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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振荣:论1966年毛泽东给“文革”的签名
(博讯北京时间2016年4月21日 来稿)
    
    (一)毛泽东的签名
    

    雨果在《论九三年》一书中,对法国大革命作了一番很好的议论:“革命是无名氏的行动,你可以说它好或坏,这要看你期待的是未来还是过去,但是,你必须让做它的人去做。革命似乎是大事件和大人物相结合而成的共同事业,其实不然,它只是事件的结果。事件在花费,付钱的是人,事件在口授,签名的是人。”依据雨果的思路,我们可以说毛泽东是1966年“大事件”的签名人。
    
    事实上,毛泽东签名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一事实没有人否认和反对,只是,这个被毛签名了的运动,依据自身的性质造成了意义的分裂和价值之多元化,却是人们忽视了的一个问题。今年5月,适逢文化大革命50周年纪念日,这个被忽视了的问题依然存在着,或者因为毛泽东好,说运动好;或者因为毛泽东坏,说运动坏。一句话,毛泽东的签名垄断了运动的话语权,在之后的50年时间中,此种现象一点点都没有改变。本文就以此而立论,是要揭示出这样的一个事实:被毛签名了的运动,本身是一个具有非毛、出毛性质的运动。
    
    无可置疑的事实是:无论1966年,最初设计文革的“2月提纲”,还是“5·16通知”,都是一个共产党运动,而毛泽东作为共产党主席理应服从党的纪律和遵守党的惯例,所以,他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对党的运动签上他个人之名。问题在于,1966年是中国一个非常年份。这一年之内发生的所有事件都具有非常性质,是常规、惯例和习惯都不可以衡量和解释的。在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学习红卫兵的样子,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后,传统的、有条不紊的、按部就班的共产党运动就乱了阵脚,在“文化大革命各级工作组”撤出运动后,运动的失去了控制,而就这个时候,毛泽东十分明确地斥责了共产党运动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性错误,他说:
    
    “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炮打司令部》)
    
    毛泽东不是一般地批评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进行了“50多天”的运动,而是非常严厉地斥责了它,定性它是“何其毒也”的“资产阶级专政”,从而为全面否定它,提供了理论的支持。在这里,我并不关心毛泽东作为党的主席,没有权利对党这样做(包括有没有权利写《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我关心的是事件本身:即在毛的严厉斥责下,共产党运动就寿终正寝了。如果研究文革的人,看不到这一点,那么,他们搞什么文革研究,不就是瞎子摸象吗?
    
    这就是说毛泽东非但没有为进行了“50多天”的中国共产党运动签名,而是彻底地斥责了它、批判了它,并且运用自己的超级权威立即地结束了它的存在。如果事情到处为止,那么中国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了,而那个毛泽东会是怎样的一个人,也没有人可以猜得清楚。
    
    问题是,毛泽东在否定了共产党运动的同时,却为一个蓄势待发的“人民群众运动”签了名。毛泽东在这里是“签名”了一个他根本就不认识的运动,这样的情况就如同今天的某一位影视大明星,为他所不认识的众多粉丝签名一样。
    
    毛泽东是匆匆忙忙地签了名,没有做过多的思考,也没有做任何的事前考察,是一种非常随意的行为。只是因为他名气太大了,被签名的运动规模和声势也太大了,因此,人们就认为1966年的革命是“大事件和大人物相结合而成的共同事业”,用雨果的话说:“其实不然,它只是事件的结果。”
    
    (二)毛泽东的思想误区:先生与学生
    
    1966年,毛泽东其所以如此疏忽地签名了人民运动,绝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这于他在长期的战争时代所形成的“思想”有关。仔细的研究,人们便会发现,在延安窑洞产生的所谓“毛泽东思想”里,存在着一个重大的误区,那就是毛泽东思想认为,中国“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天然盟友,所以,共产党要在中国夺取政权,就看共产党人能不能“依靠人民群众”、“发动人民群众”和“带领人民群众”,作到了这一点,共产党就可以胜利,作不到这一点,共产党必然失败。
    
    其实,上述的事情只是毛泽东在特定情况下处理事物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和方法,但是,在中国共产党这个——理论上很幼稚的团体中,它固然上升到了“思想”和“理论”的原则高度,以至于被战争时代的共产党奉为“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群众路线”。如果说此时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话,那么,毛泽东作它的发明人,享有事实上的“专利权”便是一个用不着争辩的事情。
    
    进一步的研究就会发现,毛泽东思想上的这一个误区,所包含的问题,当时中国的“社会大动乱”(1911-1949年)情况下,反而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群众路线”的“法宝”起到了如魔法一般的作用,共产党很快地赢得了对国民党的战争,夺取了大陆政权,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体制。另一方面,当时中国人民还处于政治上的“不发达”时期,所以,共产党人故意努力地靠近他们的做法,恰恰迎合了他们欲求摆脱“不发达”状态之意愿。
    
