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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 :高一涵的误写历史(美化李大钊,丑化胡适)
(博讯2006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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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讯 boxun.com)

      1923年6月7日,胡适在日记中收录了高一涵的回信,其中写道:“适之兄:来信使我感激到十二分!我生平已经过三个垂危的时期:(一)辛亥后在安庆教育厅就事,再无读书的志向;后来刘希平迫我到日本去,所以又走进求学的大门。(二)我在日本拟学习日文,把英文完全抛弃;后来遇着章行严一谈,使我闭门读了半年英文,至今才能勉强的看英文书。(三)到北京后治政治学很有趣味,所以又稍稍的读点政治书;这几年又因为放荡的结果,差不多又把以前的读书兴趣不知不觉的隔开了。今又遇着你的良言,或者又可以起死回生了。”(1)到了1949年之后,先后被刘希平、章士钊(行严)、胡适“起死回生”的高一涵,却偏偏以当事人和见证人的身份虚构改写了既有历史,从而导致相关的历史事实被以讹传讹地误写下去。
    
      高一涵笔下的李大钊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与国共两党的20名“同志”或“同党”,被张作霖的安国军处以绞刑。依然与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保持密切合作的国民党武汉政府,为此举办了纪念活动。武汉中山大学教授高一涵,以“同志”身份在《李大钊同志略传》中介绍说:
    
      时陈独秀先生为北大文科学长,是年因散布北京市民宣言反对安福系事被捕,系狱三越月。出狱后潜离京赴上海,由上海至武昌讲演,折回北京。甫至京二小时,即被警察追踪而至。陈逃至北大教授王星拱宅,与守常偕乘驴车由通州至乐平。守常割去胡须,戴上瓜皮小帽,手攥旱烟袋,盘膝坐车上,独秀着王宅厨役油背心,望之俨然两商人也。沿途因守常操北音,故无人盘问,而安然脱险矣。……独秀脱离北大后,即住沪,从事中国共产党之组织,守常最先加入。(2)
    
      在这篇文章中,高一涵并没有明确指出自己是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南下的当事人和见证人;到了落款时间为1963年10月的《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一文中,高一涵却以当事人和见证人的身份发挥说:
    
      陈独秀出狱后,仍住北京北池子寓所,这时他已辞去北大文科学长的职务。他因有事到上海去,回北京时,应湖北省教育厅长李汉俊的邀请,取道武汉,做了一次讲演。国内各地报纸都摘要登载他讲演的重点,用大字刊出。北洋政府看到这些报纸,才知道他已出北京。警察厅就在北池子寓所门前,派一个警察站岗,企图等陈独秀自武汉回京时,加以逮捕。我们得到这个消息,就同李大钊商议,派人先到西车站,把他接到王星拱家里,暂避一避,再设法送他离开北京。
    
      当时同李大钊计划:为保护陈独秀出京的安全,万万不能乘坐火车或小汽车出京。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因李大钊是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像生意人。就在王星拱家里准备一切。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两个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发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张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即购买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李大钊回京后,等到陈独秀从上海来信,才向我们报告此行的经过。后来每谈起他两人化装逃走事,人们都对李大钊见义勇为的精神,表示钦佩。……今天回忆,知道这件事的共六个人,至今仅有我一个还在,因而把它记录起来。(3)
    
      在为该文所写的“附注”中,高一涵补充说:“李大钊同志于1927年在北京被害,陈独秀于1942年在四川江津逝世,王星拱于1949年秋后在上海逝世,程演生于1955年在上海逝世,邓初于1959年在北京逝世(他是北京大学教授邓叔存的二兄)。”
    
      正是高一涵以“仅有我一个还在”的口吻言之凿凿的上述回忆,为中共历史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传世佳话,提供了第一手的文献依据。然而,更加确切的文献资料充分证明,高一涵于1919年“阴历年底”即公历1920年2月19日前后,正在日本东京访学写作,并不是“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的当事人和见证人。远在海外并且依然健在的胡适,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当事人和见证人。高一涵的《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一文,其实是为了神圣美化李大钊而虚构捏造的伪历史。
    
      访学日本的高一涵
    
      查胡适日记,在1919年12月20日下午6时的日程表中,有“请客,为高、王饯行(浣花春)”的记录。(4)这里的高、王,就是即将赴日本访学的北京大学同事高一涵和王文伯,其中王文伯是胡适在美国留学时的老朋友,高一涵是一直与胡适一家住在一起的安徽同乡和《新青年》同人。12月24日,胡适陪同杜威到济南演讲,直到1920年1月5日才回到北京。
    
      1920年2月13日,高一涵从日本给胡适和陈独秀写信,报告日本青年会及其他新进人物,对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期待:“《新青年》代派事,我已同青年会的干事说到,且于昨晚在‘统一纪念会’会场报告了。大家仿佛得到宝贝一样的欢喜。我想这事万不能辜负他们的好意,并望商同梦麟和新潮社、国民杂志社按期寄《新教育》、《新潮》、《国民》和其余有价值的杂志前来。”
    
      信中还谈到,在日本有许多人,把北京大学和《新青年》同人当作“天使”来看待。当高一涵在“统一纪念会”演讲结束走下讲坛时,许多被称为“离经叛道”和“忤逆不孝”的中国留学生,都跑来和他争相握手。高一涵由此认为“这是你们鼓吹的功劳,也就是你们无穷的不可推脱的责任,还望你们快快努力,尽你们‘天使’的责任才好!”(5)
    
