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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觉民:王炳章精神和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源流
(博讯北京时间2017年9月16日 转载)
    
    ——兼论当今形势和自由派问题
    

    来源:纵览中国
    
    提要:当代民运维权里以自由派面貌出现的改良主义盛行,这又与中国自由主义“学步”英美自由主义和英国渐进改良的民主化模式有关,自由主义在中国暴露出严重的缺陷性和外来性。习近平的施政再次证明了后极权主义走上改良道路是纯粹幻想。王炳章精神继承了先贤的现代民主革命运动,王炳章其人是当代民主革命运动的开创者之一,也是海外民运的开创人。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和经济困境使其统治基础从上而下皆发生危机,民主化时代临近了,但是改良主义涣散了民运维权运动的意志。所以必须继承王炳章思想,学习辛亥革命、国民革命的精神,以祖辈的民国的开国立国的理念为本,继1947年宪法而开中国宪政民主之未来,这是别无选择的中国前途。
    
    
壹、当前民运中的民主革命派和改良派
    
    “六四”二十多年过去了,年年都纪念“六四”,但是民运有多少质的提高和思想进步呢?对于“八九民运”有多少反思呢?因中共强大,中国大陆自由化都曲折难行,何谈民主化呢?面对中共镇压和统战、渗透分化,许多人转成改良派,更多的人成为机会主义者,主张民主革命的人其实不多。
    
    民主革命派,首先以否定共产党制度和建立民主为目的,对中共不抱幻想,但可以容纳从中共分化出的政治改革派,手段上力主街头的和平革命,认同人民有天赋的抵抗权,不否定革命暴力。
    
    改良派也主张建立民主,但是畏于中共强大而自感民主化无途,又见中共领导的所谓“中国崛起”,所以幻想中共会一点点变好,民间的经济和文化力量渐渐觉醒,官民互动,渐进改良,最终如昔日英国民主化那样由漫长改良之途而建立民主。如此既保持住“中国崛起”,又有将来的民主化前景,又可以不必与中共对立得激烈而享有现实利益发展的空间。这是国家民族主义和机会主义、个人主义“小我”的“苟合”,是现实主义的。自由派多数有此倾向。自由派主张英美的自由主义,改良主义的最成功国家也是英国。这就不难理解自由派从理论到实践的中西杂合的改良主义色彩。刘晓波去世了,自由派立刻提倡继承“刘晓波的政治遗产”、“刘晓波精神”,宣扬其“无敌论”、“和平理性”说,力倡“公民上书”的“零八宪章”要成为“全民共识”。这与改良派是旗帜有所不同而“心意”是相通的。再者西方大国因“中国崛起”且利益相连,所以喜欢中国温和自由派而远避激进民主派。改良派、自由派不少人举“刘晓波旗帜”其实要投其所好而寄望于西方的青睐。
    
    最后是脚踩中共和反对派两条船的“骑墙派”。他们暗里与中共“眉来眼去”,明里则在反对派阵营里“深明大义”、“义正辞严”。民运维权的领袖里不乏此等人物。他们一面因中共让给其空间而显得在民运维权中有所作为且又做得“不痛不痒”,一面又劝民运维权群体要走“温和理性”的路线,由此二者又容易得到西方的“青睐”支持而显得有资源和更有作为。“骑墙派”貌似改良派又与革命派保持关系,不求理论鲜明但求实践上的“路路通”,求功利和求“领袖梦”是其实质。
    
    近来郭文贵爆料事件发生了,郭氏原与中共权贵关系密切,是因政商关系暴发的商人,也是高级特务,由于中共派系斗争而成为牺牲品,郭氏不甘坐以待毙而绝地反击以求“保钱保命”。郭氏爆料不出我对于中共的理性判断,但是把中共高层的巨量腐化材料活生生爆料出来,是前所未有的,是老百姓想像不到的,引起世人的巨大震惊和关注。其感性威力犹如“核弹爆炸”,其一声胜过一万声“民主理论家”的呐喊,且老少痴愚皆听得懂。今中国大陆是风声鹤唳、铁腕禁声,然郭氏爆料在官员和知识分子当中流传甚广,下层民众也渐渐知晓。台湾则惊讶不已。西方则见识到“中共大国”假面下的部分真实嘴脸。
    
