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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苏维埃来了苏联顾问,萧劲光被开除党籍
(博讯2004年5月17日)
    半年前被国民党飞机炸弹击中腹部身负重伤的王稼祥,因腹腔内仍留有炸弹细片不能取出,伤口难以愈合,一直在流脓。他忍着疼痛从医院搬回到红军政治部驻地,一边治伤,一边工作。

     王稼祥在中华苏维埃办公室里,与邓小平研究稿件。邓在斗争中被总书记博古批判撤职,被下放到宁都县一个乡里劳动改造。他的爱人金维映迫于压力,也在这时与他离了婚。处在逆境中的邓小平,只好每天用汗水洗涤内心的苦痛。这事幸好被王稼祥发现。他知道邓小平是个人才,便冒着风险亲自给总书记博古打电话,将邓小平调回到红军政治部,先让他担任政治部秘书长,不久又让他主编《红星》报。 (博讯 boxun.com)

    两人讨论稿件还没说几句话,总政秘书处一位工作人员将一封密件送到王稼祥床前。王稼祥斜躺在床上拆开密件一看,只见是中共中央局召开“重要会议”的通知。通知写明:开会时间,明日上午8时准。通知中还特别注明:只准本人参加,不得缺席,不准带警卫员、秘书。

    “什么会,这么森严?”王稼祥暗忖。

    同样内容的通知,也同时送到了毛泽东、项英、张闻天、陈云、刘伯承和邓发、罗迈等人手中。

    王稼祥不敢怠慢。第二天一早,他草草吃了早餐,就叫担架抬着前往“独立房子”。

    “独立房子”其实是一幢一厅两间的普通民房,最近由博古亲自布置匆匆新建起来的。它坐落在决政治部所在的白屋子与下肖村中央局之间的田塅中。据说这里原来有个小庙,倒塌后只留下屋基。博古就选中了这个四处无遮无掩的地方,建了这幢房子。人们都纳闷:博古选择这个地方建房干什么用?因为这幢房子孤零零地立在田塅中间,人们就称之为“独立房子”。

    王稼祥躺在担架上朝“独立房子”走去。远远只见“独立房子”四周站了好几道岗哨,真是警卫森严。

    接近岗哨,哨兵拦阻担架:“对不起,请出示开会通知!”

    王稼祥从口袋中摸出开会通知递给哨兵。哨兵认真地看了一遍,说:“请去吧,担架留下!”

    王稼祥一听,急了:“我的伤口没有好,不能走路,担架留下,我怎么进去开会呢?”

    哨兵礼貌地:“对不起,首长,这是领导规定的,除参加会议的同志外,其他任何人不许人内!”

    担架员向哨兵求情:“同志,王主任确实不能走路,让我们送他进去吧。”

    “不行,我们不能违反命令!”哨兵坚决地说。

    王稼祥没法,大声地说:“那好,叫你们领导出来!”

    话音未落,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已经来到哨兵跟前:“什么事呀?”他问道。

    王稼祥见是邓发前来,不满地说:“邓发同志,你知道我不能走路嘛!”

    邓发笑着对王稼祥说:“事关重大,我们保卫局负责警卫,责任在身,请你谅解。”他转身告诉哨兵:“我批准的,让担架进去吧!”

    “是!”哨兵礼貌地对王稼祥说:“请你们去吧!”

    王稼祥被抬进“独立房子”。他示意担架员:“你们先回去吧,散会后我通知你们再来。”担架员退出。先已来到的刘伯承赶紧上前来,扶王稼祥下了担架,找了张靠凳子,让他靠门坐着。王稼祥掏出怀表看看:7时50分。

    这时,毛泽东抬脚跨进屋来。他还是那种邋遢相:长长的头发,敞开的上衣,肥大的裤腿从来不打绑带。与王稼祥、刘伯承等打过招呼找了个角落坐下后,他从口袋中掏出纸烟点着,悠然自得地吸了起来。

    “独立房子”的中厅就是会场。中间拼在一起的两张方桌上摆着香烟和茶具。中厅的墙上挂满地图。

    参加会议的人员已经到齐,陈云、项英等围桌而坐。会场正首放着的两张古旧太师椅空着。显然这是留给会议主持者坐的。大家都未说话,气氛严肃沉闷,而东侧厢房里却传出俄语谈话嬉笑喧哗声。

    8时整。博古从厢房里出来,在会场正首站立,扫视了一下四座,以庄严的口气说:

    “同志们,今天,中央和军委在这里开一个特别会议,热烈欢迎我们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李特洛夫同志。”

