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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自立:造神者言 —“五十天”和《炮打司令部》
(博讯2006年2月13日)
    
     
     (博讯 boxun.com)

     一
    
    
    
    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于是,在世界范围内,追求光明遂成为人类和上帝协同作战的一部历史。但是,在这部“自由就是不自由的历史”(阿克顿)中,不自由之表现,或者说一大表现,就是伪基督的降临——罗素说过,“事实上我就知道,有些基督教徒确实相信基督复临巳经迫在眉睫了”。
    
    我们当然也不是言及叶芝笔下的千喜年概念。我们言及的是,东方伪劣的造神运动。这个造神运动就是文革
    
    于是,在这个也需要上帝,需要圣经和需要崇拜的人为神话膺品中,有一个假基督,中国的基督复临,他,就是毛。
    
    简而言之,在毛时代,在文革初期,中国由于毛的一句话,就变成“千年疯人院”(尼采)的典范——其全部根据,就是毛说,要有光 /黑暗,就有了光/黑暗。
    
    这个解释很简单。光的存在,是以黑暗为依托的,为对比的;没有光,就没有黑暗,反之亦然。
    
    在另一个层面上讲,追求光明常常导致人们进入黑暗;而这个光明,就是天堂的代名词,黑暗是地狱。早期基督徒既要相信天堂,也须相信地狱。
    
    文革的假崇拜运动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国人把毛看成是救世主。
    
    而救世主的语言,是什么样子的一种语言,这个问题西方人讨论了几千年。
    
    本雅明在二战前后的思索,可以给我们和德国同样经历过集权制度的中国人,一个启示吗?
    
    本雅明的概念是,语言来自上帝的那个部分,那个元始的生成和生发,是语言的本质和本真。做为交流的语言,工具的语言,可以传达和解释,诠释的语言,不是真语言。
    
    在这个看来东方人难以理解的定位中,语言本身,成为一种高高在上,“自上而下”的存在——可见本雅明关于犹太语言,犹太人在巴别塔的顶层做下行运动,这样一个玄学的说法。于是,语言,成为一个只能趋近而不能到达的神秘所在。
    
    如果我们认可了宗教认识论的这个判断,那么,我们对于在四十年前发生的伪宗教运动,应该如何一种看法呢?
    
    这个看法,也可以根据对毛的语言的判断和估计而发生和生成。
    
    毛,是神。在 1966年,这个判断是无可置疑的。由此前提定位,引出毛的语言本身就是神的传达或者说,他的语言,具有与常人间不可交流的性质,是不可理解中的理解。
    
    这个交流是一般意义上言及的讨论,思考和证明。而他的话语没有这个功能。如此一来,毛的话,就变成可以传达,也不可以传达的一种话语异类。这个异类,当然不是庄子意义上的大言不辨。毛的话,他是要辨的,要解释,要传达,甚至要执行,要结果的。
    
    但是,在定位其话语性质这个层面上,他的话,也是不可辩驳的。这里除去他制造的“法内暴力”和“法外暴力”,使得各种争辩变成子虚乌有,更因为,这个话语的解释权本身,不在别人,只在毛,在他自己手里。(这个状态很幽默,是黑色幽默)。
    
    三位一体等圣经语言,尚且要通过众人的争辩,要由类似康斯坦丁大帝这样的人,举行选举投票来认可之;而毛时代,这类过去由伊拉斯默做过的,对于君主进行基督教教育的可能性,在中国,在1966年,纯属无稽之谈。
    
    我们看到,毛的各种智慧或者愚蠢,暴力,和语言游戏。我们解读之的可能性,在今天,尚且迷雾重重。
    
    而『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是毛的这类迷雾重重的作品之一。
    
    他的语言霸权,不是一目了然的。这个霸权的出现,是不是完全没有挑战呢?也不是。
    
    其实,反过来说,如果没有挑战,他就没有必要产生“炮打”的意志了。这里既是霸权,又有争夺更大的霸权,抑或巩固这个霸权的内在因素。而实施这个霸权,在 1966年的夏天,表面上还是一场博弈——就是说,他必须在表面上做到有所根据。这个根据是依据非霸权的力量产生的——毛,没有在任何官方的报纸和媒体上发表他的“大字报”;采用大字报形式本身,就是一种反官方表达。于是,做为官方的最高长官,毛自降其位,把自己降至耶稣之位,一个统治者的反面。他,现在像我们说的犹太人一样,在中国的语言巴别塔上,开始下降。这是他文革表演的一个范例。
    
    在此意以上,他一方面保持他毛之主席的发言地位,使得其话语权具备毛之主席的威权,威严;另一方面,他又要装作自己是一个写大字报的“人民”分子。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毛,在运用体制外力量,并号召某种支持。这是他发动文革的诡异之术。这是他大字报语言的一面。这一面,有无传达性呢?是不是一如一向所谓之“不可言说”呢?
    
    这是一种文革艺术,毛艺术。表面上,毛的语录最具备传达性,是因为万众欢呼,遵照学习,贯彻执行,立杆见影……一大套传达浮出水面,且兴风作浪;另一方面,因为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即使在党内,人们“不理解”,也要对之大唱赞歌,于是,传达,出现最大的不可能性,这个不可能性本身,也是最大的可能性。因为人的脑袋被位移了;亿万人众,只长出一个脑袋,就是毛的脑袋;否则,你的脑袋就要搬家。
    
    毛自己认可的传达,一呼百应。 1966年八月五日,他的大字报应世以后,政局急剧转变。“传达”起了作用。刘少奇的排位,在8。18检阅群众时,倒退到第八,九位,是传达见效的证明。
    
    博弈,出现不平等的倾斜。毛的对等政治,他手拿宪法和党章“争取人权”的局面,一去不复还了。一个“无法无天”的神圣家族,开始出现在本来就是世袭的中国土地上。
    
    毛的神的地位,他的语录的圣经地位,他的纯粹语言的世俗和神圣性质,传达和不可传达的性质,变得似乎透明。
    
    毛的星座和星系本身的位置,据说发生了对等和吻合的奇迹。这个奇迹,其实不是圣经应有之义,而是毛圣经的歪曲版。这个歪曲版的世俗意义,和其伪超脱,相辅相成。这个世俗的意义,就是毛在玩弄解释和遮蔽的捉迷藏游戏。
    
    众所周知,毛的三面红旗导致的大饥荒,饿死中国人三,四千万之众。刘少奇等谓之“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出于一己之私,要抱负刘,遂出现与耶稣之真传教,真传达(背负十字架,以身殉道)相反的行径。毛利用而不是反对所谓大众,并炮制一系列类似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其他革命者的口号——如,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论,相对托派的不断革命论——第三世界革命论,类似托派的世界革命,一国无法建成社会主义等等——以完成其贫乏的文革理论和文革实践。
    
    与许多革命者不同的是,毛的革命语汇较为为丰富。他的这篇炮打文,不能不说含有较深的含义和悖论。因为,他写作的前提是炮打“司令部”——而毛本人,是司令中的最高司令——于是出现第一个谜团——这个解释当然是所谓“天有二日”。
    
    第二谜团是,炮打司令部的前提是含糊的。如果放在 1957年,任何一个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如果口出此言,那就等于犯下十恶不赦,推翻共党罪。但是,毛在这里释放出一个可以捕捉的信息,就是,文革不同于反右。这个不同,几乎决定了他做为很有想象力的诗人革命家的“高人一筹”之处。这个对比,在党内党外,起码在当时中人,罕有思考并得出结论的。而这个信息,是毛启动文革的关键信息。不理解之,无以解释毛文革的脉络。
    
    第三个谜团是,毛制造一个幻觉。这股烟雾把刘邓等人逼到无所措手足的地步。因为他们跟着毛,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毛派,但是,他们并不懂得毛何以以身作则,成为 1966年的,在1957年意义上的最大右派。他们说,是“老革命遇上新问题。”其实,这个杀戮的对象,已经悄悄转向刘邓本身,尤其是要杀戮刘。
    