    但是有趣的是海外民运呈现出的错综复杂的百态。(虽然国内被禁声但未必没有类似的现象。)改良派欢迎郭氏爆中共高层之丑,但是因郭氏攻击其寄望的王岐山而狐疑和首鼠两端,从质疑其爆料的真假各有多少?到怀疑其派系背景和目的如何?进而与郭氏产生矛盾冲突而翻脸,最后否定郭氏爆料。革命幼稚派(不少是基层革命者)因失望于民运的低迷且观郭氏声势较大,竟然要推动郭氏来当“民运领袖”。革命急躁派则希望拉郭氏加入民运壮大民运的力量。投机主义者(“骑墙派”)和革命投机派更感兴趣于郭氏的财力,努力为其辩护和“抬轿”,牟取私利。郭文贵何许人也?郭氏以“保钱保命”为目的,故以各种爆料来加大对中共高层的压力,同时投机某些中共派系充当其“打手”,始终不反习近平的“郭七条”是向中共表明他只要“保钱保命”而求留得生机。在达到目的之前,面对海外民运,他一面攻击质疑他的改良派和怒斥不识相的革命急躁派;一面钓到革命幼稚派的“胃口”而利用之;一面喜迎投机主义的“骑墙派”和革命投机派,让他们在舆论场上帮他说话。但是中共一向厉害,恐不会容忍郭氏之“叛”,郭氏最终被“逼上梁山”是极有可能的。可以预料从此之后被打击的富豪“逼上梁山”的现象会一发不可收拾。中共的暴虐会产生更多其前所未有的危机。
    
    而作为民主革命派的辛灏年、李一平等认为支持郭氏爆料客观上是有助于民主革命,有助于惊醒民众的。故而辛灏年以“民主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分判说明当前对待郭氏爆料的态度。但是他还没有严格区隔出革命投机派,没有点出革命幼稚派和革命急躁派的问题。这是正统的民主革命派必然要进一步正面应对的。
    
    贰、王炳章精神和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源流以及对自由派的批评
    
    辛灝年开推特几天就聚焦了几万粉丝,显示了人心所向。辛先生意犹未尽而直播出《想念王炳章》的视频讲话(2017-8-7)。这讲话最重要的是讲出了当代民运开创者之一的王炳章的心路历程。王炳章是当代海外民运的最早开创人,并且有力支持了国内民运。1980年代起魏京生和王希哲之所以在美国等西方国家里有很高的名望,全拜王炳章领导的海外民运之功。王炳章为什么选魏京生为中国第一位政治犯游说西方呢?因为王炳章认为魏氏有明确的反共求民主的意识,而王希哲的反共意识不明确。现在看,王炳章的确是慧眼识人。虽然当代大陆民主革命派的开创者首推王炳章先生,但是王炳章和当代民主革命派仅仅是中国民主革命史上的“后起之秀”。在这里首先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国民主革命的源流。
    
    中国民主革命运动起步于清末的革命运动,中国民主化则起始于革命运动和立宪运动合流的辛亥革命,初成于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和《临时约法》颁布。尽管有复辟、军阀割据、苏俄扶持中共叛乱、日本入侵等严重的内乱外患的冲击,中国依然于内战中的1947年制宪、1948年行宪,民主化确立了。接着苏俄全面扶持“中共革命”,大陆沦陷,民国政府退守台湾,再往下到反共复国运动沉寂下来为止。这大半世纪的民主革命和民主化,可以统称为“中国现代民主革命”。其成就是显著的,首先辛亥革命缔造民国和民主宪政之开端,国民革命和抗日反俄反共缔造了1947年至1948年的制宪行宪,确立了民主化,远启台湾民主化(台湾民主化时最大诉求是“回归宪法”)。当代台湾则演变成相反一途,随着中共统治巩固和强大,台湾渐失革命希望转为只求“保台”再转向“中华民国在台湾”乃至“华独”、“台独”,革命在台湾结束了。
    