    在毛泽东“群众路线”的“法宝”中,存在着一个当时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挑不出来的毛病,那就是毛泽东用自己语言所表达的“党和人民群众之关系”:党既要当人民群众的“先生”,又要当人民群众的“学生”,当不好”“学生”,也就当不好“先生”。这种在“课堂”上,可以讲清楚的毛泽东辩证法,一旦挪到社会生活中,特别是政治生活中,“角色”的不清楚所引出的的混乱,甚至可以产生出对党的“毁灭”性打击,1966年的情况就这样。
    
    关于上述一点,一位名叫魏斐德的德国学者就看出了问题,他在自己的著作《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闹事就是革命”》的书中写道:“毛泽东其所以能提出这番劝告(群众路线)(甘当小学生),是因为他不仅仅是群众的小学生,也是他们的先生。初看起来,如果用辩证的语言来表述这种角色的混淆(究竟是谁在教育谁),问题就好像完全清楚了。但是,当人们去验证课堂上讲述的内容时,这种清晰性由失去了”。无论如何,1966年依据毛的“法宝”,是人民当“先生”教育共产党的时候了。在此之前,人民没有真正当过共产党的先生(在书本是是当过),所以,他们这一次当先生的行为,就和传统的中国先生们一样,对学生又是打,又是骂,甚至体罚学生,让他们“背板凳”。可见,自从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法宝”祭出之后,共产党人从来都没有当过人民的小学生,这一次他们尝够了当小学生的滋味啊!
    
    议论至此,我事实上已经触及到了邓小平“否定”毛泽东时,一个不敢昌明的真相,那就是,在1966年的中国大事件中,毛泽东为什么轻而易举地就粉碎了“党中央”对运动的所有作为,而遇不到党的抵抗呢?为什么所有内心不满的人都不敢站出来公开挑战毛个人的这种“不民主”行为呢?我想,毛对“群众路线”所享有的“专利权”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在共产党人“甘当人民群众的小学生”之“原则”面前,谁可以反对得了?
    
    (三)人民群众运动的真面目
    
    在毛泽东思想“原理”中,人民群众是共产党人的天然盟友——这一点到今天也没有被完全“修正”,可是,这个在中国人民政治“不发达”时期中形成的“原理”和中国人民与共产党人的真正关系是两码事。1949年之后,当共产党人成为人民的统治者,而人民作为被统治者时,天然盟友关系早已经结束了,因此,到1966年,共产党人事实上已经处于和中国人民的敌对状态和亚战争状态,革命之形势一触即发。
    
    所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记得文革的最关键时刻,社会上出现了“站队论”,即每一个人——特别是每一个共产党员——都面临着“站在人民群众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的选择。而这里的“资反路线”,不是由在台湾中国国民党执行的“路线”,而是由除毛泽东和个别“左毛派”人物之外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执行和行走的路线。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老人家早都死了,回答不了这里的问题,但是,人们研究他的思想和他的理论,就可以寻找到类似的答案。
    
    毛泽东相信人民群众的运动和人民群众的革命,一定是“无产阶级”的,一定是“社会主义”的,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强调“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社会主义的极大积极性”,共产党人没有理由“压制”它,只能“解放”它。1966年8月10日,毛泽东发出了“让群众在运动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号召后,一个脱离了共产党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就如同潮水一般地“涌现”出来了。如果说这个运动没有重点,那么,我们目前研究的文革也许是另外一副模样,只是它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见《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议》,简称《十六条》)。于是,一个旨在反对共产党各级当权派的运动就在一个夜晚给突然地“爆发”了,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神州大地”,出现了我在《绝妙的戏》中所说的“火山的大爆发”、“人民的大造反”、“专制党的大崩溃”现象。
    
    毛泽东眼看着如潮水一般涌现的人民群众运动,他并没有害怕,而是非常肯定地认为这就是他所要求的“无产阶级革命”,在这里,是毛泽东个人判断的失误和认识的错误,把自己想象中的东西投射到那个并非他想象出来的运动中去了。
    
    失去了共产党控制和领导的人民群众运动是一副什么样子?是一个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所有人都不可能回答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此前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运动。因此,毛泽东把它当成“新生事物”放在“试验”的事物清单里面,是没有错误的。这样的意思如果表述为毛泽东和人民群众都没有经历过它,那么,毛泽东对“试验”中的革命没有阻止,而被“试验”中的革命也溢出了毛想象的范围,就造成了1966年大事件获得了滚雪球般发展的奥秘。
    
    人民群众运动在获得了合法的发展机会之后,它没有按照毛想象的方向去发展,而是,按照自己的发展方向,“它是从它自己那里涌现出来的······,一个自动被谋划出来的形式,而假如它复杂的话,一个更为复杂的它便突现出来”。不仅如此,它是“自明、自指、以自己为中心并且创造自己”的东西(引自凯文·凯利《失控》一书)。
    
    在没有参加运动之前,人民群众是这么一副模样,但是,他们一旦投身到运动当中去,就完全变成为另外的一个模样了。于是,一个简单而单纯的人,在此刻判若两人,简直是两副面孔:前一副面孔,萎靡不振,没精打采,上面咋说,就咋干;而后一副面孔,精神饱满,甚至显得青面獠牙,“老子天下第一”,把谁不放在眼里。诸位:你们如果读过毛泽东的书的话,你们是看不到我所说的话的,1966年,在所有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言论中,没有给人民群众泼过一杯冷水的话啊!
    
