小平在提倡“摸论”、“猫论”的同时,是要泯灭一切争论的。所谓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话,说到这里,好象是挺合适的。
    
    (六)中国“双元运动”历史与现实之探究:政治上的斗争   (“文革”)与经济上的竞争(“改革”) 。作为“主体”的人民之先后变化。失败了的政治“革命”之于人民,如何在经济“改革”问题的纠结中转化为动力。人民的痛苦与希望。
    
    (七)毛的“文革”探索的后果及其对而后中国社会的影响
    
    有鉴于此,我们个人认为要能够理清40多来中国社会上所有重大事 件和重大问题,就得对于从“文革”到“改革”这一大段历史和现 实中人民作为、人民行为做出不同于共产党人的独立理解和评价。只有 这样,此一时期所形成的那一部人民政治革命和经济变革之两种价值,才可以在人民自己历史“整合”中现实“统 一”;而做到这一切,打破毛泽东的“革命论”和邓小平的“动乱论”束缚,以完成人民自己对于自己历史和行为意义的哲学式建构,就是 我写作本文之目的。
    
    40、简论“文革”的三次变脸和变质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11/06/201106071533.shtml
    
    这是写给《中国文革研究网》的一篇文章,我在这个国内网站上盘桓了3年。
    
    文革的三个阶段是我1974年在写作《绝妙的戏》的书稿时所建立的一个观点,在《六六运动论说》中,我又提出了明确的时间划分:
    
    第一阶段:1966年5月6日-1966年8月5日;
    
    第二阶段:1966年8月5日-1969年4月1日。
    
    第三阶段: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产生之日)至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日)。
    
    文革中,共产党在变脸,毛泽东在变脸,人民也在变脸,就如同川戏中的人物一样,背过身脸就变了。伟大的人物变得渺小,渺小的人物变得伟大,没有一个准的。
    
    就拿毛来说:他的确有过一段“伟大”时刻(甚至“非常伟大”),但是这个时刻向闪电一样地就过去了,而后就进入了被人怨恨的时期,最终在一片诅咒声中死去。
    
    我个人的研究结果是:要保住毛个人的“文革”价值,就必须建立一个被它更大的中国人民的“文革”大“收藏夹”,在后者没有建立时,前者同已经去世的毛泽东个人阴魂一样,是孤魂野鬼。
    
    2011年6月6日 《中国文革研究网》首发
    
    41、文革:中国人“迈”不过的“坎儿”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12/05/201205112346.shtml
    
    提示:“文革”发生在46年前,31前已经被“彻底否定”,但是,时至今日,中国一有风吹草动,就有人惊呼“要发生文革”,非常奇怪,与惊呼声相应的是,许多人的确感觉到文革真要发生,甚至经历过“文革”的人头发丝都会立起来。这就怪了?
    
    可不是吗?就在我整理这一组文章时,发生了任志强事件,有人喊出“10日文革”的话,岂不笑掉人大牙!
    
    记得不?1976年 “四五”运动发生时,人们说“文革来了”;1979年民主墙运动时,人们又说“文革来了”;1989年5月大学生们绝食,人们同样说“文革来了”,什么“高自联要学红卫兵造反”,“社会要大动乱”,“中国要出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难道不是事实吗?
    
    眼下发生了王立军、薄熙来、薄谷开来事件,又有人扯到 “文革”。
    
    窃以为,1966年的文革,人民如果胜利了,薄熙来能坐在重庆?习近平(习仲勋之子)能坐在北京?刘源(刘少奇之子)能坐在军队?黄敬的儿子俞正声能坐在“人大”?在文革中,此四太子谁个没有被打得爬下呢?不都是龟孙子?可是,他们不都是在“彻底否定文革”之后的时间才飞黄腾达吗?“文革”——如果搞“彻底”了,中国有太子党?谁信呢?中国还是一党专政,鬼才信呢?
    
    42、薄熙来与“文革”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12/05/201205211722.shtml#.VxXWF9qS3IU
    
    《民主论坛》洪哲胜先生为本文写了个很好的按语,我副在了卷首。
    
    薄熙来事件发生后,人们又扯到了“文革”。许多人说“唱红打黑就是文革”,有人的说“薄熙来想当毛泽东”,甚至网上出现了“薄泽东”的名字;联想到薄熙来事件刚刚发酵时,温家宝所说的“警惕文革”,可谓一锤定音。一时间,一个“薄熙来要搞文革”的话题,弄得纷纷扬扬,以至于网上出现的文章标题竟是“中国不要薄泽东”。
    
    我论证如下:
    
    文革中的薄熙来
    
    “老佛爷”是怎么说的?
    
    薄熙来与毛泽东,对等吗?
    
    薄熙来可怕在哪里?
    
    难道就没有办法避免文革吗?
    
