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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鼓吹“消灭私有制”为哪般?
(博讯北京时间2018年5月04日 转载)
鼓吹“消灭私有制”为哪般?(上篇)

    
     有一位朋友日前发来一篇源自昆仑政策研究院的文章,题目是《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是人民大学的著名马克思主义教授周新城为纪念《资本论》出版170周年而写的。我读后有点纳闷,在全国上下都在学习、宣传十九大确定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候,这个昆仑研究院为什么在今年1月14日,又把这篇鼓吹“消灭私有制”的文章拿出来?更为意味深长的是:在这篇文章的前面,有一个总题目:《周新城: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制——解读十九大报告》,下面以“何谓私有制?什么是资本主义?”为小题,写了一千多字的前言,内容却和周新城的文章(以下简称周文)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这就使人怀疑:把周文鼓吹的“消灭私有制”,说成是对十九大政治报告的解读,究竟是网站编者的编造,还是周文的主旨所在?周文同十九大政治报告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十九大政治报告的主旨,是要消灭私有制吗?

    无论是前言还是周文,对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及消灭私有制的理解,都存在着严重的谬误,这些谬误来源于传统的斯大林主义的理论教育,同马克思主义迥异,几十年来谬种流传,已成为社会普遍的共识,很有必要在理论上加以澄清。理论上澄清了,前面这些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不成其为问题了。
    (一)什么是私有制?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一节里,对私有制作了精确的论断。他说:“私有制作为公共的、集体的所有制的对立物,只是在生产资料和劳动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才存在。但是私有制的性质,却以这些私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有所不同。”(注1)这几句简明的叙述,包含着两层含义:1、私有制指的是生产资料属于私人所有的经济制度;2、私有制有两种基本形态:一种是生产资料属于劳动者所有,马克思称之为个人所有制;另一种是生产资料属于非劳动者所有,在马克思的时代,是资本主义私有。
    在那一千多字的前言里,关于私有制是这样论述的:“私有制----是相对于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财产进行个人或集体的排他性占有。······私有制经济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归个人所有。”在这一段话里,显著的谬误是,一方面说“私有制经济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同时又把对财产的排他性占有、即私有财产,归结为私有制的特征,这就把私有财产混同于私有制了。
    私有财产既包括个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也包括归他所有的生活资料,而私有制的内涵则只是生产资料的私有,不包括生活资料的占有。前言说:在原始社会末期,“对于剩余产品的公平分配就是私有制的最早形式”,显然是把对生活资料的占有说成私有制了。因为在原始社会末期,可以公平分配的剩余产品,只能是生活资料,而不可能是生产资料。在近现代,人们通常把雇佣劳动者称为无产者、无产阶级,是因为他们不占有生产资料,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所谓“无产”,“无”的是生产资料,而不是生活资料。就衣食住行等生活资料来说,许多劳动者保有可以挡风避雨的茅屋、遮体保温的衣被、生活必需的锅碗瓢勺等等,这些都是他们的私有财产。即使是取代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如理论上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生产资料可以是公有和私有的统一(详下),生活资料却仍然将是私有的。个人的衣被鞋袜,家庭的锅碗瓢勺,都是个人和家庭“排他性占有”的私有财产,不可能和他人共享,不可能公有。所以,如果说,随着生产的发展,私有制将会在未来消失的话,私有财产却是不可能消失的。
    把私有财产混同于私有制,认为私有财产和私有制都是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曾经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许多思想家的共识。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学者卢梭说:“各种不平等最后都必然会归结到财富上去。”“所有那些谋杀、毒害、拦路抢劫,乃至对这些罪行的处罚,也都应当归咎于建立起来的私有制。”(注2)同时代的空想共产主义者马布利也认为:“财产私有为成千种的恶习和罪恶开辟了道路,”“私有制是财产和地位的不平等的起因,从而也是我们的一切罪恶的基本原因。”(注3)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巴贝夫也把私有制称为“万恶的制度的根”。(注4)
    马克思在他的一些早期著作中,也没有对私有财产和私有制作出明确区分。他甚至把共产主义归结为扬弃或消灭私有财产,认为共产主义是“扬弃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 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他还指出:“要消灭私有财产的思想,有共产主义思想就够了。而要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注5)可见,马克思当时是主张消灭私有财产的,这是《共产党宣言》里的“消灭私有制”的先声。
    马克思在此后一年多所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论述就从私有财产转到私有制了。如他指出:“在工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必然会产生私有制。” 他在分析私有制和劳动对立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消灭着私有制。”(注6)一年多以前,他还说“要消灭私有财产”,而一年多后,却说要“消灭私有制”了。这就说明,马克思提出“消灭私有制”的思想,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
    (二)私有制从消灭到扬弃的理论推测