      1920年5月,胡适一度产生到日本东京与高一涵、王文伯一起从事学术研究的打算。高一涵在5月20日致胡适信中写道:“你的长信已收到了。你确定来东京最好,我同文伯已预备租房子,如果房子租不到,可以定一个旅馆,比租房子还要方便些。”
    
      1920年5月27日,高一涵在致胡适信中,又介绍了自己在日本访学的相关情况:
    
      适之兄:接到来信,说“大学正在筹算减费”,我当时心中便已打算写信告诉你,斟酌我一个人的进退。第三天接到你来信,你恨我从前不斩金截铁做去,反教你为我受累,心中实在不安的很!我虽毫无见识,但关于自己进退,也曾前思后虑过多少次,去年蒋梦麟先生代理校务时,所以写信辞职,便是这个意思。但因为当时任事已有一年,一点没有成绩,不但无以对大学,亦无以对自己,所以梦麟写信留时,也就勉强担任下去。
    
      幸而到东京四个月,置得二百多册书,又因为得大学图书馆的帮助,才勉强编成一点《政治学史》。现在上古已完,我想从此结束,告一段落,待修改抄写成功,交给大学,也算完结了一件心事。
    
      到接你的信时,我同文伯均直接写信给蔡先生,婉言辞职了。倘见蔡先生时,可再累你一下,请你说明我们的意思。(6)
    
      1920年6月17日,高一涵从东京启程回国,在神户田中旅馆等船期间再次给胡适写信:“适之:你最后来的短信,我昨去东京时才收到,感谢你的好意。西南大学有派出学习的教授,如果能办到这一层,好让我到美国去学习两年,那更好了。……今天到神户,住田中旅馆,此地即五年前我同怡荪同住的地方。今天跑进那间房间里去,不觉心中很难过。回头把怡荪的传翻开,觉得他的人格还在我的心中。五年前同他在此调停客人和栈主的口角,五年后只得读他的传,怎能叫人不伤心!18日从此开船,22日到天津,天时如早,连夜可赶到北京。”
    
      许怡荪,安徽绩溪人,早年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期间与胡适同住一室,胡适在他的督促下应考留美。1913年,许怡荪赴日本明治大学留学,1916年夏天毕业后与高一涵结伴回国。1919年3月22日,许怡荪死于肺病,胡适于当年6月写作《许怡荪传》。胡适与高一涵同住一起的亲密交往,与他们共同的朋友许怡荪直接相关。
    
      1919年12月,广东军政府政务会议通过陈炯明的提议,拨关余一百万筹办西南大学,委托章士钊、汪精卫为筹备员。章士钊、汪精卫又邀蔡元培、吴稚晖、陈独秀加入。章士钊电邀陈独秀南下广东,并托蔡元培促陈独秀南下。陈独秀复电章士钊,约定先到上海,再乘船转赴广东。章士钊表示将赴上海与陈独秀见面。
    
      查《周作人日记》,1920年1月23日项下有“晚工学互助团孟君持仲甫函来访,属明日讲演”的记录。1月30日项下又有“得仲甫上海来函,夜得半农自江阴廿七日快信说丛书事”的记录。(7)按照当时的交通和通信条件,陈独秀抵达上海的时间应该在1月27日之前。
    
      对照胡适当年的日程表,1920年1月22日下午,他留在家里写作《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并于5时和7时两访陈独秀,很有可能是为陈独秀送行并且商谈相关事宜的。陈独秀在离京之前,还起草了《西南大学组织大纲》。高一涵神户来信中所说的“西南大学有派出学习的教授”,就是胡适根据《西南大学组织大纲》中的相关设想,为学养不足的高一涵安排的一条出路。只是随着拟议中的“西南大学”宣告破产,高一涵并没有实现“到美国去学习两年”的愿望。
    
      胡适晚年的口述回忆
    
      1958年前后,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回忆中,以当事人的身份提供了另一种说法。关于陈独秀1919年的被捕入狱,胡适介绍说:
    
      1919年6月12日,陈独秀[终因政治活动]被捕入狱。陈氏是在发散他那自撰并出资自印的反政府传单之时被捕的。此事发生在北京城南一个叫做“新世界”娱乐场所。那时陈独秀、高一涵和我三位安徽同乡在该处吃茶聊天。陈氏从他的衣袋中取出一些传单来向其它桌子上发散。传单中向政府要求项目之一便是撤换[卫戍北京并大举逮捕学生数百人,素有“屠夫”之称的]步兵统领王怀庆。王氏曾在六月初旬拘捕了在北京街头宣传反日和抵制日货的学生。
    
      我们三人原在一起吃茶,末几一涵和我便先回来了(那时高君和我住在一起)。独秀一人留下,他仍在继续散发他的传单。不久警察便来了,把独秀拘捕起来送入警察总署的监牢。
    
      我直到夜半才有人打电话告此事。独秀被捕之后,始终未经公开审讯,但是一关便关了83天。所幸他的一大群安徽同乡和老朋友们,终于把他于8月间保释出狱。
    
      独秀入狱之后,他所主编的《每周评论》,我只好暂时代为编辑,编到被查封为止。这时陈独秀已不做北大的“文科学长”了。校方给假一年,好让他于下学年开一堂宋史新课。(8)
    
      关于陈独秀南下上海的前后经过,胡适的回忆是这样的:
    
      独秀出狱之后,仍在北京居住。不幸于1919年底和1920年初,他又出了事。
    
      那时华中地区[的几所大学]聘请我去做几次学术讲演,但是我无法分身,因为杜威教授那时也在北京讲演,我正是杜威的翻译;所以我转荐独秀前往。对方表示欢迎,所以陈君乃于1920年1月代我去武汉一行。
    