    再回顾大陆,1949年后中共在大陆镇压了民主革命,消灭民国及其初立的民主宪政,实行极权主义和共产制度,摧毁自由和民主,毁弃中国文化,大陆人民陷于灾难之中。然后出现转折性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起飞,演变到现在的所谓“中国崛起”。但经济成果大部分却落到权贵和官商结合的富豪手上,权力和资源为中共垄断,社会两极分化,老百姓依然生活在没有自由民主的无权、无尊严的“草民”处境下。中共建立政权后的大陆民运是较为复杂的。随着反共救国运动的英勇失败,大陆民主革命运动转为思想火种的暗中传承,到了1980年代才又主要以思想运动形式开始“燎原”,直至21世纪迎来了“民国热”,最后是出现继承一百年来民主革命正统而开来的民主复国运动的出现,其在大陆的质的进步又远胜海外。这是民运有史以来第一次海外思想进步落后于大陆。
    
    从清末革命到20世纪中后期的反共复国运动的沉寂为止,这大半世纪的民主革命运动应该称为“中国现代民主革命运动”。而现代民主革命到当代民主革命之间,由于中共的统治和镇压而有严重的断裂现象。所以“中国当代民主革命运动”之开端是很复杂的,应该说有两个不同的开端。第一个开端是最早的,它是继承了民国遗民传下的现代民主革命的“思想运动的火种”。这是极具生命力的潜流,是由革命之正统源流而来,其中蕴藏有辛亥革命、国民革命的精神,有三民主义和新儒家文化运动的理想,有中国人祖辈的宪政梦、民国梦和宪法成就的认同及追求。而这“思想运动的火种” “燎原”为政治及社会文化运动,主要发生于21世纪。 “中国当代民主革命运动”的第二个开端是迟一些的,是由不成熟而走向成熟的。这一批民运人士出生于中共建政之后,成长于中共党文化的环境下,从小到大受尽了红色教育,饱受了几千年传统中国到中华民国都是黑暗的教条灌输。他们被“红色铁幕”遮住了视野,被割断与“中国现代民主革命运动”的源流关系。但是中共倒行逆施的统治刺激了他们、迫害了他们,他们因此向往自由民主。很多人后来奉西方为自由民主的“圣国偶像”。1970年代晚期的“民主墙运动”是初期成规模的民运,魏京生等等就是属于那一代的,但是那主要是追求民主的运动。那时,他们对于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共国家”缺乏本质性批判,在“铁幕”遮蔽下对于民主思想也难以了解得很深,对于祖辈的中华民国的民主革命传统和宪政成就更缺乏了解,所以也就难以有明确的民主革命意识。其后的1989年民运主要以“学运”形式出现,当时的主流思潮是改良主义的。其实如果不是因为官方高层的改革派的同情,不是中共培养的干部接班人的“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上街,这场改良主义的民运是难以发展出来的。运动中的学生、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及其明星人物皆瞻前顾后,害怕“学运变性”。中共镇压学运主要恐惧其蔓延成全民运动,以及压制中共开明改革派,并非学运本身对中共有根本性威胁。官逼民反才导致了1989年民运的进步的学生、知识分子、进步官员产生革命意识。也就是说“六四镇压”之后,才在大陆产生出非民运主流的民主革命派,他们至此才与中共国家及其意识形态、历史源流全面决裂。而海外革命派则更早一步,那是由王炳章诸公于1983年开创,王炳章等建立民联和《中国之春》,当时两岸志士汇聚在一起,王炳章和早期大陆民运人士因此对于三民主义、中华民国有了初步的了解。
    
