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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上海灭门血案》第21章

●一个漆黑的夜晚,周恩来离开上海。他心事重重,前途茫茫,不知道什麽时候才能回到上海●

  1931年11月19日,在《申报》广告栏,突然刊出了一条「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要启事」的广告。

  广告全文如下:

  「敬启者,顺章於民国十叁年受革命潮流之激动,误入共党歧途,数年来参与机密。鉴於该党倒行逆施,黑幕重重,於本人参加革命之初衷,大相违背,不忍糜烂国家,祸害民众,乃於本年四月间脱离共党,向党国当局悔过自新。从此闭门读书,以求学识之长进。对共党任何个人,从未加以陷害。盖顺章只有主义之斗争,并无个人仇恨之心理,这也是政治家应有之态度。孰料共党首要周恩来、赵容等竟肆毒手,将余全家骨肉及远近戚友等十馀人,悉行惨杀,而顺章岳母之私款七千馀元及价值叁千馀元之田产单据,也被劫夺以去。似此残酷兽行,绝无人道,实为空前罕有之惨案。噩耗传来,痛不欲生,现已承蒙国民政府悬赏两万元,取缔该犯依法究办外,顺章特另行悬赏缉究,以慰冤魂。如有人能将该犯周恩来、赵容等捕获解案,顺章当赏洋叁千元,或通风报信,因而捕获者,赏洋二千元。储款以待,决不食言。付旋共鉴。顾顺章谨启。通信处『南京』奇望街邮局信箱八号。」

  顾顺章叛变之後,张冲、顾建中原想带顾顺章到上海捕杀中共首脑,但顾顺章害怕遭到红队伏击亲自向张道藩、徐恩曾请求,故未到上海。顾顺章详细写了自己妻子及亲友的地址,托顾建中一定将他们带到南京,但顾建中一无所获。以後顾顺章几次派人到上海寻找自己的妻儿,均无消息。7月,巡捕房抓到了顾顺章的妻舅张长庚,顾获此讯即将张叫到南京,亲自对张进行多次讯问,但张长庚支支吾吾说他只晓得张杏华等在4月26日突然失踪,也有可能被解押到乡下看管起来,但究竟是怎麽一回事他真的不晓得。

  9月,「红队」着名枪手李龙章到武汉奉命刺杀不久前出卖顾顺章的叛徒尤崇新,得手以後来不及逃脱,被蔡孟坚手下的侦缉队捕获。顾顺章在南京得到这一信息时,随即向徐恩曾请求,希望尽早把李龙章递解到南京来。他对徐恩曾讲:「此人真名叫王世德,共党内又称他这『老先生』。他是我的助手,也是常到我家里去的共党内部少数几个人中的一个,他一定知道我家眷的下落。」

  其实徐恩曾也对顾顺章家眷的下落也很感兴趣。是啊,石子丢在水里,还会起一点波浪,现在光天化日底下,在国民党与租界当局的层层搜捕中,10多个人怎麽就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连一点儿痕迹也没有了?

  於是李龙章就被严加看押带到了南京。顾顺章亲自出马,对李龙章威胁利诱、软硬兼施:,李龙章终於落水,他告诉顾顺章,奉周恩来之命,张杏华等所有的人都被杀死了,□体被埋在了法租界爱棠村的花园洋房里。

  徐恩曾在《我和共产党战斗的回忆》一书中是这麽写的:

  「一天之後我派K君偕同王世德和顾顺章的内弟长庚,一同到上海去办理此事。由王的引导,先到法租界甘斯东路爱棠村十一号,那是相当僻静的住宅区,全弄有十馀幢西式住宅,中只有叁、五幢有人居住,其馀都是空房。十一号这一幢,也是无人居住的空宅,进门一个小院子,除了水泥人行道之外,空地不过一丈见方,长满着杂草。那是一个晚上,我们用手电筒向地面及四周照射,看不出有什麽异样。王则用手指指草地,意思是说□体就在下面。因为天黑不便动作,并且即使要挖掘,对租界方面也必须事先办好交涉,於是回到旅馆去休息。」