    消灭私有制只是一种理论推测,人类社会的私有制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当前在全世界的多数国家普遍实行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否会在未来趋于消灭,抑或它将永恒存在,或将发生什么样的发展变化?都是可以从理论上进行研究、探讨、预测的问题。马克思关于消灭私有制的理论见解,也只是可以讨论、可以研究的一家之言。
    按照《共产党宣言》的论述,“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而消灭私有制将是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进行的。“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的现存制度才能达到。”《共产党宣言》还宣告: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后,“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注7)所有制正是生产关系的最重要的构件。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提出无产阶级暴力夺取政权,并“消灭私有制”,是他们错误地判断当时资本主义发展形势的结果。他们认为,当时“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生产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注8)对形势的这个错误判断是他们提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消灭私有制的根据,它显然是不符合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况的。《共产党宣言》发表后四十多年,恩格斯1895年3月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里承认:“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注9)
    《共产党宣言》发表于十九世纪的四十年代,在当时的欧洲大陆,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地的革命浪潮汹涌澎拜,民众起义,街垒斗争,此起彼落,不绝于耳;在意识形态领域,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自命成为一时风尚,恩格斯1843年在介绍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时,曾谈到以卡贝为首的共产主义派,“在法国一共将近50万人”。(注10)马克思恩格斯身处其间,深受革命风云激荡的影响。他们起草的《共产党宣言》,既有出于理性的深刻的科学分析,也有过度革命激情、不切实际的抒发,包括恩格斯后来所说的“幻想”。在欧洲大陆的革命退潮之后,马克思潜心研究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对资本的积累、运行和剩余价值的考察,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有了新的认识。他以否定之否定的哲学公式,来概括两种不同形式的私有制的消长过程:以剥削他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剥夺了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即个人所有制,这是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他接着指出:“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注11)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这里说的,不是建立公有制,而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然而,作为一个理论概念,个人所有制是私有制的一个具体形式。马克思一方面说“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同时又说“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个说法意味深长。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不是公有制,而是个人所有制,而且是“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那就意味着新的个人所有制同原来的个人所有制,既有所不同,又有着密切的渊源。这就表明,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将被劳动者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所取代。但由于资本主义大生产造就了生产资料的不可分割,劳动者个人占有的,只能是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享有一部分属于个人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这种所有制形式是共同占有和个人所有的统一,公有和私有的统一。这才是马克思设想的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在《资本论》第三卷里,马克思在论述“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时,认为股份公司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首先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单纯过渡点。”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 在这一节里,马克思除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行扬弃”外,还曾谈到“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主义”的扬弃,“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注12)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扬弃。由此可以进一步领会,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失,是资本主义自行扬弃的结果,而不是任何暴力剥夺所能实现的。
    综上所述,“消灭私有制”是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思想观点,它已经被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著作所否定。当我国社会发展进入需要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时候,有人却大肆鼓吹“消灭私有制”,这是为什么呢?
