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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良心与恐惧
(博讯北京时间2016年5月28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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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谢选骏

    
    “据传闻,那天参与杀人者回到家里大都被父母、老婆责骂,当然是关起门暗中骂。那个当赤脚医生的民兵,更被他母亲打了几巴掌,他母亲又哭又闹,说她不知是哪辈子作下的孽,迫儿子跪着当空为那些死人烧了纸钱。私下里没有多少人赞同这种屠戮。即使在文革中,应该说大多数人都良心未泯。普通百姓仍固守着传统是非善恶道德观念。”
    
    据此不难看出,良心与恐惧确实相关,没有恐惧就不会有良心,而“大无畏的革命者”就应该是“没有良心的禽兽”,所以他们才能没有恐惧。
    
    如此看来,信上帝的人起码是害怕上帝的人,这是由于人的原罪决定了的。
    
    如果一个人不怕上帝,他就不会信上帝,他也不会有良心。
    
    没有恐惧就没有良心,这是由人性决定了的。
    
    一个具有恐惧感的人,才会推己及人,从而产生怜悯,并在此基础上产生良心。
    
    良知良能,绝不像虚伪的儒家所说的,是天生的本能。
    
    《文革杀人现场目击记——勿忘5·16五十周年》(刘放)指出,文革过去已近半个世纪,许多当事人都已逝去。最近社会上对文革的评价呈现多元复杂,因时间久远,人们对这些历史印象模糊,日渐淡忘。有些年轻人甚至将文革这场劫难想象为美好乌托邦。一些为文革翻案的言论也时常见诸于媒体。文革的真相到底如何?现在好像是越来越说不清了。
    
    然而历史事实应该是很清楚的。人们只要尊重历史,尊重客观事实,只要是个正常人,对这些是非、黑白就应不难作出判断。
    
    作为过来人,我曾亲眼目睹文革的杀戮,其血腥场面终生难忘。
    
    一
    
    那是在1968年。这一年农历闰八月,民间有传言“闰七不闰八,闰八动刀杀”。春夏之交,一连数晚天现扫帚星。老人们都说这是大凶之年。
    
    此时文革已进入第三年,全国陷入武斗。中央号召各地革命造反派大联合,但无人听令,局面近乎失控。毛泽东拿出杀手锏,一怒而治天下。中共中央接连发出“七三”、“七二四”布告,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毛泽东也向全国发出了“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最新指示。
    
    “清理阶级队伍”在当时的语境中即是镇压和清洗,“群众专政”则是杀戮的代名词。这样,一场杀戮运动在全国各地展开。这些都是一种“跟风”行动。文革最大特点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就靠跟风。这股杀人风潮像瘟疫那样四处蔓延,无人制止,无人敢于阻挡。这是当时的绝对政治正确,文革的原则是越左越革命。
    
    秋季,这股风也传到我们家乡。先是听到传闻,某某县开始杀人了。接着又传闻某某公社也开始杀人了。于是,我们公社也开会落实执行清理阶级队伍,并要求各生产大队落实公社党委、革委会的决议。各大队党支部、贫下中农领导小组也连夜开会部署行动。
    
    八月里一个月黑风高夜,12点整,全公社突击行动,基干民兵们对地、富、反、坏、右等所有阶级敌人家庭实行抄家。虽然进入文革以来,抄家已是家常便饭,但这一次势头不同,所有民兵都荷枪实弹,气氛紧张。那些“重点对象”都被连夜捆绑关进大队部。
    
    经过数天的审讯,一切就绪,列出了首批要杀的阶级敌人名单。这些会议都是绝密的,规定谁也不许走漏风声(当然还是没有不透风的墙)。
    
    这一天,公社召开万人大会,通知规定谁都不得缺席。会场就在公社门前的篮球场,球场边上有个土台,有电影队来了、剧团来了就在此放电影、演戏。公社开万人大会,这里就是会场,土台就成了主席台。说是万人大会,其实来的人没有那么多,全社一万多人口,除去老人小孩,参加者有那么几千人。就是这球场也是容不下上万人的。但当时开会都说是万人大会,这样就显得声势浩大。
    