    四,毛杀戮刘的动机已定。但是,刘不知道,不承认,或者怀抱幻觉。他死也无法承认,毛的游戏,居然是要他的命这个小结局。(这里没有类似罗伯斯庇尔的颠覆王权和拿破仑的对外战争;;这里没有大法典,这类大结局;更没有华盛顿,杰克孙等人产生的法度和宪政这类大结局,这里只有“打倒”――这个小结局;是从刘的宽松的1964,65年的倒退的结局。中国的政治思维处在极度贫乏的荒诞之中。那种贫乏和庸俗使人透不过气来。)而在炮打一文中,刘等人看不出毛的动机。他们之间无法交流,他们之间无间性意识的存在,就是说,是此一时,彼一时的意识对峙和意识形态对峙。
    
    五,就是毛别出心裁之处。他明明知道他们一伙人的思维,停留在 1949年,1957年的框架内,体制内杀戮的框架里。他们的做法是政治意志,政客意志和政体意志的结合。而派工作组,是例行杀戮的一种老玩法。刘们贫乏的政治思维中,没有西塞罗,阿克顿和哈耶克揭露的,集权政治善于“利用”而不是完全杀戮的游戏规则。他们也许也没有读过马基亚佛利的机会主义学说。但是,如果他们记忆健全,他们应该记得,党对于群众的出席,是召之即来,呼之即去的。希乩赵谌〈说潜な保途L岬健叭嗣瘛奔捌湟庵尽S谑牵窭酌伞0⒘热颂峁模酝昝篮腿嗣衩⒍囊患褐降脑硕谝豢迹鸵丫嫦啾下叮橇趺牵挥姓飧黾兜摹馐敲母呙髦Α?
    
    六,于是,毛在袖手旁观一段时间,甚至游泳,吃鱼之后,忽然杀一个回马枪,告知有人镇压革命,镇压学生运动,实行白色恐怖,用心“何其毒也”!
    
    他欲擒故纵的游戏取得结果。刘们哑口无言,坐以待毙。
    
    其实,一如上述,刘们是按照彼一时的做法,来参与游戏的。
    
    刘们知道,整风期间, 1949年,1957年期间玩过的游戏。他们这样做了。他们没有其他概念和手段。于是,毛,据此发问罪之师。
    
    七,刘们在一个较长的历史对抗期中,以集权社会所有政治游戏中的一种,就是等待(“这个人”)死亡的游戏,做为唯一之希望,如斯大林之死,铁托之死,毛之死。他们等到了那一天。毛的规则被颠覆,复临邓规则。
    
    毛死了,他的游戏结束了。在而在1989年出现新的契机和危机时,刘邓的手法是,避开躺在天安门前灵柩里的毛,开着坦克上了街。他们不是“利用”,而是直接了当的镇压――就像1966年炮打以前。当然更加残暴。
    
    在这个意义上说,毛说的,弄不好,就是法西斯专政——这个话,也许有道理——只是毛的群众运动,更像希特勒的火炬游行。
    
    我们也许可以称其为新一轮的“引蛇出洞”。上次的,是 1957年。历史上的事情发生两遍。那次是阳谋,而这次呢?
    
    于是,炮打一文的玄机,至此,已经昭然若揭——只是这个揭露晚了四十年!
    
    我们当时的小孩子,没有这个见识,群众没有,党,也没有。
    
    毛的谜语遮蔽了几亿中国人。这个教训不可谓不惨痛,不悲哀,不深刻!
    
     二
    
    服从――是尼采反对基督的最重要的观点。
    
    而如何服从,在基督教历史中也许解释不一;因为关于服从神,还是服从人,还是服从法律,神学和实证主义的说法是相反的。这不是我们要展开的问题。我们要展开的问题是,在中国的造神运动里,对于毛的服从,是怎样形成的。
    
    对于毛的服从,当然不自1966年开始。其中所谓天有二日之现象,是中国人对于毛的不服从的一个并不容易的表现。这个表现的代价,是三千万人的生命。
    
    而毛,扭转这个不服从运动,和印度的甘地发起不服从运动,刚好完全相反。甘地是克己复礼,自我抑止,表达一种几乎自然主义的人天合一论。在他的自传里,有很细致的记述。而毛的自我膨胀,在1966年以前,呈现他的序曲状态,这个高潮,随着“炮打”大字报的出笼而愈发不可收拾。
    
    值得关注的是,在1966年八月五日,毛写出大字报的前一天,周恩来于八月四日,亲自前往北京清华大学,为被打成新右派学生的蒯大富平反。
    
    而在七月底之前,王力和关锋就秉承毛的指示,到达清华和蒯氏交底。蒯很快就被校方“释放”,获得自由,并且得知他受到毛的支持。(见王力『王力反思录』)。
    
    这个迹象表明,周,一如既往地支持毛的举措――虽然,他被毛三次打击过――就像,也许是圣经里说过的,“半夜鸡叫以前,彼得要三次反对主”――周在驱毛,迎毛的六届四种全会前后,有过反对毛的“半夜鸡叫”现象,加上延安整风他的被毛批,直到五十年代的南宁会议后的检讨和服从,刚好三次。
    
    这个迹象也说明,服从,在党内的具体表现。六十年代中叶,服从,表现在是否拥护毛的“炮打司令部”。这个用语的内涵,如果搬动到1957年,就是一个罪过,而在1966年,则成为一种紧跟。
    
    (所谓对党文化,党语言的准确解释,将是继法国百科全书派对于历史语义解释后,中国人对于世界文化应做贡献之一部分。这个语言语义,或可从马克思语言开始,直到对当代中国各种语言的解释。比如,人们对“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及至“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的解释,等等。)
    
    而在1966年,周恩来很好地解释了“炮打”的含义,“造反”的含义――这是一个造反的悖论。虽然,他的解释,是在毛的大字报发表以前进行的。此前,毛已经和党内人士解释了他反对派工作组的观点。周紧跟之。
    
    这里,出现了上述所谓服从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在1966年中国的表现。这个表现是,毛的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的一息尚存,可以使得他继续使用神的语言和语式,来解释,或者说,他可以反对哪怕是他自己刚刚说过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观念。毛在“八大”上说,“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现在,他翻手为云,说,“阶级斗争要天天讲”。
    
    争论是没有的,只有服从。
    
    摩西的法律对于上帝降灾于犹太人,是不起作用的吗?
    
    ――这个问题是几千年来,信众经常提出疑问的问题。
    
    于是,在毛发出这个指示或者暗示什么的时候,服从,成为一种党内斗争的艺术。虽然,毛的文本其实呈现出有限度的歧义。这个歧义的内涵,可以成为一种新语境。套用伯恩斯坦的变形语言来说,就是,真理是没有的,变形就是目的。毛的变形记是什么,就是把彼一时的原则或者教条,转变为此一时的原则和教条。比如说,毛把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的语言,拿到66年,于是,57年的滔天罪行遂变成66年的革命行动――这个解释者不是别人,正是毛自己;只有他自己,可以有这个“权威”的解释,别人若代替他讲出此话,无疑成为另一个57年人。
    
    那么,这个歧义,是不是也有周以外的民间人士猜中呢?
    
    有。这个人就是蒯氏。
    
    蒯氏的思维是,他坚信毛,是会支持他们这样一种人的;甚至他猜测到毛要启用,或者是利用他;他甚至知道,毛已经抛弃了所谓的党委领导就是党的领导等过时的名堂。
    
    蒯何以有此思维呢?因为,在当时有限度的资讯当中,毛的意图,还是多少透漏出来。因为1966年,聂元梓的大字报,从语义上说,就已经是57年炮打党委那一种风格的反叛,她无疑应该受到党和毛的强烈批判――但是善良的人们错了――这个大字报的出笼本身,就是毛的意志。这个细节当然和康生有关。于是,服从的艺术变得扑朔迷离,但是,又很清晰。服从的艺术,在动过脑筋的蒯氏那里,获得了对于新式毛思维的准确理解。他的赌博是有把握的;事实证明了他的“正确”――虽然,他其实只是理解了毛的一个部分,很快,他被抛弃了――在刘被他们这批打手搞掉以后,做为毛式所说的“土匪”,被抛弃了。
    
    根据文革打手之一王力的记述(见『王力反思录』),“七月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毛主席要我和关锋到清华大学去见蒯大富。”王告诉他蒯会获得自由,毛是支持他的。
    
    王力几天后还到北京展览馆礼堂支持那里受到压制的另一个打手彭小蒙。都是毛的“战略部署”。
    
    1966年八月四日,周恩来亲赴清华,正式为蒯平反。他又说了些什么呢?
    