    张闻天陪着一位身材高大、黄头发蓝眼睛、白皮肤高鼻子、满脸黄毛胡茬的外国人出来,身后跟着翻译伍修权。不用说,这个外国人就是李特洛夫。

    博古带头鼓掌,并示意请李特洛夫在自己左边的椅子上坐下。李特洛夫高傲地点点头,坐下,习惯地摘下头上的八角红星帽放在桌子上,身子笔直,标准的军人姿态。

    张闻天也找了个位置坐下。伍修权坐到了李特洛夫身后一侧。

    博古站着继续说:“李特洛夫是顾问同志的俄文名字。为了保密,以后大家可称他为李德同志。德,就是德国的德。李德同志自己也取了个中国名字,叫华夫。李德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更是一位忠诚的国际主义战士。他应我们中共中央之请,不顾个人安危进入苏区,体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对我们党和红军深切关怀和巨大支援;更体现了他本人献身世界革命和解放全人类的高尚精神和远大理想。”

    项英激动地鼓掌。其他人也跟着鼓掌。只有毛泽东嘴里咬着纸烟,抬起两手轻轻地拍了两下,表示了个意思。

    伍修权将杰出的总书记博古的话翻译给李德听。李德点点头,用俄国语咕噜:“谢谢!”

    这个挂着“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顾问”头衔的李德,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到底是怎样进入苏区来的?这些情况,只有博古知道,其他人当时都不清楚。他的真实面目,他到苏区来的经历,是几十年后人们通过各种途径才逐渐搞清楚的。

    他是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1900年出生于德国慕尼黑。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后,曾在德共中央从事过情报工作,并两次被捕入狱。1928年4月越狱后到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春毕业后,他以奥地利公民的身份,携带奥地利护照,以旅游名义来到中国。

    李德到中国来时,并不像人们听说的是共产国际派出的,更不是什么派到中国共产党充当军事顾问的。众多的材料证明,他是由苏军总参谋部派到中国来从事一项特别任务的。什么特别任务呢?据有关资料透露,苏军情报组织一个叫“佐尔格小组”的成员鲁格夫妇在中国活动时,于1931年秋被国民党政府查获逮捕,决定判处死刑。其组长佐尔格通过关系与国民党方面交涉,国民党方面同意以两万美金为代价将鲁格夫妇赎出。苏军情报部门接到佐尔格报告后,立即派李德和另外一名德国人各携带两万美金来华,与佐尔格联系。

    李德辗转来到上海,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后来,他与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代表有了接触,参与了其中的一些活动,与中共临时中央有了联系。

    博古在莫斯科时就与李德相识了。博古不懂军事,而李德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高材生。博古便向共产国际东方部驻远东代表团负责人尤尔特请求,要求派李德充当中共中央军事顾问。可是,此时共产国际已决定从莫斯科专门派出一位名叫弗雷德·斯特恩的来中国,充当中共军事顾问。而李德也知道自己并非共产国际系统派出的人,因此虽很想过过“顾问”瘾,又不敢明确表态。尤尔特也不敢作主。于是,博古便以中共临时中央名义电告莫斯科,获得共产国际同意。于是,那位即将来华的军事顾问便成了总顾问,李德也摇身一变由一名情报人员变为中共中央军事顾问。不过,据李德自己讲,共产国际对他的职权作了限定,就是“没有指示权力。”

    本来,博古请求李德同他一起于1933年1月进入苏区。因为旅行护照没有办妥贴,未能同行。直到1933年9月间,中共中央上海局才为李德办妥进入广东的护照,前来中央苏区。所以,后来人们都说李德是博古向共产国际要来的“太上皇”。

    李德从上海出发时的身份是一位优秀的基督教牧师。有“红色牧师”之称的地下党员董健吾陪同他前往汕头,地下交通站负责人陈彭年亲自护送。他身穿一件紫红色短风雨衣,胸前挂一个银质十字架。他去广东的借口是参观一座古庙。行前,中共上海局专门用秘电通知了瑞金。博古亲自将迎接和护送李德进入苏区的任务交给了邓发。邓发又将这一神秘而又重要的任务交给了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科长卓雄。

    卓雄当时正带着一个武装小分队在闽西温泉执行任务,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立即返回长汀的河田。回到河田,早已在那里等候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机要处长交给他一张条子。卓雄一看,是邓发局长的手令。机要处长对他说:“有一个重要的东西来了。这东西既不能抬,也不能背,你要把它安全地搞回来。你们进入苏区后,安全不用担心,有大部队来接应你们。”

    “是什么东西呀?”卓雄问。

    机要处长秘而不宣:“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任务这么特殊,又这么重要,卓雄让小分队十几个人每人带一支驳壳枪,另带一支小手枪,腰里还系一袋子食盐。准备停当,星夜赶往大埔的青溪交通站。