    土台正前方拉着一条横幅,斗大的字写着:某某公社批判斗争大会。会场上黑压压站着、或席地坐着参加大会的社员们。主席台上和会场周围都站着荷枪实弹的民兵,气氛相当紧张肃穆。以往开这样万人大会,不管台上谁在讲话,下面总是吵吵嚷嚷;而这一次,数千人居然鸦雀无声。连孩子都不敢哭叫。人们都知道今天要发生什么事。风声早就传出了。
    
    全社的“五类分子”今天也集中在这里,他们齐齐跪在最前面的土台脚下,每个人胸前都挂着一块硬纸皮做的牌子,写着他们自己的名字和身份标识,如“狗地主某某某”,名字上画着红色叉叉。他们的脑袋则令人发笑,一个个都被剃成阴阳头,或十字头。几个武装民兵在他们后面走来走去监督着,民兵们手持一根皮带,不时抽打他们一下,杀他们的威风。
    
    高音喇叭嗡嗡尖响几下,公社书记宣布批斗大会开始。奏东方红,敬祝领袖万寿无疆、副统帅永远健康!书记又带头,大家一齐念毛主席语录,内容都是选好的,如:“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等等。然后,书记做了一个简短的动员讲话,说今天批斗大会就是要实行群众专政,消灭敢于顽抗的阶级敌人。
    
    然后,公社武装部长高声宣布:把阶级敌人带上来!
    
    几个武装民兵押解着十几个五花大绑的“阶级敌人”,从舞台一侧缓缓走出,逐次跪在土台前面。他们除了胸前挂着牌子,每人头上还戴一顶高高的纸帽,有男的也有女的。此时有人领头高呼口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等等。台上台下,口号声响彻云霄。
    
    仔细看了下这些跪在台上的人,他们的脖子被麻绳勒的紧紧的,一个个塌拉着头,脸色死灰,有的浑身战抖,大概都知道末日临头了。这些人中,有些是认得的,那是我们大队的,平日都叫什么婶什么伯;有一个是住在镇上的,为我们族叔。赶集时,村人都喜欢在他家落脚,喝点茶水,寄放点东西杂物。都是乡里乡亲,平时都感觉挺和善的人,今天突然间就变成了“专政”对象。我至今依然记得其中几个人的名字(如有文革研究者需要,我可以提供这些资料)。
    
    接着,各生产大队的干部代表纷纷上台作批判发言,揭发这些阶级敌人的罪行,宣布他们的罪状。干部们一个个义愤填膺,磨拳擦掌,说这些阶级敌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这些罪行大同小异。如:恶毒攻击领袖、攻击文化大革命(多为平日牢骚怪话,被人告发);对大跃进、人民公社不满;多种自留地、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写反动日记、记变天账(这种指控多有牵强附会,比如说日记上写“最近天气严寒”就被指映射社会主义制度,等等)。最严重的是在某个阶级敌人家砖墙内抄到一排步枪子弹(这房子住过数代人,天知道是谁留下的子弹)。实际上,这些人也许在生活中有点小毛病,也许处世不慎有时会得罪人。也有些人与生产队干部间有房屋、土地等小经济利益纠纷。
    
    发言结束,口号声四起,大家同仇敌忾。此时气氛已达到火热的高潮。台上有个公社干部对着麦克风,高声发问:“大家说这些阶级敌人该不该打?”
    
    台上台下一齐呼应:“该打!”
    
    干部又问:“该不该杀?
    
    台上台下又是一片声:“该杀!”
    