    他说――
    
    “……中央、党中央的常委会、毛主席要我来过问一下清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没有接触,仓促上阵,搞不好也要象工作组一样,也要撤走的,在开会当中,二十九日决定的,三十日就找工作组和同学们谈话,讨论分析看文件,看大字报草稿,到现在只有六天,我对清华的情况当然是一无所知的。可是对工作组的方向摸了一下,我同意李雪峰同志说的,我们派工作组犯了方向的严重错误。”
    
    周恩来的说法是,“我们派工作组”……如何如何。
    
    他道出了一个事实,就是“他们”派出了工作组。“他们”,又是谁们呢?
    
    包括毛,还是不包括毛?
    
    毛是反对还是赞成,还是保持中立?
    
    毛在“我们”派出工作组的时候在哪里?他做出什么反映?
    
    他是否做出了反映?
    
    如果做出反映,工作组自然就不会派出?
    
    他何以不做出反映?
    
    他袖手旁观,又意图何在?
    
    ……
    
    其实,他的意图很清楚。
    
    我们在下面几章里,还要涉及这个问题,他在五十天保持神秘沉默的原委。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推断。这个推断就是,他知道刘们钻不出如来佛手心。这个推断是他知道,运动群众,已经边缘化党委领导。今天的革命,就是滑翔倒体制之外,而行似是而非之道――就是毛成为反对体制者。这个权术论,和阿伦特所谓集权专制体制内,领袖人物之发挥作用无足轻重论,刚好相反,毛,成为整个游戏左右意志和制定规则的总裁。而刘少奇在五十天的镇压和杀戮,并不被毛看好。刘的整个历史重演论,在毛眼中是沉渣泛起,被他十二分批判和厌恶。他拿出一个反逻辑的说法,要“造反”,“敢把皇帝拉下马”――他自己难道不是皇帝吗!他把自己放到了革命者的地位,把刘,看成是秩序的代理人,看成皇帝。他则要反秩序,反皇帝。这个逻辑的荒诞性是显而易见的。
    
    于是,出现了一个虚假的局面,虚假的思想。
    
    在毛一人的意志之下,出现以毛为民间代表的一场看似非官方化,实为专制化的新形政变。这个政变要得出的结论是,毛以极端反官方化的形式,造成非官方化的社会秩序和“民间思想”,以期形成一种他期待的混乱――在这个混乱中,毛举乱若治,实施一人之下的“大民主”,以达到他的目的。
    
    而周恩来,以一个服从者和解说者的脚色,来符合毛的意志。
    
    于是,他接着说――
    
    “现在我来讲一讲我们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作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的战士,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友,不应当隐讳这个错误,也不应当允许这种错误,我们大家知道,人民群众是革命的主人,依靠人民才能把革命搞成功,中国革命的历史是如此,世界革命的历史也是如此。我们过去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这样,解放后十几年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是如此,基本路线也是放手发动群众。我们宪法中规定,允许人民有出版、结社、集会、言论、游行示威的自由。毛主席在宪法制定以后进一步对我们说,为了纠正领导上犯机会主义、官僚主义错误,革命人民要有请愿、罢工、罢课、罢市的自由,我们要不断革命,领导上有错误要允许人民公开批判,大字报、小字报、大辩论、小辩论,大鸣大放,都是很好的形式,是比较文明的,我们不怕乱,刚才清华中学三位同学说的对,就是需要敢于在需要的时候,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领导,革命群众要有革命的造反精神。”
    
    也许,周的伎俩依旧还新。
    
    在小心翼翼地重复这个毛式造反语言的同时,他的煽动,难道不是和他这个人一样,有一些伪善吗?
    
    这个伪善,让人想起四十年代,在新华日报上刊载的许多鼓吹自由民主的文章。
    
    在进过四十年的反思以后,毛式民主开始登场。
    
    试想,如果红卫兵中人真的当场向周要真正的,可以反对毛,也可以反对周的,原始意义上的“出版、结社、集会、言论、游行示威的自由”,周会又如何一番措辞呢?
    
    三
    
    关于上帝和魔鬼的问题,是一切是非价值判断的基础吗?
    
    基督教教义中有一个宽恕敌人的教义。
    
    甘地说,要对事不对人。
    
    我们的意思是,在整个社会主义准宗教运动中,指导运动方面,他们的领袖人物,是上帝还是魔鬼的问题,会凸现在中国的现实之中。
    
    毛和刘的关系,一度经历了这个考验。历史证明,毛确立他在七大(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领袖地位,刘功不可没。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而在1960年代,刘在七千人大会上所讲的关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铮铮之言,又是他偏离魔鬼之道的一个证据。但是,他何以在毛发动文革的前期,又回到他和毛若即若离的境地中去,要按照毛1957年引蛇出洞的方略,把“三四十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分子”,打成新右派分子,重复1957年的覆辙呢?
    
    这就是魔鬼究竟是魔鬼,还是天使的问题,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问题。
    
    如果说,刘邓们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留下过俱有积极意义的思想遗产――如对饥荒年代的政策指责和后来的改革,那么,这个遗产的产生,首先是因为他们愿意回到人类常识性判断中去的结果。如,饿死人,不是社会主义。“人做虐,不可活”!
    
    二是,他们在马克思思想中找到一些可以理喻的教义,如邓搞承包制,说是来源于马克思“共有制”的思想,等等。
    
    刘邓们在社会主义试验过程中,汲取西方或者马克思主义中的常识性思维,是多少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因素――这一点是事实,不可抹煞。问题是,文革时期的思路,毛的思路,是要回到非常识性的革命,或者说反革命的试验中去,回到计划经济,集权政治和思想国有化这种野蛮和荒诞的社会中去。文革没有通常革命和尝新的价值。大倒退,在人性上的倒退,整个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倒退,是我们定义文革的结论。
    
    凡是违背这个大倒退的思想和行为,都成为毛打击的对象,无论是人格还是思维。他甚至可以把生命和思想从肉体上加以消灭,如,他杀死了年轻的遇罗克。
    
    (这里附加提及的,是时下关于林彪问题的争论。简言之,林是毛文革的始做俑者。他的1964,65年代提倡的学习毛著,制造毛语录,鼓吹“四个第一”等思想,符合毛的非常识原则,背弃了刘的常识性见解。林彪的思想遗产,相对于刘的“七分人祸”和邓后来的农村经济改革,联产承包制等思想,等于0。
    
    而他的可怜的政治遗产,不过是一些类似道德相对主义和马基亚佛利主义的杂碎思维,如,“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政变经和谋权术等,不足称道。他的对毛的反抗,是一个性格反抗,而又由于他的马基亚佛利游戏不及格,遂归于惨败。)
    
    重复而言,毛发动文革,是中国社会的全面的倒退。
    
    此其一。
    
    其二是,毛的“文革”是带引号的“革命”。这个革命,不是引起先进事务,突破陈旧事务的桎梏,猛烈变革的革命,而是从相对比较稀奇的新事物,猛烈倒退到旧事务的反革命――虽然,他把所有反对者定性为反革命。
    
    三是,就像罗伯斯庇尔自称的,“我就是人民”一样,毛也是这样看待革命者和他自己的。
    
    文革当然不是法国革命,而是一种相悖之的反动。比喻而言,当美国的登月火箭出现在月亮上的时候――我们从那时的『参考消息』上了解到这个消息,中国人,还在过一种原始个人迷信崇拜下,文化凋敝和愚昧蛮荒的生活。
    
    而刘们的悲剧在于,他们并不知道1966年,毛的大脑在运转什么。
    
    这个问号,也印刻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里。
    
    现在看来,毛的用心,其实不过是以人民和理想的名义,来实现他的一己之私。他的玩弄的政治艺术是,动用全国的宣传机器,把上至刘少奇,下至老百姓的思维,统制在他一个人的奇思怪想之中,并由林彪为他做“四个第一”的鼓噪。
    
