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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上海灭门血案》第22章

●周恩来在他的最後岁月:为了早年的这一场生死搏杀,共和国总理向毛泽东主席疾呼:「我要向你喊冤了!」●

  1967年夏天,风云激汤。

  从1966年夏天开始掀起的那一场席卷中国的大风暴已经整整一年了。在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下,红卫兵横扫一切。一时神洲陆沉,是非颠倒,冤狱遍及全国。

  天津的一些红卫兵在翻阅旧报纸时,发现了前已全文引用过的《伍豪等脱离共党的启事》,当他们得知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後,於5月2日给江青写一封信,并将载有这一启事的抄件送到了江青手里。

  这一日,中央政治局与中央文革的有关同志在中南海毛泽东的游泳池边开会,毛泽东决定将中共中央在1966年5月16日作出的《五.一六通知》在它一周年的时候向全国公开发表,突然,毛泽东问起了30年代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情况,问到了顾顺章和向忠发被捕叛变的问题,问得非常详细。

  周恩来感到有点纳闷:是不是老人家又要追究自己在叁十年代执行李立叁、瞿秋白、王明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问题呢?

  毛泽东说:「恩来在大革命和搞地下工作的时候从来没有被捕过,所以不存在着叛变的问题。刘少奇口口声声吹嘘他是什麽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但他几次被捕,而且过不了敌人的审讯关。这叫什麽正确路线呢?相比之下,还是恩来的办法多。」

  江青突然问道:「总理,你在叁十年代是不是有一个化名伍豪?」

  周恩来点点头:「不错,我在党内的代号是五号,以後就叫伍豪了。」

  「据红卫兵揭发,他们从叁十年代的报纸上发现了你的一些问题,到时候再和你讲吧。」江青冷冷地说。

  一股冷意袭上了周恩来的心头。

  5月17日,周恩来突然收到了江青给林彪、周恩来和康生叁人写了一封内容相同的信,信中抄录了那则启事,信中写道:「他们查到了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xxx),要求同我面谈。」周恩来细看了一下江青的信和她拿来的材料,心绪难以平静,这一当口,江青抛出这些材料,显然是居心叵测。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红卫兵掀起的席卷全国的所谓「抓叛徒」狂浪居然卷到了他的头上来了!他坐在桌前,背靠在椅子上,双目紧闭,想了很久很久,终於他拿定了主意。他站起身来,拿起桌上那一部直通毛泽东主席的电话机,拨通了给毛泽东的电话。

  电话的那端传来了毛泽东那浓浓的湖南口音……

  「主席,我是周恩来啊,我要向你喊冤啦!」这一言吐出,周恩来热泪盈眶:「今天我收到了江青同志的信和她送来的材料,我仔细看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不是叛徒,绝不是叛徒!」

  电话那端毛泽东哈哈大笑:「我的恩来同志,我也听到一些流言蜚语,这没有什麽关系嘛。我一贯提倡摆事实讲道理,你完全可以用事实来说话嘛。」

  与毛泽东主席通话以後,周恩来马上派他的秘书从北京图书馆借来了1931年至1932年间上海、南京出版的《民国日报》、《新闻报》、《申报》、《时报》等各种主要报刊,整整几十个小时没有□过眼,他戴着老花眼镜坐在桌前,一张一张翻阅着泛黄的报纸,逐字逐句,仔细地开列了一份从1931年1月至1932年2月与自己有关的各项活动的大事记。然後聚精汇神,斟字酌句,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主席:连日因忙於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来翻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於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1932年2月18日的伪造启事,它先在《新闻报)2月18日登出的。登後,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结果《申报》20日、21日登出伪造的启事,22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的拒登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启事的办法。我在记忆里,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16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凶犯周恩来、赵容(即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是我记错了,查遍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後的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记忆中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後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查得,也就不全了然了。

  现在,把四中全会後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时报》1931年11月12月全订本一册,《申报》1932年1月2月合订本两册,请翻阅。此事需否专门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後,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信後所附的大事记是这麽写的:

  「1931年1月,中央开六届四中全会。4月,顾顺章送张国焘、陈昌浩等经武汉入鄂豫皖苏区,顾留汉被捕,向蒋介石自首。上海当夜得到消息,中央有关机关全部迁移。

  5月,中央决定消灭顾顺章家属十人……(其实4月27日即已灭杀──笔者注)

  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後叛变,处死。有两处机关破坏。

  同年9月,九.一八事变发生,渖阳被日寇侵占。

  11月,特科王世德(老先生)被捕,供出顾顺章家属消息。到了21日,国民党下令挖掘□体,在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37号、33号,在胶州路、武定路修德坊6号、在新闸路、麦特赫斯脱路陈家巷91号,从21日到28日先後挖掘出男女□身各8具,共16人。

  报上登出的有:《时报》(22日至25日,27日至29日共7天);《申报》(23日至28日共6天);《新闻报》(22日,24日至29日共7天),《时事新报》(24日至30日共7天);《民国日报》(24日至27日共4天)。登得最详细并附照片的为《时报》。(附一专讯)。