      讲演完毕,陈氏乃和武汉地区的几位大学校长(尤其武昌城内的几所私立大学)同车返京。这几位校长——特别是一所教会主办的“文华大学”和一所国人私立的“中华大学”的当局们都受了北大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想到北京来物色几位教授[新文化的]师资。
    
      独秀返京之后正预备写几封请柬,约我和其他几位朋友晤面一叙。谁知正当他在写请帖的时候,忽然外面有人敲门,原来是位警察。
    
      “陈独秀先生在家吗?”警察问他。
    
      “在家,在家。我就是陈独秀。”独秀的回答倒使那位警察大吃一惊。他说现在一些反动的报纸曾报导陈独秀昨天还在武汉宣传“无政府主义”;所以警察局派他来看看陈独秀先生是否还在家中。
    
      独秀说,“我是在家中呀!”但是那位警察说,“陈先生,您是刚被保释出狱的。根据法律规定,您如离开北京,您至少要向警察关照一声才是!”
    
      “我知道!我知道!”独秀说。
    
      “您能不能给我一张名片呢?”
    
      独秀当然唯命是听;那位警察便拿着名片走了。独秀知道大事不好。那位警察一定又会回来找麻烦的。所以他的请帖也就不写了;便偷偷地跑到我的家里来。警察局当然知道陈君和我的关系,所以他在我的家里是躲不住的。因而他又跑到李大钊家里去。
    
      警察不知他逃往何处,只好一连两三天在他门口巡逻,等他回来。[陈独秀知道家是回不成了,]他乃和李大钊一起离开了北京,从此便一去不复返了。
    
      他二人离开北京之后,[为避免追捕人的跟踪,]乃故意向北方逃去,躲在离滦州不远的李大钊的老家乐亭县。住了几天之后[风声渐息],他二人乃乘车南下去上海。自此以后陈独秀便与我们北大同人分道扬镳了。他在上海失业,我们乃请他专任《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这个“编辑”的职务,便是他唯一的职业了。
    
      在此之前的1932年,胡适为营救被国民党逮捕的前共产党领袖陈独秀,曾经提供过更加准确的回忆:“民国八年五四以后,有一天陈先生在新世界(香厂)散发传单,……那时候,高一涵先生和我都在内,大家印好传单,内容一共有六条。……到了十一点钟回家,我和高先生在洋车上一边谈,看见没有关门的铺子,我们又要给他们一张,我还记得那时是六月,天气正热,我们夜深还在谈话。忽然,报馆来电话,说东京大罢工,我们高兴极了;但一会又有电话,说自你们走后,陈先生在香厂被捕了。”(9)
    
      另据当年的报刊资料,陈独秀南下上海的主要目的,是赴广州与章士钊等人商谈组建西南大学的相关事宜。候船期间,他应武汉教会学校文华大学的邀请,于1920年2月2日乘“大通”轮离开上海,顺长江水路经南京西上,于2月4日下午冒雪抵达汉口,当天晚上留宿于文华大学。与他同时抵达汉口的,还有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顾文华(奉天凤城人)、刘大渠(安徽合肥人)。北京学联代表赴汉口的任务,是“为京津沪联合同学齐集北京开国民自觉大会,促政府根本觉悟”。(10)
    
      2月5日下午,陈独秀参加武汉学联和文华大学协进会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在会上发表标题为《中国存亡与社会改革的关系》的演讲。2月6日上午,陈独秀应邀出席文华大学毕业典礼。2月6日下午,陈独秀演讲《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明确提出改造中国社会的三个方法即三个打破:其一是打破阶级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其二是打破继承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其三是打破遗产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而总的信仰是平等和劳动。
    
      2月7日上午,陈独秀应汉口青年会会长彭厚斋邀请,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新教育之精神》。演讲之后,他同湖北省议员刘俊夫等五人谈教育问题。2月7日下午3时,陈独秀应邀参加堤口下段保安会召开的欢迎会,并发表演讲,谈论“外交后盾”和“工商业发达”的问题。会后参加该保安会的小范围讨论会,谈及自治问题,主张武汉市参考美国城市的自治办法实行自治。晚7时,陈独秀赴普海楼出席武昌学界周春熙、李慕琪、吴国干等人做东的宴会,即席发表关于文字改革的谈话。宴会后与北京学生代表刘大渠等人直接到大智门火车站乘车北上,于2月8日深夜或9日上午回到北京。
    
      陈独秀在武汉期间,结识了文华大学青年工友郑凯卿和青年记者包惠僧,两个人稍后以“文华大学学生”的名义写作《武昌五局工人状况表》,在《新青年》8卷1号发表。以恽代英为代表的“利群书社”,也与陈独秀建立联系,陈独秀随后把考茨基的《阶级争斗》寄给恽代英翻译成中文,然后作为“新青年丛书”之一种由新青年社于1921年1月出版。
    
      按照《汉口新闻报》1920年2月9日的报道,武汉当局“对于陈氏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休止演讲,速去武汉”。陈独秀也“深愤湖北当局压迫言论自由”。由此可见,陈独秀离开武汉返回北京,并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而是武汉当局的强行安排。至于高一涵所说的陈独秀“应湖北省教育厅长李汉俊的邀请”,显然是对于“湖北省议员刘俊夫”的张冠李戴。
    
