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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三劝张学良

【博讯10月19日消息】 秋实

  “爸爸,张学良造反了!” 1936年12月13日早上,胡适起床后尚未下楼,就听见小儿子思杜在楼下大叫。他看过报纸上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后,心绪很乱,难以平静。

  其时,胡适赴美参加第六届太平洋学会大会,回到北平家中还不到两天。正是在这次大会上,胡适发言指责日本阻挠我国建设,与日本代表芳泽谦吉有过一番激烈的唇枪舌战。令胡适欣慰的是,随着国家建设一步步走上轨道,日本人再也不能以中国国家不统一作为辩解的理由了。美国舆论对中国的态度也逐渐好转。到了10月,蒋介石挟两广统一后的余劲,积极部署绥远抗战,更使国家形象为之一振。11月9日美联社社长何华德(Roy Howard) 从马尼拉发出一则长电,对新兴的中国表示惊异的赞叹:“对这个更生的、统一的中国,欧美人的评价也必须改变修正了。向来外国人认为不可能的统一,今天已经是一件无疑的事实了。”

  胡适就是抱着这样的乐观回到祖国。这乐观,不仅仅是因为外国人的评价。这些年来,中国不独政治逐渐走向统一,经济和国防建设也开始步入轨道。1936年,国府多年的建设措施终于开始显示成果,国民经济实现了全面好转,农业丰收,工业振兴,外贸增长,各项指标都出现了历史最好水平。最值得一提的军工建设。1934年4月,由蒋介石亲自掌管的原来为对付日本侵略而设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仍隶属于军事委员会),随即开始在大后方(湖南、四川、湖北等)投资设厂开矿,进行军事重工业建设。以后的抗战证明了这是个深有远见卓识的设计。胡适的许多知识界好友,如丁文江、翁文灏等,都参加了资源委员会的工作。他最好的朋友,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就是在湖南从事矿产勘探时,不幸煤气中毒于1936年1月5日去世的。

  就是在这样的时候,突然传来西安事变的恶消息,国家再度面临四分五裂的危机!这对胡适不蒂是当头一击。他说:“我个人精神上的大打击自不消说;全世界的震惊,我们的国家民族在国际上的地位骤然低落,只有我们刚从国外回来的人才能充分感觉到。我们又要许多时不能抬头见人,不能开口说响话了!”

  13日这天,胡适家中访客不断,都为此事议论纷纷。胡适按奈不住,当下起草了一份电报发给西安张学良:

 “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当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

  算起来,这是胡适第三次就国家大事和个人去就劝告张学良了。前两次分别在1932年和1933年,张学良都礼貌地接受了胡适的劝告。这一次,张学良能听吗?

     *        *         *

  胡适第一次劝告张学良,是在1932年8月,当时主持华北军政的张学良,正与行政院长汪精卫起了绝大的冲突。

  “九一八”之后,南京国民政府改组,形成了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主军事,汪精卫任行政院长主行政外交的格局。吸取了“九一八”不抵抗不交涉的教训,和“一二八”淞沪抗战交涉的经验,这一次蒋汪合作形成了对日本的侵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共识。用汪精卫的话说就是: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同时进行。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在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最低限度之上不唱高调,这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

  这个方针得到了胡适等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支持。当时的汪精卫,并不象后来那样消极悲观,一味妥协,而是颇思积极抵抗,很想有一番作为。

  日本军阀成立满洲国后,也将热河划入满洲国领域。于是热河防守便成为反抗侵略的焦点。而且热河也关系着30万东北义勇军的军援运输生命线,一旦有失,东北义勇军势难持久。

  汪精卫防守热河的计划,可用四个字概括:增兵换将。增兵方面,早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就已经决定进兵热河,计划将山西的驻军如宋哲元、庞炳勋、孙殿英各部,开往热河张学良的地盘,然而却遭到了张学良强烈反对。汪精卫于这年6月亲赴北平,告诉张学良:“日本调兵到东北,我们也应当调兵去抵抗。固然军队的系统可以变动,而调兵热河的计划不能变更。”

  然而汪精卫无法说动张学良。张学良方面,显然是对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有所顾忌。汤玉麟乃张学良之父张作霖的结拜兄弟,出自绿林,贪财害民,久为人痛恨。丁文江曾问张学良汤玉麟的问题,张说现在没有办法。如果用武力解决,汤玉麟马上就会并入满洲国。