    办法倒是有的,那就是象上一个世纪80、90年代台湾的国民党一样,开放政治,让那些对国民党满怀醋意的人自由组织起来,让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也公开化,这样,文革就避免了。可是,到过台湾的人,看了台湾的现状之后说:“想不到台湾的文化大革命还再搞”──那就没治了。
    
    台湾没有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照搞不误啊!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没办法啊。
    
    中国目前的事情乱得一塌糊涂,到时候,伟大的人民解放运动和自治运动会把一切搞得有条有序。
    
    43谁为造反正名?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12/09/201209091015.shtml#.VxXYudqS3IU
    
    一、我对人民造反的一贯看法
    
    二、人民造反是民主的老底
    
    引证伟大的亚伯拉罕·林肯的“两种权利说”。
    
    三、由几副“文革”漫画引发的联想
    
    四、结论
    
    历史如果在这里和我们中国人“开了个玩笑”的话,那么,“玩笑”里的事情却是残酷而严重的,对此,中国“共知”的几篇文章能够决问题吗?异议人士的一个声明,维权人士的一种自杀式抗议,能解决问题吗?不,不能!
    
    惟有人民造反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这同徐水良先生最近在《独立论坛》上发表的“全民起义”文章的观点是一致的;不同的是,我一般不写发号司令性的文章,我的文章是要让“人民”──作为一个政治上的集合体──回想自己的历史,使“人民”下意识的反思:“历史上我们有过全民起义、造反的事情吗?”如果回答“有”,那么,是“什么时候?”在反思过程之,如果人们寻找出了1989年、1966年,1949年、1945年、1911年这样的时间段,那么,用“百年革命”的这条线索去贯穿它,人民没有做成功的事情(造反),一定要成功,就是所谓的“天意”,就是所谓的历史,就是所谓的中国人民使命啊。
    
    44、<<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批评(上)
    
    http://www.boxun.com/cgi-bin/news/gb_display/print_versiOn.cgi?art=/gb/pubvp/2005/09&link=200509261543.shtml
    
    历史学有进步吗?
    
    关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关于毛泽东思想
    
    关于红卫兵运动
    
    关于动乱 :
    
    如果说民主是一个普世的价值的话,那么在认识民主这样的事情上,我们回到300年前马布利神甫的观点上去,看一看他是怎样地议论英国人在“动乱”中“得到的好处”的事情,不是就很有意思的吗?作为法国神甫的马布利在分析英国1640年后的内战时,就以非常尖锐的目光看到了价值,他说,英国人从“动乱”中“得到了许多好处”,其中,“自由”和“爱国主义是这种动乱的产物。”基于同样的认识,他反对“安静”,明确指出:“凡是能够理解人心的人,都不主张安静,因为安静可以使公民麻木不仁,并必然导致法律的废止。”他以罗马的例子论述道:“如果那时的人民甘愿安静,不久就会被贵族奴役,而我们现在也就不会知道罗马人这个名称了。相反地,由于他们不断地争吵,引起了公民之间开展竞赛,才使政府达到高度的完善。”300年后,我们中国人还跟在神甫后面拾鞋子,岂不丢人现眼。
    
    非常遗憾,在面对中国社会的“文革民主”时,古典民主的意义竟然被英国大学的历史学家们给回避了,似乎一个“动乱”的“子宫”除了“产生”混乱外,就没有生产出“夭折”了的民主“胎儿”(未完待续)。
    
    45、《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882)》批评(下)
    
    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05/09/200509261544.shtml
    
    关于毛
    
    关于武斗和派性的问题
    
    关于农村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在农村的最大的收获是亿万农民因“观点”的产生而萌生了一种“我字头”的意识和思想,因此,当农民们认为社会应该为“我”字提供出头露面的机会的时候,共产党农村的公社制度就已经面临着事实上的解体。华国锋、邓小平的“新政策”不过是使它的解体“合法化”而已,就象当年毛的“支持”使学生和人民造反运动取得了“合法性”一样。
    
    关于文革材料的收集、解读和运用
    
    几点价值的闪光
    
    后记
    
    1992年底,《剑桥史》的中译本刚一上市,就被我购买了,变成了我家庭数千册藏书中的一种。不几天,我几乎可以说是一口气地读完了。在读的过程中,我作了大量的圈点,写了许多字的眉批(这是我的习惯),但是因为当时我要埋头写作“大本”的书稿,所以就没有想着要写一个书评。即使这样,在后来的时间中,本书的内容也还是变成了我和朋友们议论文化大革命的一种题材。
    
    2002年11月来到韩国后,我手头没有中文读物可看,所以就到处寻找中文书籍,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我在汉城(现在叫首尔)一家教会的小图书馆发现了此书,就借了来再看。因为这是公共图书,容不得我乱批和乱画,所以就只得把读书时的一些心得和感受写在纸上,于是就有了这篇文章的提纲。此后,几经琢磨,就产生了这篇文章。正因为历史性的文字需要大量的资料,而资料恰恰又是我根本缺乏的,所以这篇文章在组织上就显得粗糙,还请读者们指正;最后,如果这篇文章能够被麦克法夸尔教授等人看到,并且我能够听到他们的意见,本人将甚是感激。
    
    (下篇终)
    
    2016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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