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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迷雾:蒋介石与周恩来秘密会面之真相

【博讯2003年6月05日消息】    周恩来更多文章请看周恩来专栏

蒋介石更多文章请看蒋介石专栏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为求一致抗日、共御外敌,杨虎城及张学良发动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事变期间,中共代表周恩来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周、蒋之间是否曾经见面,一直众说纷纭,迷雾重重…

   关于西安事变中蒋介石、周恩来会面的问题,向来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但迄今为止,研究者并没有多少收获。在过去,大陆学者依据周恩来当年的电报,断定蒋、周曾经会面,蒋且许下诺言,然而却说不清见面的具体时间;台湾学者过去则往往否认有见面的事实,当然更不承认蒋有任何许诺,可是却无法证明周恩来电报纯属虚构。所以会弄出这许多论来,关键在于事变后公布的蒋介石〈西安半月记〉和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记述了宋、周会面的情形,对蒋、周会见却未置一词。尽管蒋、宋事变后发表之文字,事实均为其幕僚手笔,但既以蒋、宋名义发表,又经蒋、宋亲阅亲改,一般人自然会以此为据。故这些文字给人印象很深。人们通常据此认为,周只见过宋美龄,并未见到蒋介石。再加上张学良事变后即被关押,失去自由,一九五六年底虽写有所谓〈西安事变反省录〉之文字,对此也毫无记述,周恩来之电报遂成孤证。争论亦由是而生。 (博讯boxun.com)

   正因为如此,蒋、周会面一事,遂成为人们格外关心的问题。张学良刚一恢复自由,捷足先登的日本 (NHK)电台记者,就抓住这个问题对张学良穷追不舍。问:「蒋介石和周恩来曾在西安会面,当时您在场吗?」张当即摆手表示不愿回答,说:「这是尖锐的问题,请不要再问了。」但依张之性格,张又忍不住要说明:「我不但在场,而且是我领周恩来去见蒋先生的。」等到记者进一步追问:「您愿不愿意谈当时他们谈话的内容?」张则再度摇头拒绝,称:「对不起,我不能再往下讲,请体谅我的苦衷。这件事不应该出自我的口,我也不愿意伤害他人。」而后,美国之音记者也特别提出这个问题,并特别询问:是否周、蒋及您三人的单独会面对结束事变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张的回答再度表现得很犹豫,称:「此事现在我应该说不应该说,你教我想一想。」自然,他最后还是忍不住谈了几句,说:「周恩来见蒋先生是我领他去的,那时蒋先生身上稍微有点伤,他们政治上并没有谈什么,实在外面很大的是谣传,政治上并没有谈什么。他问候蒋先生,蒋先生也见到他。他自承是蒋先生当年的部下。可说三个人并没有谈什么。」

    张学良关于蒋、周会面欲言又止的态度,无疑更增加了人们的好奇感。而张所谓不愿意伤害他人,说到底不过是因为蒋介石、宋美龄都早有公开文章摆在那里,只字不提蒋、周会面之事,张不能不顾及当事人不愿提及此事的态度。不过,不管张学良的证言在披露令人备感神秘的蒋、周会面内容方面能否满足多数人的好奇心,它毕竟证实了蒋、周会面的事实。这意味着周恩来的电报可信。

   说法各异迷雾未除

   细读蒋介石〈西安事变半月记〉和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发现蒋、宋二人其实也并未直接否认周恩来有见到蒋介石之事实。有些学者对此力持否定态度,很大程度上看来也是基于对蒋之崇信而发生的一种误判。所以有此说法,除张学良之言已证实此种判断不当外,具体讨论蒋、宋当年发表之文章,亦不难发现二人不过是有意避免提及此事,并存心在文字上预设迷宫而已。 已知周恩来、宋子文、宋美龄开始谈判为十二月二十三日。双方谈判达成一定妥协并经蒋基本认可后,才有周恩来见蒋之可能。而蒋、宋、宋二十五日下什即离开西安,故周见蒋只能是在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蒋离西安前之两天之间。可是,蒋公布之〈西安半月记〉,这两天之记述十分简单,并无只字词组提到这方面的情况。倒是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隐约提到:二十四日,张学良「介绍一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来见,谓此人在西安组织中甚明大体而为委员长所不愿见者。余与此人长谈二小时,且任其纵谈一切。」「次日余又见彼,嘱其转告各方,反对政府,实为不智,并历数最近十年来称兵作乱者皆无幸免之史实。」在这里,宋隐约承认与周见面,却又强调因「委员长所不愿见」之故,如此文章自然难免会使人得出错误的印象。