    (三)消灭私有制的教训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提出“消灭私有制”的理论,有它的发展过程,从“消灭私有财产”到“消灭私有制”,再到私有制的“否定之否定”和“自行扬弃”。这个过程表明,《共产党宣言》里的“消灭私有制”,实际上已经被马克思后来的理论所否定,它被恩格斯晚年称之为当年的“幻想”。可见,“消灭私有制”只不过是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对社会发展前景的推测,后人可以在理论上讨论研究,却不宜付之实践。如果把它作为指导思想、行动指南,加以实行,势必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苏联和东欧诸国及我国的历史,都清楚地彰显出“消灭私有制”的灾难性后果。
    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一种经济制度,是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所必须经历的发展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指的都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已经为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准备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并且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行扬弃和否定,才有可能向新的社会逐步过渡。
    可是,苏联和中国却在资本主义远未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私有制,结果给人民带来无法弥补的巨大灾难。毛泽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发动的社会主义革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私有制,甚至远远超出了《共产党宣言》的描画。《共产党宣言》在谈到消灭私有制时,特别强调“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消灭那种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所有制”,“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注13)可是,毛泽东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名义推行的“三大改造”,却连小生产者、个体劳动者的所有制都要加以消灭。这场社会主义革命不仅仅消灭了在社会上占少数的资本家的私有制,而且剥夺了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私有财产,使亿万农民、手工业者和工商小业主从小生产者转变为无产者。
    最可悲的是大跃进时的“消灭私有制”、“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有的地方甚至提出要消灭家庭,不但大办食堂,家里不许留锅灶,而且男女老少分别住到男女兵营和养老院、幼儿园去。杨献珍在1959年6月的两次讲话里,曾把它讥刺为“叫化子共产主义”。他指出:“用原始共产主义来消灭私有制,不是历史的进步,······原始共产主义不过是挂着公有制幌子的‘私有制的卑鄙的一个表现形式’。”(注13)
    这个消灭私有制的“共产风”虽然刮的时间不长,有的地方刚做出计划,还没有推行就被制止了,但造成的危害巨大。它是导致几千万人饿死的一个重要原因。不知道现在鼓吹“消灭私有制”的人,是否能记得这个教训?
    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从一定意义来说是恢复私有制,恢复资本主义。由于在理论上无法摆脱对私有制的曲解与资本主义的偏见,当时的执政者把它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我曾经在许多文章里指出,毛泽东通过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是假冒伪劣的社会主义,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封建专制主义。改革开放,恰恰是对它的否定与破坏,而不是什么“自我完善”。安徽农村的包产到户,是作为私有制表现形式的个人所有制对假社会主义的抗议与突破,农民虽然只夺回对土地的经营权,却为私有制的复活,打开了一个缺口。以此为开端,相继出现了小商小贩、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资本主义在中华大地上油然勃兴。正是资本主义的复活与发展,使中国社会恢复生机,走上历史发展的正途。
    我国现当代史的这个事实表明,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我国历史所必须经历的发展阶段。从被共产党人立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说,只有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彻底清除封建专制主义的积淀和影响,才能为社会主义准备必要的基础和条件;只有资本主义的自行扬弃,才能突破私有制的局限。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就要消灭私有制,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付之实践,必将遭到历史的惩罚。我们应该汲取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四)不要轻言消灭私有制
    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以至突破私有制,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自行扬弃的过程,不是强加外力所能改变的。马克思提出的“消灭私有制”,可以作为一个理论命题,对社会的发展前景,进行深入的探讨,但绝不应轻言何时或如何着手消灭私有制。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官方一直打着社会主义以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号,但实际上发展的却是资本主义,也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党和政府采取的政策措施,多数是为了取消发展民有经济的障碍,提供有利于民有企业发展的条件,这才带来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民有企业,除了像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那样,由于产权全部为本企业职工所持有,因而具有社会主义因素之外,绝大多数民有企业,都属于私有制经济,包括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个人所有制。一个多月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时代。意味着我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符合于社会发展规律的。