    于是,我们终于绕了一个圈子,又回到本文的主旨上来。这个主旨是,刘在毛欲擒故纵,再次引蛇出洞时,面临的两难处境。
    
    这个处境是,一,刘们不知道毛的最终目的,是要打倒他本人。他无法,也不会接受这个事实。但是,这毕竟是一个事实。
    
    二,毛发动群众,好像是以在野的位置――其实是因为他接受了不太明确的“罪己诏”,退到二线。而吊诡的是,毛把刘们推到秩序代表者和既得利益者的前台,成为革命对象。这个革命真是亘古未有的闹剧。
    
    毛的高明,在于他知道1949年以后,实际上,是在他的统治下,人民的积怨;他知道,他可以利用之。而刘,不知道。他只知道一些共产党人正统思维中“镇压”,服从,这些词的效用。
    
    1957年的毛氏思维,变成了刘氏1966年的思维。问题的全部谜底就在于此。
    
    而刘在1942年就好像知道,在反对了王明和周恩来的斯大林主义以后,有一个可以取胜的毛主义。刘的思维和人格渗透了一大部分的毛式血液。刘是毛,而毛,却不是刘。这个很有意思。也是他们这些党羽们的悲剧所在。而那个“七分人祸”,是刘违背之的一个偶然。
    
    而毛,看透了这样一个机关。他知道,刘是他思想的附庸,而不是“另一个”!
    
    毛也知道,他略施小计,他说,他只要伸出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打倒刘少奇。他的话是对的。因为,刘也好,谁也好,在思想层面上,要跳出如来佛的手心,比登天还难。
    
    三是,刘果然没有跳出来。他只好重复毛1949年以来的镇压思维。
    
    而北京抛出工作组这个镇压方式,其实,毛是首肯的。最初向人民日报派出工做组,毛当然首肯。
    
    全国派四清工作组,就是早些时候,这样一个思路。文革的工作组,据说,是湖北首先派出。(见『东湖风云录』)。
    
    一如前文所示,毛在上海和杭州,在黄鹤楼和滴水洞期间,不会不知道刘邓们派工作组这个方式。他不干预,不指示,更不反对――如果他及时反对和纠正之,文革的闹剧和悲剧既要夭折而半途而废了。因为刘邓们会及时阻止一场对于他们来说,是被毛抓了辫子的镇压。
    
    但是,毛的反对镇压还是发生了。这个反对,是为了反对的反对,又不是,或者不全是这样。
    
    这个谋略导致所谓五十天惨剧的发生。毛称其为“白色恐怖”,“实行资产阶级反动路路线”。于是,大悲剧中的小悲剧之负责人,成为毛的敌手;而历史,现在又无法不指责和不记住这个毛之敌手的罪恶。刘少奇们在文革五十天里的罪行确然存在。这个罪行即使被刘后来做为牺牲者而掩盖,却无法逃避至少是道义的谴责。
    
    (至于人们对于毛滴水洞时期给江青的信的争论,我们以为,那时的毛,在编造他的倒刘逻辑时,完全不可能推出一个莫明其妙的倒林逻辑。这个和毛式思维的时间性逻辑性特征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我们今天无法列举全部事实。我们可以做证一些触目惊心的例子,如,北京打死中学校长的事例——虽然王友琴先生已经做过翔实的记载。
    
    ——“邓小平提出,要‘争取一部分三类变成二类’。但是,对工作组把师大女附中划为‘四类学校’以及把卞仲耘和胡志涛两个副校长划成‘四类干部’,邓小平没有表示异议。”
    
    这个材料中至关重要的话就是,“邓小平没有表示异议”――这在1966年夏天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此外,在毛悠居武汉的时候,在他的鼻子底下就呈现极为野蛮的刘氏运动现状。在我们主要引证的那本书里,就有比较翔实的记载。
    
    在其他城市,也都发生了这些现在被严重忽略的刘邓式镇压惨剧。
    
    文革的第一罪责,负责者是毛。而第二,第三负责者谁?是一个需要总结和思考的问题。
    
    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人们今天常常如是说。
    
    毛吞噬了刘。
    
    刘吞噬了那些无辜的五十天中的受难者。而这些死者中,就有这些吞噬者的老师和校长。我们不能不说,他们这些师长,在不同程度上,为预演这场吞噬,有意无意起到指引和暗示之的作用;虽然我们无法说也不忍心说,他们也是那场悲剧的间接的导演。
    
    一个人,一个师长,不知道自己的教育在实施一种倾向,这个倾向就是,他们在选择一种杀戮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这个,就是我们大家经历的悲剧。
    
    正是在1966年的红八月,宽恕和博爱,这些基督的基本教义被抛弃了,代之以杀戮。他们的辩护也许是,他们警告过了,但是,“犹太人”置若罔闻。
    
    
    
    如果追述的更早,可以上溯到文革初期,红卫兵成立的种种说法。
    
    红卫兵成立一事,也是毛在体制内外“游刃有余”的一个例子。历史上有毛刘二人先后拿出党章,宪法,以求被公正对待的事例,许多资料有记载。但是,他们的这个举动是十分可笑的。党和政权,并不因为他们的这个偶然的举动,而改变党和政权不被监督,肆意妄为这个事实。毛比刘,在这个事情上的“自由度”更大。下面是当时一个红卫兵的自述。从我们的引文中可以发现,她的说法是准确的。毛启用红卫兵的唯一解释是,要拿红卫兵做工具,以达到他的目的。而这个做法,在他的意志之法的唆使下可以变得合法,因为其实他的意志就是“法”。
    
    徐浩渊在一篇文章里说――
    
    “事实上,北京市和‘团中央’的‘黑名单’,已经将北京市的五千名造反的中学生列为‘现行反革命’,准备在运动结束时发落。”
    
    刘们的红打手,工组作和拥护他的红卫兵――或者说正统的青年人和积极分子们,和毛启用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一起登台。
    
    在北京,也包括在外地一些主要城市,校园里的第一章大字报都是由“消息灵通”的高级干部子弟写成,也就是由所谓“老红卫兵”们写成。他们先是取代了学校的当权派,以后又和工组作的掌控衔接起来,以达到掌控文革,为文革定性的目的。这里出现比较复杂的局面。文革发动,是要大乱刘们的秩序;打乱这个秩序是毛的意志。简而言之,刘是这个秩序的维护者。打乱这个秩序是不利于刘的。所以,中学红卫兵,起码是北京地区的红卫兵,在这个目的论上分成先是隐性,后来明显的派别对立――重复而言,这个派别的区分,是被党的不同意志左右的派别区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在野派或者反对派。
    
    刘们的红卫兵,说到底,是一些保护他们这个高级干部家庭利益的狭窄组织,正统组织,他们要对抗毛的针对当权派的炮轰和打击。而毛的对当权派的打击,也非只是停留在对于普通干部队伍的打击,更不是要打击那些知识分子,或者说,仅仅是像1957年那样重来一遍。这不是毛的本义。毛的最终意志是要打乱他自己营造的社会秩序,继而打乱刘们的社会秩序,由打乱这个秩序,达到打乱党内秩序,党派秩序,党之高阶层的权位和法统,以便逐级上升,打倒刘邓。
    
    这场错综复杂的斗争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受到毛的支持,从困境中挣扎出来,其生长和发展的逻辑,就是如此。其他早期红卫兵运动的种种是是非非的逻辑,也莫不如此。
    
    需要解释的是,是毛发现和利用所谓“民间力量”的神话;而民间力量的“崛起”,实在也是因为他们看到党的信号发生分裂,党的资讯发生矛盾。中国政局演化到六十年代中期,的确出现了这个局面――人们手里同时拿着『新约』和『旧约』。
    
    人们发现一些毛式暗示,就像当年的左翼青年看见列宁主义和其他暗示或者鼓动一样。这种体制内的造反,对于我们那个时代的人们,不能不说是一个刺激。这个刺激,和毛的雷锋和刘少奇的驯服工具,殊为不同。年轻的红卫兵在这个其实是体制内的斗争中,好像看见了革命本身。加上干部子弟天然的革命特权感,他们比所有中国人,更有参与毛式或者刘氏革命的热情。由他们喊出的革命口号本身――“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蛋”――说明了革命的相反的性质――就是不许革命,具有他们涂鸦的反革命的革命性质,就是排除老百姓及其子弟的革命权利。在这一点上,刘氏革命,更加符合这类假革命,伪造反的革命风雅。
    
