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访民袁建斌先生
    
    我们欣喜地看到，由袁建斌、胡福清和陈黛丽等人组织的的旅美访民团，正在异军突起。为解决自身所遭受的不公与迫害，他们的将维权运动推进到新阶段：从街头抗争走向与国际人权组织合作，从喊口号到以法律武器追究施害者。旅美访民们更上层楼的逆袭，正在在将中国维权案例推向世界，而他们自己，也正在成为中国公民运动的生力军。
    
    一，“最牛访民”习近平和当今访民绝境
    
    据估计，当今中国大约有二千万访民，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在袁建斌组织的为全国访民发声的“百名访民十九大向习近平说心里话”的自拍视频中，我们看到，全国访民从干部、企业家到工人农民，各行各业各阶层的男女老少都有。作为中国公民，他们本应享有完整的公民权利。
    
    视频一开始，辽宁丹东姜家文先生发言，他向习主席提出“勿忘初心”，说起习近平当年为父上访的事情。习近平在文革时期就成为少年访民。由于父亲习仲勋的缘故，他13岁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关进少管所。16岁时作为“黑帮子女”，习近平被发配至陕西乡下。他逃回北京上访，被公安局监禁半年之久。
    
    在不讲人权、没有法治的社会，任何人都可能成为访民。文革结束后，习近平的母亲齐心女士上访多次，终于在中央组织部找到胡耀邦先生，其父的冤案得以平反。但今日掌握了国家最高权力的习近平，却拒绝像胡耀邦一样为走投无路的访民解决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教授于建嵘，曾和他的团队对2000多名访民做过调查。他们发现，只有3人通过上访解决了问题，有60％以上的人因上访被当局关押过。这些数字说明，在中国遵照法律程序文明上访的访民，其反映的问题得到解决的机会微乎其微。
    
    满腹冤情的访民，可以说是中国最贱的贱民。诗人徐琳写过一首《访民之歌》，悲伤地诉说上访者的苦难。“上访的路，布满险阻/ 吃不好，居无处/ 还被官家截堵/ 马家楼，久敬庄/ 黑暗的魔窟/ 受尽虐待和凌辱/ 日日夜夜生死难卜/ 上访的路，饱含凄楚/ 盼清官，来做主/ 却是官官相护/ 天安门，新华门/ 草民岂能入/ 信访局是骗人的局// 收了材料去寻租。
    ”
    这首歌词道出了当局对付访民的各种手段，例如“截堵”，即蛮横地把人拖上车拉走；“魔窟”指违法关押访民的黑监狱；“寻租”则是引入权力干预而获利的行为，例如各地官员为了制造“零上访”假象，向强行遣返该地访民的北京保安付钱。近年来“截访”成了“劫访”，访民遭受越发严厉的暴力打压，呼救无门，陷入绝望的境地。
    
    目前在美国带头抱团取暖的袁建斌先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袁建斌曾是上海齐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同时拥有一家台湾合资企业。当他的企业准备美国上市时，当局勒令他让台湾股东退出，被他拒绝。之后袁建斌遭受一系列打压，失去了企业，被关押遭受酷刑与虐待，他本人差点被警察谋害，就连他那刚6个月的美籍女儿，也在中国被绑架失踪一周。
    
    二，弱者的武器：在美拦车告御状
    
    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中国，上千万人背着各种冤案：被迫害、被下岗、被强拆、被致残致死、被经济掠夺等等。有将近百万的访民带著满腹期待，到北京上访求助，他们一度相信“上达天听”就能解决问题。在上访多次失败求告无门之际，他们拿起了“弱者的武器”，例如到北京鸣冤抗议，撒传单、放鞭炮、喊口号，甚至堵路、跳金水桥、裸奔或以死相拼。
    
    

    福州访民曾每周集合在省高院维权
    
    作为弱势者的访民当然知道，组织起来才有力量。前几年，福州访民就曾组织一个“每周一聚”活动。参加“每周一聚”的人每周集合在省高院举牌喊冤。后来，聚会参加者陆续被抓，甚至从行政拘留升级到刑事拘留。上海的访民组织一度规模更大，曾有一千多人的抱团取暖，一齐去国务院信访办集体上访，其结局是，他们全被早已等候的车辆粗暴押送黑监狱。这一切表明，在党国的严厉打击下，“弱者的武器”在中国统统失效。
    
