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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最初的桥梁

  中国共产党原是我们中国一个有组织的政党,其领导人为一有学问修养的陈独秀先生,当他在北大做教授时,那样的温柔雅博,那样的循循善诱,真教後学的小子们,佩服这一位有名的学者。可是因为政党的扩大,份子便庞杂了,同时也因为苏联从多方面的乱拉乱收,竟使中国这一政党走上偏路了,甚且把领导人陈老先生也赶出了党,成了现在一面倒的局面,陈先生地下有知,当深悔过去吸收党员之滥,而未加熟思精虑,任何人都兼收并蓄,以致党大大的变了质,而成为少数人所利用的党了。

  大约在一九二○年即民国九年的秋天,有一名姜般若者,天津之资产阶级人物也,其父亲为一油粮行的大老板,因在其家门口挂了一面「新文化研究社」的招牌,这是他表面的沽名钓誉工作,想藉此吸引若干南开中学学生,来与他谈谈而充充面子,和消消他长日的无聊,其实他对社会主义,并没有深入的研究,只是在边缘上认识一点点而已。

  会苏联自十月革命後,自诩共产主义之如何的适合人民和世界,尽力向外推荐和发展,想在国际上找寻一个相与的国家,做推销共产主义的出路。他们深深知道,中国在民八「五四」运动发生後,人民已能自己起来和军阀及其走狗们搏斗,就第一次派了远东宣传部长维金斯克自哈尔滨到了天津,只带了曾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华工俄文翻译的杨明斋一人与其同来,拟先觅一具有高深学识的同道者,以便做分店的主持人,徐图发展。可是这一位翻译的杨明斋,知识水准低下,且在国内无关系深切而较高级的朋友,只得与维金斯克天天出外乱闯,无目的地东访西寻。恰巧有一天下午,竟被他们发现到奇迹,遇着挂有新文化研究社招牌的姜般若了。经过译员的介绍和转述了来意之後,姜般若才知道这一位红眉毛绿眼睛的外国人,是大有来头的大人物,竟找上门来访问他,可见我这一新文化专家的名气,已传扬到外国人面前,挂的一块招牌总算没有辜负我,将来的前途必是不平凡的,无限量的,就喜不自胜,兼之维金斯克既然能被派到国际上来,当然是会吹善拍的能手,经过他鼓其如簧之舌,好像一见如故的谈着,给了姜不少满意的兴奋,搞得他如醉如痴,不知如何才好了。因为他在外表上是一体躯魁梧的彪形大汉,但在实质上并非大气磅礴的长才,无随机应变的聪明,其资历不过是南开中学的教员,无号召能力;而且他自量:学问读书不多;气魄无容人之量;交游都是吃粉笔灰的教书匠,实不足以成大事,况家中还有生意产业。遂托词写了封信,介绍他们到上海见李徵五和徐朗西二人了。可是他们二人,虽已与北来的二人,在国会议员河南人刘奇瑶家里谈过话,但对共产主义一点也不感兴趣,遂也回信给了姜般若,请另介与陈独秀先生见面,因此,陈独秀先生就与维金斯克从此联络起来了。

  也算奇怪,毫无能力的杨明斋,只因他稍能翻译俄语,便被中共选为第一届中央委员,但已好久不知其下落了。

摘自缶斋着《政海旧闻录》,香港海外出版社印行,1961年4月港版。(博讯新闻特别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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