      陈独秀的南下与李大钊的送行
    
      1920年2月9日,胡适在日程表下午4、5时栏中,填写了“因C.T.S.事,未上课”的记录,为陈独秀逃避警方追究到胡适家中暂时躲避,提供了确凿无疑的文献资料。
    
      关于陈独秀逃离北京南下上海的经过,马叙伦在1948年出版的《石屋余沈》中另有回忆:
    
      往在北平,中国共产党领袖陈独秀自上海来,住东城脚下福建司胡同刘叔雅家。一日晚饭后,余忽得有捕独秀讯,且期在今晚。自余家至福建司胡同,可十余里,急切无以相告。乃借电话机语沈士远,士远时寓什方院,距叔雅家较近。然无以措词,仓卒语以告前文科学长速离叔雅所,盖不得披露独秀姓名也。时余与士远皆任北京大学教授,而独秀曾任文学院院长。故士远往告独秀,即时逸避。翌晨由李守常乔装乡老,独秀为病者,乘骡车出德胜门离平。十三年,余长教部,内政部咨行教部,命捕李寿长。余知李寿长即李守常之音讹,即嘱守常隐之,守常亦是时北平共产党部领袖也。余时虽反对共产党暴动政策,然未尝反对纯正之社会主义,十五年中华以清党离杭州,亦未知如何竟被逮而致死。其人颇有才,更惜之也。(11)
    
      马叙伦回忆往事的前提,是身为共产党员的“岐祥表妹”,认定他是杀害中共中央委员宣中华的罪魁祸首。而在1927直接参与过浙江省的清党活动的马叙伦,此时已经是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的民主促进会领导人,以自己与中共前领袖陈独秀和李大钊之间真假难辩的私人交情,抵消自己此前所欠下的一些血债,自然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有据可查的历史事实是这样的:当年的马叙伦是浙江籍北大教员极力排斥安徽籍北大教员陈独秀、胡适、高一涵、刘文典等人的急先锋。陈独秀离开北京大学的直接动因,就是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等人以陈独秀嫖娼为借口对于蔡元培的集体发难。还没有参与组党的前文科学长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后,马叙伦虽然在《北京学界保释陈独秀呈文》中签了名,也主要是刘师培积极联络的结果。汤尔和、马叙伦于1924年前后出任教育总长和次长,是李大钊向直系军阀吴佩孚当面举荐的结果。马叙伦利用职权救助既是共产党领袖又是国民党要员的李大钊,其实是出于“同党”之间一报还一报的公私情谊。
    
      查《北京学界保释陈独秀呈文》后面的签名,马叙伦当时住在西单辟才胡同二条,沈士远住在东单南小街什方院,王星拱住在府右街12号。假如陈独秀藏在王星拱家,与马叙伦的住址只有很短的一段距离。即使陈独秀确实住在“东城脚下福建司胡同刘叔雅家”,离马叙伦家也没有十余里的路程。况且陈独秀不住在位于北池子箭杆胡同的自己家中,反而住在“东城脚下福建司胡同刘叔雅家”,本身就说明他和胡适已经得到不利的信息,完全不需要马叙伦再去辗转相告。
    
      另据董宝瑞在《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出险史实辨析》一文中考证,“李大钊家”当时并不在北京。1918年暑假以后,李大钊和妻子赵纫兰及两个儿女,曾经在北京宣武门外回回营3号租房安家。1919年暑假,有孕在身的赵纫兰随李大钊返回乐亭县大黑坨村老家,秋季开学后并没有再回北京。回回营3号的房屋,已经归到同乡好友白眉初的名下。在这种情况下,胡适、李大钊等人把陈独秀“藏”到既是安徽同乡又是北大同事的王星拱家中暂时躲避,应该是更加合理的一种选择。关于李大钊和陈独秀逃离北京的具体过程,董宝瑞写道:
    
      近些年所拍的一些影视作品,描绘赵纫兰当时正在北京,也为陈独秀遇险担忧等等,都不是真实的;特别是有的影视作品,把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去天津,拍成李大钊亲自赶着骡车,更不真实。李大钊虽然自幼在北方农村长大,但他从小主要是读书求学,并没有怎么干过农活,他是不可能会赶车的;特别是赶车走一二百里,那得很熟练的车把式才行(况且“车”从何来)。让李大钊“赶车”,是对李大钊形象的曲解,或曰是扭曲。(12)
    
      关于李大钊、陈独秀抵达天津后的一些情况,章志在回忆文章《关于马列主义在天津传播情况》中介绍说:
    
      我于1919年9月开始担任北京《晨报》及上海《时事新报》驻津特派员职务,采访新闻寄到该两报发表,借此机会宣传天津新文化运动情况。因为执笔不慎,得罪了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及南开同学,于1920年1月间被迫离校,搬到姜先生家中暂住。陈独秀先生、李大钊同志,还有一位无政府主义同志(山西人,姓名已忘)正当那时由京来津。这位山西同志也借住姜先生家中,陈独秀先生在租界客栈里,李大钊同志住河北大马路日纬路附近友人家中。次日晚间,李、姜、山西同志、南开胡维宪同学连我到特别一区某苏联同志家中集会商谈京津地下工作情况约一小时。第二天天津《益世报》登载‘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李大钊同志急忙到姜先生家中通知我们防患未然。他立刻搭车回京,我与姜先生及山西同志搭津浦车去上海转福建漳州从事新文化工作。陈独秀先生因事已提前去上海,未能参加集会。(13)
    
      章志所说的“山西同志”,是北京大学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学生黄凌霜。“特别一区某苏联同志”,是在天津居住的北京大学俄籍教员、时任共产国际驻天津的文化联络员鲍立维。李大钊等人去鲍立维家开会,是陈独秀南下上海之后的事情。相关书籍所记载的发生在此次逃亡途中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分明是对于高一涵误写虚构的所谓“历史”的以讹传讹。
    