    到交通站接上头后,卓雄他们才知道这个“既不能抬,也不能背”的家伙,原来是个外国神甫。

    卓雄曾经护送过博古、陈云进入苏区,可说是富有经验的了,但他一点也不敢大意。他后来回忆当时从大埔进入苏区的情况时写道:

    仍是夜间走路。不能走原路,专走小路,“野鸡路”,一站一站往前倒。见着有火、有狗咬的地方都不能去。这样就要翻大山,每晚走不了多少路。休息的地方一般离村庄三五里远的山沟里,在有树木和杂草遮蔽的地方,用几根木头一架,上边盖上树枝和杂草,遮阳避雨,里边可蹲几个人,当地人叫“马架子”。白天蹲“马架”,天黑时交通站的人送饭来。有时送来的饭少,交通队员就少吃点,让神秘人物多吃点。因为专走山路,有时专拣山沟往山顶爬,吃力得很,走过的地方不能踩倒杂草,以免暴露目标。有几处山特陡,“神甫”爬不动,大家就拖的拖,推的推,用绑带将他往上拉。经过六七个夜晚,走了几百里路,才从大埔县绕过敌人层层封锁,经永定、上杭到才溪。

    到才溪后,“神甫”骑上马了。福建军区司令员谭震林按中央命令,将军区部队中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集中起来组织起来成一个战斗团来接这位大人物。他接任务时中央交待:“如有情况,拼命也不要(让他)被敌人抢去。”后来才知道,这位“神甫”就是李德。

    洋顾问来到瑞金,博古兴奋得简直要手舞足蹈起来。他决定将苏区的军事大权交给这位洋顾问。为着帮助洋顾问建立威信,他召开了今天这个特殊的欢迎会。

    介绍完李德的情况后,博古用俄语对李德说:“顾问同志,请允许我将在座的各位给您介绍一下。”

    李德回答:“哈拉索(好)!”他似乎还懂得些规矩,站了起来。

    博古指着洛甫:“张闻天,依思美洛夫同志,你们已经认识了。”

    张闻天向李德点头微笑。

    博古陪着李德走到王稼祥面前:“王稼祥,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也是当年留苏的康莫纳尔同志。”王稼祥坐着与李德握手,用俄语说:“欢迎顾问到来!”

    介绍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刘伯承立正,敬礼,用俄语说:“顾问同志,你好!”

    博古补充:“伯承同志也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过。”

    李德很高兴:“那我们是同学啰!”其实,李德比刘伯承晚一年入校。

    博古介绍项英:“苏维埃中央政府副主席、中革军委副主席项英同志。他在苏联曾得到过斯大林同志亲自接见,并赠送了手枪和钢笔。他执行国际路线坚决,对游击主义、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也很坚决。”

    李德点头:“好的!游击战术的黄金时代已经不存在了!”

    他们讲的是俄语,毛泽东听不懂,项英毕恭毕敬与李德握手:“希望顾问多加指导!”

    陈云、罗迈等被一个一个介绍过去。最后,博古带着李德来到毛泽东面前:“顾问同志,这位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

    “你,毛泽东?”李德唯一的一次主动问候,并伸出长手:“您好,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没听懂。博古不太情愿地翻译。毛泽东听了,笑笑,将右手夹着的香烟换到左手,不急不缓地与李德握手:“幸会,幸会。”

    博古翻译:“他说见到顾问同志感到很荣幸,很荣幸!”

    伍修权知道博古的翻译曲解了毛泽东的原意,但他不便纠正。毛泽东当然不知道这些,仍然坐在那里吸烟,不卑不亢。

    李德后来在他的《中国纪事》一书中写道:

    毛泽东以生硬的形式向我表示欢迎……他给我最初的印象,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在一些庆祝会一类的公开场合,他总是保持一种威严而又谨慎的态度,总是鼓励别人喝酒、说话和唱歌,他自己则在一些谈话中插进一些格言,这些格言听起来好像是无关紧要的,但总有一定的含义,有时还含有一种恶意的暗示。

    介绍完到会的与会者,回到座位上,博古对李德说:“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和各军团指挥员正在前线作战,他们将专程赶回瑞金见您。”

    李德:“噢,不用的,我与他们可以在前线见面。”

    博古面对大家郑重宣布:

    “李德同志作为顾问,负责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同时负责部队训练和后勤组织。他将参加中央及军委的各个重要会议,所有军事上的问题都必须接受他的指导和监督。党和红军的各级领导,毫无例外都必须尊重和服从他的指示。

    吐着烟圈的毛泽东听到这里,心中“格登”一下:“这不是将苏区的军事大权全部交给他了吗?”

    张闻天和陈云也纳闷:这么重要的决定,怎么没由中央局正式讨论决定呀?