    此时早已准备好的一伙人挥舞木棒、扁担、锄头柄等涌上舞台,对准跪着的阶级敌人乱棍齐下。一时血肉横飞,鬼哭狼嚎,像杀猪场那样,尖叫声、哭声、哀嚎声响成一片。跪着的阶级敌人纷纷倒地,他们身上的纸牌、纸帽被打碎,纸片满台飞舞。台上还有人吹着哨子指挥,有人一声一声喊起号子:“一,二,三,四,五,六-------”打人的棒棍声也渐渐齐整起来,合着号子一起一落。期间,台下群众中也不时有人跃上土台,接过棒棍参与打杀。
    
    这一刻恍如时空穿越,人类又回到茹毛饮血的蒙昧荒蛮时代。洪荒时代人类野蛮打杀同类,也许是为了生存。人类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出现过无数次血腥杀戮。但在和平环境里如此屠杀同类,应是绝无仅有(希特勒屠杀的是异族)。今天出现的屠戮,是出于莫名其妙而又冠冕堂皇的政治理由。
    
    这样约莫打了十几二十分钟,嚎叫声渐小,都不大听得见了。打人者棒棍也慢慢停了下来。土台上横七竖八趟着那些阶级敌人,他们浑身是血,有的头脸都打得稀烂,花白的脑浆流了出来,涂在泥土上,也溅落在打人者的衣裤上。有一个人耳朵被打脱,仍连着皮挂在脸庞上。地上到处是血,在八月的阳光下,血很快凝固,变成黑色。整个会场飘散着血腥味。闻到血腥味的苍蝇一成群结队飞扑过来吮吸人血。人群中有人在呕吐。
    
    我注意到在打杀过程中,台下许多人都低下头不敢看,尤其妇女们。呼喊口号时,不少人也是随着大家举手,口一张一合,没有发出多少声音。“物伤其类”是人作为动物的一种本能。人们感情复杂,内心惶恐,但都不敢表露。更无人敢则声。
    
    文革结束后,有不少人质问:为什么那么多在场者不敢站出来说话?为什么没有人上前制止?可以告诉你们的是,在文革那种环境中,如果谁站出来,谁就将粉身碎骨!这道理三言两语是无法说清楚的。
    
    也有人就此问题问过著名作家萧军,为什么文革时他在批判会上受尽凌辱,却仍然忍受得住,没有反抗——因为萧军身强体壮,精通武艺,且性格刚烈。萧军是这么回答的(大意):当时的确想过拼死一搏。以他的武功,杀死几个也不是不可能的。但考虑到,一是这样死了毫无价值;二是现场陪斗的一百多难友会因此被连累全部打死。再说那些红卫兵本身也是受害者,他们也是无辜的。
    
    有一则关于赫鲁晓夫的传闻,也同样能说明问题。赫鲁晓夫在某大学礼堂做批判斯大林暴政的报告,有人传上来一张纸条,质问:你当时在干什么?赫鲁晓夫环视台下,问:这是谁写的?良久无人出声。赫鲁晓夫笑道,我当时就像你那样!
    
    我自己当时就站在台下。而且站得很靠前,近距离目睹了一切。我也属于不得不举手,也不得不张开口的那类人。我不是黑五类子女,但家里也笼罩着恐惧阴云,我父亲已被其单位揪出批斗。作为一个弱小者,我政治上很早熟,不像我的同龄人那样相信一切,对当时的文革和政治,已经有自己的看法。面对眼前的杀戮,我心如刀绞。但确实没有飞蛾扑火的勇气。而我选择近距离观察,见证了这一场历史惨剧。
    
    再说说那些杀人者。他们中大部分是基干民兵,是奉命行事。有些是学校回乡的红卫兵。他们是为了证明自己的革命立场。也有些人是想乘此争取表现,想捞点好处(自发从台下冲上去的多属此种人)。还有些人平日与死者有隙,公报私仇。有某个“阶级敌人”的亲侄子,也上去打他的亲叔。也看到一个二流子,还有一个弱智傻子也上去参与打杀。参与打杀的人不下几十个,“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名副其实。
    
