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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禁蒙面法》后的香港:特首林郑和反对派的共同的政治公约数
(博讯北京时间2019年10月15日 来稿)
    
    北京普拉政治顾问CEO 息曙光
     (本文不作道德和价值判断,只从一般政治博弈的逻辑和事实做出最基本的判断)

    
    本人于9月26日在博讯网发表的文章《艰难探索用“香港方式”解决香港困局》引起了在大陆和香港的一些朋友的关注。文中根据事实做出的几个基本的判断被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是正确的:比如,文中说,特首林郑月娥的“一意孤行”,是这次反修例风波的“最大责任者”。在几天后港府官员和民众代表在伊丽莎白体育馆进行的对话会上,面对尖锐质问,林郑也承认自己是最大的责任者,给外界以“一意孤行”的观感。文中我们还认为,目前除了军事接管香港这个“最后的选择”之外,事实上中央对解决香港目前的困局能做的很有限,基本上放权给特区政府自己解决。特首林郑在9月8号行政会议前会见记者时首次明确说明,中央政府和港府都认为,特区政府应自行为目前的困局找到“解决办法”。文中我们还预测,10月初,香港街头的暴力抗争可能要掀起一个新高潮。果然,9月底10月初的香港,“街头战斗”和暴乱破坏出现了修例风波以来最严重的局面,使香港社会一度处于“半瘫痪”状态。
    
    9月4日是修例风波的一个转折点,而10月4日则是另一个转折点。10月4日,特首林郑引用港英时期的《紧急条例》赋予最高行政长官的紧急事态处置权,绕开立法会,宣布实施《禁蒙面法》并于5日零时生效,香港社会一时错愕与震惊。之后4日晚至7日香港社会遭受了自回归以来最严重的破坏,地铁,特定的商铺和地面交通信号灯都受到了大面积毁坏,8日上班第一天,交通处在一片混乱状态。特首林郑谴责部分极端暴力示威者使香港经历了“最黑暗的一夜”。8日香港警方表示,有77人因“非法集结”和“违反《禁蒙面法》”而被捕。
    
    目前我们能了解到的事实表明,9月4日,特首林郑的急转弯是向“右”转,采取“柔性策略”,正面回应示威者的“五大诉求”,并同民众代表举行了一次的对话会。这个似乎是她的“自选动作”,并非中央授意。而时隔一个月之后的10月4号,林郑再次来个“急转弯”,这回是向“左”转,采取强硬姿态,引用《紧急条例》相关条款用突然袭击的手法推出《禁蒙面法》,导致反对派阵营中的“勇武敢死队”产生应激反应,四处破坏,使香港经历了“最黑暗的一夜”。而这次的急转弯疑似是“规定动作”,林郑必须要做。实际上,对是否要实行《禁蒙面法》,一个时期以来香港社会的争论一直很大:建制派和港区人大政协的一些代表性人物一直在敦促特区政府果断实施,反对派则强烈反对。一些学者也认为,香港已有一些法规间接地对蒙面暴力活动有规制,执法效果相似,不必急于专门推出《禁蒙面法》,以免带来反效果。林郑也曾多次表态,因涉及因素较多需审慎考虑,一直持慎重态度。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也多次表明需要慎重行事。但10月1号林郑去北京参加国庆大典回港后就立即宣布实施该法,给外界的观感显然是与她先前一贯的态度泾渭分明,没有沿着其一贯的政治逻辑轨迹行事,不像一个理智正常的官员行事风格。那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受到了不可抗拒的外力的作用使其改变了惯常的运行轨迹。尽管林郑后来向记者公开申明在北京期间她并未进行“政务会见”,但这种策略性的回应还是无法弥合这个政治逻辑上的巨大差距。事实上,北京中央政府内部一直就有港府处理香港危机“过软”的议论,习近平主席近期也发表了一篇“斗争哲学”的讲话,这个讲话倒不是专门针对香港事态的,但香港斗争要服从这个大逻辑应该是题中应有之意。因此说林郑至少从中央政府某权威部门得到了明确的政策导向信息并不为过。结果就是,夹在“两个老板之间”的林郑只好急速推出《禁蒙面法》。
    反对派民主派议员党团还在向高等法院就绕过立法会推出《禁蒙面法》的问题进行“司法复核”的申诉。先前法院已经否决了对《禁蒙面法》出台任何紧急禁制令。法官否决的理由从法理上说是站得住脚的,不能认为是“政治站队“。同时法官也同意:鉴于问题的复杂性,可以在10月底开庭详尽审理此案。围绕着《禁蒙面法》的政治博弈显然还远未结束。
    
    《禁蒙面法》的出台一个星期多了,效果如何?这是各方都十分关注的首要问题。本来紧急推出《禁蒙面法》的目的就是为香港乱局服下一付强力“镇静剂”,指望它能迅速降低暴力抗争的烈度。不过,到从10月13日为止的情况看,该法出台不能说一点效果也没有,但对“勇武派敢死队”来说似乎无太大制约力。当然,时间还短,还不能出任何明确的结论。说它有一点效果是指,对一部分普通的抗议者它可能是有某种震慑作用,使他们再上街之前会“停一停,想一想”。但对勇武派青年来说,反而更激起他们以更灵活和机智的方式同警察斗法。“快闪”,“孤狼”,“化整为零”,“夜猫子”等各种抗争方式都不断涌现出来,以香港警方3万多的力量,恐难以招架。甚至不排除未来出现“城市游击队”式的抗争方式,用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方式来对付警察。所以,推出《禁蒙面法》不管是谁的主意,至少给了示威者下一阶段抗议以新的主题,使“死结”更难解。林郑身上的政治债看起来是越来越多。不能排除北京也有人认为,反正虱子多了不怕咬,林郑“恶人”就做到底吧,效果好当然好,效果要是不好,就让她背着吧。
    