    反“围剿”开场戏被李德搅得一团糟

    没错,是博古擅自决定将中共全部的军事指挥大权,拱手交给李德这个不懂中国国情、不了解红军作战特点和反“围剿”战争规律的洋顾问、太上皇。毛泽东说,这叫“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其实,这位“外来的和尚”,只会念歪经。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局,就让他和博古、项英给“搅黄”了。

    1933年9月28日,黎川县城失守,周恩来当天曾连续致电项英并转中共中央局,建议集中红军东方军和中央军,利用敌占黎川后发生的变化,调动敌军在运动中歼灭之,以达剪除赣敌左翼之目的。可是,刚到瑞金连屁股也未坐稳的李德,就主张武断地制定了一个硝石、资溪桥作战计划,命令尚在闽西北将乐、顺昌攻城的红军东方军兼程北上,去进攻筑有坚固堡垒工事的硝石、资溪桥及黎川附近之敌;而让红军中央军去攻打驻守南丰、南城的敌军。由于盲目攻坚,加上红军主力一、三军团分开作战,削弱了战斗力,结果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钻进敌堡垒群中,完全失去机动,伤亡一千余人。

    李德、博古和项英头上撞起个大包,却不思疼痛,又命令红军一、三、五军团向敌重兵驻守、堡垒密集的黎川东北地区进攻,结果又遭失败。

    连打几个窝囊仗,彭德怀骂道:“军委这是怎么指挥的嘛!”他和滕代远多次建议:红军应集中兵力,跳出敌堡垒地区,向东北突击,威胁苏、浙、皖,以调动敌军北进,在运动中歼灭它。

    这期间,在军委召开的一次讨论第五次反“围剿”战略方针的会上,毛泽东也说:面对敌人堡垒主义新战略,我们不能与敌人打阵地战,还是要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或者跳到闽浙皖赣边去活动。他解释说:诱敌深入必然要丧失部分土地,但可以歼灭敌人,将来可以得到更多的土地。古人云:“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这是有道理的。

    不待伍修权将毛泽东的话翻译完,李德就耸耸肩膀:“聂(不),聂。我们的反‘围剿’战争,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作战,大军与大军之间的作战。要知道,在敌人堡垒政策之下,诱敌深入打运动战是不可能的;到赣东北外线去打是毫无战略意义的。现在只能打阵地战,不能再搞什么游击战了!”

    会后毛泽东回到沙洲坝元太屋,拍着桌子大骂:“你们听不进意见,拿红军战士的生命开玩笑。看你们今后怎么向全党交代!”

    怎么交代?打了败仗,他们根本不承担责任,该死的总是别人。

    1933年11月中旬,他们命令肖劲光率领红七军团与红三军团共同攻打抚州东南的浒湾。这一带驻有敌三个师兵力,且筑有坚固工事。红七军团是10月底刚组建完成的,仅只三千多人;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当时又正患重病,由第四师政委彭雪枫代为指挥。在战斗中,红三军团伤亡严重,彭雪枫受了重伤,红七军团阵地被突破,处境危急,仓促后撤。两个军团共伤亡一千一百余人。

    战斗失利,李德、博古、项英不反躬自咎,又不好揭露彭德怀的“罪行”,就拿肖劲光开刀,指责他是“右倾逃跑主义”,是“红军中的罗明路线”。彭德怀主动出来承担责任,为肖劲光说情。李德、博古他们仍不罢休,反而追查肖劲光黎川失守的责任,撤销了他红七军团政委职务,抓了起来送到瑞金“公审”,扬言要枪毙他。

    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震怒得直拍桌子骂人。黎川失守,怎么能算肖劲光的责任?他当时虽说是闽赣军区司令员,可手头只有一支七十余人的游击队担任黎川城防守任务,红军主力兵团全都远离在外。面对四个师国民党军的进攻,他命令游击队掩护城内机关居民主动撤退,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这完全是正确的做法嘛!毛泽东心中明白:问罪肖劲光,完全是冲着自己和彭德怀等反对“左”倾军事教条主义的同志们来的。他不能眼看着好同志受冤屈而不理睬,要妻子贺子珍带着礼品去探监,看望肖劲光。

    贺子珍向肖劲光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和嘱咐:吃饱饭,睡足觉,恢复健康,保重身体,想开些,看远些,天塌不下来。

    优秀的德国顾问李德、博古却假手“最高临时军事法庭”,判处肖劲光五年徒刑。

    毛泽东闻迅,挺身而出,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进行干预,坚决反对这一错误判决。

    王稼祥也深知良将难得,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

    博古无奈,不得不让步。肖劲光没有被判刑,但被开除党籍、军籍,被派到红军大学干部队当教员。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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