    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们并非天生就是恶棍。他们在家里也许是个好丈夫、好父亲、乖儿子。他们也并非愚昧没有文化。这些人都具初中、高中文化程度。他们杀人是以革命的名义。这种现象,就是德国哲学家汉娜-阿特伦所称的“平庸之恶”。他们服从领导,崇拜领袖,无法作出自己的判断,平庸到了丧失了独立思想的能力,无法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本质和意义。可以说,整个文革期间的杀戮、迫害,大都为这种“平庸之恶”。
    
    就人性而言,人都有善、恶一面,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在“恶”的环境中,通过“恶”的诱因,人的邪恶一面就会表现出来。文革让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淋漓尽致表露无遗。
    
    二
    
    回到杀人现场。人都杀死了,当然就宣布散会。人们各散西东。远地来的社员们拿出自带的干粮,边吃边赶路回家。最边远的,有30多里的山路。按规定,开万人大会生产队给记工分,他们也就权当是出了一天勤,打了一天工。
    
    自明、清以来,到民国、土改、三反五反,凡处死的犯人都埋在镇子后面小山岗上。已勒令了几十个比较强壮的五类分子负责抬尸,四人抬一个,每人抓住一只手或脚,像蚂蚁搬家那样往山上爬。但人们发现有些“死人”并未完全死去,有的还能睁开眼睛,有的还在哼哼唧唧发出呻吟声。看来木棒等冷兵器的确效果不好。公社领导商量后决定,给他们补一枪。这吸引了许多孩子们跟着上山看热闹。
    
    十几个已死或未死的阶级敌人被放置平躺在山岗上,一路排开。山岗上草木茂盛,还开着几枝鲜艳的秋杜鹃。开枪的是一个中年民兵,他是退伍军人,参加过朝鲜战争,是一个汽车兵。虽未直接打仗,到底经历过战争,胆子大。只见他嘴含一支香烟,边吸边给步枪上子弹。他若无其事地举枪,好像没怎么瞄准,在一米左右距离射击。“叭!”一声枪响,子弹射入其中一个人的胸膛,弹洞里徐徐冒出一缕青烟,洞口空空的,却没有冒出鲜血来。原来用的是开花子弹,背部的出弹孔有碗口大,血都流在下面了。
    
    接连补了好几枪,打死了好几个人。但他的枪法也并不太准。有几个补了枪的人仍不断气。有一个女人,是四十多岁的地主婆,连补了两枪还张口说胡话,我听她在小声念着:“初一,初二,初三------”应该是数的农历,但不知她是什么意思。
    
    还有一个人,被开花弹打去半边脸,连同半个上颚和半个下巴都打飞了,剩下的半个嘴巴却仍然一张一开的,喉咙里咕噜咕噜直往外冒血泡。只得又补了一枪。我怀疑这个民兵自己也害怕了,手打颤,所以打不准要害。有个当赤脚医生的民兵接过他的枪,打死了最后一个。
    
    然后,也是那些抬尸的五类分子们,就近在旁边挖坑,把这些人草草掩埋了。没有人来收尸,他们的家属连看也不准来看。
    
    事后我回到家,躺倒在床。数天吃不下饭。这是我头一次看杀人,而且是近距离仔细地看。母亲采了菖蒲、葛藤、艾蒿煮了水给我洗澡,说是驱邪。
    
    这样杀人的事毕竟比较轰动,成为人们谈论的中心话题,街头巷尾,村村落落到处都在谈论。人们传说着不同版本的所见所闻,谨小慎微地隐喻表达看法。晚上孩子哭叫,大人也会以此吓唬孩子,至孩子不敢夜啼。
    
    据传闻,那天参与杀人者回到家里大都被父母、老婆责骂,当然是关起门暗中骂。那个当赤脚医生的民兵,更被他母亲打了几巴掌,他母亲又哭又闹,说她不知是哪辈子作下的孽,迫儿子跪着当空为那些死人烧了纸钱。私下里没有多少人赞同这种屠戮。即使在文革中,应该说大多数人都良心未泯。普通百姓仍固守着传统是非善恶道德观念。
    
    但不可否认,文革是道德沦丧、重新走向野蛮的开始。
    
    凑巧的是,约两个多月后,那个中年退伍军人一天突然暴毙。他先是肚子剧痛,急忙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人都传说是遭报应,死魂索命来了。此事到处传得沸沸扬扬。类似的话题多少年后还不时被乡人提及,以告诫年轻人。30年后,那个赤脚医生的儿子也因车祸横死,他家自此绝了后。人们又将此事与他当年杀人相联系,说是天报应,只是来迟与来早的问题。当然也有些人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迷信,说人家至今躺在天安门广场都没啥事,不是还好好的?
    