    毛和刘邓在教育路线,文化路线乃至政治经济路线上的有限度的反差,大致可以算作是一种黑白反差。其发出信号的不同,在六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报纸上,很明确。如,对于『海瑞罢官』批判中呈现的差别,就是一例。
    
    清华附中的学生,一方面,看到毛,刘的差别,一方面,自恃为干部子弟,在这个党天下的革命中有发言权,所以,他们出来做一个政治赌博。而这个赌博,最先被毛看成是针对刘氏路线的,以后,则被看成是对于刘氏路线的拥护;他们很快就被毛抛弃了,如“联动”的命运。(而“联动”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则是因为邓的掌权和复出。从现在的局面看,毛式红卫兵的本质还是维护毛刘一体之体制的党卫军一类组织;而蒯氏大学红卫兵,则成为非双料货色――因为他们没有刘氏或者说邓氏背景,而被最终抛弃。文革结束后,高干子弟在陈云等人提倡的所谓接办政策的庇护下各就各位,是为证。
    
    在此期间,出现了很多现在人云亦云,误读史料的说法。如,关于联动问题。
    
    联动,就是毛利用又打击干部子弟的一个例证。毛利用红卫兵以达到“天下大乱”的目的。然后,他发现红卫兵,也就是刘少奇的红卫兵,大乱了他的战略部署,他就把联动关起来。又发现,他的官僚基础,是联动们的爹妈。于是,他又把联动释放。而周,还装模做样地在接见联动的大会上落下几滴眼泪。)
    
    毛为红卫兵平反这件事情,其实用意如此――其一时之需,使他违反了党禁止结社的传统,使得第一支红卫兵诞生;以后,他们那些文章,还被公开发表。
    
    ――遂出现刘氏红卫兵和毛氏红卫兵互相交叉,黑白难辨,主旨各异的派别之争。
    
    ――毛用红卫兵致乱社会秩序以后,很快就先是打发掉中学红卫兵,以后又打发掉大学红卫兵,就是蒯大福等人,回归周恩来的新政府。他做到“天下大乱后的天下大治”,回到体制内。
    
    ――在毛刘争取控制和利用红卫兵一事上,产生了双重的红卫兵效应。一个效应是,毛支持的红卫兵,懵懵懂懂,不知道毛要作什么,又似乎知道毛和既定政策的不同,他们受到毛的直接支持,忘乎所以,胡作非为。
    
    二是刘的红卫兵,以和毛不同的目的,却实施了同样野蛮的罪行,暴行累累。
    
    刘在毛七月中回到北京后,承认了错误,撤出了工作组。他们争取文革主动权的斗争失败。
    
    然而,在工作组和“老兵”执政期间,为完成刘“打新右派”的指示,红卫兵杀戮一般教师和干部的罪行,在八月初,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于是,在总结红卫兵,也就是毛和刘的红卫兵运动之轨迹时,我们发现,毛的红卫兵是要达到一个较大的,打倒刘的目的;而刘的红卫兵,却是为了不被毛打倒,为了表现其革命性,在北京和全国各地大打出手,从而牺牲了大批无辜的教师。我们在同样一本『文革受难者』里,可以看到这些老师被活活打死的血泪史。
    
    毛刘斗争的交叉,使得我们的师长无辜死难,且背负各种各样的罪行。这使得我们,否定文革者们看到,有各种不同的文革否定说面世。其中之一,就是否定毛,而肯定刘。
    
    这个否定,是一种“党”的否定。
    
    而我们否定文革,是要还文革的真实面目,不会以为刘邓喊冤叫屈而截止。刘邓们的文革,他们的遗产,现在有了遗产承载人。
    
    而毛的不被否定和刘们的被完全肯定,实在是中国文革研究的一个局限,一个悲哀和一种新的愚昧。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对中国的现实做出解释,当然也无法解释历史,解释文革
    
     四
    
     “正如英国哲学家本当(BENTHAM)在1861年作过这样的表述:“一个有意改革恶法的哲学家不会宣扬使用暴动来破坏它---- 无政府主义人士的特征其实并非如此。他反对法律的存在,否认法律的有效性,发动群众拒绝承认它并起来反对法律的执行。” 今天,这个词的意义又有了进一步的引伸;无政府主义人士不仅否认现行法律,而且否认一切权势和权威;但是它的基本意义依旧保持不变:反抗(它的一切源于反抗)任何形式的权威。”(见附录)
    
    ——这是无政府主义者克鲁炮特金著名的论断。也许我们引用的过于冗长,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文本的阅读,毛的文革理论起源,就显得新奇和特别,固然,他还是没有什么比较克氏更为新奇和特别的。文革无政府主义和克氏的区别倒是一个新奇和特别之处。因为克鲁跑特金是绝对意义上的无政府,而毛,是在他一人掌控下实行一种假无政府主义;就像他的大民主是假民主,一人之下的,没有言论和思考自由的民主一样;就像他不断地炮制通知,条目一样,他也没有克氏的反对,绝对反对法律的任何勇气——虽然他道貌岸然地说道自己是无法无天。其实,他的无法无天,正好是人民不受任何法律保护的借口。他也没有任何克氏反对派的魅力,因为他启用他的一系列打手,讲其原来的政治同路人搁置或者打倒,而非人人我我,我为人人之对。
    
    我们引用此话,是要说明,在毛启动文革的思想库里,对于巴黎公社理论的应用,是他的一大根据;就像他启用了进过改造的托洛茨基主义一样。也就是说,文革理论从『5。16通知』到『十六条』,毛自身的理论,并没有被发现,他只是拾人牙慧,从国际共运史料中剽窃一些理论加以实用主义的应用并肆意歪曲之。
    
    『十六条』里关于巴黎公社的说法,和『5·16』通知里关于斗争党内走资派的说法,其实是一对矛盾。毛设法化解这个矛盾为其所用。他的剽窃特征在于,他曲解了二者的不同,而为了达到他的政治目的,将其混为一谈。没有人可以反驳之,也没有人反驳。我们不知道那些著名或者不那么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专家,那时都躲到那里去了。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无政府主义的诉求虽然说是一种和谐社会的空想,但是,他的革命性特征,表现在巴黎公社之无政府主义空想之上,没有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而只是一种无政府工团主义或社会理想说。表明任何迹象表明,在巴黎公社可以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恰恰相反,巴黎公社只是描述了一个平等而无章法的政治空想。这个空想以平等做为前提。暴力革命产生了的美好前景似乎可以中止暴力——这是他们的预设,也是一个失败的现实。因为,这里的空想,是要打击现存社会的秩序,代之以克鲁跑特金赞扬的“混乱”式和谐。这个和谐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
    
    而巴黎公社的失败,一则是因为他的革命没有历史现实性,没有抗衡资产阶级政治相对完备的历史现实性,没有宪政,也没有沿袭西方恺撒主义的独裁或者帝国法治。
    
    二则是,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和暴力叫嚣,而无列宁主义的具体革命实践,平等和真理是不存在的。
    
    取代巴黎公社的列宁主义原则是,把巴黎公社自下而上的自发和谐革命论,来一个彻底颠倒。他需要建设政党,实行领袖领导,对人民采取宣传和统治的方式,进行并不和谐的斗争。
    
    这就是举世皆知的“群众,政党,领袖”原则。这个金字塔政治结构,是后来毛极为欣赏的,自上而下的统治模式。和巴黎公社自下而上的平等诉求刚好相反。
    
    这个模式中的要素是,要建立党内专制,取消党内民主——我们的孙文先生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深得此原则要领——而非采用无政府主义的人性乐观主义。
    
    这时候,列宁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理论问题上南辕北辙的悖论已经昭显。吊诡的是,列宁主义因为要打乱现存的社会秩序,他看见无政府主义中的这个煽动,对于他的革命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他对于克鲁跑特金之流还是暗中赞许的。有意思的是,无政府主义者没有时间对于列宁的政府进行抨击,就相继撒手人寰。莫斯科还举行了克氏隆重的葬礼、列宁们没有反对。
    
    历史的闹剧,悲剧中的小丑,在列宁的活动舞台上完成了对于敌对势力,也许包括无政府主义敌对势力的镇压后,苏联提及巴黎公社的机会已经很少。在人们忘记之,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以后,毛居然搬出来这个老祖宗进行膜拜,其用意如何呢?
    