    “很多人参加革命运动”,美国学者埃里克·霍弗在《狂热分子》一书中说:“是因为憧憬革命可以急遽而大幅地改变他们生活处境。这是个不言自明的道理,因为革命运动是一种明明白白追求改变的工具”。这里,我把问题已经说清楚了,毛泽东在为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签发通行证时,他想象中的人民群众革命运动是A,但是,发动起来的人民群众革命运动却是B。
    
    到1969年4月1日为止,毛泽东已经不容忍“B”的人民群众革命运动了,它对这个运动是彻底失望了。于是,他着手结束这个运动,而方法很简单就是把运动中已经被人民群众“打得”“稀巴烂”的共产党给“复活”了,现在,他不再“相信人民群众”了,而是“相信党”了。人民群众运动显然没有给毛泽东留下他可以安然处之的空间和位置,而在“复活”后的共产党中,他依然故我地当着主席,并且再也没有人敢于公开反对他了。于是,在中国大地就产生了我说的1966年人民运动的“第二战场”,即人民群众和毛的冷对抗。
    
    质言之,被毛签名了的那个运动中,连“无产阶级”的一根毛都没有啊,完完全全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运动。众所周知,在毛的词典中,“民主”等于“资产阶级”。其实,我的看法是,毛从“复活”共产党那一天起,就已经立足于他个人运动的失败者之位置上了,只是当时的人们(包括毛本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已。
    
    (四)邓小平的一口痰
    
    1981年6月27日,共产党一纸“决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敢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台,邓小平的一口痰,就把毛泽东的“第三个里程碑”(马克思是第一个,列宁是第二个,毛泽东第三个)、“伟大建树”(开展文化大革命)和一个“英明论断”(“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给否定了。乍一看,邓小平的一口痰好像非常厉害,其实呢,真相是毛的一切太虚弱了,即使邓小平的痰没有吐向它,它也是气息奄奄,日薄西山的了。
    
    《决议》中有一句话很关键:“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解释这句话,就是我上面所说的这个“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和党没有关系。其实,这样的判断是对的,毛的“文化大革命”在和党没有关联时,自然成为一种“个人”的东西了,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好汉做事好汉当”,毛作的事,由毛当,自然在理啊!
    
    上面我已经说了,在1966年8月,毛把自己的“事”和人民群众扯在一起时,他是和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了,但是,这样的“结合”时间之短,却是研究运动的人应该特别注意的问题,千万不要忽视。人民群众的运动在没有担当起毛的意义时,很快便出现了独立的意义,到“第二战场”形成时,毛同人民的关系非但形同陌路,而且是水火不相容的“敌对关系”了,人民群众作为“资产阶级派性的携带者”是毛——这个“无产阶级的领袖”的“斗争”对象。
    
    也就是说,毛泽东的意义,在人民群众一方面,寻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处了。他已经是真正的“孤家寡人”(在中国戏剧中,皇帝往往这样称呼自己)了,共产党不接受他,“否定”他;人民不要他,批评他。在1976年4月5日的“4·5清明节运动”中,人民喊出了“打倒中国的秦始皇”“秦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的口号时,处于垂死状态的他,心情如何,大家不难想象?这一次,他在请示镇压人民运动的文件上,划了一个表示同意的圈,于是,他和人民群众唯一仅存的一点点联系之处,也给他割断了啊!
    
    (五)人民自己运动的意义应由人民自己收藏
    
    1966年8月10日,刘少奇在小组会上作“自我批评”的一段话,录在下面,对于我们了解这一场革命的意义颇有帮助:
    
    “主席(指毛泽东)不在家这一段由我主持工作,我绝不逃避责任。中心问题是正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否定群众运动。这次文化大革命,群众起来要民主,主席又大力支持,把我们夹在中间,这也是上挤下压。革大家的命可以,革我们的命可以不可以?这是个大问题,要下决心革我们自己的命,无非是下台。我们这些人可以下台······”。
    
    在刘少奇的话里,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是“群众起来要民主”,这是对的,毛泽东用“发扬民主”的方法“大力支持”,也是对的,只是这个运动为什么就不能在“民主”的立场上自我立起来呢?这就是,时隔了50年之久,我重新研究它的原因之一。我不以为它是“陈谷子、烂芝麻”,而把它看成是散了串的一颗又一颗珍珠,要用一条民主的线索把它们重新串起来。换句话说,我欲努力欲建立人民的收藏夹,收藏它的意义。如果,民主在今天是一个过时了的东西,中国不需要它,那么,我收起自己的研究,甚至可以把研究它的有关论文、书稿扔进垃圾箱,只是,民主是当前中国之必须,它不是“必须”了50年,而是“必须”了100多年啊!
    
    2016-4-20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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