      据任建树《陈独秀传》的相关注释,汪原放在《亚东六十年》(手稿)中介绍说,陈独秀到上海后患感冒住院,汪孟邹前往探望,陈独秀告诉他自己是由李大钊送上火车的。陈独秀在1920年3月3日致胡适信中也介绍说,自己于2月12日抵达上海,下榻惠中旅舍后生病5、6日。(14)
    
      在此之前的1920年2月23日,周作人也在日记中留有“上午往校得章洛声君转仲甫函”的记录。陈独秀的来信写于2月19日即旧历除夕之夜,其中有“我很平安,请兄等放心,见玄同兄请告诉他”一句话。到了3月11日落款的下一封信中,陈独秀又特别提到在天津护送他南下上海的李大钊:“守常兄久未到京,不知是何缘故?”(15)
    
      在京师警察厅档案《陈独秀被捕卷》中,收录有处于保释期的陈独秀,写给安徽同乡、警察总监吴炳湘的一封告知信:
    
      镜潭总监台鉴:夏间备承优遇,至为感佩,日前接此间友人电促,前来面商西南大学事宜,匆匆启行,未及报厅,颇觉歉仄,特此专函补陈,希为原宥,事了即行回京,再为面谢,敬请勋安。陈独秀鞠躬,九年二月十四日。(16)
    
      这封信中的“此间”即“上海”,如果陈独秀没有故弄玄虚的话,他从北京抵达上海的时间,自然是在落款时间1920年2月14日之前。按照《民国日报》1920年2月23日的报道,陈独秀在2月19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这次到上海来,依然准备赴广州任职。广州的政治空气比北京要好,所以“改造广州社会,或轻易于北京。故吾人此行,殊抱无穷希望也”。
    
      然而,广东军政府政潮突起的残酷现实,很快打破陈独秀的幻想。3月5日,章士钊自广州来电,通知陈独秀西南大学大纲已经政务会议通过,校址将设于上海,请不必赴广州。3月22日,章士钊、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初步商定西南大学校址设在上海同济大学原址。章士钊的解释是广东没有十年是不会平静的。陈独秀表示说已经征求孙中山的意见,“以为粤中办学,非先去蛮野粤人不可。”(17)
    
      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只好滞留于上海,寄住在老友柏文蔚位于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的私宅之中。李大钊在天津送走陈独秀时已经是阴历腊月23日左右,他从天津直接返回乐亭老家,并且在春节之后迟迟没有回到北京,不仅令远在上海的陈独秀为他担心,还给胡适、高一涵等人留下带着陈独秀去乐亭或“乐平”的印象。
    
      查《胡适日记》,从1919年12月20日下午为高一涵、王文伯饯行到1920年2月19日阴历除夕,期间再没有出现与他同住的高一涵的名字。由此足以证明,陈独秀的两次离京南下,与高一涵没有任何关系。高一涵对于李大钊送陈独秀南下避难的记忆,只能得自于与他一起同住的胡适及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事后介绍。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伍廷康)抵达北京,同行的有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秘书马马耶夫和翻译杨明斋(俄籍华人)。在此之前,《东方杂志》等报刊公开刊登了发布时间为1919年7月25日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中文译本,这份史称“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公开宣称要取消沙皇时代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并且归还从中国掠夺的土地和赔款。在这种背景之下,魏金斯基通过鲍立维的介绍,先与胡适、李大钊等人进行接触,然后又通过李大钊等人的介绍,南下上海与陈独秀相识。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之下“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1920年4月之后的事情。
    
      五四前后的李大钊
    
      高一涵对于李大钊的神圣美化,并不局限于《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在此之前的《从五四运动中看究竟谁领导革命?》一文中,他就以敌对态度一边妖魔化胡适、一边神圣化李大钊,从而实现了与意识形态话语的完全接轨:
    
      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是从旧民主主义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到底是谁领导起来的,至今还有人不大了解。还有人相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胡适等也算是运动的领导人。这是完全与历史事实不符的,必须予以纠正。……
    
      陈独秀虽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在五四运动时,却是一位急进的民主主义者。……尤其是李大钊同志,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思想上起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开始从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自1917年以来,陆续宣传马列主义,庆祝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介绍苏维埃俄罗斯的革命新闻。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五四运动以前,就已经取得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导地位。五四运动爆发时。李大钊同志是一位亲身参加者,并且是一位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迄今还有人不曾弄清史实,认为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同是五四运动的领导人,这是彻底违反历史事实的错误说法。(18)
    
      在《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一文中,高一涵进一步发挥道:“五四前不到半年,守常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五四游行,守常和学生一道参加。有一次,为了救援被捕学生,大家集队往政府请愿。队伍走到国务院门前,只见铁门紧闭,门内架着机关枪。守常愤怒异常,一个人跑出队伍冲将上去,大家赶忙上前把他拖住。真是又英勇、又危险。……1919年6月,我们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主张推翻段祺瑞政府,并宣布京师卫戍司令段芝贵死刑。守常与陈独秀都去散发。当场,陈独秀被捕,三个月左右,释出,仍受监视。”(19)
    
      针对高一涵的相关回忆,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授彭明,在《李大钊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大钊同志百年诞辰答客问》中解释说:
    