    就在国内访民抗争的传统剧目逐渐凋零之际，逃到自由美国的访民重拾“弱者的武器”，展开一系列维权活动。他们开始在联合国前上访。后来转向针对来访的中国领导人进行拦车告御状活动，曾先后十几次拦截了包括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等国家领导人的车辆，造成很大的国际影响。
    
    当自由世界的电视台权都转播中国访民在美国拦车的镜头，那是让我们扬眉吐气，令独裁者难堪不已的时刻。2015年9月习近平第一次访美，其车队就在国务院外被数位冲出围栏的访民成功拦截。我在瑞典一次又一次观看马永田和李焕君等人奋不顾身，用身体拦截车队的视频，真是激动不已。
    
    一些研究民众抗争的学者将这一类抗争称为“表演性上访”。然而，这些远渡重洋而来的访民，却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表演”，例如，李焕君在拦车时被警察强力拘捕，受伤骨折。这种悲情抗争的方式，在世界上获得了轰动性效应，逼得一名负责习近平安全的官员不得不出来与访民交谈，接收了访民申冤材料，并和李焕君合影。
    
    今年5月初，习近平访问美国佛州。袁建斌和众访民一起前去川普的海湖庄园，向习近平鸣冤请愿。佛州示威结束后，袁建斌在回酒店途中，遭到两名中方人员开车冲撞截停，直到他向美国警察报警，才转危为安。
    
    这样惊险的具有戏剧性的华府上访，产生了巨大的新闻价值。但是，旅美访民们所追求的目标，他们所遭受的冤屈，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有些访民还遭受了当局的报复，他们在国内的家人被逮捕。这就需要袁建斌等有勇有谋的组织者，去寻找更为有效的抗争手段。
    
    

    习近平到华府，访民拦车喊冤
    
    三，剧目创新：视频喊话与跨国起诉
    
    如前所述，在中国，人民对官员失职、渎职和侵害权利等问题进行检举或投诉，层层上访，这些传统的“弱者的武器”，在顽固的专制国家权力面前统统失效。几十位逃出中国的访民，在美国展示了惊险的拦车抗议剧目，获得了世界性的新闻价值。尽管如此，他们的问题仍然没能得到解决。
    
    历经磨难的访民需要剧目的创新，才能找到真正解决问题之途径。为此，在中共十九大前，美国的中国访民抱团取暖理事会面向国内，以录制视频的方式，组织了一个“百访民向习近平说心里话”的活动。
    
    
    
    有124名国内访民参与了这次录制小视频的活动。他们在每人一两分钟的时间里掏心掏肺，诉说自己的不幸与冤屈，向当年的资深访民习近平请求援救。这个活动历时两个月，有不少志愿拍摄小视频的国内义工受到警告。最后，由美国的访民抱团取暖基金会推出长达两小时的视频。视频发布后，仍然有不少国内访民表示希望加入。
    
    在中国经历了自己被殴打、孩子被抢走等暴力打压事件，原上海企业家袁建斌在美国获得了自由与尊严。他重整旗鼓继续经营企业，并不断地上访和抗议，还去美国国会听证会告洋状。对其他前来美国的访民，袁建斌都视为父老兄弟姐妹。他经常给访民捐款和发红包，为他们打抱不平仗义执言。不久前，袁建斌出资成立了“访民抱团基金”，准备建立能在美国接待新访民的基地。
    
    探讨中国访民的困境与出路，袁建斌等访民团还寻求在美国的法律专业人士的帮助。今年六月，他们举办了《纽约论坛》，原中国维权律师滕彪对旅美访民的抗议方式和定位提出了建议，他谈到美国的“人权法案问责中心”，该中心收集严重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名单，将材料提交给美国国务院，请求制裁。被制裁的官员和家属将被美国冻结资金和禁止入境。
    
    

    中国著名维权律师滕彪
    
    今年九月，袁建斌代表“中国访民抱团取暖理事会”在纽约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访民陈黛莉、蔡文君、袁建斌起诉中国总理李克强酷刑一案，已在美国联邦南区法院立案并送达了传票，目前在等待法庭开庭通知。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开端！访民们已聘请美国律师，正在用美国法律将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僚告上法庭。目前他们在收集各种信息，为那些对访民使用酷刑的中国官僚建立数据库，以作玛格尼茨基人权法案追责的依据。袁建斌等还与美国平权基金会等机构建立联系，并建立资金募集渠道，以保障调查和诉讼顺利进行
    