    但是民主革命派始终难以发展。其原因有二。
    
    其一、中共“六四”之后强力巩固统治和经济改革,再后出现所谓“中国崛起”。于是很多人自信心缺乏,因此以自由派为面貌的改良主义有了得以盛行的 “心理土壤”。更大的因素是:1989年民运的改良主义色彩和高层人士的体制内出身背景,使得很多人面对中共的强大,只能以“激进批评的话语”来改头换面,而实质上暗里继续走改良主义路线,这符合其发展的逻辑,也合乎他们的局限性。
    
    其二、自由主义的缺陷性使然。自由主义不等同于中国自由派,但民运主流的自由派的确自称信奉自由主义。源于西方的自由主义也的确流行于海内外民运维权界以及学术文化界。自由主义在西方民主化时是改良主义色彩的,本来就缺乏革命精神,西方民主化巩固后自由主义才盛行。可以说,自由主义是西方现代化世俗化的“宠儿”,但不是开创民主化现代化的“英雄”。它与左派、保守主义、宗教四方制衡构成现代西方社会政治的大格局。可见有意识截取西方文化里的自由主义,合乎完全世俗化无神论的、反传统非保守主义的“党文化”背景的大陆学术文化界、民运维权界的认知水平。再者,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偏爱的是源于英国的自由主义,这又与其偏爱英国式渐进改良的民主化模式有一体化关系。但是,英国是孤立岛国且国情特殊,英国式渐进改良路径是举世罕见的特例而无普遍性。而且其渐进改良的起点——“光荣革命” 的议会限制君权的共识,是经历了反复革命之后得来的。(“光荣革命”还引爆了王位和宗教的战争)。但是自由派一厢情愿片面理解复杂特例的英国经验,有意淡化中共是极权主义政权而非弱势君王的特殊恶劣的国情。有此思想背景,自由派必然“食洋不化”、“学步”必“失步”,沉溺于海内外的原生于体制内的权威学者们编织的“反革命求改革”、“市场经济必然产生公民社会”、“先自由化后民主化”的虚幻学说里。结果产生的是当下中国的“后极权的红色权贵资本主义”。著名学者王天成批评说:1989年以后,许多人在做一个梦。我指的是渐进改良、渐进民主的梦。持这种观点的人以为是最现实的道路,其实是最不现实的。······以英国历史经验为参照是错误解读和时空错置。······对我们更有参考价值的其实是过去30余年中发生的第三波民主化。······渐进改良主义涣散了人们追求政治转型的意志,模糊了后极权体制对社会全面压制的事实,提供虚假希望。······渐进改良主义者究竟是谁的同道?
    
    一针见血的讲:自由主义不能担当中国大陆面临的实现民主化和固有的民主中国、文化中国的光复使命,因为改良主义不可能使极权主义的中共“自阉”变成民主推手,也无法继承中共颠覆的辛亥革命国民革命缔造的现代中国。再者,外来的洋自由主义也缺乏本土文化根基,在中华民国的本土自由民主传统里,三民主义和新儒家文化是主流,而自由主义不是主流的。这是自由主义的缺陷性和外来性导致了“水土不服”和不合时宜。最后,大陆民运思想不够深沉,长期处于断裂自身传统而一味模仿西方的不成熟阶段,所以导致自由主义盛行,改良主义则凭“自由派”的面貌和思想资源占据话语权的主导地位。而民主革命思想就是被他们排挤而边缘化的。
    
    反之,民运如果选择民主革命思想,必然会上溯到辛亥革命和祖辈的中华民国的开国立国的理念,接续上祖辈的“中国现代民主革命运动”作为本源,这与自由主义思想背景和很多人的体制内出身背景是格格不入的。换句话说,这是难以调和的。这是民运很多上层人物的缺陷性和局限性造就的。
    