    据说,当年公社党委计划还要杀第二批第三批。但十月里中央突然发了紧急文件,严禁杀人。这才刹住了各地杀人歪风。否则不知还有多少人头落地。
    
    许多研究文革的专家学者都注意到,在文革中找不到一纸毛泽东或中央同意或命令杀人的文件、指示。也就是说,这全是基层干部的错误领会和理解,杀人风潮是群众自发行为。一句“群众运动”就推得干干净净。而1968年的杀人风潮正是在《七三》、《七二四》布告和毛泽东最新指示发表之后发生的。正是这些文件、指示的含糊措辞,及意向性误导,酿成了这场灾难。杀了那么多人却不留痕迹,这是杀人的最高境界。也是厚黑的极致。
    
    文革杀人始于1966年。如北京大兴县,自8月27日至9月1日,该县的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仅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被杀绝。
    
    自此之后,文革不同程度的杀戮从未停止过。至1968年形成高潮。仅湖南道县,1968年被杀死的“五类分子”及其家属(包括老人、小孩、孕妇)就有4519人。还有326人被迫自杀。
    
    以当时中央的权威,以毛泽东的威望,及早发一个“最新指示”,或发一个中央文件严禁杀人,是完全可以制止这种杀人风潮的。因此很可能有人在这方面拿捏火候,把握制止杀人的时机。
    
    也不可否认,在这种风潮中,民众的整体素质,个人的道德素养,有没有良知、善念都大有关系。事实上文革杀人的程度在全国很不平衡,有的地区是重灾区,有的地方就杀得少。举例说,我们邻近有个公社,在这场风潮中一个人都没有杀。原因是公社书记的母亲很善良,长年吃斋念佛。她再三告诫儿子:不许杀人。书记是个孝子,果然遵母命,没有杀害一个人。产生这样的悲剧,许多人也都负有责任。全民都值得反思。
    
    文革后,这个公社书记得到表彰。但也没有被提拔重用。其他杀死了人的公社,书记都不同程度做了检讨,但很少有人被起诉或追究责任。因为这种屠戮都是集体行动,从来“法不治众”。就是公社、大队的杀人名单,也是集体议定。所以文革这类罪恶很难得到清算。
    
    整个文革中究竟杀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个谜。1980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大,总之,人死了很多”。 国内外研究文革的专家学者统计出来的数字各有不同。根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载,1984年5月,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 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整个被毁。
    
    ······
    
    据传闻,那天参与杀人者回到家里大都被父母、老婆责骂,当然是关起门暗中骂。那个当赤脚医生的民兵,更被他母亲打了几巴掌,他母亲又哭又闹,说她不知是哪辈子作下的孽,迫儿子跪着当空为那些死人烧了纸钱。私下里没有多少人赞同这种屠戮。即使在文革中,应该说大多数人都良心未泯。普通百姓仍固守着传统是非善恶道德观念。
    
    从上文所述不难看出,良心与恐惧确实相关,没有恐惧就不会有良心,而“大无畏的革命者”就应该是“没有良心的禽兽”,所以他们才能没有恐惧。
    
    如此看来,信上帝的人起码是害怕上帝的人,这是由于人的原罪决定了的。
    
    如果一个人不怕上帝,他就不会信上帝,他也不会有良心。
    
    没有恐惧就没有良心,这是由人性决定了的。
    
    一个具有恐惧感的人,才会推己及人,从而产生怜悯,并在此基础上产生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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