    其实问题很明显。
    
    第一,毛把现存秩序虚拟为一种就秩序——其实,这个天有二日的秩序,依旧是毛秩序的一种,不是旧秩序,是新秩序。但是毛和斯大林不同。他的政变经,要念得有趣,有理。所以,他抛出一个似是而非的“天下打乱/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几乎于无政府主义的说法。许多政府中人都说过,文革,不就是无政府主义吗!他们的感觉不错。二要为无政府主义找依据,只好求援于巴黎公社了。
    
    中国自1949年以后,无论对待工人还是对待农民,更本没有任何巴黎公社的影子,而只是有毛氏专政。现在,毛看出人民对于他的这个专政并无好感,所以,他忽忽然想起了公社。他为那个上海人民公社而兴奋。忽而又发觉不对头。取消了那个“番号”。
    
    二是,毛知道,要打倒刘少奇只有采取克鲁跑特金氏的“混乱”,而非采取刘们的秩序。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为此目的,他不惜十几此检阅红卫兵,以达到他乱中取胜的目的。
    
    三是,于是『十六条』在此意义上说,与其说是为了“治”,不如说还是为了“乱”。事实说明,那个时期以后,包括红旗十三期社论的发表,都是毛层层逼进而非逐步缓和的革命策略。
    
    也就是说,『5·16通知』是毛的革命目标的制定,而『十六条』,是手段。
    
    我们现在再说说『5·16通知』的所谓理论内涵。这个理论内涵和巴黎公社的内涵其实刚好相反。因为,此通知所言之斗争党内当权派——这个说法,是对于前此所说之列宁主义原则,即“群众,政党,领袖”原则相继成又相矛盾的。因为,列宁主义体制的监督性力量更本就不存在,而虚假的实践检验,是依靠先是列宁,后是斯大林的好恶。也就是说,所谓承认马克思主义,不只要承认阶级斗争,还要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其实就是要承认领袖的说法的变形。我们一向所说的实践真理关系,其实就是领袖定真伪,领袖定乾坤的说法的变形。
    
    那么,由谁来监督这个无产阶级权利中心的人们的行为举止和思想意志呢?很可笑,是领袖中人而非任何公众和公共领域的言论和媒体——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新闻自由。(这里,有一个监督或者实践的真伪问题存在。邓的检验,或者胡的检验,如果是符合民意的,是修正主义的,带有积极意义的修正主义的,那么,这个检验也许是符合历史进程的,如胡耀邦的检验——反之,1989年的同一个人的邓检验,就完全失灵了。)
    
    毛,现在要来检验一下刘。历史于是乎变得严峻起来。我们不知道检验刘的任何必要和必备的历史背景。也许这个历史背景恰恰不需要毛检验在那个时间到来。人们说的“瞎折腾”,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折腾的内涵是,你不但要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还要承认专政中人是毛,不是刘——这个思想就是毛对于列宁主义的发展。
    
    任何党内改革和党内民主诉求,在毛一篇讲话,一张大字报的打击之下,就可以顷刻瓦解。(而人们现在依旧津津乐道这个“党内民主”,继续制造这个可以顷刻瓦解的“党幻觉”。)
    
    是的,从通知到十六条,毛的思维在急剧旋转。现在看来,毛理出头绪,是以他再发现巴黎公社为结束——也是他革命开始一个新阶段的结论——开始,是结束的开始。而在十六条之前,确实存在一个他如何逼进这个目标的思考。这个思考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他想抵制旧秩序维护者的抵制和顽抗。并组成所谓的中央文革小组。他启用南方的陶铸和王任重,以为他用。
    
    他从北京出走——就像他以后总是在外省谋划一些非常举措那样——忽而上海,忽而杭州,忽而武汉,忽而江西……
    
    他的思考是,如何给体制内抗拒者一个打击,一种说法。而这个说法本身,在1966年的七八月份,看起来还是并不成熟的。只是其间有一个以静制动,袖手窥探的不大不小的谋略。这个谋略一方是他启用了聂的大字报,而达到前期他所谓后来之巴黎公社理论的发效效应;一方是他还在怀疑这个体制外的试验——抑或就是他想进行第二轮的“引蛇出洞”。现在看来,他是N种设想俱在。
    
    而做为思想僵硬的刘们,就没有这个思考的福气了。他们完全重复一种非公社思维,也就是正统的镇压思维。
    
    五
    
    在1966年严酷而诡谲的政治环境中,毛刘们的较逐从博弈变成了讹诈,而讹诈的开始,就是各派使用了不同的政治斗争原则。这个原则,历经历史的检验,而这个检验,其实没有采用普世广泛采用的政治游戏规则,如此一来,争取群众的支持,也就是利用群众,成为这个游戏输赢的关键。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争取和利用群众,是以群众本身的非自主和不自觉为前提的——经过十七年的有效洗脑,他们已经成为无间性,无主旨的统治者之工具,也就是黑格尔意义上的“人民”——这样的群众,在此伪宗教运动中,成为群氓。群氓,在被各种政治势力争取,利用。而群氓最终的归属,是属于伪宗教人物而非政治人物的。毛,争取到这个角色。刘少奇,没有争取到,他很快失败了。
    
    这也是文革中政治较逐里的一个特色。也就是说,任何只是运用政治手段者,不会胜过诛杀心灵者。毛是所谓的导师,这个角色注定了他成为胜者。但是这个胜者,这个宗教层面上的胜者,很快,就因为“宗教”和意识形态诉求本身的物质化而归于失败——于是,事隔四十年,刘邓们,又夺回了政治话语权和控制社会的实际权利——出于毛的机关算尽——也是毛刘较逐的较为长远的课题。
    
    那么,毛的1966年的六月和七,八月的日程又是怎样安排的呢?
    
    这个安排显示出多少密综和暗道呢?
    
    我们来看——
    
    1966年。六月一号,毛支持发表聂元梓大字报。毛要破四旧,就是王力说的,旧机器,旧组织,旧纪律,旧方法——以后,林彪又提出“破四旧”,和这个“四旧”不同。前此,我们已经论述,这个新,其实一点新因素也没有。
    
    六月三号,刘少奇的中央派出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十八日,发生”6。18“事件。刘们转发简报,定其性质为反革命事件。毛,据说不知情。
    
    毛以“故国人民有所思”为籍口作诗,表达其所思所想,实为引大祸降至之思,是他的主导思想在情绪上的反射。
    
    六月十日,毛在杭州。提出关于“不一定派工组作”观点的谈话;但是不很坚决。给刘少奇一个空间,或者悬念。
    
    六月十五日,毛西行,经过南昌。说,他要“练兵”,云云。依旧不给出明确指示。
    
    十六日,抵达长沙。住滴水洞。
    
    七月八日,有给江青的信。
    
    十六日,游泳长江。
    
    七月十八日,毛回到北京。
    
    看到北大『文化革命简报』。说,镇压群众,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七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召集中央文革小组谈话。要撤销工组作,让左派组成革委会。
    
    七月二十六日,召集各大区第一书记,说,反对工组作。
    
    同日,政治局通过撤销大学工组作决定。
    
    八月一日,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承担派工作组主要责任。会上,印发毛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函。但是没有公开发表。
    
    八月四日,毛召集政治局扩大常委会议,激烈批评工作组。说,刘少奇在北京专政。专政得好啊!
    