    在这种形势下,王炳章则不为潮流所动,坚持民主革命的立场,这是极不容易的。现在的留学生很多人是自费的,但是20世纪的留学生大多数是“中共国”派出的公费留学生。他们多数为中共干部家庭的“红色出身”,另一部分人是对中共有感恩的“苦出身”且忠党的穷读书郎,这两者占了留学生中的大多数。他们当中有的人因为读书求真理而加入民运,更多的人是因为对于“六四镇压”的义愤情绪而加入民运,还有不少人是因为想获取绿卡而加入民运,这是海外民运当年的实况。出于义愤情绪的和求绿卡的人很快就因为中共统治巩固和西方普发“六四绿卡”而退出民运各奔前程。“六四”后一度膨胀的海外民运很快因此所剩不多,剩下的除了当年留学生中读书求真理的一部分人,还有的是“文革”里非体制的造反派和各类受迫害者,他们转成老异议人士,最后是“民主墙运动”、“八九民运”的名人和上层人物。既然民运群体是如此的结构,那么接受民主革命思想的人有多少呢?不多的。所以王炳章的坚持是难能可贵的。
    
    更伟大的是王炳章从善如流,通过辛灏年切实了解到祖辈的革命精神、民主追求、宪政成就、抗日卫国和抗俄反共的真相。作为“中国当代民主革命第一人”(辛灏年语)的王炳章,自此接续上了中国现代民主革命运动的精神和理想。继承祖辈的理念和追求,以政治家的实干精神,投身“重建中华民国”的大业里。王炳章是1998年中国大陆民主党组党运动的“幕后策划人”和真正的创始人之一(另几位领导人如徐文立也有相近的观点)。王炳章一直联络中共军队的进步军官,并且影响他们接受重建民国再造民主的理念。据辛灝年《想念王炳章》的视频讲话(2017-8-7)首次披露:当年王炳章接到进步军官们的资讯,他们提出如果举行一次高举中华民国国旗的起义,无论规模大小,都会振奋人心的,军队中的革命工作就比较好做。王炳章仅仅与辛灝年交了底,然后就走上了与军中革命者会面的风险旅程,在危机四伏的旅途中,王炳章写下了《重建中华民国》的政治宣示的大作,文中回顾了大陆民运与中华民国国府的关系,揭示了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蜕变、名存实亡的过程,宣示了重建中华民国的立场、主张、路径等。可惜王炳章被中共特务越过越南边境捕去了。这是当代民主革命运动的重大损失。
    
    前面讲了,当代民主革命运动有两个开端,最早的开端是接续民国的现代民主革命的“思想火种”而来的。第二个革命开端是自发产生的,先是海外王炳章创立的,尔后“六四镇压”又刺激出一股革命潮流,但是他们都不知祖辈的现代民主革命的精神和理想,这是中共割断中国现代历史传统造成的,这使得这自发产生的革命运动缺乏高度和基础,也缺乏声望、权威和力量。但是天道健行,邪不压正,辛灝年来海外揭露出中共埋没和割裂的历史真相,宣传祖辈的中华民国民主精神和革命思想,掀起思潮,影响到王炳章。当王炳章与辛灝年成为肝胆相照的战友时,革命的政治家与思想家合为一体,当代民主革命精神与祖辈的现代民主革命精神跨越历史鸿沟接续成一体。至此,继先贤现代民主革命而来的和自发生成的两个开端也终于汇合成一体,也就是说继承民国遗民的“思想火种”的大陆革命派的深层潜流,与明流的海外革命派,在思想上成为相通的,在志向上形成一致的。所以说王炳章精神的意义是非常大的,是承上启下的,影响遍及大陆和海外的。在辛灝年的宣扬下和王炳章精神的感召下,在“民国热”巨流的带动下,更多的民运人士、知识分子、底层青年转为了民国派、民主复国主义者、民主革命者。这是了不起的。在中共很强大和无所不在的统战渗透下,在不理想的民运群体结构上,在改良主义和庸俗自由派思潮的盲目流行中,在西方大国因对中国的利益和台湾惧中共强大而远避民主派更遑论革命派的资源匮乏的状况下,中国大陆和海外的当代民主革命运动继承祖辈现代民主革命的理念和权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托举起先贤的民国梦,以革命传统做根基,引世人仰望之,获得高度、声望、权威、力量,从而持续争取到越来越大的动力及广泛的影响力,所以能够一步步壮大,渐有未来迅猛发展之势。
    