    私有制在我国正方兴未艾,还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阶段。只有资本主义得到充分的发展,经历长期的自行扬弃和否定之否定,才有可能逐步转向新的生产方式,和平地实现以新的占有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取代过程,也可以理解为“消灭私有制”,不过,这同周新城们鼓吹的“消灭私有制”的内涵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在现阶段的历史任务,应该是发展资本主义,保护私有制。十九大的政治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虽然有着浓厚的专制主义色彩,但主要倾向是保障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民有经济的顺利发展,也就是保障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巩固与发展。把十九大政治报告解读为消灭私有制,显然是不符合政治报告实质的。
    总之,我国目前已进入发展资本主义的新时代,巩固私有制,保护私有制,是新时代的符合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在这个历史节点上鼓吹消灭私有制,无视历史上消灭私有制的惨痛教训,不但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背道而驰,背弃马克思主义,而且不符合于人民的利益,甚至也不符合于执政者的利益。它无助于人们正确理解社会面临的“新时代”,却暴露出“消灭私有制”的鼓吹者对毛泽东时代的向往,和回归毛泽东时代的妄想。
    
    注: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3卷第829—830页。
    2、《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43页,第162页。
    3、《马布利选集》,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82页,第50页。
    4、《巴贝夫文选》,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51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一版第42卷第117页,第120页,第140页。
    6、同上,第3卷第25页,第77页。
    7、《共产党宣言》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2页,第65页,第49页,第50页。
    8、同上,第33页,第39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一版第22卷第595页,第597页。
    10、同上,第1卷第584页。
    11、同上,第23卷,第832页。
    12、同上,第25卷,第495—496页,第498页,第493页,第496页。
    13、杨献珍关于“叫化子共产主义”的原话是:“不是有人说,除去一只碗一双筷子,其它都是公家的吗?这样的共产主义,可以叫做‘叫化子共产主义’,叫化子只有一个讨饭碗,一根打狗棍。”在另一次讲话中,他又说:“这是什么共产主义?我说这是叫化子共产主义,甚至比叫化子还穷,因为叫化子还有一条打狗棍嘛!”(见于《杨献珍传》,第257—258页,第265页)。
     2018年2月6日
    
鼓吹“消灭私有制”为哪般?(下篇)

    
    上篇对私有制和消灭私有制作了一些理论分析和历史回顾,有了这些前提,对周新城的《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一文(以下简称周文),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一)消灭私有制
    周文开篇引用《共产党宣言》的名言:“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接着就说:“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产’是指生产资料,这个‘共’是指共同占有。共产主义就是指生产资料公有。实现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必然要消灭私有制,这是同一件事情。”这几句话看来似乎冠冕堂皇,言之成理,但在理论上却大可商榷。
    周文把生产资料的公有和共同占有等同起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公有本来的涵义,就是共同占有。一个有职工100人(包括厂长经理)的工厂,生产资料公有,也就是由职工共同占有,每个职工都享有一份生产资料所有权。这就是我在上篇所引的马克思对公有制的论述: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就是公有制的经典式定义,生产资料既是共同占有的,同时也属于职工个人所有。但是,几十年来,人们都把职工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说成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过长期课堂上和舆论的灌输,这种被扭曲的关于公有的认识,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想来周新城也不例外,所以他说“实现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必然要消灭私有制,这是同一件事情。”这个断语,同马克思说的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显然是不一致的。 我在上篇已经指出,“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同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否定的个人所有制,有着密切的渊源。马克思为未来社会生产方式的所有制作出的概括,是共同占有和个人所有的统一,是公有和私有的统一;也可以说,是在共同占有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在公有基础上的私有。私有制不是被消灭的,而是由于它本身发展的自然过程而转化为新的所有制形式。所以,“实现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并非“必然要消灭私有制”,而是意味着作为私有制具体形式的个人所有制的扬弃与升华,两者不是“同一件事情”。
    有人认为《共产党宣言》里的“消灭私有制”应该译为“扬弃私有制”,周文认为那是打着学术旗号唬人,并且指出,“扬弃”说已经受到顾锦屏撰文批驳。我认为,这个命题的译文是“消灭”还是“扬弃”,对于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没有关键性的意义。从《共产党宣言》的全文格调来看,译为“消灭私有制”也不算过分。但在《资本论》的论述里,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通过自行扬弃和否定之否定的自然过程,向新的生产方式转化的,这实际上是对“消灭私有制”的否定,说明马克思在晚年已经放弃了“消灭私有制”的思想。因此,《共产党宣言》里提出的这个命题,中文究竟应该译为“消灭私有制”还是“扬弃私有制”,也就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了。
    (二)人间正道私有化