    四，从古代帝制和西方民主看上访
    
    那么，被本国访民在美国喊口号拦车的习近平，被本国访民在美国法庭起诉的李克强，作为国家领导人，在全世界面前如此丢脸，他们会有一点震惊或反省吗？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习近平真想处理二千万访民的棘手问题，他就必须彻底改变中共的专制制度，否则一切措施都将是徒劳。
    
    为什么中国会产生如此庞大的访民大军？为什么当局对解决访民问题毫无办法？一些国内学者说：这是因为陈情或者司法救济渠道不畅。在他们看来，这个信访问题似乎只是一道沟渠，有一点小小的堵塞，疏通疏通就好了。
    
    其实，浩浩荡荡的上访大军的出现，是中共制度的专制性质造成的。要说清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比一下，看中国古代和当代西方国家怎样处理民众冤情。
    
    当今中共的信访制度可以说是中国上千年专制制度的遗留。中国自魏晋以后，历朝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都设“登闻鼓”，并设专职机构或人员，遇有击鼓者，就立即受理民众的申诉之状。这种“击鼓鸣冤”的作用是“用下达上而施于朝”。早在西汉时期，就有“缇萦上书救父”的感人故事，汉文帝从善如流，其宽松的直诉制度——“告御状”为人称颂。
    
    那么，当今中共为何也设立这样一个类似古代“告御状”的信访制度呢？他们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说这是走群众路线，为了克服地方官僚主义。其实，和古代专制王朝一样，这个上访制度虽然有了解民情、显现“青天”形象的作用，但主要是一种高度的中央集权，是中央政府用以控制地方官员的政治手段。
    
    同样是为了中央集权控制地方，为什么古代王朝的上访制度没有导致如此巨大的民众怨愤？这里有各方面的原因，主要是：一，中国古代王朝注重儒家的道德教化，官员是否遵守了道德规范，有赖于社会舆论的评价。因此下级官员都害怕民众进京上访闹事，尽可能按照法律公平“息讼”。二，中国古代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确立了三纲五常一类的行为准则，封建家族内部可以处理一些矛盾与争执，有益于“息讼”。
    
    但是，当今中共官员集体贪赃枉法的规模之大，其态度之穷凶极恶，完全不能与古代饱读诗书的清廉官员相比。那么西方呢？我在欧洲二十几年，从未听说过有大规模的上访问题。其原因是，西方民主国家建立的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制度，与中国重人治反法治的信访制度完全相反，任何民众的纠纷与冤屈都可以就地解决。
    
    五，我在瑞典“上访”解决劳资纠纷
    
    例如，我本人曾在2014年，与我所在的瑞典工作单位——“母语中心”发生劳资纠纷。当时我向本市教育局投诉，引用《教育法》和《劳动雇佣合同》的一些条款，指控“母语中心”在工资与转正方面歧视移民教师。由于市教育局不作为，而我又不愿花钱花时间请律师上劳工法庭，就转向市议会的反对党、议会反歧视监察专员、教师工会和民间反歧视组织求助。
    
    

    那个夏天，我整理好投诉的瑞典文材料，走到市议会门口向议员散发。反对党议员们收到我的投诉时，一个个笑逐颜开。很快，感到压力的执政党市政府就委托法律顾问找我谈判。结果是：教师工会代表为我争取到一笔可观的赔偿金，还有市政府给我的正式道歉书。由于我的个人投诉揭露了普遍的问题，本市“母语中心”的十八位移民教师立即获得转正，三十几位移民教师获得加薪。
    
    这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件令自己得意的事情，我似乎既有勇气又有读懂瑞典法律的能力。但仔细想来，这个胜利与我本人性格能力的关系不是很大，而主要是因为，瑞典这个仁慈的民主法治国家早已制定保护雇员的各种法律，设立了多党制，官方民间都建立了监督机构，使弱势群体在遭受不公平待遇时，在本地就能获得多方面的有力援助，并不需要“进京上访”。此外，瑞典人普遍有正义感，我曾得到一些瑞典朋友的真诚支持，为此我深怀感恩。
    
    

    尽管我在中国自学过多门法律课程，但我于1989被判刑三年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在中国政治制度没有改变之前，几乎没有申诉的可能。从这一点看，我和中国二千万饱受冤屈的的访民，承受了同一种命运。
    
    当我一遍又一遍地聆听“百访民对习近平说心里话”，看着他们创痛甚深的面孔，我知道，在每一个访民的声音里，都饱含一个家庭、一个村庄或一个企业的希望。但愿有更多的中国人听到他们的诉说，关注他们持久而坚韧的维权抗争。 (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