    察苏俄和东欧共产党国家的民主化,民主化之前皆无成熟的光复思潮和力量,其主流的是简单而强烈的民主化诉求,其光复旧共和国,更像顺应历史发展方向的实用主义产物。这与中国的民主复国主义及当代民主革命运动的成熟度是不能同日而语,这也预示了中国民主化未来的必然方向。
    
    但是当代民运维权界和公共知识分子里,有很多人特别是名人和上层人物,还是不相信中国未来会走上民主复国道路,不希望出现民主革命,更谈不上对祖辈的现代民主革命运动的理念和成就有多少了解和认同。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他们先天被党天下和党的文教割裂了与祖辈的中华民国理念和民主革命传统的精神联结,先天被置于“数典忘祖”的世界和党天下的体制内而成长;他们后天则被改良主义迷惑,被西化思维带入“学步”英美自由主义和渐进改良的迷途。还有一些人不仅如此,他们的“经济自由化”主张相反变成为红色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推波助澜”,也未必没有利益上的“藕断丝连”。他们内心深处无奈于中共强大和敬畏于所谓“中国崛起”,对于民主化充满了低迷情绪,所以他们口说“启蒙”,其实他们才是需要“被启蒙”的;他们口说“改良”,其实他们才是需要脱胎换骨的“彻底被改良”;民运和公共知识分子本来就迫切需要自身的“升级换代”,否则必将无法担当民主化的使命。
    
    叁、评民运对待西方国家及诺贝尔奖的态度
    
    中共的“党天下”是反传统的全盘俄化的“变种”,民运中的自由派也反传统且不懂现代民主革命,不继承祖辈的中国梦和民主化成就,这是可悲且奇怪的“同病相怜”。自由派以自由主义为尊,谈自由民主,就远溯英美;谈文化就要谈西方文化和基督教;谈民主转型就要谈渐进改良、渐进民主;谈民主化后的国家构建,就要谈联邦制和移植西方模式,忘记了祖辈千辛万苦建立的1947年宪法的国家构建。这是选择性的忘记呢?还是因自身不足而产生的迷茫和浮躁。他们忘记了“先有邦才会有联邦”而不会“先有联邦然后产生邦”;他们有意忽视了联邦制历史上是军阀割据和中共割据的“遮羞布”;忽视了联邦制未来可以给分离主义提供便利;联邦制也可以在民主化之后给中共及守旧势力在民智保守的中西部得到“邦”一级的复兴基地;他们忽视了各省变成“邦”后会依民粹主义而地方坐大,中央虚化。他们不考虑民主化后的国情需要,只考虑自由主义等的洋教条和“学步”西方模式。
    
    他们对于西方充满了崇拜,犹如拜神。他们盼望得到西方国家的“青睐”,仿佛一旦如此就会成为“上帝的选民”,其实不过是为了得到名利和资源。他们忘记了自由主义只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到中国必须经过本土化,不是简单模仿和“学步”就能“水土顺服”的。恰恰相反,自由主义缺乏革命精神,诺贝尔和平奖和各种人权奖不考虑中国的民主化的需要,不容民主革命精神,也不了解昔日中国的民主宪政传统。尽管诺贝尔和平奖、欧美各种的人权奖对中国民运和公共知识分子是很大的鼓励。
    
    总之,中国大陆民运和公共知识分子要学习西方,但是不要“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的不成熟,不要畏于时势的改良主义的懦弱,早就应该“断奶”了,必须要成长为继承民国的现代民主革命正统的真正的民运人和名符其实的公共知识分子,担当起民族大义和民主革命的使命。
    