    我的故友曹思源在2000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人间正道私有化》。周文批判“人间正道私有化”,认为“消灭私有制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
    我认为,“人间正道私有化”这个命题,首先是一个可以讨论的理论问题。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只有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才能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而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也就意味着私有化。所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不经过私有化,就不可能到达社会主义,私有化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正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间正道私有化”有它的积极意义。
    曹思源提出的“人间正道私有化”,包含着两个基本内容,一是发展民有经济,一是改革国有经济,实现国有企业私有化。
    民有经济的发展当然意味着私有化。因为民有经济基本上就是私有经济,但也不尽然。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提出应该把“人间正道私有化”改为“人间正道民有化”。因为民有化比私有化具有更加广泛的内涵和更加深远的意义。从现有的社会经济结构来说,民有企业并不全属于私有制经济,如深圳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它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属于半数内部职工所有,并非个人私有,显然不能说是私有制企业。从经济发展的前景来说,资本主义私有制将为新的个人所有制所取代。在新的个人所有制形式里,企业职工既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又享有一份属于个人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这就是说,生产资料既不是私有的,同时却又归职工个人所有,这是共同占有和个人所有的统一,显然已经超出了私有化的范围,却可以概括为民有化。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权在经济领域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大都是为了排除民有企业的生长与发展的障碍,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巩固与发展,这才有了我国当代经济的繁荣昌盛。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几份左派万言书,攻击改革开放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资本主义复辟,是私有化,可以说是歪打正着。他们的无知与偏见,就在于不懂得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的必不可少的前提,不理解私有化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正道,却把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并且把封建专制主义当作社会主义来坚持,所以才强烈反对符合于历史发展规律的私有化的正道。周文鼓吹消灭私有制的理论症结,同当年这些万言书的作者如出一辙。
    周新城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在文章里只抓住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代的“幻想”,却鄙弃他们晚年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无视他们主张的资本主义将通过自行扬弃和否定之否定,在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过渡为新生产方式的真理。这算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啊!
    (三)国有企业
    曹思源在《人间正道私有化》一书的序言里指出:国有企业的产生,“主要是政治上不断革命的结果,并不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国有企业曾经辉煌过,但几年后就风光不再,亏损情况愈演愈烈,效益普遍较低,“这是由国有制的基本特征----所有权非人格化----决定的。”所以,他主张“通过产权交易和股份制改革,使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逐步变为私有企业,同时为新建私有企业大开绿灯。这就是一条绕不开的私有化之路。”(注1)我赞成他的这个分析。
    长期以来,官方文献、媒体报道、学校教育,都把国有经济说成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全民所有制经济。这个来自斯大林主义的自欺欺人的弥天大谎,甚至写进宪法,似乎成为社会的共识,但也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质疑与批判。周新城在他的这篇文章里说:“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着是坚持和发展公有制还是削弱公有制、推行私有化,理论界和实际工作中都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对待国有经济。” 这确实是事实。
    周文用了三千多字来论述国有经济,批判国有经济私有化的主张。他说:“不是任何国有化都是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性质取决于国家的性质。”“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代表了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它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运用这些生产资料为人民谋福利,这时国家所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就是社会主义的。”“我们要从政治上看待有关国有企业问题的争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顶梁柱,没有国有企业,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是要垮塌的。”完全重复着九十年代一些毛左派万言书的滥调