      确实有不少人的回忆录中讲过李大钊在日留学期间由河上肇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如高一涵、于树德等都有过这样的回忆。但这种说法并不确切。经查证:李大钊在日本私立早稻田大学学习是从1914年初到1916年初,而河上肇从1913年冬至1915年春去欧洲留学,不在日本,回国后担任的是国立帝国大学教授,也不是在私立的早稻田任教。特别应指出的是,那时河上肇并没有“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也没有翻译过《资本论》(翻译是在很多年以后的事)。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在1918年他的著述中,“连一点马克思经济学的影子也看不到”,更“绝对找不出马克思经济学的影响”[参见《河上肇自传》(上)第106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既然如此,那就很难说李大钊在留日期间因河上肇的影响而接受马克思主义了。(20)
    
      正是鉴于相关回忆的难以采信,彭明曾经当面咨询高一涵:“国内大陆的记载,多见于回忆录,引用较多的说法见之于高一涵的回忆,因高是《新青年》的同人,又在当时的北大任教,是李大钊的同代人。……1964年春节前夕,笔者曾在江苏省政协(即南京前总统府所在地)访问过高,谈到李大钊的生平,他仍坚持上述说法。高于1968年1月23日辞世。据笔者所知,在生前,他并没有否定过这一说法。”
    
      朱志敏在《李大钊传》一书中,针对高一涵的相关回忆,给出了更加全面的否定意见:
    
      一则高一涵的回忆有些不够准确,如他谈及李大钊参加游行时说到的“有一次,为了救援被捕学生,大家集队往政府请愿。队伍走到国务院门前,只见铁门紧闭,门内架着机关枪。守常愤怒异常,一个人跑出队伍冲将上去,……”一段,于逻辑上很难自圆其说(既然“大门紧闭”,怎么知道内架机关枪)。也许由于这个原因,一些研究者已舍去这种说法。又如他提到的李大钊在日本时,河上肇已将《资本论》译成日文之说也已被推翻。这样看来,高一涵关于李大钊“散发”传单之说也是不能确证的。其二,高一涵本人1927年写《李大钊同志传略》时提到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一事,并未说李大钊参与其事。高时年仅43岁,对8年前的事当记忆较清楚。他写的是李大钊的传,如果李参与散传单,当不至不记。其三,林茂生根据京师警察厅档案及高一涵的《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一文等提供的材料所记陈独秀几次散发传单,都没有提到李大钊。[见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第101-102页。]其四、金毓黻从他的“当时接近李大钊先生的几位北京老同学”的回忆介绍中得出的结论是:李大钊“受了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像后来的‘三一八’运动,亲身参加在请愿队伍里。”[见《李大钊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册,第352页。](21)
    
      查李大钊本人关于“五四”运动的一系列回忆文章,他一再强调“五四”是“中国学生界用一种直接行动,反抗强权世界”的纪念日,却从来没有说过“五四”是广大学生在陈独秀或李大钊的领导下从事“革命运动”的纪念日。高一涵敢于以“仅有我一个还在”的口吻虚构捏造“莫须有”的历史故事,显然是没有顾忌到更加权威的当事人胡适及《胡适日记》的客观存在。
    
      针对胡适的歪曲丑化
    
      1949年8月16日,胡适在致赵元任夫妇的私信中写道:“沈君怡从Bangkok来信,说孟和在京沪‘很活跃’。他说,他是道地好人一个,可惜自己太无主意,并且容易冲动,于是别人的见解都成了他自己的一套看法。”(22)
    
      如果把胡适借用来评价《新青年》旧同人陶孟和的“可惜自己太无主意,并且容易冲动,于是别人的见解都成了他自己的一套看法”,转用来评价高一涵,应该是更加合适。在《从五四运动中看究竟谁领导革命?》一文中,高一涵是这样介绍胡适的:
    
      那时我与胡适同住一宅,对他的情况比较清楚。在北京学生举行示威游行之前,他就去上海欢迎杜威去了。五四运动的爆发,他事前并不知道。当他听说在这次游行时,火烧了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躲在曹宅的章宗祥,直到段祺瑞政府出动军警弹压,捕去大批学生等等消息,他的软弱性就彻底暴露。说什么“搞得太过火,没有英美式的政治家风度,出乎英美式群众运动的范围。”正在全国各省市学生纷纷起而响应时,北京的学生总会和北大的学生会开始组织起来。乘机夺取学生会的领导权的,就是胡适的得意门生和后来加入国民党的投机分子北京学生总会的主席段锡朋霸占去了,新潮社的编辑部也被傅斯年、罗家伦等钻进去了。……正在陈独秀被捕之后和《每周评论》被封之前,胡适被革命潮流冲击,吓得发抖,丑态毕露,他移居到受帝国主义保护的北京饭店。为表明他自己的反动态度,对李大钊同志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作为他自己的反动宣言,向当时反动透顶的段政府投降。
    
      按照高一涵的说法,“胡适的得意门生”段锡朋已经“夺取”和“霸占”了“北京的学生总会和北大的学生会”,那么,“五四运动”的领导权自然就在段锡朋的手中,胡适也就成了“五四运动”中的太上皇。所谓“五四运动是……从旧民主主义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连同被高一涵用作标题的“从五四运动中看究竟谁领导革命”,岂不就成了自相矛盾的伪命题吗?!
    