   不过,纵使我们能够确定周恩来见蒋之事实,依据周、张二人的说法,却依旧无法充分得知周恩来见蒋时所谈之内容,甚至也难以确定二人见面之时间。这是因为,目前公开谈到周见蒋谈话内容的文字,只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晚蒋、张离开西安后周发给中共中央的一封电报。电报文字十分简略,它只谈到五项内容。一是谈「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说宋子文绝对负责组织满人意的政府,肃清亲日派,同时两宋均保证停战撤兵,担保蒋停止剿共,准备改编后统一指挥,发动抗日;二是谈他见蒋情形;三是谈蒋、宋、宋要今日走,杨虎城和他认为应有一政治文件做保证,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飞洛阳;四是对形势估计,认为问题不大,宋子文很有诚意;五是强调仍应加强戒备,以防万一。在第二项谈他见蒋情形时只有简单几句话,即「蒋已病,我见蒋,他表示: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从上面的文字当中,我们显然无法判断周见蒋的时间,而仅依周个人之叙述,我们也难以周所述之三条,即为二人谈话之内容。毕竟张学良有所谓只是周向蒋问候,自承部下,二人「政治上并没有谈什么」的说法。

   蒋介石密档透露事实真相

   一九九八年夏,台北国史馆所藏大溪档案(即蒋中正档案)对外开放。其中披露西安事变期间各种档案资料甚多,尤以根据蒋日记类抄编写之《困勉记》(卷四十)对蒋事变期间目睹及经历之史实,记述较为客观。比照蒋之〈西安半月记〉,不难发现前者重在记述史实,而后者则侧重宣传,为求宣传之效果,其在内容上自不能不有相当之修改与删节。对此,虽因篇幅关系,不能一一加以对照,但略做比较,相信多数读者亦可发现《困勉记》中所述当更为真实。

   如十二月二十三日条,依〈西安半月记〉,内容如下: 与余妻研究此次事变之结局,觉西安诸人心理上确已动摇,不复如前之坚持,但余绝不存丝毫侥幸之心,盖唯以至不变者,驭天下之至变,而后可以俯仰无愧,夷险一致,且为战胜艰危唯一之途径也。妻欲余述总理在广州蒙难之经过。余为追述之,妻谓余曰:「昔日总理蒙难,尚有君间关相从于永丰舰中,相共朝夕,今安从更得此人?」余告之曰:「此无足异,情势互不相同,来此均失自由,即赴难亦何益,且余知同志与门人中急难之情。无间遐迩,非不欲来也。余虽无赴难之友生,而君数千里外冒险来此,夫妻共生死,岂不比师生同患难更可宝贵乎?」是日,子文与张杨等人会谈,约半日,对于送余回京,众意尚未一致,夜,子文来言,谓:「当无如何重大之困难,决当做到不附任何条件,而脱离此间,誓竭全力图之耳。」

   在这里,蒋只字未提这时已是重要谈判对象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而《困勉记》依据日记则并未回避本日中共参加谈判之事实,及周恩来已提出见蒋之要求等情况。称: 晨醒在床,语夫人曰「此事症结在共党,共党代表周恩来要求见余,余坚持之。今可令宋子文与之相见,察其态度如何再定对付方针。惟余终不愿与相见。如彼此要见,夫人可代见之。」夫人起床,召宋子文告以公之意。宋子文乃出。晚,宋子文入见,谓「已与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会谈,无甚难题,惟要求委员长与之一见已足。虽不谈话亦可。」公乃令于明日十时与夫人相见。

   比较以上两者,不难看出其间的不同。由《困勉记》二十三日条,对蒋、周会面问题可得两点重要收获:

   第一,二十三日宋子文、宋美龄与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谈判,乃得蒋批准而后行之。第二,周恩来第一次见宋美龄之时间可确定为二十四日上什十时,原因是周此前提出见蒋,蒋未同意,但二十三日谈判后蒋已松口,同意先由宋美龄接见之。

   再如二十四日条,依〈西安半月记〉,内容如下:

   西安诸人中,对昨与子文所谈,忽有提异议者,声明中央军未撤退潼关以前,决仍留余在西安,子文甚不怿,余坦然置之,不以为意,以本不作脱险之想,亦无安危得失之念存于此心也。旋彼方所谓「西北委员会」中激烈分子又提出七条件嘱子文转达,子文决然退还之。谓:「此何能示蒋先生?」已而张汉卿果出而调停,谓「不能再弄手段,否则张某将独行其是。」遂又将所谓条件者自动撤回。一日之间变化数起,至夜间,又闻杨虎城坚决不主张送余回京,与张争执几决裂,究不知其真相如何。

   这里仍未见有任何提及中共及周恩来之处。而《困勉记》则明记曰: 上什,共党忽提七条件,并言中央军未撤退潼关以东仍留蒋先生在西安。公曰「是何与昨夜所谈者相反也?此必张学良故使共党作黑面,彼乃卖情讨好以为将来谅解之地也。」乃嘱宋子文退回条件,并嘱转言「此条件不能视蒋先生也。」宋子文出,告张学良,张学良出而调解,未几,入见谓「已痛斥之矣。共党不再言条件,惟要求见蒋夫人时顺见蒋先生一面。」公乃允之,嘱张学良曰「尔必同来。」晚十时许,周恩来见夫人已,夫人导入,公已睡起,而与之握手相见,曰「如有事可与汉卿详谈。」周恩来乃辞出。

   两两比较,亦可看出其显著之差异。而由《困勉记》二十四日条,对蒋、周会面问题仍可得两点重要之收获:第一,周恩来第二次见宋美龄的时间可确定为二十四日晚十时前;第二,周恩来第一次见蒋的时间为二十四日晚十时后,且由宋美龄引见。惟因蒋已睡下,虽起而与周握手相见,但双方似未多谈周即知趣而退。

   两人谈了什么?