    《反蒙面法》出台后,香港的政治危机出现了新的特点:危机正步入暴力对决的道路。《禁蒙面法》推出后基本上堵死了政治解决危机的可能性,使对话变得没有意义,这一点从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的对话会就可以看出端倪。堵死政治解决之路的同时,它打开了实施紧急法的“后门”,而实施“紧急法”又给解放军摆上中环,最后实施军事管制打通了道路。现在香港政治博弈的各方必须要面对这个谁都不愿意看到的政治现实。在《禁蒙面法》下,小规模的、快闪式的四处开花的暴力破坏活动将占领周末的舞台,城市各种正常公众活动都会笼罩在暴力威胁的阴影下而不能正常举行,经济金融活动也都受到广泛的蚕食,公共设施被破坏会司空见惯。连复会后的立法会也难以正常的运作,各种斗争手法会充斥着立法会的各种专业会议,使立法会效率大为降低。
    
    在这个大背景下,港府和其死对头反对派实际上就有了一个最大的政治公约数,那就是都必须各自努力设法降低暴力抗争的力度,避免解放军接管香港这样的终局。因为如果解放军接管了香港,本届港府的历史使命大概也就提前结束了;而反对派主要人物也将被逮捕投入监狱;“一国一制”,大家都同归于尽了。特首林郑应该非常清楚,在香港问题上中央政府的利益诉求和香港市民的利益诉求在很多情况下是有冲突的,作为特首她存在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善于在“两个老板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点,并在此基础上有效施政。由于“一国两制”的原因,好的特首必须是效忠“一国,同时也捍卫“两制”。因为香港回归20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央政府领导人不可能对香港事务了解的十分透彻,他们主要依赖于在香港的具体办事机构提出决策建议,但如果这些驻港机构在不当的指导思想下,不顾香港实际情况,以“只唯上不唯实的”的态度提供决策建议,那么就有可能提出不当的甚至是错误的政策建议。过去几年的实践看,许多人都认为中央驻港的机构犯了很多错误,也必须对今天的香港乱局负上重要责任。2002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就曾在香港说过,不要指望我对香港难题拿出好的解决办法,我做不到。我每天也就看看两份香港的报纸。今天中央领导人对香港的了解大概也不会超过当年的朱镕基总理太多。在这种情况下,特首在某些情况下就必须对中央提出不同的意见,这是你的职责所在。惟命是从的特首一定不是一个好的特首。更何况,已经惹了这么大乱子的林太,应该放手一搏,杀出一条血路,说不定还能将功赎罪。
    反对派和所谓的“勇武派”也必须明白,暴力抗争不会产生希望的结果,而只能使自己陷于“不义”之境地,最终失去民意和抗争的力量。这是历史反复证明的。“勇武派”的某些暴力行为已经和“恐怖主义行为”相差无几,必须尽早停止。抗争的道德力量来自于“合理非”,而不是肆意破坏。抗争的效果则来自于长期坚持,而不是短期的暴烈。反对派头面人物之一黎智英在《禁蒙面法》实施后撰文提出,“我们的策略不是以激烈的对抗赢取对方,而是以道德权威不屈不挠的精神消耗对方。现在是我们冷静思考的时候。”显然,反对派也意识到,面对强大对手,必须要考虑道德的实力和运动的节奏,以不让其失控,造成一失足而千古恨的结局。
    
    下一步,香港乱局如何走?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在会见中国副总理刘鹤时说,他认为香港抗议运动会逐渐消退,香港会自行解决自己的问题。也有其他很多人也认为,香港危机会很快自行平息下去。这显然过于乐观。我们倒是希望看到明天街头暴力就会结束,但事情不是这么简单。政治博弈的常识告诉我们,当博弈双方旗鼓相当的时候,在没有达成主要目标的情况下,双方的博弈会进入持久对抗阶段,而不是偃旗息鼓。持久对抗就是有节奏的对抗,有高潮和低谷。目前反修例风波正在朝着谁都控制不了的方向前进,适当刹车就成为必须。但政治对抗还会以各种形式持续下去,并仍可能掀起阶段性的新高潮。例如,美国国会如果通过了《香港民主和人权法案》,这会加强反对派的抗争的道德力量。再比如,如果港府再出台新的政治性的刺激措施,也会使反对派再度发力。各方都应该保持谨慎,不能掉以轻心。
    
    2002年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访问香港时曾说,如果香港在我们手里搞坏了,我们就是千古罪人。17年后的今天,看到香港今天这个样子,仍健在的朱镕基前总理一定会痛心疾首。香港如果被砸烂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境内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替代它。这就是历史的无情结论。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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