  于是汪精卫遂生换将之念,欲驱除张学良,但手头无钱无枪,终究一筹莫展。他屡次发电指示张学良出兵抵抗,而张学良回以粮饷俱无保障,甚至在电文中暗示汪精卫无权指挥华北军事。汪愤怒不已,使出被胡适称为“很失政府体统”的一招――以自己的辞职,逼迫张学良辞职。

  8月6日,汪精卫连发五电,责张“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土地,陷于敌手,致敌益骄,延及淞沪。” 今又“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 汪精卫表示,自己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张学良,望张亦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无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

  汪电一出,立即引来国人对汪的同情和对张的谴责。张学良在北平发表谈话,声泪俱下,表示要辞职。汪再发电责张,请中央允许张辞职,以为打破军人割据局面之发韧。

  8月7日读到汪精卫辞职电的当天,胡适即致张学良一信。信中先批评汪精卫不该在此时通电:“精卫先生此举,颇失政体,自无可讳言。他应该命令先生尽力抵抗;或者竟下令免先生之职。但他自己先辞职,是很失大体的。况且昨日日本军部发表蛮横的宣言,以近日义勇军的活动完全归功于先生,当此时候,政府即使不满意于先生,也不应该在此时发表劝先生辞职的通电。”

  接着以朋友私谊进言:“我的私意以为先生此时应当求去,以示无反抗中央之意,以免仇视先生者利用这个局面为攻击先生之具。难进易退,为大丈夫处世的风度;而在不得已时整军而退亦正是军人的本领。” 并且建议张学良以在野之身襄助华北军务,既维护国家统一,又稳定华北军心。

  张学良回信表示受教,“弟决不作仇者比现在更再快乐之事,重操旧式军人之手段。”

  然而张学良辞职遭到其部下坚决反对。汪张冲突的最后结果竟是――汪去张留。汪精卫称病入院,旋出国,行政院长由副院长宋子文代理。张学良辞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绥靖公署改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分会委员长由蒋介石挂名,张学良代理,张仍主持华北军政。汤玉麟主持热河,依然故我。

  此一冲突,对汪精卫影响很大。他再度回任之后,认为中国军人不足恃,战则必败,竟一改早先积极抵抗之志,转向消极妥协,最后竟走上投敌之路。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

     *        *         *

  转眼到了次年(1993)三月,日本终于进攻了。说来叫人不敢相信,仅仅128名日军,就占领了承德,汤玉麟吓得不战而逃。

  早在去年8月,胡适在写信劝告张学良的同时,还写了一篇《汪精卫与张学良》,文中说,“张学良是少年军人,经过了五年来奇惨的经验,他应该明白国家的重要责任不是轻易可以担当的。” 倘若“妄想支持一个不可终日的危局,将来要再寻一个可以从容下台的机会,怕不容易得了。” 此语不幸而言中。

  日军自本年一月即开始积极部署攻热河。当时华北学界人士和非东北系将领,均认为张学良才具不堪以担当大任。宋哲元、冯治安、刘汝明、商震、庞炳勋等要求蒋介石亲自北上,否则不堪设想,言时声泪俱下。但是张学良却不甚希望蒋来,打个电报给蒋介石说,您没空就别来了,叫宋子文送点军饷来就行。(“钧座如能北来,自属最善。倘南中公务繁要,一时不克来平,最好令子文兄先行来平,代为主持。而转拨饷项各事,良可就近与之详商。”)

  局势越来越危急。身在北平的胡适等人,眼见日军都要打到家门口了,而张学良仍举措不定,不觉心急如焚。三月三日,丁文江、翁文灏、胡适三人联名致电蒋介石:

 “热河危急,绝非汉卿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挽救,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

  第二天翁文灏得到蒋介石回电说五日北上。然而当时当天夜里,他们就得到消息热河全境陷落了。后来蒋介石向胡适等北平学界人士解释说:“我估计日本须用六个师团的人,故国内与台湾都必须动员。我们每日都有情报,知道日本没有动员,故料日本不过虚声吓人而已。不料日本知道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比我们知道得多。” 听罢此语,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这真是可怜的供状!误国如此,真不可恕。”

  三月六日,胡适悲愤难消,写下《全国震惊之后》,认为热河失守,南京中央政府和张学良都要负绝大责任。对于张学良,胡适说,他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