   又如二十五日条,依〈西安半月记〉,内容如下: 晨,子文来言:「张汉卿决心送委员长回京,唯格于杨虎城之反对,不能公开出城,以西安内外多杨虎城部队,且城门皆由杨部派兵守卫故也。张意拟先送夫人与端纳出城,先上飞机,对外扬言夫人回京调解,委员长仍留陕缓行,然后使委员长化装到张之部队,再设法登机起飞。」未几,张亦以此言达余妻,速余妻即行,谓「迟则无及,城中两方军队万一冲突,将累及夫人,张某之罪戾益深矣。」余妻即直告张曰:「余如怕危险,惜生命,亦绝不来此,既来此,则委员长一刻不离此,余亦不离此一步,余决与委员长同生死,共起居,而且委员长之性格,亦绝不肯化装潜行也。」张闻此语,深有所感,即允为设法。至什,子文来言,虎城意已稍动,但尚未决定。下什二时子文复来告:「预为准备,今日大约可以动身离陕矣。」旋张亦来言:「虎城已完全同意,飞机已备,可即出城。」余命约虎城来见,半小时后,张与虎城同来,余命二人在余床前对坐,而恳切训示之,训话毕,问张杨之意如何,尚有他语乎?彼二人皆唯唯而退。余乃整衣起行,到机场已四时余矣。临发时张坚请同行,余再三阻之,谓:「尔行则东北军将无人统率,且此时到中央亦不便。」张谓:「一切已嘱托虎城代理,且手令所部遵照矣。」遂登机起飞,五时二十分抵洛阳,夜宿军营分校。 此段之内容与《困勉记》中所记大同小异,但后者则较详细地记述了蒋介石再度与周恩来会面及谈话的情节。称: 晨,宋子文入见,谓「张学良格于杨虎城反对,不能公开送委员长出城,先送夫人与端纳出城,然后彼与委员长化装出城。」夫人闻之,往访张学良,曰「如委员长不离此,余亦不离此。」张学良乃允设法同行。十时许,周恩来又入见夫人谓「愿蒋先生面说一语以后不剿共足矣。」夫人入告,公嘱夫人导周恩来见,夫人与宋子文求公强允之,公不许。周恩来入,公曰「此语此时绝不能说!若尔等以后不再破坏统一,听命中央,受余指挥,且与其它部队一视同仁。」周恩来曰「红军必受命,绝不破坏。」公曰「此时不便多言,余事与汉卿详谈可也。」周恩来辞别,宋子文嘱以说杨虎城赞成蒋先生今日回京,周恩来允之。下什二时半,宋子文入见,谓 「可行」。张学良亦入谓「杨虎城已不反对。」公乃命张学良招杨虎城入见。逾半小时,杨虎城入,公乃命张学良、杨虎城坐床前,切训半小时,训毕问「尔等之意如何?有否他言?」二人诺诺而退。公乃与夫人宋子文出城登机,时已四时半余矣。张学良愿同行,公却之再三,不得乃同登机。五时二十分到洛阳,宿军营分校,见高级将领已。乃睡。

   比较上述文字,其最大之不同点仍在记述周恩来的问题上。由《困勉记》二十五日条,对蒋、周会面问题更有重要之收获两点:第一,可知周恩来有第二次见蒋,时间当在二十五日上什十时许。第二,可知周与蒋确曾谈到其当日电报中所说明之关键内容,即「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蒋对此则表述为:「听命中央,受余指挥,且与其它部队一视同仁。」至于周电所述其它二点,由宋、宋、张代表解决一切及蒋回南京后,周可再直接去谈,想来更是题中应有之义,只是蒋或《困勉记》作者未详加记述而已。

   据王力行、汪士淳合着《宁静中的风雨——蒋孝勇的真实声音》一书,蒋之日记现由蒋孝勇遗孀方智怡妥为珍藏。方说:「我可以保证,我们这个家会把这些史料完完整整的保存下来,对历史做个交代!到那个时候,我们会交出来,不会让两位蒋总统执政这段时间留白。」《困勉记》等,系根据蒋日记抄本分类加工整理之作,其真实性和客观性自较读日记有较大差距。但仅以此比较蒋之〈西安半月记〉,足以证实《困勉记》有更多研究利用价值。至少在西安事变期间蒋、周会面的问题上,我们已经可以据此以澄清以往的许多推测,并基本上得出肯定的结论,即不仅事变期间蒋、周确有会面,而且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两次会面的时间一次在十二月二十四日晚十时左右,一次在二十五日上什十时左右。

   周恩来二十五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所谈到的与蒋谈话的内容,主要是第二次会面时的谈话内容。而双方的谈话,既不能说「政治上并没谈什么」,也没有如人们长期所猜测的,还有什么另外的对事变结束更为关键的内容。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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