      稍稍了解一点历史常识,就会明白高一涵的歪曲说谎。段锡朋当年并不是“胡适的得意门生”,真正称得上是“胡适的得意门生”的傅斯年、罗家伦,也不是钻进“新潮社的编辑部”的,反而是《新潮》杂志的创办人。胡适、傅斯年、罗家伦与陈独秀、李大钊及高一涵之间,并不存在“汉贼不两立”的敌对关系,1918年12月3日,在陈独秀和胡适的指导扶持下刚刚创刊的《新潮》杂志,曾经公开聘请李大钊和李辛白为该刊的顾问人员。(23)
    
      在《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一文中,高一涵进一步误写虚构了他自己所谓的“历史事实”:
    
      在陈独秀被捕的三个月中,可以看出五四运动的人物向左右分化的开始。李大钊真正是威武不能屈的好汉,他这时还是大讲苏俄十月革命的成就,广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胡适则不敢在家里居住,搬到受帝国主义保护的东交民巷附近的北京饭店去躲藏起来。胡适听说有人对他所写扇面的主人说:“你怎么找这个‘过激派’胡适替你写扇子?”大吃一惊!因此,就要出来辩白,说他自己并不是“过激派”。那时我同胡适同住在南池子缎库后身八号,我们所办的《每周评论》,就是以这个地方为通信处。我那时负《每周评论》编辑责任,因陈独秀被捕,气愤不过,对段政府和安福系大加痛骂,说:“安福胡同是他们的聚义厅。”李大钊仍然在《每周评论》上介绍马列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那时反动的北洋政府叫布尔什维主义为“过激主义”,说所有谈“过激主义”的人都是“过激派”。胡适至此,掩盖不了自己的真面目,就在这时写了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论文,针对李大钊进攻,借以表明他自己不但不是“过激派”,反而是反对“过激派”的人。可是李大钊的态度却十分坚定,就在反动政府极端仇视“过激派”的时候,仍在《每周评论》上著文答辩,声明他自己是欢喜研究马克思理论,绝不动摇。当这场大辩论还没有结束时,《每周评论》就被反动政府勒令停刊了。
    
      高一涵当年确实是“负《每周评论》编辑责任”的,不过他所负的并不是主编的责任。他所说的“扇面”的故事,最早见于陈独秀发表在《每周评论》25号上的随感录《爱情与痛苦》:“我的朋友胡适之在我的朋友张慰慈折扇上写了两句:‘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我看不但爱情如此,爱国爱公理也都如此。”
    
      陈独秀于1919年6月11日夜由于散发传单被捕,《每周评论》6月15日26号、6月22日27号的稿件已经由他编辑就序,这其中包括胡适翻译、高一涵记录的两篇杜威的演讲稿《美国之民治的发展》和《现代教育的趋势》。6月23日,胡适出面在六味斋宴请周作人等12位同人,专门讨论《每周评论》的善后事宜,决定由他自己接替陈独秀的主编职责。在胡适接办的28号中,所传达的依然是陈独秀的声音:
    
      《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里我的朋友陈独秀引我的话“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他又加了一句评语道:“我看不但爱情如此,爱国爱公理也都如此。”这句话出版后的第三天,他就被北京军警捉去了,现在已有半个多月,他还在警察厅里。我们对他要说的话是:“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要忍得住痛苦。”
    
      在此之前的6月11日深夜,正在与高一涵谈话的胡适得到陈独秀被捕和“日本东京有大罢工举动”的消息,当场写下标题为《威权》的白话诗,其中有“奴隶们同心合力,一锄一锄的掘到山脚底。山脚底挖空了,威权倒撞下来,活活的跌死!”的诗句。与胡适的诗文一同刊登在《每周评论》28号中的,另有李大钊的两篇随感录《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和《牢狱的生活》。由此可以看出,接手主编《每周评论》的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之间,依然是以“我们”的称呼一致对外的同人关系,而不是相互对立的敌对关系。
    
      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31号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这一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过激派到了中国了。”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个是过激党胡适吗?”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有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胡适在这篇文章中所谈的只是“高谈主义的危险”,而不是高一涵所说的“就要出来辩白,说他自己并不是‘过激派’”。在陈独秀被逮捕、自己也被指为“过激派”的情况下,胡适并没有“搬到受帝国主义保护的东交民巷附近的北京饭店去躲藏起来”,反而是李大钊于1919年7月20日带着怀孕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举家迁回河北乐亭,然后又到昌黎五峰山的韩公祠避暑纳凉。《再论问题与主义》,是李大钊从五峰山寄给胡适的同人通信,经胡适加上标题后,于1919年8月17日发表在《每周评论》第35号。李大钊在这封来信中,一方面承认同人之间的思想分歧,与此同时也明确无误地承认了陈独秀和胡适在同人中间的领导地位:
    
      《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布尔扎维克主义的议论很少,仲甫先生和先生等的思想运动、文学运动,据日本《日日新闻》的批评,且说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扎维克主义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克主义的。当那举世若狂庆祝协约国的时候,我就作了一篇《Bolshevism》的论文,登在《新青年》上。当时听说孟和先生因为对于布尔扎维克不满意,对于我的对于布尔扎维克的态度也很不满意(孟和先生欧游归来,思想有无变动,此时不敢断定)。或者因为我这篇论文,给《新青年》的同人惹出了麻烦,仲甫先生今犹幽闭狱中,而先生又横被过激党的诬名,这真是我的罪过了。
    