 “他的罪过,总括说来,至少有五点:(一)自己以取咎取怨之身,明知不能负此大任而偏要恋栈,贻误国家,其罪一;(二)庇护汤玉麟,纵容他祸害人民,断送土地,其罪二;(三)有充分时间而对热河、榆关不作充分的准备,其罪三;时机已急,而不亲赴前线督师,又至今还不引咎自谴,其罪四;性情多疑,不能信任人,故手下无一敢负责做事的人才,亦无一能负责自为战的军队;事必恭亲,而精力又不允许;部下之不统一,智慧之不统一,……都由于无一个人肯替他负责任,其罪五。”

  此文和丁文江的《给张学良的公开信》都发表在三月七日的《独立评论》上。发表之前,胡适特意把这两篇文章的原稿从印刷厂收回,送给张学良,并附信一封,劝告说:

 “……去年夏间曾劝先生辞职,当时还复信表示决心去职。不幸后来此志未得实行,就有今日更大的耻辱。然先生近日倘能毅然自责求去,从容交卸,使闾阎不惊,部伍不乱,华北全部交中央负责,如此则尚有自赎之功,尚有可以自解于世人国人之道。”

  张学良倒是真做到了胡适说的“自责求去,从容交卸,使闾阎不惊,部伍不乱”这几个字。三天后,张学良约丁文江、蒋梦麟、梅贻琦和胡适四位北平学界领袖谈话,说是已见过蒋委员长,蒋委员长要他辞职,他已经辞职了,特邀几位告别。

     *        *         *

  回到1936年,听到西安事变的坏消息后,胡适度过了心绪不宁的几天,终于在年底得到听翁文灏12月26日的信件,言蒋介石已经于今日中午抵达南京,张学良亦于下午抵达。象三年前一样,张学良在闯祸之后,又以出人意料的光明磊落态度,使事情有了较完满的解决。

  次年一月四日,在南京的傅斯年又给胡适、蒋梦麟等北平学界领袖一信,报告了南京蒋、张的情形。其中有一段关于政府抗日与共产党抗日的议论,说得很是有趣:

 “我们对日之办法,我以为任何地方有事即抵抗,然除非万不得已,此时不必扩大,一俟准备稍充(军事的,外交的),则准备作major clash (重大冲突)。若日本先以major clash来迫,自当应之。总之,抗日与上吊不同,中国共产党所迫政府者,是上吊,非抗日也。”2001年10月17日夜

「蒋经国基金」赞助上海女作家王安忆卫慧对谈

  记者林潜修纽约报导,来自上海、书写上海、但从未谋面的两位文风迥异的女作家王安忆、卫慧,下周一(廿二日)下午在哥伦比亚大学将有一场对谈。主办者表示,能安排「长恨歌」和「上海宝贝」作者同堂,就已经够精彩了,对谈的效果可期。

 主办这场对谈的哥大东亚语文系教授王德威说,王安忆从八十年代以来创作不辍,水准不断自我提升,尤其在这五、六年间「纪实与虚构:上海的故事」、「长恨歌」两部作品问世,堪称九十年代经典好书;至於卫慧,「不如说她本身就是个更复杂的文化现象」,这位描写当代大都会情欲流动的文坛新人,尽管成绩有争议,但她试探文学禁区的活力,在立场上还是值得学院的注意。

 这两位女作家年纪差了一世代,王安忆笔下的上海横跨了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卫慧的「上海宝贝」描写当代,两者涵盖的上海风物人情横6了六十年。王德威说,这两位女作家,一个被严肃文学所肯定,一位游走於雅俗之间,共同之处就在她们都用上海来隐喻女性,以女性来隐喻上海的沧桑。

 安排让这两位上海作家在海外雅叙的赞助基金,来自哥大东亚所经营运作多年的「蒋经国基金」,王安忆受哥大之邀,在参加科州学术研讨会行程之外访问纽约。卫慧则是受东亚所担保,自费来哥大「访问」,卫慧在纽约访问签名行程不断。两位作者下周一难得聚首,感兴趣的文友读者,都欢迎在廿二日下午四点到五点半来哥大「恳德堂」(Kent Hall)403室交谊厅。地铁1、2、3线在百老汇大道的一一六街站下。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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