    肆、从当今形势讲接续王炳章精神,光大民主革命运动的正统
    
    八九学运和民运的领袖和明星不急功近利的或者精神不低迷的人是不多的。而勇于自省和反思,不断进步的昔日领袖更是不多的,而封从德就是这样的勇于反省和进步的一位典型。他反省学运的不足,反思改良主义,批评改革派在学运中的作用,甚至于剖析自己,有了这个根底他必然会站到时代的先进者行列里,他认同民主革命的精神,追求我们祖辈的中国梦——民国的理念和宪政成就。从封从德身上可以折射出了八九学运和民运的真精神。王炳章精神则折射出1979、1989二代民运人的精神和先贤现代民主革命理想的结合,也就是表现出当代民主革命的真精神。魏京生则保持了“民主墙运动”的风范和理想坚持。
    
    所有真诚的民运人的精神最终都会殊途同归的,都会因无法改良中共的缘故而汇集到当代民主革命的大道上,都会因为追求民主和放弃改良迷思而认同祖辈的民国理念和宪政成就,都会有一个共同的中国梦去革命奋斗。如果真正要革命而不要迷幻的改良,那必然需要有民族民主传统的革命理论,以便于唤醒民众凝聚共识,没有革命理论就没有革命;如果革命没有清晰的目标和内容,只会变成盲目的冲动,不能击败强大的后极权主义专制,所以革命必然要有确定无疑的目标内容——民主建国;没有确定的民主建国目标和内容的革命,只是反对专制的情识和发泄情绪,不能有力影响社会的中上阶层,也不能使革命运动获得无穷的鼓舞力和动力。因此,革命必然要有以建国为核心理念的,有革命方向、道路以及如何凝聚革命共识形成革命阵营的整全性的理论。这样的理论,外来的洋主义和个人天才的发明必定是不行的,因为无本土根基又无历史传统支撑,难以形成共识,并且无识无力引领当今革命形势。关于中国民主化和民主革命的理论,其实有一部宪法是有无比权威的,那就是中国1947年宪法,这部宪法的具体的民主宪政体制、国号国旗等和更深远的国家构建、现代中华文化基础、法理理论等一应具全,是中国人(包括台湾)第一次普选认同的宪法,是中国辛亥革命、国民革命、抗日卫国、抗俄反共的浴血奋斗的成果,是主流的三民主义、新儒家文化以及非主流的自由主义等都参与且共同缔造和认同的。固然1947年宪法到了今天可以与时偕行而有所改良,但是宪法基本理念和制度精神是永恒的。所以说要以继中华民国1947年宪法而开来的理念为建国目标内容的核心理念。由此核心理念自然就会拥有民族民主传统的革命理论(如三民主义和现代中国文化),使革命运动获得无穷的鼓舞力和动力,唤醒民众凝聚共识,击败专制,实现民主化使命,并且在民主化后能有权威地构建优良的民主宪政体制,避免陷于政治利益纠缠而产生诸多制度缺陷。所以说我们必无选择,只能选择祖辈先贤的民国理念和宪法构建精神,开展当代民主革命运动,我们比不了祖辈先贤的民主成就和革命精神,但是我们必须“站”到巨人似的先贤先烈的肩上,才有可能把涣散和低迷了许多年的民运升级换代成民主革命运动,凝聚力量,打开民主化大门。
    