      与此相印证,陈独秀此前也在1919年5月7日写给胡适的通报信中,通过对于“五四”运动的介绍分析,表现了两个人之间肝胆相照的合作关系。“五四”运动后,胡适从上海返回北京,立即站在护校斗争的第一线。据1919年5月15日《北京大学日刊》第378号报道:13日晚上,“本校评议会与教授主任会特开联席会议,商量维持大学之法。是日评议会会员到会者为温学长(温宗禹)、朱锡龄、孙瑞林、何杰、张大椿、马裕藻、俞同奎、沈尹默、胡睿济、沈士远、胡适诸君。教授主任会到会者为顾兆熊、贺之才、冯祖荀、俞同奎、沈尹默、黄右昌、胡适诸君。则温学长主席,并由教育部秦司长(秦汾)报告,……两会同人之意以为蔡校长此时虽不在校,而蔡校长之精神犹在。蔡校长年来所苦心创建之种种组织犹在,……”
    
      从另一方面来看,陈独秀、胡适、高一涵等人,不经北京市民正式授权,便以安徽籍外来人的身份公开散发中英文的《北京市民宣言》,无论内容是否正确,该项宣言本身就是对于程序正义优先的现代法理的公开违背,同时也是对于《新青年》杂志所宣扬的“民主”、“科学”的公开违背。陈独秀本人在被保释出狱之前,也曾经在具结状中半真半假地承认说:“前因为人散发传单,破坏社会道德,实属不知检束。自被查询,颇为觉悟,以后安心学问,并在北京就正当职业,以谋生计,不再作越出法律范围举动。”(24)
    
      总而言之,高一涵以“莫须有”的“历史事实”歪曲丑化曾经对自己“起死回生”的胡适,所暴露的不是胡适本人的人格污点,而恰恰是高一涵自己缺乏独立自主的学术良知的人格污点。
    
      注释
    
      (1)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4卷第40页,合肥•安徽出版社,2001年出版。刘希平(1873—1924),原名畹蘅,字兰香,中年自号希平,六安县施家桥人,与高一涵是同乡。民国元年(1912年)受聘为安庆江淮大学教授,矢志教育。1924年8月17日逝世,1929年春,刘希平的灵柩由生前友好捐资葬于芜湖赭山之巅,高一涵为其撰写碑文。高一涵写这封信的背景,是他把一名妓女接回家中同居。正在南方养病的胡适得到消息后,一方面写信劝他专心于学术,一方面写信劝告江冬秀,不要歧视相邻而居的高一涵连同与他同居的这名妓女。
    
      (2)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附属《中央副刊》第60号,1927年5月23日。“乐平”是对于李大钊故乡乐亭县的误写。
    
      另据六安市人民政府网(http://www.luan.gov.cn/zjla/content_view.php?id=1148)介绍,高一涵于1926年由李大钊、高语罕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去武昌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法科委员会主任委员、总政治部编译委员会主任委员。“四•一二”政变后,脱离中共组织,避居上海,任上海法政大学和吴淞中国公学教授、社会科学院院长。民国20年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民国24年任两湖监察使,民国29年去兰州任甘宁监察使,抗战胜利后,回武汉复任两湖监察使。1949年,高一涵拒绝随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隐居南京与中共秘密联系,和朱子帆、沈子修等民主人士,为迎接南京解放做了不少工作。南京解放后,先后任南京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江苏省司法厅厅长、省政协副主席、省民盟副主委和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68年病逝,葬南京雨花台公墓。
    
      (3)文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
    
      (4)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3卷第46页,合肥•安徽出版社,2001年出版。
    
      (5)引自耿云志著《胡适年谱》第81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6)《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9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
    
      (7)《周作人日记》中册第103页,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出版。
    
      (8)《胡适口述自传》第21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9)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引自《五四运动回忆录》第165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
    
      (10)《国民新报》,1920年2月7日。
    
      (11)《石屋余沈》之七六“李叔同一言阻止毁寺”,《石屋余沈•石屋续沈》第105页,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出版。
    
      (12)参见董宝瑞的个人博客
    
      (http://blog.hexun.com/JIEYANGREN/1143800/viewarticle.html)
    
      (13)转引自张静如、马模贞等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第9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第1版。
    
      (14)任建树《陈独秀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
    
      (15)周作人:《实庵的尺牍》,《过去的工作》第68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
    
      (16)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资料》21辑,第81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9年出版。另见唐宝林、林茂生著《陈独秀年谱》第11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17)《民国日报》,1920年3月24日。此前,以陈炯明为首的广东军政府,确实向陈独秀发出过南下邀请。据《时报》1920年2月23日报道,陈炯明在讯中表示:“西南派陈独秀襄办学务,请查释保护出京”。在落款时间为“中华民国九年二月廿七日”的《国务院秘书厅公函(第七十五号)》中,另有这样的内容:“准漳州陈炯明电开:‘此次提议西南创办大学,经函约陈独秀来与议,顷闻陈君在京被羁,殊与筹办大学有所障碍,希迅饬保护出京赴沪,并请惠覆’等语。查陈独秀是否被羁在京,暨所称是否托词,相应录原文函达,贵厅查酌见复可也。此致京师警察厅。”
    
      (18)高一涵:《从五四运动中看究竟谁领导革命?》,《五四运动回忆录》第337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
    
      (19)高一涵:《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五四运动回忆录》第341页。
    
      (20)文载《中共党史研究》(月刊)1989年第6期。
    
      (21)朱志敏著《李大钊传》第348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22)《胡适书信集》中卷第118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23)参见张静如、马模贞等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第61页《新潮杂志社启事》:“本部敦请图书馆主任、庶务处主任为顾问。所有本志印刷、登广告、发行及其他银钱出入事项,即由两主任分派出版部杂务课、会计课事务员执行之。”
    
      (24)原载《北京档案史料》第1期,转引自朱文华著《终身的反对派——陈独秀评传》第139页,青岛出版社2001年第2版。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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