  「到了挖掘那天,上海各报都大报标题刊载:挖掘共产党将务杀人埋□的惊人新闻。因此,那天清晨,甘斯东路爱棠村的周围屋顶和树枝上不知挤满了多少人,成千成万抱着好奇心的市民,都想亲眼看看共产党投人的残忍手段,究竟是怎样一回事。这一场面,更增加了这件工作的紧张性和戏剧性。挖掘工作自上午十时开始,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滑过,一切无动静,K君等的心情,随着时间的消逝,逐渐紧张起来,万一无发现,後果是不堪设想的,想到这里,真不知如何是好。半小时之後,挖掘约两尺深,只发现一枚牙齿。」

  「时间又过去半小时,泥土忽然转松了,而且有殷红的血迹,大家的眼前忽然一亮,再下去不到一尺,出现了一个洞,从中飘出一阵□体的腐烂气息,令人作呕,上工们嚷着『下面有东西』。一个工人伸手进去,登时脸色都变了,结果带出一条死人的大腿,四面的观众,不期然地同声叹息道:『共产党真是……』K君等立刻松了一口气。

  於是轻轻地扒开浮上,四个赤裸裸的□体,一男叁女,排列在一起,每二个人颠倒捆成一札,一个的头颈和另一个的两脚捆札在一起。这显然是死後捆札的,顾顺章的内弟张长庚看到这些面目模糊的□体,不觉泪下如雨。」

  「顾顺章被害的家属的一部分□体发现之後,根据王的指认,又先後在公共租界武定路武定坊叁十二号,新闸路斯文里七十号等四、五处,继绩从事挖掘,由於初步工作的圆满,英、法界当局对我们的继续工作,非但不阻挠,且竭诚协助,结果又掘出叁、四十具□体,都是周恩来命令王等所干的成绩。」

  自然,其中的一具经斯励夫人的确认,是斯励的□体。

  於是就有本章节开头时「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要□事」的广告。

  几乎就在同一时刻,1931年12月1日,刚刚在中央苏区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一届全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後宣告成立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由毛泽东主席亲自签署了一个不寻常的命令:《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通缉令描绘了顾顺章「眼暴鼻兀」的容貌及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後宣布:「顾顺章已堕落为蒋介石秘密杀人机关的要员」,「与陈立夫、陈果夫、徐恩曾、杨虎等反革命凶犯同为蒋介石杀人的助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农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严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如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统治区域,如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的责任。」

  作为一个红色国家政权,为缉拿一个叛徒而发布通缉令,在中国革命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而此刻,作为这一系列事件最主要的领导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依然住在那一幢毗邻苏州河的山西路海宁路转弯角上的小烟纸店楼上。他的住所极端保密,党内只有很少几个人知道。他深居简出,几乎从不在白天出门,更不在公开场合露面,静静地等候中央交通局安排他去中央苏区,与此同时,在这几个月的时间内他对中国革命10年来走过的历史进行了深沉的思索……

  又一个人物出场了,他叫黄平,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学生,1924年由陈延年、赵世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参加过党的五大和六大,并在六届叁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晚年为复旦大学教授。1931年8月他从苏联回国,带来了共产国际新编制的密码,9月初在上海冠生园与李富春接上了关系。中央安排他负责整个交通的工作,他的顶头上司便是中央组织部长赵容(康生)。

  10月,中央交给了黄平一个非常秘密的任务,就是负责护送周恩来潜往中央苏区。10月底一个夜晚,他带了一封入苏区的介绍信来到周恩来家中,他怎麽也没想到周恩来夫妇与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老人叁口人仅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小阁楼内,点一盏15烛光的电灯泡,整个室内光线昏暗……