    八月五号,“炮打司令部”出笼。
    
    八月七日,将大字报印发中央全会。刘少奇实际上被打倒。
    
    八月八号,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均见『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版)
    
    我们来较为细致地做一个梳理。这个梳理来源于毛刘文革意识的发展和湮灭。毛的运动意识,是这样的。中国人说,有些鬼蜮伎俩,当面是人,背后是鬼。毛只要一出北京,他常常就要使用此一伎俩。本来直面对手,几句话,可以厘清之事,一定要如此这般来一番游戏的复杂化,是有其不好直面之原因的。而所谓科层制和神秘化,使得人们很少思考其中的原委——这,其实不是什么神秘莫测的大奥秘,不过是毛在故弄玄虚。他和刘之间的所谓政治间性,充其量,是一个大荒唐和小荒唐之间的比较,而刘的少一些荒唐,也许,拯救了千百万人民的性命。在关于巴黎公社和无产阶级专政方面,他们的思维是极其愚昧和很少普世价值的,内涵匮乏,而没有多少价值。
    
    于是,毛在1966年一月,默许了由陈伯达自组工作组,经过刘邓的允许,进驻了人民日报。
    
    这个行为可以说,组合和分裂了毛,刘的意志。刘符合毛,发出了第一轮的鼓噪。而毛暗许刘,以传统镇压的方式,开展文革
    
    以后,所有的毛,刘斗争的逻辑,都暗含于在此一举。
    
    历史上是没有“如果”的。而“如果”的设立,是为了反证其乌有。我们设立的“如果”是,毛何以不亲自主持如此这般的文革大事情,而要跑到上海……去呢?他开始了欲达而远,欲擒故纵的老伎俩——这个伎俩,是他失意时经常演出的惯技——毛的上海“电话”,成为王力等人的口头禅。
    
    他在此期间发表的系列讲话,多少泄漏了他的一些“天机”。
    
    比如,“借助钟馗打鬼”——就是要打倒刘。这个天机的泄漏,正好符合毛的一些企图,一些文革的企图。至于他是不是钟馗,并不重要,林彪是不是借助毛,来打鬼,这个话,其实要颠倒过来判断。重要的是要打鬼。要打鬼——三个字,泄漏了天机。
    
    打鬼,是一个现实和历史的所谓毛之诉求。而这个打鬼论,其实是要打人。“人”/仁者,是多少有些人之良心的刘少奇。因为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关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一判断,成为刘绝无仅有的一点政治思想遗产。而这个遗产的后续影响,直接威胁着毛,迫其承担三四千万人饿死国中的政治责任。而林彪,他枉顾此一判断,成为造神运动主要责任者。毛在滴水洞里的信函,多少证实了这一点——虽然,毛是以似乎反对者的立场,来申诉这一点的——但是,他在公开的,党内外,国内外媒体上,丝毫没有触及这一点。当几年以后,他和斯诺站在天安门上言及于此的时候,他说,个人迷信,多少是要搞一点的(大意)。说明,他关于滴水洞信函的虚以尾蛇之笔。
    
    独裁者对于吹捧和为其制造迷信者的看法是,一是,默认其吹捧,二是,他本人对之也有所蔑视。
    
    问题在于,神的指向,对于耶稣等人来说,是要肩负人类之罪——而无此传统者毛和中国人,则有毛肩负造福与备泽于人的幻觉。
    
    这个课题的分析性证明是,或者,人的赎罪,要通过上帝代理,由耶稣承担之:或者,人类的造福,要有毛式大救星——而二者之密义,其实如出一辙。
    
    我们看到历来自由主义者对于此一观念的质疑,如罗素等人。他们除去排除“第一推动之外——穆勒说,第一推动之前,是谁推动——还对上帝的道义意志给予怀疑。
    
    而印度的圣雄甘地则说,他愿意自己赎罪,受难,而不要经过耶稣。
    
    甘地和一个友人对话,友人说,“ “你不能理解我们的宗教有多么美。照你所说的,你的生命的每一个时刻似乎都用在忏悔你的过失和改过自新的工作上。这种周而复始循环不已的行为,怎么能使你得救呢?你是永远不能得到平安的。你承认我们都是罪人。现在看看我们的信仰是多么完美。我们自己改过自新是没有用处的,但是我们必须得救。我们怎么背得起罪恶的包袱呢?我们只能把它放在耶稣的身上。他是唯一无罪的上帝的儿子。凡信他的,必得永生。上帝的无限慈悲就在于此。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替我们赎罪,我们的罪就不会束缚我们。我们是免不了要犯罪的。人生在世而无罪过是不可能的。耶稣就是因此而受苦,并为人类救赎所有的罪过。只有接受他伟大的救赎的人,才能够得到永恒的平安。试想一想你的生活是多么惶惶不安,而我们所得到的却是平安的许诺。”
    
      这一番议论完全不能使我信服。我谦逊地回答说:
    
      “如果这就是所有的基督教徒所承认的基督教,我便不能加以接受。我并不寻求从自己的罪恶的后果中得到救赎。我所寻求的是从罪恶本身,或者不如说是从罪恶的思想本身得到救赎。在我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以前,我宁可过着不安的生活。”
    
      关于这一点,那位普鲁茅斯教友反驳道:“我敢向你保证,你的努力是不会有结果的。请你把我所说的话仔细考虑考虑吧。”
    
      而这位教友真是言出必行。他有意犯了罪,却向我表明他并未因此而感到不安。” ”
    
    这就是甘地和一个迷信者的有趣对话。(见『甘地自传』)
    
    于是,甘地式自主面对上帝,而排除耶稣之代理人身份的观念,成为无论是宗教运动,还是伪宗教运动不可逾越的障碍。也是我们考量文革之所以肆无忌惮可运转的,一个几乎是根本性的启示。因为,个性,自主性和直接在个性大脑中构筑自身上帝的思维方式,是那些企望消灭个体和个性思维者,成为最大的反差。
    
    至于说,他是要借此信告知世人,他要打林,则纯属子虚乌有的杜撰。
    
    这根本不是那个时间段的毛泽东思想,信的其余部分,其捏造的成份一目了然。
    
    至于说,甘地的非暴力和毛的暴力之对比,强烈无比之对比,则为另一个话题。
    
    
    毛的意志一经确定,他的步骤开始实施。
    
    这些步骤含有颇为复杂的政治间性和政治动机。我们分析问题的方法,也许只好从那个时间段的一些政治组织之形成,做为开始。这个些组织,首先是刘邓工作组——而毛是完全知道其发生和运作的——这是一个党之传统。
    
    二是,和刘邓工作组对峙的,在六月份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此小组成立,一般而言,是正统内的非法组织。但是,这个“法”,因为是毛的约柜所盛,也就无所谓是不是法。此小组成立的目的,就是支持如蒯大福,彭小蒙等当时非法的红卫兵小组,以抗衡工作组。此小组刚刚成立,一些本组马弁,就急匆匆奔赴现场,去支持毛式红卫兵,如王力,吴德等人。
    
    清华附中,北大附中,人大附中的红卫兵,毛是支持的。他们的狗屁不通的造反论,衔接于毛对抗刘的教育路线,乃至政治路线——此路线较为接近常识——成为红卫兵的理论和行动纲领。
    
    这样一来,毛既有此小组,又有红卫兵。他手里的武器,看来是够用了。
    
    还有就是,工组作的一半,也是他的武器,却是为了缴械这些武器的武器。
    
    当工作组被上海电话叫停,毛,七月十八号出现在北京的时候,工作组的撤离,使得刘邓掌控文革的局面出现真空。于是,应运而生的是刘氏红卫兵。刘氏红卫兵和毛式红卫兵祸不单行,其区别在于,他们之间,要贯彻一条截然相反的文革路线——一条路线,是打倒新右派,保护刘少奇;而另外一条,是打倒刘,乃是毛的最终意志。
    
    而在社会上,红卫兵都是横冲直闯,无法无天的歹徒,他们本来也没有不同。这个判断是对的。但是,这个判断,混淆有刘毛文革路径不同之嫌疑。
    
    进而言之,毛的红卫兵,是要先是搞乱社会秩序,实现毛的革命无政府主义,二是,方便毛在大乱中混水鱼,以打倒刘。
    
    另一层面,他撤除了中学红卫兵。这是因为,毛懂得这一点:无论是毛氏红卫兵,还是刘氏红卫兵,都是他们的子弟兵,他们的衙内兵。他们不可能直接打倒他们的老子。但是,他们的年轻和狂热,他们的暴虐和野蛮,却是毛爱不释手之武器,他一直是吹捧备至,亲自允其为之戴上纳粹式标致红袖章,并声称“要武”——『十六条』中的文雅伪装,瞬间消灭。
    
    而刘邓为了做最后的抗争,他们在工做组撤除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响应了毛打倒党内走资派和四类干部的叫嚣。此段时间,发生中学生打死大批其所在学校的校长和老师的野蛮之举——这个野蛮之举,是毛后来“要武”,而先前刘“打倒新右派”的鱼和熊掌兼得之举。
    
    为了排除毛的,他们不大走资派的疑虑,刘邓工组作和红卫兵,对于中下级干部大打出手,以期符合毛意。如前所说,北京师大女附中卞仲芸校长被野蛮殴打之死,就是出于此因!
    
