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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上海灭门血案》连载二

《序》续

  1月8日,出席四中全会的罗章龙、何孟雄、徐锡根、陈郁、张金保等15人迅即召开了一个「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会後散发了《告同志书》,要求共产国际派正确的代表来华主持全国紧急会议,成立临时中央,并在此基础上召开中共七大。王明一伙利用中央权力作出强硬反应,1月27日,中央作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关於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关於开除王克全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王凤飞同志中央委员等问题决议案》,同时在江南省委(即前江苏省委)集中力量批判何孟雄。但是何孟雄再也不能同王明一伙展开斗争了,1931年1月17日晚上,他和李求实、林育南、蔡博真等在东方旅社被捕,2月7日即被枪杀在龙华监狱。鲁迅先生得知噩耗悲愤交加,写下了「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这样不朽的名篇。老党员李沫英在《党史资料.第七辑》中撰文回忆说:何孟雄入狱後,敌人在审讯时曾说:「是你们党内闹宗派,有人告密出卖了你们。」笔者在访问张金保时,老人深情地回忆:老何是被叛徒出卖而牺牲的。笔者问:谁出卖了他们?老人几乎不加思索地回答:王明一伙。笔者几经调查,造成36人被捕、24人被杀害的这桩惨剧的据说是一名叫王拙夫(又名唐虞)的交通员(据《党史资料.第七辑》李沫英同志的回忆)。但是就莲着名的美国学者、中国通费正清博士也认为是王明一伙告的密。他在《费正清对华回意录》一书中写道:「1931年5位殉难的青年作家,连同英勇就义的19位即将雕去的共产党领导人,他们实际是一个较大集团的一部分。刚从莫斯科来继任的共产党领导集团,显然将机密泄露给了国民党,出卖跟他们抗衡的同志,这样既可以把他们除掉,又可以藉殉难者进行煽动,真是一箭双雕。」王明一伙是否真的出卖过何孟雄等?这也许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了。但毫无疑问,王明对何孟雄的被捕牺牲是幸灾乐祸的。当时担任江南省委秘书长的刘晓回书记道:「记得有一次省委会议上(王明时任江南省委书记──笔者注),王明以紧张的口气提到,国民党特务已经在东方旅社住下,随时可能逮捕何孟雄等人。大家要求省委设法营救,至少先通知有关人员再也不要去东方旅社了。王说:他将与中央商量,叫省委不要管了。」老党员陈修良在《潘汉年非凡的一生》一书中进一步写道:将这一消息通报省委的是刚调入特科工作的潘汉年,大家听到这一消息都非常着急,王明冷漠地讲:这批人是「反党的右派分子,是进行反党活动才被捕的。这是咎由自取。」

  何孟雄等牺牲以後,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等走上了分裂党的极端,组织成立了「中央非常委员会」,一直到1932年2月由张金保接任「中央非常委员会」主席後,才断然宣布解散……

  四中全会以及四中全会後接连发生的何孟雄等被捕牺牲,罗章龙等分裂党遭到清洗,坐享其成收益最大的是王明一伙。1931年3月,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组成:总书记向忠发,政治局委员兼江南省委书记王明,中央宣傅部长沈泽民(4月後由张闻天继任),中央组织部长赵容(康生),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主任王稼祥,团中央书记温裕成。不久温裕成因贪污公款撤职,由博古继任。但是仅过了一个月,由於顾顺章的叛变,整个地下党中央再也无法在上海生存下去了。

  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被捕,随即叛变,6月24日由蒋介石亲自下令处决;10月18日,王明离开上海去莫斯科,临走前经共产国际同意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赵容、陈云六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前叁人为常委,博古负总责;1931年12月间,周恩来只身一人极其秘密地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1933年初博古率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临走时指定由卢福坦、李竹声、盛忠亮领导上海中央局,从1934年3月至1935年2月仅一年时间,上海中央局连续遭到六次大破坏,卢福坦、李竹声、盛忠亮先後叛变;1935年7月上海中央局停止活动,整个上海的地下党除了极个别的组织和极少数的几个人,被国民党破坏殆尽!

  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段历史,或许是除了林彪事件之外,最扑朔迷离令人捉摸不透的一段历史,没有一本正史认认真真地写过,许多的谜底至今尚未解开:米夫真有那麽大的权力?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远东局早已积怨很深,1930年2、3月间周恩来匆匆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就是为了协调中共与国际远东局之间的矛盾。在白区这麽险恶的环境里,不过半年时间连续召开两次全会,领导层大规模更迭,党内宗派主义情绪高昂,就不怕敌人趁机渗入党内?大批党的要员以革命的名义被派到各大苏区,几乎无一例外干出了一系列极其丑恶的「反革命」勾当,比如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在鄂豫皖,夏曦在湘鄂西,博古等在中央苏区……最终造成了整个苏区的大溃败大搬迁,这究竟是怎麽一回事?中共上海地下党经历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麽严峻的考验,已摸索出了一整套在上海这块土地上生存下去的经验,并成功地在上海生存了四、五年获得了大发展,为什麽一夜之间会发生这麽大的溃败?这无无的事件环环相扣,顾顺章事件是非常关键的一环。但仅就顾顺章事件而言,他是什麽时候被捕的?他是怎麽叛变的?是谁第一个将他被捕的消息密报给中央?地下党中央在谁的主要领导下又采取了一些什麽措施?顾顺章最後又是怎麽死的?迷雾重重,讳忌莫深。自然,这其中一个相党重要的原因是真正的当事者实在是幸存无几了……