  周恩来在暗淡的灯光下仔细读了这封信,信的开头一句便是「敬启者,无别……」周恩来问黄平:无别是什麽意思?这位精通俄语的学者摇了摇头;周恩来又问邓颖超,邓颖超也不清楚。最後还是杨振德老人讲:无别是生意人的话,就是说信里没有别的意思,想说的不过是下面这一件事……周恩来自嘲地摆了摆头,侧过身来对黄平讲:你看,既然像我们这样的人都不晓得「无别」是什麽意思,万一途中被敌人查到看了这样的信,问来问去不是就要添麻烦了吗?还是拿回去改一下吧。於是黄平便将信带回家中拿去改了,第二夜晚再送了过去。

  1931年11月底一个漆黑的夜晚(几乎所有的有关周恩来的传记,都讲周恩来离开上海是12月上旬,但黄平老人坚持说11月。「这一年秋天比较暖,我送周总理走时,梧桐树还枝叶繁茂呢!」),黄平在8点钟来到周恩来家里,周恩来已经穿戴完毕:上身着对襟蓝哔叽中式短上衣,下身着一条蓝哗叽中式裤子,这是当时广东一个熟练工人最普通的装扮。黄平到了以後,周恩来说帽子忘了,让他去买一顶便帽。黄平赶到附近的北四川路替周恩来买了一顶蓝色的便帽,他戴上後觉得非常合适,於是便提着一只小手提箱上路了。为了避免引起旁人注意,连邓颖超都没有下楼为他送行。

  黄平雇了两辆黄包车,一前一後到了十六铺码头,立即上了一艘不知是太古洋行还是怡和洋行直放汕头的船。他们俩在统舱里找到了一个绰号叫「小广东」的中央特科红队的枪手萧桂昌,周恩来认识他,於是黄平便和周恩来握别,下了轮船。

  船启航了,整个上海除了少数几幢高楼昏暗的灯光,一片漆黑,这确实有点像周恩来当时的心情。以後他曾多次回忆过这时的心情:那时我离开上海,革命正处在最危难的时候,确实感到前途茫茫,不知道时候才能再回到上海……

  船在海上航行了两天两夜到了汕头:「小广东」与地下党大埔交通站的秘密交通员黄华接上了关系,黄华和萧桂昌领着周恩来准备下榻到事先安排好的「金陵旅社」,不料一进门就看到客厅时挂着一张「1925年汕头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大会」的照片,周恩来赫然站在正中,於是紧急转移搬到了棉安街的一家小旅馆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大雾弥漫,周恩来化装成一个相面先生,由萧桂昌和黄华两人护送坐上了从汕头开往潮安的的火车。下午两点他们从潮安下车又直接跳上了开往大埔的轮船,然後半路上又下船,改乘开往虎头沙的小轮船,天蒙蒙亮,小轮船途经青溪,地下交通站的站长卢伟良已经安排好了两只小艇上前接应,周恩来没有上码头,直接从船上爬到小艇,小艇绕过民团盘据的虎头沙,星夜赶到了多宝坑交通小站休息。

  周恩来在这个普通农舍的交通小站里吃了一顿不算丰盛的晚餐,与从根据地赶来的专程保护周恩来的六名武装交通员接了头。当天深夜,周恩来在萧桂昌、黄华及这六位武装人员的严密保护下翻山越岭整整走了一夜,一直到第二天早晨10点多钟才赶到永定县境内的乌石下村,开始进入根据地。然後,又走了两天才安全抵达中央苏区的上杭县境内,一路上他开始调查研究,又在长汀县召集当地苏维埃政府成员作了长篇报告,然後终於在12月下旬抵达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端金,就任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

  就在周恩来离开上海、已经安全抵达中央苏区以後,1932年2月,上海《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申报》等几乎同时在广告栏里刊登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广告,为了保持历史的原貌,奇文共欣赏,现摘录如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灭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华民族於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所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指在东北原沙俄占据的中东铁路──笔者注)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良心之觉悟,将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