  11月底到12月初,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要启事(全文附)。

  报上登出的有:《时报》(11月29日至30日,12月1日至2日共4天);《申报》(11月29日至30日,12月1日共3天);《新闻报》(11月29日至30日,12月1日至2日共4天);《时事新报》(11月29日至30日,12月1日至3日共5天);《民国日报》(11月29日至30日,12月1日至2日共4天)

  1931年12月上旬,我经汕头,从永定进入中央苏区。在闽西得知12月14日宁都暴动五军团起义成功。

  20日左右,我抵瑞金叶坪。

  1932年1月,王世德发表叛变声明全文如下:

  『鄙人於民国十六年加入共党,近两年来充任该党中央将务工作。因见於该党之倒行逆施,贻害社会,而复惨无人道,自相残杀,乃於前月(按即1931年11月)向国民党悔过自新,从此脱离共党,谨此声明。再者,上月轰动一时之上海掘□案,其告密人名李龙章者,实即敝人之化名。因该惨案确为共党首要周恩来、赵容等所为,而鄙人也为当时参加杀埋之一份子,悉行指出,故有此骗人听闻之掘□案发现。将此附带声明,使各界人士得以充分明了共党之罪恶。』

  上海登出1月11日《申报),其他报未见。据报《南京日报》登在1月2日。

  1月28日,淞沪抗战。

  2月18日至21日,上海报上先後登出敌人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全文附)。号称二百四十叁人,并无另一姓名,就此一点,断然为敌伪造无疑。

  上海报上登的有:《新闻报》(2月18日,19日);《申报》(2月20日,21日);《时事新报》(2月20日,21日);《时报》未登。《民国日报》未找到。

  2月22日,《申报》在广告栏内登出如下启事:

  『伍豪先生鉴:承於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至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的信後如下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後,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1967年底北京有一个学生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又提到了所谓「伍豪等启事」,这时,毛泽东显然己对此事作了深入的了解,他在1968年1月16日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这一年的5月8日,毛泽东在一内部谈话中又说:「像许世友这样60多岁的人,他都不知道这件事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很不容易。」他让周恩来在适当的会议上给同志们讲一讲,录下音,存入档案,使後人了解此事。

  这里很有必要提一下当时极为重要的当事人康生(赵容)的态度。「文革」前,他曾在涉及这个问题的两份材料中批示:「这完全是造谣污蔑。」l972年2月18日,他口述了一个记录:「所谓『伍豪启事』完全是国民党特务的伪造,用以攻击诬蔑我们党和周总理的。」

  1972年6月13日,另一个重要的当事人陈云在一次会议的发言中说:「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要负责任,需要对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记得是国民党的阴谋。伍豪二百四十几人的脱党声明,是周恩来同志已经到达中央苏区之後。」同一天他又写下书面证明;「我现再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

  对於《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这件事,周恩来极端重视,在他的晚年,或日理万机,或生命垂危,他时时牵挂着这件事情。作为一个大党的主要领袖,对於一件早已被历史证明为伪造的事件,尚且要采取这麽一系列极为严肃的措施,实在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1967年10月、11月,周恩来两次将载有伪造启事的报纸和他给毛泽东主席的信拍照,存入中央档案。1968年1月10日,他就此事又专门写了一封信给江青,通知她已将有关材料拍照存档的事,信中还说:「此事在一九叁一年、一九叁二年,凡熟习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一九四叁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以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着重点周恩来所加──笔者注)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爆发。1972年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开始,毛泽东要周恩来在会上讲一讲这个问题,6月23日,周恩来在会上专门报告这个问题,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曾提出将周恩来讲话的录音送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存档,不知什麽原因却搁置了下来未予办理。

  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病情加重,第8次被送入手术室动手术,他完全清楚:这一回上手术台,很可能就不会活着下来了。在进手术室前,他让秘书要来了1972年6月23日他所作的报告的记录,颤抖着手在上面签上了名字,并注上了作报告的日期……

  1976年1月,周恩来病危,已步入了他辉煌而又曲折、艰辛而又多难的一生中最後的日子,他让医务人员转告,说要见罗青长。当时周恩来想见谁,谁能见周恩来,都要经过以王洪文为首的周恩来医疗小组的同意,王洪文一伙没有同意。当时自身已处於危难之中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勃然大怒,他讲:总理人都快要死了,他想见一个人还要阻挡,是何用心?!

  终於罗青长见到了周恩来。这也许是周恩来在他弥留阶段除了邓颖超外所见的最後一个人。他步入周恩来的病室,周恩来的眼睛一亮,闪出最後的火花,然後嘴角嚅动了几下……

  罗青长伏在周恩来身前,将耳朵紧紧贴着周恩来的嘴巴,静静地、静静地听着,频频点头,泪水一串串地落了下来……

  据未经证实的消息讲:周恩来提到了瞿秋白。他说:我不是叛徒,瞿秋白也不是叛徒,他的《多馀的话》,不是红卫兵发觉的,我早就看到过。我对不起他……

  据已经证实的消息讲,周恩来提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人名,然後说,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的时刻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博讯新闻特别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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