  我怀着浓厚的兴趣拜访了洪扬生。

  就连上海人也不会想到,在市中心,在大上海骄傲的南京路的一侧、在大上海最繁华的中百公司的背後,居然会有如此破败的房子──一条极其杂乱的马路,一条极其肮脏的巷弄,一座极其破旧的小楼。我沿着漆黑一团而又陡峭狭窄的木楼梯,手脚并用爬到一层半的所谓亭子间,门开着,一股浓烈的酒气夹杂着其它难闻的气味扑面而来。我在楼梯口朝屋内打量了一下,不过四。五个平方米的房间,搁着一张木板床,好像连桌子板凳也没有,一个满脸胡渣的老人,衣冠不整地坐在床头,手里还拿着一瓶劣质烧酒。我向他说明来意,他混浊的眼睛里闪出如同鹰隼一般的光亮,但不过一眨眼的工夫又熄灭了。他满脸狐疑地又望了我一眼,仰起脖子灌了一口酒,声音混浊地嘀咕了几句,好像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掏出工作证,他接过去看了半天,突然冒出一句:我杀了顾顺章的老婆,放了他的女儿……

  顾顺章事件後,由於中央特科是由顾顺章直接领导的,绝大多数人与顾顺章共事多年,顾顺章极为熟悉,对许多人的老婆孩子亲戚朋友均了如指掌,因而很多人处於极度困难的境地里。周恩来召集他们亲自对他们讲:中央来不及妥善安置每一个,如果有可能离开上海,就离开上海躲避一阵子,如果实在躲避不了,顾顺章来了,威逼你自首,中央也允许你们自首脱党,但决不能出卖朋友(同志),以後等到上海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我会替你们作证……

  周恩来会说这样的话?我极为惊讶。以後探访也在特科工作过的顾顺章的妻舅张长庚,他也认为好像是听别人讲起周说过这样的话……我细细一想,豁然开朗:中央特科的工作同志,尤其是红队的人,均为工人出身,对党忠心耿耿,对朋友一片赤诚,但文化程度不高,也没有其它专长。他们大多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离开上海这个环境连生存下去都有困难,周恩来的这个决定,实在是非常实事求是的……

  为了免遭顾顺章的报复,红队的许多人还是离开了上海投亲靠友。李龙章就是在武汉被顾顺章抓到供出了顾顺章一家被杀之事,酿成了轰动上海舆论界的所谓「爱棠村」事件,引出了《申报》上「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的启事……

  作为特科一科科长,洪扬生转移到了中央苏区,红军长征时被俘,做过一段时间国民党的「特务」,以後长期失业,流落到上海,上海解放他兴冲冲地跑去找潘汉年。1931年初潘汉年从江南省委调中央特科,与洪共过事。「潘汉年应该晓得周恩来的布置和承诺」,洪扬生一再强调。但潘汉年敷衍了几句,将洪推出门口。1951年4月「大逮捕」,洪扬生一度被捉,後又被放了出来安置在工厂劳动;1958年再次被捕,陆陆续续关到1974年,始终没有被判过刑。

  「潘汉年不是个东西!」洪扬生狠狠地骂道。以後我采访过许多人,都听到过这样的抱怨。比如当年在上海曾抚养过毛泽东的叁个儿子,以後又护送美国记者斯诺赴延安的「红色牧师」董健吾也曾这麽抱怨过。潘汉年活得很累,很痛苦,很警觉,长期以来自己又有一块大的「心病」,他晓得的事情太多了,自己也不明白对於这许多事应该如何妥善处置。他绝不是一个与人为善的人,在旁人需要他扶上一把的时候,他往往反而踢上了一脚,他命运悲惨,但许多活着与死去的人并不因为他命运悲惨而同情他!这实在也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李强替我作了证明!」洪扬生如是说。1929年底,由於苏区的扩大,上海地下党中央迫切需要加强与各苏区的电讯联系,於是成立了特科四科,由李强负责。洪扬生到处写信、写材料、写特科的点点滴滴……有一封信转到了李强手里,李强作了批示,改变了洪扬生馀生的命运。他进了上海文史研究馆,总算有了一个幸福的晚年,但有一个条件,他所写的一切材料都得转交抬中央有关部门……

  门依然关着,但正是从洪扬生开始,我萌发了要写一部关於顾顺章事件的纪实作品的念头,为此我作了近10年的努力。我自信自己的作品已经可以拨开迷雾,将历史袒陈在读者面前,不管这历史是丑陋的或是美好的。因为历史就是历史,它不应该由人随意编造。(博讯新闻特别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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