                       伍豪等二百四十叁人启

  这则启事,实际上是顾顺章事件的延续,其目的都是为了败坏中国共产党的声誉,首先是毁坏他们恨之入骨的周恩来(党内又名伍豪、周少山等)的声誉,同时在广大党员和贫苦大众中造成的思想混乱。

  据解放後逮捕的中统特务黄凯於1953年交代,这个启事是他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二号人物、总干事张冲合谋伪造的,并由张冲执笔,黄凯派人送到各报刊登。1932年2月15日送到申报馆广告门市部,该报律师认为这个启事称有二百四十叁人脱党而只具「伍豪」一人姓名有明显漏洞,决定16日暂不刊登。但16日《时事早报号外》首先刊登了这个所谓启事,18日《新闻报》也刊登了,国民党新闻检查处派员向申报馆施加压力,《申报》才於20日、21日刊登了两天。

  说来也怪,这位张冲抗战期间竟与周恩来成了相当要好的朋友。抗战爆发以後,张冲任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谈判代表,与周恩来朝夕相处,1941的8月11日张冲病故,周恩来亲自送去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联,还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悼张淮南先生>的祭文(张冲,字淮南),文中说:「淮南先生逝世将叁月了。每念公谊,迄难忘怀,而且也永不能忘怀。……我与淮南先生往来何止二叁百次,有时一日两叁见,有时且一地共起居,而所谈所为辄属於团结御侮。」「我与淮南先生本无私交,且隶两党,所往来者亦悉属公事,然由公谊而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机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於往还,丧及党格。这种两党间相忍相重的精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後一口气的。」这篇祭文,周恩来的感情是非常真挚的。

  2月20日,中共上海地下党中央以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的名义,在上海广为散发了题为《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传单,传单说:「最近在《时报》、《新闻报》各反动报纸堆中所登载的伍豪等二百四十叁人脱离共产党广告,就是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无耻造谣的一例……无论这些狗东西造谣诬蔑,并不能动摇共产党在劳苦群众中的威信!」

  2月27日,在上海秘密出报的党报《实报》第11期,刊登了一篇根据中央组织部长赵容(康生)的指示所代写的《伍豪启事》。《伍豪启事》说:《伍豪等脱离共党□事》「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个人自己的造谣诬蔑,绝对不能拯救国民党於灭亡的!」

  据黄慕兰介绍:《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刊出之後,中央派人找到了她,让她设法由大律师陈志皋出面为伍豪辩诬!陈志皋是清朝大名鼎鼎的陈阁老的後裔,父亲陈其寿(字介卿)就任法租界会审公堂刑庭庭长数十年,在上海司法界极有威望。此刻陈志皋并不晓得伍豪是谁,但他读过伍豪在《红旗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因而非常高兴地对黄慕兰说:「你要我办的事,我没有不办的。我能为伍豪先生辩护感到非常荣幸!」但陈志皋毕意是一个社会经验非常丰富的人,他考虑再叁,对黄慕兰讲:我自己出面,国民党当局一定要追根究底,顺藤摸瓜,反而不利;而外国人受「治外法权」的保护,不会受到当局的追害,於是就由陈志皋出面,请上海着名法国律师、《申报》常年法律顾问巴和吃了一顿饭,送给了巴和一幅古画,由巴和出面在1932年3月4日的《申报》广告栏显要地位刊出了一则《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启事全文如下:

  □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叁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寻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叁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用,特委请该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云云。前来据此舍行代为登报如左

                    事务所法大马路41号6楼5号                    电话一万叁千叁百叁十九号

  应该讲,因顾顺章事件而产生的馀波,到这儿是基本结束了。但是当35年以後,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非常时期,已步入自己生命晚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却因这一事件又面临极为严峻的考验。(博讯新闻特别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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