    当今中国大陆形势已经渐渐紧迫了。回顾中共十八大落幕不久,王岐山就向干部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一来凝聚中共干部的危机意识;二来恐吓知识分子和资本家不要革命导致崩溃和倒退,只能依靠中共来渐进改革;三扶植民间的改良声势。此书长期被自由派刻意误读为:论述革命之危害。然后他们借此强调改良才是上选。这种思潮最后被王岐山等中共高层利用。其实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此书论述颇深,它写了法国经济繁荣,第三等级(资产阶级)崛起,统治者实行改革和开明专制,结果一场财政危机就导致了革命。虽然其综合原因很深刻,但其结果是动荡的激进革命,离理想的共和梦更远。其实,后来所谓的革命派一开始并不激进,而是只求更多改良的改良派,但是统治者以外强为援而要镇压改良,然后才演变成革命及深陷内外战争而革命更加激进不止,如此产生了国家的倒退和恐怖。简单的说,根本原因是封建列强武力干涉和法王贵族仗外力不妥协使改良演变成暴力革命。然后是连绵的内外战争和激进革命交加,动荡不已的革命及其恐怖与倒退只是最后的恶果。所以任何探讨法国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绝对不能倒果为因的。但是很多自由派和知识界人物却只批评恶果,不探究原因,且有意忽视革命的成果,忘记了现在的法国继承的是共和国的成果。拥护“告别革命”和祈求改良的、或者追求改革搁置革命的人群究竟是谁的同道呢?习近平、王岐山等上台以后吸取这本书的教训是相反的,其实施的政策是:反腐败整顿统治集团,挽回一部分民心;打击中共内异己派系,加强独裁和集权;压制资产阶级,抑制红色权贵资本和太子党,弱化改革,强化专制,管制思想且镇压异议和维权,妄图消灭一切可能的革命因素以及扫荡妨碍其独裁的任何力量。习近平等人自以为如此倒行逆施就能够避免“其父”——苏俄的下场。但是形势发展是相反的,中共为了应对2008年始的世界金融大危机而依靠举国体制的国家力量盲目刺激经济,表面上度过了危机,实质上因此“病入膏肓”,在经济大泡沫里(如货币空前超发等)越陷越深。现在外资外流,内需不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高抬。大陆民有大资本也在拚命外逃。在统治集团内部,习近平大搞集权独裁以及反贪腐和借机清除异己,形成毛泽东之后的最大规模的派系斗争,还造就了普遍贪腐的官僚阶层的普遍不满和不愿作为。在经济上,习近平意图用“混合所有制”搞“半公有化”,抑制民有大资本,以削弱大资产阶级,并且迟早会有限度地“抑豪强”,即:压制权贵富豪及暴发的太子党。最终维护其独裁和中共的极权主义的地位和权力。故而中共统治集团的中上层及社会的上层大多处于不满和忧心仲仲之中,而没落的中产阶级和被压迫的下层工农则前途迷茫,这是典型的革命前的形势。但是如何发动革命且最终形成理性的民主化结局呢?这是被改良主义涣散了意志的民运维权运动和公共知识分子们没有准备好的。这是遗憾,也是必须“亡羊补牢”,才犹未为晚。
    
    民运必须从改良主义的迷思里解脱出来,民运必须光大民主革命精神,才能有所担当未来民主化的使命。所以在当前民运里弘扬王炳章精神和接续王炳章精神而开大局,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同时我们要有包容的精神。昔日“六四”后曾犯错摇摆的刘晓波后来进步成坚定战士,终为今日的烈士;昔日在秦城监狱犯“软骨症”的王丹后来到海外能大胆雄言;老迈的胡平至今还在鼓吹“和平理性”的改良主义。等等。我们要有包容和团结的心胸,要向前看。对于外显自由派面貌而内行改良主义实质的思潮;对于许多人物畏于中共强大而民主化信心不足且又左顾右盼的国家民族主义和机会主义、个人主义“小我”的“苟合心态”,我们要坚决抵制和瓦解它。
    
    我们要以祖辈先贤为楷模,以祖辈的中华民国的开国立国的理念为本,继1947年宪法而开中国宪政民主之未来,要追随国父蒋公的足迹,学习辛亥革命、国民革命的精神,开展当代的民主革命,光复“民主中国”;学习牟宗三、张君劢的学说,我们就会克服现代学术训练导致的“小题大作”的狭窄眼界和“学步”西方的习气,学会思大课题和高瞻远行,如此就能继承民国的现代中国文化的精神,光复“文化中国”;要学习林觉民、秋瑾而不是有局限性的顾准和林昭,我们就会克服一切懦弱和悲情,永不会左顾右盼,只会如长风破浪勇往直前,击垮专制再造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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