    周新城有一句话说得很对:“国有经济的性质取决于国家的性质。”谬误在于把国家的性质说成是社会主义,认为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的顶梁柱,没有国有企业,社会主义大厦就会垮塌。其实,毛泽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通过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所建立起来的中国社会,根本不是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社会,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完全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由于整个社会弥漫着几千年来积累的浓重的封建专制主义,所谓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和手段,都同社会主义无关。包括经济上剥夺农民、手工业者和工商业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消灭私有制;政治上镇压“资产阶级右派”,都出自毛泽东的圣裁独断,采取的都是专制主义的手法。由此建立起来的社会,也不能不是封建专制主义社会。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所以,我国的国有企业,套用周新城的话,是封建专制主义的“顶梁柱”,而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全民所有制企业。
    什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未来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共同占有和个人所有的统一。在这个统一体里,共同占有和个人所有是不可分割、互相依存的整体。没有共同占有,个人所有就没有赖以存在的基础;没有个人所有,共同占有就成了虚假的谎言。对照现有的国有企业,名义上是全民所有制,但是,全民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吗?生产资料所有权意味着企业的决策权、经营管理权、监督权、利润分配权,全民有这些权利吗?没有,谁也没有!国有企业的劳动者只有分享生产资料所有权,才能成为企业的主人,由无产者转化为有产者,由雇佣劳动者转化为自由劳动者,享有作为企业主人应有的各项权利。而我国现有的国有企业,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并不是由劳动者共同占有;企业内的劳动者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依然从事雇佣劳动。所以,就这些国有企业的性质来说,完全符合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它名义上是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已经沦为权贵资本主义。由于内无赢利的推动,外无竞争的压力,已经成为最落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
    改革开放以来,私有制的两种形式----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个人所有制,都得到恢复与发展。国有企业也通过股份制改革和股份合作制,引进民有资本,逐步改变着原有的垄断性,融入市场经济。曹思源把这个趋势描述为“绕不开的私有化之路”,不是没有道理的。所谓“私有化之路”,其实就是通向公有化之路。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同理,社会主义公有制必须通过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充分发展才有可能实现。这个马克思主义真理,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周新城似乎一点也不懂。
    (四)消灭剥削的基础
    周文还有一个重要的论点:凭借生产资料的收入,是剥削的基础。他说:“在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里,人人在生产资料面前是平等的,谁都不能凭借生产资料获得收入,这就为消灭剥削奠定了基础。”这个观点也值得商榷。周新城这个论断,大概是以国有经济为蓝本的,在国有企业里,劳动者都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所以谁都不能凭借生产资料获得收入。但在未来的“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里”,也就是马克思说的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社会里,首先,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是本企业的劳动者,同企业之外的人员无关,所以,在生产资料面前,并不是人人平等的。其次,在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中,本企业的劳动者(包括脑力劳动者)享有一份属于他个人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我在前面已经指出,共同占有和个人所有是互为表里的,个人所有建立在共同占有的基础上;共同占有以个人所有为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没有个人所有而侈谈共同占有,都是虚假的,就像把国有企业说成是全民所有制那样,是自欺欺人的。第三,企业的每个劳动者所有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将会有多有少,不可能是平等的;平等只在于按照统一的标准来确定劳动者取得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多少。第四,周文说“谁都不能凭借生产资料获得收入”,也值得探讨。在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里,劳动者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获得收入。劳动是劳动力和资本(生产资料是资本的表现形式)结合运作的过程,可供分配的剩余价值,正是劳动力和资本合作的结晶。这就是说,按劳分配的“劳”,既包括劳力的贡献,也包括生产资料的贡献。劳动者按照他们贡献的劳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来获取应得收入的份额。可见,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构成他们获取收入的来源之一,说他们不能凭借生产资料获得收入是不妥当的。第五,周文认为:“谁都不能凭借生产资料获得收入,这就为消灭剥削奠定了基础。”,言外之意,凭借生产资料获得收入就是剥削。这个判断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是可以成立的,但在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里,却并不适宜。作了前面的分析,周文的这个论断就可以不攻自破了。
    此外,周文在论述国有企业时,一再谈到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还提及分配问题:“在分配领域,既有由公有制决定的按劳分配(这是主要的),又有由私有制决定的按要素分配(这是次要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按劳分配,周新城的文章和传统的理论宣传都承袭列宁斯大林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我在过去的一些文章里曾经做过论析探讨,本文不拟展开讨论,如有必要,以后可以再撰文分析批判。
    (五)鼓吹“消灭私有制”为哪般?