    是的,刘毛对于卞校长,无论怎样估计,都是罪犯,是勿庸置疑的事实。
    
    问题是,卞仲芸被打死,恰恰是毛八月五号“炮打司令部”的同时——这以后,他对一个高级同伙的孩子说,“要武”,以致红卫兵就像纳粹屠杀犹太人一样获得了官方认可和赞扬的合法性——卞的死因,孰先孰后,孰因孰果,不是一幕了然吗!
    
    也就是说,卞仲芸这样的普通干部,在毛泽东眼睛里,是可以随意牺牲的。他看到了刘邓把持的皇家女校的野蛮一幕,是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吗?
    
    此因有二:一是,他打倒刘少奇,其罪名已经成立——卞仲芸,可以成为刘邓路线的牺牲者,也可以成为毛指责刘的一个案例;
    
    二,卞仲芸们死后,毛更是鼓动“宋要武”,继续杀戮,以达到“天下大乱”!就像希特勒的人民和冲锋队杀戮犹太人,三是聚集纳粹的向心力。
    
    三是,就像他自己说的,要实行“剥笋政策”(见王力书),先是剥到彭罗陆杨,再,就是剥到刘邓——这个逻辑很明确——只是“先知者”知,后知者不知,知,也无奈,不知,也无奈也!
    
    在厘清时间顺序和逻辑顺序的时候,毛的意志,首先反映在对待北大之“6。18”事件上。这是我们据证“五十天”的一个重要证据。而刘少奇对待此事件的政治态度,他批的”6。18”简报,将此事件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引起毛“大怒”(见『王力反思录』),成为毛刘冲突的直接导火线。也是刘被撇弃的开始。许多书籍对此有所记载。而王力所云之中央文革的文痞陈伯达,被夹缝在毛,邓之间,以致他情急大哭之笑举,殊堪值得玩味。也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毛,发难于刘邓;又对刘邓区别对待之。
    
    毛的发难,究竟是他的阳谋,还是阴谋,是毛,刘明显对峙,还是毛引蛇出洞,现在看来,几个因素都有,错综复杂,不一而止。如果我们把毛对待工作组的态度,看成是他保持缄默的一个理由,以此证明他要引蛇出洞,这个推断不见得是成立的。因为毛在6月11号就说过,“不一定派工组作”这样的话。
    
    他还指出,关于左派和右派的冲突的话。“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等等。
    
    ——据提供此说法的王任重认为,毛心目中的左,右派,尚且无法区分,“一切牛鬼蛇神”何指,也不明确。
    
    我们的解释是,1966年的左,右,和1957年的左,右,刚好做一百八十度的颠倒。保守派,保党委派,是1966年的右派——而1957年,他们是左派——反之,亦然。
    
    这样,毛在似乎明确的基础上,写了一首朦胧诗——他是不会告诉王任重之流,他的政策,思想,方法和手段已经做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而“党文化”使然,王辈自然莫名其妙,因为,毛式教育里,没有毛后来所云之“怀疑一切”(这是他早年的克鲁泡特金加宋江观点加游民思维的一次沉渣泛起!)的鼓噪。
    
    我们在『东湖』一书里看到,6月28日,王任重按照刘少奇的旨意,发到全国的『目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我们的建议』文,毛在同日到达武汉以后见到,没有表示异议。
    
    这个细节也许说明了毛的翻云覆雨。
    
    王任重与毛在武汉二十日,也不知道毛对文革的看法。于是,这个蹊跷,成为毛批判派工作组以后的一个陷阱,因为,好像毛不再坚持不派之。
    
    是的,毛好像不反对派工作组了。这个可是毛的近一步,推两步的策略。
    
    7月16日,毛在长江游泳。
    
    该书作者说,毛在武汉的同时,“武汉大中学校以各种名义批判,斗争学生群众。华中工学院,……338人被化为右派……武汉水院由省委批准批斗四名学生,全院点名批判百余人,两名教师自杀;……武汉医学院,批斗学生62人。华中师范学院被斗三百多人……武汉邮电学院被斗23人。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共1400学生,就批斗200多人……武汉医学院,批斗62人……在建工学校,全校500多人,逮捕18人,批斗30多人……”不一而足。
    
    于是,毛认可的杀人,好像一时间是同意了按照刘的方式进行的;而这,完全是南辕北辙。回到1957年毛对于那时候民主人士的计谋,引蛇出洞——这个方式,第二次发生在凄惨的中国人身上。其中的奥义在于,毛以一种不同意杀人的方式——你们实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回到他的杀人方式上来。这个杀人方式是比较新颖一点的,老家伙们不太理解的那种方式。这个方式,就是运动群众,实行诛心之法,并打倒他的政敌。按照阿伦特的说法,这个方式,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
    
    而这个方式的开始,是谴责另一种老式的杀人方式开始的,然后撇弃之,就像毛摒弃了斯大林式的,自上而下的杀人,而转变为群众的狂欢。为了一个新的仪式,举行百万之众的庆典——如“8。18”,检阅百万红卫兵——而中国人,果然参与了这个庆典,然后,另一轮的杀戮开始。
    
    两种杀戮,都是按照毛的方式进行的。只是毛的第一种,成为刘的第二种;而刘没有第二种。这个第二种杀人,就是文革——这个杀戮包括杀掉刘少奇本人。
    
    毛的手笔比刘少奇这个官僚大一些。因为,独裁者必要的时候,只好反对官僚。这是他们唯一的区别。
    
    而即便是做为牺牲者,刘在武汉和北京等城市上演的第一种杀戮,和他的受难一样,也是中国人兼罪兼难的一种可悲处境。
    
    深而言之,我们中国人都是兼罪兼难的,从心理到身体。我们现在还多少深处这样一个境地。为了生存而牺牲了尊严!
    
    是的,中国人,在无论是毛的路线,还是刘的路线之下,只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被欺骗和被杀戮,其命运不胜凄惨。
    
    在言及是刘少奇杀戮,还是毛杀戮方面,死亡无区别!
    
    由此看来,否定文革的最终意趣,在于识别中国人如何得到免于恐惧的权利,虽然,这个权利已经写入普世规则。
    
    否定文革,不是区别哪一个官方为正确,哪一个官方是错误,而是要辨正这个肆无忌惮的游戏,如何获得合法之规则,实行人心荼毒和肉体消灭的!
    
    否定文革,也不是要追究那些刚好是青少年人年龄段的犯罪者,而是要追究何以中国,一个偌大的中国,是由类似这些杀戮者,在掌控国家之命脉,或者,多少是由这些人至今还在掌控着!
    
    否定文革,是要走出人为的平反或者不平反的怪圈,甚至走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假命题,实现真正的民主监督和新闻自由,并保护,永远保护,那些不受多数暴政侵害的弱势者的权益,并揭露和批判,某种没有实质意义的“党内民主”,“群己权界”和“为民做主”一类虚假的浩荡皇恩与奢侈的赦免。
    
    文革四十年了。但是文革近在眼前。我们还是可以看见他高大的阴影,因为活在其阴影中的经验比比皆是,甚至还是触目惊心的……!
    
    一位文革受难者对笔者说,我们的遭遇如果无法诉之法律,就只好诉之历史!
    
    我赞成其言,问题是,我们今后又如何书写我们参与之历史呢!
    
    
    原载『民主中国』。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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