    周文引证《资本论》里的一段名言----“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注2)作者把它作为马克思主张消灭私有制的根据,从而引申出:“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是生产力的社会性质及其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是论述的必然趋势。”
    我们如果孤立地解读马克思的最后三句话,把它说成是消灭私有制也未尝不可;过去有的文章认为,炸毁资本主义外壳、敲响丧钟和剥夺剥夺者的主体是无产者,也有一定道理。联系《共产党宣言》,那里确实明白无误地表明共产党人要消灭私有制。但是,周文所引的这段话,是马克思在论述私有制的自然发展过程时,作为否定之否定的趋势来表述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否定了个人所有制,新的个人所有制又否定了资本主义私有制。这里并不包含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内容。而且,从周文所引这段话的前半段来看,说的也是资本的垄断和生产资料的集中导致它同自己的外壳不能相容的程度,所以才有后面的三句话,哪里有什么外力消灭私有制和建立公有制的意思呢?
    周新城在文章里口口声声“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说它是“共产党人不能忘记的初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文章结尾还信誓旦旦地表示:要“牢记消灭私有制的使命”,实现“《共产党宣言》里‘消灭私有制’的庄严宣告”。看来,这位作者自命身负“消灭私有制”的神圣使命,并且号召共产党人同他一起实现“消灭私有制”的历史任务。中共十九大提出,中国已经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周新城在这个历史关节点上提出“消灭私有制”,确实很值得玩味。
    不错,中国的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但绝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就历史发展阶段而论,这个新时代应该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新时代。作为一个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长远目标的政党,共产党在现阶段的任务,应该是大力推进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因为只有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才能扫清封建专制主义的积淀,为社会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创造必不可少的前提和条件。可是,周新城却大声疾呼地鼓吹“消灭私有制”,为什么?他大概也像九十年代几份万言书的签署者那样(不知道周新城是否在当年的那些万言书上签名),察觉到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主义的勃兴与繁荣,出于斯大林主义的敏感情怀,借助于《共产党宣言》里的“消灭私有制”,呼吁执政党“不忘初心”,“牢记消灭私有制的使命”,妄图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却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例证。
    周文在结尾部分指出:“中国现在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有的现象。”“私有制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一般特征。社会主义是要消灭私有制的,不能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现象凝固化、永恒化。”这几句话既是对现状的无可奈何的承认,也是表示出对消灭私有制的决心。它使我联想到毛泽东在1945年曾明确指出:中国“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并且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注3)但是,几年之后,当他掌握了统治全国的最高权力之后,便迫不及待地宣布要推动消灭资本主义、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周新城是信奉毛泽东思想的,它虽然承认私有制的客观存在,但只限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它强调“社会主义是要消灭私有制的”,则表明在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里,就要把消灭私有制提上日程。所以他才在全文最后,有宣誓式的结语:“不忘实现共产主义的初心,牢记消灭私有制的使命,严格履行入党宣誓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誓言,踏踏实实地工作,《共产党宣言》里‘消灭私有制’的庄严宣告,一定能够实现。”
    历史是不会依照周新城们的意志来转移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将在中华大地上得到充分的发展,并将通过自行扬弃和否定之否定的自然过程,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消灭私有制”的呼声可以休矣!
     2018年2月14日
    注:1、《人间正道私有化》,香港夏菲尔国际出版公司2000年9月第二版,第5页,第6页,第12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3卷第831—832页。
    3、《毛泽东选集》直排本,第3卷第1084页。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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